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7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三万多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蒯大富为首的“团派”误判“工宣队”不是经毛主席同意派来的，他们在喇叭里不停地广播，称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大反扑”，毛的行动遭到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造反派组织的武力反抗，结果造成工宣队员5人死亡，731人受伤。 周恩来报告了这起流血事件后，毛泽东大为恼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随后，毛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他 们文革两年来，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现在斗是斗，“你们是在搞武斗”。批评小将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 过了几天毛又对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说，靠学生不能解决问题，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军队。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学生不信任，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 随着工宣队广泛的进驻高校，从此各高校文革运动开始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或军宣队或宣传队）的直接领导。 工宣队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 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1968年8月底工宣队进驻北航，从当时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手中接管了院、系、教研室各级领导权。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很快接管了这场运动的领导。 办小报 进驻北航基础部的工宣队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从所属各教研室抽调人员成立宣传报道组，成员共五人，包括数学教研室马琳、物理教研室梁家惠、机原教研室鲁明 山、电工教研室杨念梅以及外语教研室的我。我被推举为组长。我们的任务是编辑、出版反映基础部文革运动及各教研室动态的小报，取名为《战斗简报》，每周出 一期，每期二至四版。 根据各人的自愿和特点，我们作如下的分工：梁家惠撰写评论文章，马琳和杨念梅报导基础部和教研室的动态，鲁明山负责出版事宜，我负责抓总和与基础部工宣队领导联系。 基础部工宣队负责领导宣传工作的是解放军二炮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名叫张天生。他年龄约四十岁，但长相显老，看上去像五十岁的人。因办小报的关系，我每周 至少要找他一次，向他汇报小报的工作，听取他的意见。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张天生这个兵，不是普通的兵，他是有文化、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军队 基层干部。他虽是基础部的主要领导，但和我说话时，和颜悦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如果说他是兵，那也是通情达理的兵。 为了办报，我向他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要办公场所，要求配备必要的设备，要求允许编辑人员旁听某些会议或讨论，要求能看一些文件以及希望他帮助我们协调我们 与各教研室的关系等。对我提出的这些要求，他一一记下，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逐步落实。 张天生对我们的工作，通常只提原则性的要求，对宣传内容只指出重点和 方向，对文章的具体内容不过细干预，因此，我们的小报办得比较顺利，形式和内容都有特色，常被学校院刊转载或院广播站广播。其中还有一、二篇文章经过修改 和加工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大概是对我们小报工作的鼓励，1969年五一节，我被推荐参加天安门前的观礼，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观看广场的游行庆祝活动。 张天生的生活习惯像夜猫子，昼伏夜出。白天，特别是上午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会议，人们很难看到他的踪影。但到晚上他总是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是开会，或是 与人谈话，或是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吞云吐雾，不到后半夜一、二点决不会烟消云散。我找他谈工作，一般都选择晚上十点以后，只有这时他的 头脑才最清醒，精力最旺盛，最有可能简单快捷地解决我希望解决的问题。 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 基础部工宣队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是工宣队队长，名叫张博的年约30多岁的青年工人。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都由张博主持会议或首先讲话，代表宣传队宣布某项决定等。但实际上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工宣队中的军队干部手里;在基础部，一切大权集中在张天生手中，他是隐形的一把手，重大问题由他说了算。 他在公众会议上讲话或做报告时，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细节，那就是他好像总是在即席发言，至少一开始讲话时，总是很随意。例如当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在请张教导员讲话。” 如果张天生在主席台上，他就仍然坐在那里说：“我不讲了吧!”或者“我只补充几句”。 或者“刚才我来这里的路上，有人问我今天的会要讨论什么问题……”等等。然后他开始把他想要讲的内容慢慢说出来，而且，说了一、二分钟后再站起来。如果他 原来坐在听众席上，他就在原座位上随便说几句，然后再边说边走上主席台。如果事先他准备了发言稿，他一开始也不拿出来，待他把刚才所说的那样的“开场白” 说得差不多后，才去看发言稿。 有一次聊天时我问他，为什么你在正式会议上讲话时总是漫不经心，好像事先没有想要讲什么的样子。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害怕那套程序”。哪一套程序 呢?他当时没有进一步说明。后来我明白，他所指的是那时一个人在正式场合讲话或发言，必须首先面向毛主席像，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激动地向老人家 祝愿万寿无疆，然后读毛主席的语录，最后讲完所要讲的话后，还要呼喊几次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张天生用他特有的讲话方式避开了那时盛行的程式，看似很随 意，实际是有意的。 搞红海洋，搞四个伟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所有这些形式主义、个人崇拜的东西，恐怕始出于副统帅林彪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但张天生作为军队的营教导员能用巧妙的方法抵制这种无聊的形式，说明那时的解放军官兵并不全是头脑简单，只会盲目服从个别野心家的御用工具。 1969年6月 基础部清队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外语教研室部分教师到北京铁路局列车段劳动。开始一段时间他们做刷洗外部车厢的劳动，后来跟随列车员跑车。我因在基础部宣传组工作，只参加过一、二次刷车厢的劳动和一次北京到兰州往返的客车运行服务工作。记得那时火车走的是北线，途中经过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和银川。在宁夏这一段路程中，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浩瀚的沙漠。兰州也是那时我在国内西北方向走得最远的一座城市，可惜当时的工作是列车服务，到兰州下车后只能停留几个小时，没有时间领略这个西北重镇的风采。 唯一感到有些特别的是我们在上午九点多钟到达兰州时，太阳才刚刚从东方升起，这个城市也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