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当年十八岁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那时工人们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当他们唱这首歌时，是那么的心情豪爽，气宇轩昂，如今工人的地位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原因是什么?尽管还只是工人中局部的现象，但这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变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将来又会如何?希望在哪里?这是如今始终在我脑子里回旋的问题，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订了许多报刊，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文摘类报刊则有《报刊文摘》与《作家文摘》，此外还有其他杂志刊物，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些都属于主流范畴。我几乎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读报，还有有一点时间剪报，把有意义的新闻剪下来，过一段时间把剪下的报刊分类集中。我读报时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读报的即时感想批注在报刊的天头，这样分类集中再读时，有时也有会心的一笑，找到一些新闻报导前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我生活中的乐趣，不脱离社会变化的一种办法，也是作文的思想源泉。这几天我又在把剪报作一次分类归集，随便翻到2015年7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一篇关于工人诗歌的介绍，题目是《机器轰鸣中的诗与歌》，当时即引起我的注意，作了批语：“到我们这儿来的资本也一样是那样的贪暴和残酷。”今天重读，它又一次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这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6月13日采访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电影节所发报导，当时共有五部纪录片入围角逐最佳纪录片之金爵奖，其中有三部都是反映工人题材的，而秦晓宇导演的《我的诗篇》成了最后赢家。《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卓写的这篇报导就是叙述《我的诗篇》拍摄的过程及片子中那些工人诗人生活及其创作的过程。诗为心声，那些诗真切地反映了如今90后农民工诗人的实际生活，及他们发自内心深处对社会和国家的呼唤，这些动人的诗，说明90后的农民工们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么可爱，又那么困苦，他们的命运又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几十年前途，以为内他们是共和国今后几十年真正的脊梁骨啊!我自己垂垂老矣，记得毛主席对那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青年学子说过，“中国的将来，属于你们的，也属于我们的，但归根结蒂是属于你们的。”今天我们的共和国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将来你们又如何成为共和国的脊梁骨呢?这篇报导我反复读了几遍，你们的遭遇、诗歌、心声，不断撞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为你们呐喊! 在《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中，出现的工人诗人，有邬霞，她是制衣厂的女工;有刚刚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有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有在陕西矿山爆破巷道的爆破工陈年喜，有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2014年在富士康跳楼去世的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据秦晓宇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能在《我的诗篇》中体现的，只有这么几个人，他们代表了在各行各业艰苦劳动的90后的劳动大军，他们是未来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诗歌作品来观察他们的心声及其现实的生活状况。报刊上都刊载了他们一身工人打扮的照片，说明报导和影片讲的是真人的故事。 邬霞是这几个诗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诗歌中，有一首《吊带裙》，她把自己的劳动写得那么充满青春的想象和温情，今录该诗于下：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劳动是那样美好，实际上是作者对美好生活出自内心的想象。邬霞从十四岁开始前往深圳打工，作为青春期的少女怎么不爱美呢?她最爱的是70元从地毯上买来的那件前短后长的吊带裙，寄托着对未来生活的梦想。那个制衣厂加班是当地出了名的，每天早晨八点上班，要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才下班，写作是在她回到宿舍以后，拉起窗帘，用几乎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写在大小不一的纸片上，她用的纸片也是五花八门，为了节约，她必须把字写得尽量小。在包装车间工作不久，邬霞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通宵加班，到了凌晨四、五点，身边一起工作的小姊妹实在受不了了，一边干活，一边哭喊：“妈妈呀!妈妈呀!我的妈妈睡的很香，不知道女儿在加班受苦!”可是邬霞不敢喊，妈妈就在离她不到五米的地方加班，就怕喊出来妈妈跟着难过，只能忍着。邬霞把泪水留在下班后，她每次流泪都会在纸上记一笔，后来算一下，四年间，她哭了二百多次。她曾经试图自杀，一只脚已经跨到窗外，又被母亲死命拉回来。在工厂的日子，写作几乎是她休息时间唯一的消遣。她在诗中写道： “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 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 培植爱的花朵” 这首诗的题目便叫《我不是没有看到死亡》。在制衣厂，邬霞的月工资只有640元，是那时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我的诗篇》获奖以后，邬霞作为工人诗人的代表，站在红地毯上去领奖，后来回忆起来，她没有感觉自己在闪光灯下变得特别亮丽。邬霞走完红地毯以后，与导演秦晓宇坐在一起，而记者们都对着坐在她前面一步之遥的刘亦菲一通拍摄。秦晓宇说，我们成了人肉的背景。也许邬霞早已习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今天工人阶级的处境。电影上映以后，邬霞的生活还是在原来的轨道上，她很快就要重新找工作了。她今年33岁，不知道以90后为主的工厂还能否接纳她。