口述：徐逢贤，1939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理论研究、宏观经济及区域经济研究。 采访：艾江涛 时间：2014年7月2日 地点：北京 集体经济没有“搞不下去”一说1958年，大炼钢铁那一年，我在上高中。在农村，大家把生产工具交给集体，一起吃食堂，事实上只有这一年。 1953年，毛主席派农业部有关人员到浙江、河南、山西农村调查合作社经济，调查报告的结果说，浙江农民反对农业合作社经济，而河南、山西的调查报告却反映，农民对农业合作社经济非常欢迎。后来，毛主席亲自到农村调查了六个月，再加上之前河南和山西的报告，得出的结论都和浙江的调查报告不一样。为此，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号召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
1954年，在中央倡导下，农民加入合作社积极性高涨，秋收前即新建立12万个合作社，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大大突破原定计划 集体经济没有“搞不下去”一说。你去农村问我这样年龄段的人，没有哪个人是不要集体经济的。我那时还在上学，没到全国各地调查过，但江苏、浙江、河南这三个地方的情况还比较了解：农民都喜欢走合作经济道路，为什么?水利建设统一了，不用自己挑担灌水;施肥也统一了，由集体组织统一施肥;收割也由集体来收割了;还有打农药，也由集体统一安排;粮食收获后，由集体的车运去供销社。一个人一月留32斤口粮。当时农民确实穷，但工人也很穷，我们这些当干部的也很穷。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吃不饱，发生饿死人的惨剧，主要因为发生自然灾害，旱灾、冻灾和一些地方吹牛所造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知道的。59、60、61年上半年这三年里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和冻害，历史上都没有的，这个你可以去查各省地方志。第二个原因，大跃进浮夸风，天津、河南两地吹牛，说水稻亩产量可以达到一万二到一万五千斤。河南省信阳市最后报上去的亩产量是一万五千斤，当时按产量的7%征收粮食，一算，光征粮就要一千斤，实际亩产不过六七百斤，老百姓当然没得吃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是人们想象的一般减产1984年1月，中央发布1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到了年底，全国90%的农村都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偷偷按下的“包产到户”红手印文件，已成为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文物 没有想到，从1985年起，粮食产量连续5年徘徊不前，而且还不是我们想象的一般减产。本来我们已经在1982年把粮票取消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1986年恢复粮票，直至1992年才正式取消粮票。 我在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老领导、农村问题专家陆学艺，当年曾跟着万里在安徽推动土地承包制改革。1989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农业形势严峻，进入新的下降徘徊期》，引起党中央领导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后，他派我去山东陵县调研。我在那儿挂职副县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派给我一辆车、一个司机，全国各地想去哪儿都行，同时每年给我八万块钱调研经费。我整整调研了两年时间，跑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贵州、云南，还有河南、山西等10多个省份。 调查之后，发现都减产，没有哪个地方是增产的，小岗村也大幅减产，村长和书记都到江苏苏州、无锡、张家港等地打工去了。农民不反对分田到户，但反对解散集体经济，粮食大幅减产。 减产的原因也不复杂，集体经济解散后，社会化服务没跟上。举个简单例子：一大片地里，某块地是旱田，其他地是水田。水田要灌溉，北方用井水，南方就是挖渠道，用河里面的水。水渠路过旱地，人家不需要，不让过，你这个水田就浇不上水了。除了这个，原来集体经济时期，统一的灌溉、施肥、打农药一下都跟不上了。这样一来，必然要减产，这是很现实的。 调研意见形成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写入宪法回到山东陵县以后，我在1991年1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16000字的整版文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和完善我国农业的双层经营体制》。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解散集体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主要主张有五句话：应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集体经济为联产承包家庭提供社会化服务为主体，实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经过若干年努力，逐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和宋平同志的高度重视。江泽民看到我这个方案后，说这个非常好，我们可以试验。后来，就把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当理论部副主任。 我在人民日报社只工作了3个月，当时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队伍中，只有8%的人可以评上高级职称，而且要在那儿工作5年后才能评。知识分子没有职称是不行的，我就亲自找社长，要求调回社科院经济所。因为是总书记安排的人，当时还找了《求是》杂志理论部的一位副主任，顶替我的位置，才能调回社科院经济所。
早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徐逢贤始终关注农村与农业研究，这是他将早年的论文油印成集，并手抄目录(艾江涛 摄) 后来，在我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形成决议后，农业部门有七个人反对，有人曾提出：“分田到户，解散集体，农村党支部靠边。”中央把他们全部免职。免职以后，把我那五句话写入宪法，所以谁都不敢反对了，到现在也不敢反对，只好说我们要搞合作经济。 从九十年代起，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96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2000多亿斤，提前5年完成了邓小平在87年规划的9600亿斤的目标。 那篇文章成为我学术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以前，我是一般的研究人员。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江总书记规定，以后你搞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可有三条途径直接报中央。哪三条途径?一条是社会科学院的《要报》;第二条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政研内参》;第三条，通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直接报送中央。 1992年4月，我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文章：《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主张将“财政包干体制”改革成“分税制”，组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并逐渐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 文章发表后，在《农村经济》《经济研究参考》《乡镇企业》《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五六个媒体转载，受到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的高度重视，按照我的相关建议，在1993年7月1日，其主要精神，成为中央财政体制改革的文件。
徐逢贤近照(艾江涛 摄) (文中未署名图片均来自网络。封面图片：反映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按手印场景的画作;本文来源：口述中国微信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