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建民先生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与他的观点相左的人打出三根棍子，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三是“反对改革开放”。这种做法与袁南生的利用有“极端主战派”的存在来证明他们这些“极端主和派”的正确性如出一辙。他的“三根棍子”是理论化的，而早就有人帮助他对此进行具体阐述了，那就是跟他进行男女声二重唱的最佳搭档资中筠。 反感中央过问也不让百姓参与的外交是什么外交？ ——评资中筠与吴建民的一唱一和 吴建民先生去世了，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对他的去世我感到深深的惋惜;但是作为一个“外交政治家”，他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与他的观点相左的人打出三根棍子，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三是“反对改革开放”。不排除与他的观点相左的人里面有一些他所说的这种人，但是当他高举起“三根棍子”的时候，已经打击一大片了，这种做法与袁南生的利用有“极端主战派”的存在来证明他们这些“极端主和派”的正确性如出一辙。 他的“三根棍子”是理论化的，而早就有人帮助他对此进行具体阐述了，那就是跟他进行男女声二重唱的最佳搭档资中筠。 资中筠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 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 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1988-1992任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 1996年退休后，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从她的简历看，她并没有正式在外交系统工作过，只是沾边而已，但是她却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 资中筠在其大作《岁末杂感致友人》中曾经这样对中国的外交评头品足： 【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 资中筠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特别震动”，专程赶去参加讨论会。 资中筠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外交”，是以民间的名义，为政府的政策做宣传，中国真正的民间外交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但是，“民间外交”这个词需要慎重对待，需要警惕群众性的外交。 资中筠说，近几年来，特别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谁都可以对外交发表自己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他(她)又不是自己的判断，他(她)掌握的一丁半点可能都是来自媒体的宣传、是很片面的情况。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的外交工作被她一概否定了。认为只有那些与西方国家拍肩膀的外交才算是外交。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吴建民不但对不同观点者打出了三根棍子，在《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演讲中，搬出了中央压不同意见：“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你对中央有意见不对中央说，拿外交部撒气算什么本事。”这句话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是对“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不满，发牢骚。 除了邪路派人士以外，我从来没有发现有谁“拿外交部撒气”，顶多是对个别退休外交官的满嘴跑火车不满，发表评论而已，他对上反感“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对下，把自己当成外交部，并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够可以的! 资中筠和吴建民都说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或者说他们俩要的是什么样的发言权呢? 在外交部内部，外交官没有发言权?我相信，在外交部内部，可以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容许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包括让不正确的观点发表出来，在遵循中央定下的的原则性的基础上，外交官的工作可以有灵活性。但是，在此基础上，对外必须用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同一个声音讲话，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职业外交官”在对外交往场合自说自话的“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有，外国也不可能有，别说一般的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能够在对外的公开场合与奥巴马唱反调吗?不知道吴建民的“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这句话里面是否包含有与资中筠同样的意思?或者干脆就是资中筠把吴建民不便直说跟她说的话公开说出来。 媒体和民众参与外交工作是中国独有吗? 我们不妨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看看。 媒体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在美国国内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媒体既有监督、揭露的一面 ，又有被利用、控制的一面。在外交决策中 ，媒体通常扮演的是设定议题、议程 ，影响舆论和政策推行工具的角色。 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还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但其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媒体与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公众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关注以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不断地上升。 吴建民在“抨击”“民粹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很多说法听起来慷慨激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这些说法落脚点在哪?取消改革开放?那不就完了吗?回到了封闭的状态。你一下子能跳到高端吗?不可能。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那不行，中国要倒霉。要警惕封闭的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的行为。】 “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老百姓有意见是非常正常的，完全可以探索一种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尽量维护国家利益的路径，但是吴建民非常霸道地走极端，用“取消改革开放?”的大帽子吓唬人，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WG期间的扣帽子。 他在“抨击”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可能比较小心，没有像资中筠那样满嘴跑火车，但是，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对吴建民作出回应的时候所说的： “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平心而论，在当今中国的民众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从两种不同方向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干扰，一种是“极端主战派”，一种是“极端主和派”。 前者并不是什么“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而是从一时的意气出发，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支持某些国家频频挑衅义愤填膺，常常轻言战争，这种人不但不了解战争的残酷性，不了解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得不作出的最后选择。在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无论对于中国、美国还说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 后者可能是怕战争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尤其如此，也可能跟一般民众的畏战心理有关系，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和平，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尤其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家的战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不希望发生战争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假如战争贩子把战争强加于你头上的时候怎么办?你以为你喊和平别人就不发动战争了吗? 民间参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古今中外都有，中国古代民众论战不在少数，而当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关注度更高并且产生互动和被彼此所了解而已。而在外国，尤其是在那些常常发动战争的国家里面，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就更加激烈。比如在美国，曾经出现过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众上街游行反对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就是很大程度上因为反战而当选总统的。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政府就因为追随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被英国民众骂成美国的哈巴狗。在世界各国，那些虽然没有发动战争的本钱却有可能被战争涉及的国家内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算不算群众性的外交? 就拿这次王毅在加拿大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击加拿大记者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来说，国内的邪路派人士气势汹汹，大骂王毅，大有炸平外交部之势。 那么加拿大自己在这方面是怎么做呢? 201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哈珀到加拿大北极地区视察，随行记者团中就包括《环球时报》记者李学江。当时，他事先向总理办公室媒体官员提交了提问申请，起初官员以问题数量超出限额为由将李学江的问题排除在提问序列之外。但随后有加媒记者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提问机会让于李学江，李学江这才获准坐在前排的提问记者席。但就在提问顺序即将轮到李学江时，官员突然要求在整个访问行程中还未获一次提问机会的中国记者离席，并叫来两位皇家骑警将记者拉扯到会场后方。 加拿大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用警察对付中国的记者在先，王毅只是不卑不亢地回答加拿大记者的无端指责在后，而这居然受到邪路派人士对王毅的铺天盖地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这算不算资中筠所说的“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呢?如果是，为什么这种干预资中筠们不反对?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样的“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呢? 的确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干扰外交工作，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吴建民是用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把反对他的观点的人都说成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且高高举起“反对改革开放”的棍子吓唬人，有网友披露他在文革中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从他动不动就扣帽子这一点看，我有点相信这种说法。 一个是职业外交官，却充当了“外交政治家”，直接对中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个是只是跟外交沾点边的社科院人士，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而他们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追求一种既反感中央过问，又排斥民众参与的“外交”，那么究竟他们俩需要的是什么外交?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外交?如果有，是哪些国家有?如果没有，他们俩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迫使中国这样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