邬霞的父母，是80年代初随着打工潮兴起被卷入这一浪潮的，看过电视剧打工妹的邬霞曾经不愿意像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那样受人责骂，试图抵抗这股打工潮流，可是最终她父亲还是摆脱表姐把初中辍学的她带到了深圳。难道农民工的命运就应该世世代代这样下去?从留守儿童成长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世世代代都永远继续邬霞那样的生活? 版面上头像照片第二位是煤矿工人老井，他告诉我们，煤矿工人工作时，需要下到600米深的地下坑道，自己“好像到了幽冥的地府”，走在那里，“总觉得上面有人在走”。有一次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为了避免后续爆炸，有关部门下令砌上隔离墙，于是，没有来得及转移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在地下。目睹此景并亲身参与救险的老井写下了《矿难遗址》：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 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 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 但仍没被彻底消化干净……” 纪录片拍摄时，剧组让每一个工人诗人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写作?煤矿工人老井回答说：“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对于当今而言，那就是让大家知道做一个煤矿工人的艰难。为了给人们提供热量，多少煤矿工人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他们写诗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叙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牺牲。 这个版面的头像第三位是爆破工人陈年喜，他早年就接受劳碌的命运，因为家里太穷，三个兄弟都要娶媳妇、盖房子，所以不得不早早放弃了学业，到山里做爆破的工人。他的家在陕西商洛，父亲早已瘫痪在床，母亲也衰老得无法下地干活，农家的活计靠妻子操持，全家所有的收入靠陈年喜一年爆破所得。他努力工作，有时候爆破需要进入几千米深的山洞，陈年喜弯腰前进，空气稀薄得几乎没法呼吸，即使如此也没能为在农村的父母妻儿换来安逸的生活。他在河南南阳内乡一处深山工作时，刚从巷道里出来的陈年喜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在县城医院查出来食道癌。“当时就像身体里有炸药要炸裂一样，但是又不能炸裂。”这个跟雷管打了15年交道的汉子如此叙述自己内心痛苦的感受。在这十几年艰难生活的过程中，他写了七八百首诗，这些即兴感受的诗，便写在烟盒的背面，有的则写在雷管说明书背面的空白处，等到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再一点一点誊写到网络的博客里。接到母亲患癌症电话的那天晚上，他回去写了诗歌《炸裂志》： “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陈年喜的生活终于急转直下，山洞里的弯腰劳作让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一场手术之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回到矿山继续爆破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可是家里的农田显然不够养活一家老小，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到现在为止，不知道怎么办。在家待了好几个月，他感觉有些不适应，甚至儿子都有点疏远他，一天说不了多少话。他更多的感情，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 “儿子 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前途茫茫，等待陈年喜的未来，等待他一家子父母与妻儿，将是什么样的情景?纪录片导演秦晓宇有一句话说得好：“工人诗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创伤经验的写作。”我说，这是对当今工人阶级处境的血泪控诉。 在版面上第四个头像是青年工人许立志，他长相英俊，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告诉我们说，不同代际的农民工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90年代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尽管他们在工厂里工作的时间还不太长，但在他们的诗里已经发生出一些群体意识，可以算作90后新生代的工人诗人代表是富士康的工人诗人许立志，“他是拍摄开始第一个找到的工人诗人，可也是唯一一个拒绝节目组拍摄要求的人。”许立志说：“我已经不写诗了。”富士康是许立志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那里的生活并不轻松，自2010年起，连续13名工人跳楼身亡，尽管新闻对此作了报导，但并没有深挖各种之究竟，并没有真正伸出援手去帮助那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流水线上的生活，连续机械劳作的场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里：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静电的衣帽手套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功夫 悉数回到秦朝” 那个秦朝，便是回到在秦陵打造兵马俑的奴工啊!2014年春节将近，许立志没有告诉家人就辞去了富士康的工作，但这一年9月末，他又和富士康签了合同，两天之后，秦晓宇得知许立志跳楼的消息，他与吴飞跃分在两地，但第二天他们就赶到了深圳，对许立志生前在深圳租住的一居室的造访，代替了许立志，出现在影片里。许立志去世时，也许许多人会站出来说，年轻人，你应该看开点，年轻人，你对不起你的父母家人，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他为什么要跳楼呢?在跳楼以前是怎么想的呢?对我们的山山水水，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祖国，是怎么想的呢?他在诗中这样说：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头 试着把丢失的灵魂喊回来 我想在草原上躺着 翻阅妈妈给我的《圣经》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我想，这是他临别时诉说自己的由衷，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热爱我们的山山水水，热爱海洋和天空，热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那是憎恨富士康丧尽人性的环境，在富士康十三跳以后，得不到应有的回答，便纵身一跳，抗议富士康那一类企业对工人们非人的压迫与剥削。资本造成如此严酷、如此残忍的地狱般的生存条件，所有的超额利润都是以盘剥青年工人们鲜活的生命所换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言“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作为富士康一类企业超额利润所体现的货币，它在货币的另一面，都会带着腥味的血痕，许立志之死，是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呼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是以死抗议富士康那样以牢笼般的生活对待新中国90后的青年。由诗人之死，我想起了屈原的死，屈原也是因为忧虑自己祖国的命运而自沉汨罗江的，他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离骚》。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解释《离骚》时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五月初五是屈原沉江之日，它成了端午节，那一天人们为了怀念屈原而展开包粽子、划龙舟的活动，今天，我们又如何来纪念当代屈原之死呢?《我的诗篇》纪录片的导演秦晓宇整理了许立志留下的193首诗，通过众筹的方式，帮他出版了诗集。吴飞跃托关系，找了一处海湾，让许立志的家人把他的骨灰海葬。 版面上第五个人的照片是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吉克阿优，他在羽绒服厂填羽毛。他每天就是被关在车间的阳光房里充绒，整天都是绒毛四飞，白茫茫的一片。这里是车间里最苦的地方，“领导检查时，都不愿意来这里。”这个来自大凉山的小伙子想写诗时，就把纸和笔藏在鸭绒下面，想起一句来，就记上一笔，凡是工友被领导批评，厂里违法使用童工，这些情节都被生动地写进诗里。有一次，他的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打工诗人》杂志上，杂志的样刊寄到工厂，生产部的领导知道后，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她：“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后来领导通过各种方法整他，2011年工作时弄坏的一条皮带，到了2013年一定要他赔偿。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工人诗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创伤经验的记录和写作，而这样在诗歌中的呐喊，也是一个斗争。在六个工人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以后，吉克阿优居然幸运地有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希望，在他打工地的县委宣传部居然能找到他，要给这名充绒工安排一个新的职位，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 版面上第六个头像是典型的打工者，肩上背了一个包，脸上一副痛苦和无奈的乌鸟鸟，他是一个叉车工，他经常把自己的诗写在报废的工作报表的背后。他还是一个下岗的失业工人，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正好赶上乌鸟鸟要找工作，曾经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的他，抱着厚厚的一沓简历，想找一个叉车工的工作。摄影师吴飞跃拎起摄影机和他一起去了招聘市场，镜头却记录了一些尴尬的场景。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人翻了翻他的作品，语重心长地摇了摇头：“我是搞物流的，是赚钱的，写诗呢!就不需要了。”这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次对话，资本的目的是赚钱，它在本能上就与工人的诗篇站在对立面，在这个问题上，乌鸟鸟与吉克阿优的遭际是一致的。我想在这一点上党的领导部门，如吉克阿优所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就不完全一样，他们也许更着眼于诗人的价值，但是吉克阿优一旦长期离开了劳动的岗位，就会脱离诗歌的生活源泉，也许命运注定了现在工人诗人的地位。党纪录片《我的诗篇》开始放映时，乌鸟鸟还在继续找工作，在《我的诗篇》结尾，他对着镜头告诉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希望她将来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这是90后农民工们对今天他们处境的抗议，事实上资本缺了劳力，又从哪儿攫取带着血腥的剩余价值呢? 在拍摄《我的诗篇》同时，有人还在设想编一部工人诗典，这部书从构想时的300多页，变成最后的500多页，秦晓宇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甚至还有可以与当代一些著名诗人比肩而立的工人诗人。为什么?那是苦难造就了诗歌上的升华，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一次工人诗歌朗诵会上，其中有一首工人诗人郑小琼写的《跪着的讨薪者》： 我们失意的得意的疲惫的幸福的 散乱的无助的孤独的……表情 我们来自村屯坳组我们聪明的 笨拙的我们胆怯的懦弱的…… 如今我们跪着对面是高大明亮的门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锃亮的车辆 我们跪在地下通道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们血汗钱” 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 正值年关，秦晓宇得知北京朝阳门的地下通道里，住着一群讨薪者，他就合计着让这些人读一下这首诗。本来担心这些学历水平各异的农民工对诗歌并不了解，可没想到读诗的工人们到最后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用各地的方言大声念“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秦晓宇说：“我们当时都吓蒙了，完全没想到农民工对诗有这样的感情。”尽管这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它带给我巨大的震撼，90后的农民工毕竟是咱们今天和未来真正的工人阶级主力军，他们今天的境况怎么了?怎么会落得如此凄凉而悲惨的境况，如果工人都不愿自己的儿女再成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了，缺了工人的劳动，资本又往那儿投入啊!新中国建立已经六十多年了，农民工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工人阶级之一部分，工农之间的纽带怎么会落到如此痛苦不堪的境地。我今年八十六岁了，记得当年十八岁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那时工人们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当他们唱这首歌时，是那么的心情豪爽，气宇轩昂，如今工人的地位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原因是什么?尽管还只是工人中局部的现象，但这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变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将来又会如何?希望在哪里?这是如今始终在我脑子里回旋的问题，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