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100年前，底层作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走到了历史前台，并诞生了新中国；1980年代以来，底层作为现代化异类的“问题”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从“办法”到“问题”的过程，恰好与中国社会的断裂、工农联盟的主体性危机同步。到了今天，时代开始呼唤知识分子与底层建立新的同盟，即“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或许藉此可以开启新的政治想象。作为时代青年，理应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这场自19世纪末就已开始的人类“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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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一批学子即将走向社会。良知者感叹，从象牙塔走来的小鲜肉们将如何适应丛林法则? 可是，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可能呢?去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说清华人应该将天下作为自己的校园。这样的想法源自于毛泽东当年在鲁艺(鲁迅艺术学院)球场对全体师生的讲话，他说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因为这只是“小鲁艺”，外面还有一个“大鲁艺”，那就是社会，是人民群众的承认。所以，毕业何尝不是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一次誓师，一个仪式。
毛主席在鲁艺球场给师生讲话
今日天下，是怎样的天下？ 以天下为校园，可是今日之天下，是一个怎样的天下? 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是时代的主题。曾经徘徊在纽约曼哈顿，试图感受这个世界上头号强大的帝国，可是，我看到的却是老鼠横行的地铁，疾步如飞的焦虑人群。中东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陷入了战争，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难民危机随即而起。 再看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持续而深刻的变迁与转折。社会不平等程度、贫富分化拉大，阶层与族群分化、城乡之间的社会与文化鸿沟拉大。城乡矛盾加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飘浮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于是，一方面城市贫民窟一个接一个出现，社会矛盾频发;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大量抛荒，带来生产危机与粮食危机。 而这一切，都把“底层”推到了历史与时代的前台，作为一个“问题”重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引发持续的关注。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是底层制造的，从今年以来，从江西农村年夜饭的事件，到东北农妇组团约炮，再到X博士的“残酷底层物语”……底层是现代化的异类。 这让我想到1988年热播的《河殇》，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说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在1990年代的的都市小报中，底层是这样的：“从‘兽性丈夫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到‘女人，犯下强奸罪’，这些没有在主流媒体中展现的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都在小报里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底层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底层栖身的城中村一角
作为“办法”的底层 但是回到100年前，底层却是作为“办法”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问题在向深处延伸，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发展问题裹挟在一起，寻求解救之道。先行者找到了底层，工人、农民那里包含着新中国诞生的可能性。 梁漱溟说，“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为此他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常驻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 费孝通等人类学者来到乡村，研究了乡村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写作了《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 陈翰笙等早期共产党人进行乡村调查，发现了中国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具有与工人阶级建立同盟的可能。 无论农村在他们眼中是不是他者，无论他们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年前的中国学者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朴素愿望投身底层，试图从底层社会探索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20世纪中期，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底层实践的有益性与革命的可能性。在这套叙事话语中，底层不仅仅是愚昧、落后;不仅仅是吸毒、赌博、偷盗;底层是可以崛起的，是可以革命的，底层是一种办法。 所以李大钊大声疾呼：“速向农村去吧……(那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何必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于是毛泽东响应号召来到农村，发动工农群众，改变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北京梁簌溟乡村建设中心的青年们
所有人在一起 全球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已经显现，转型期中国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在日益激化。这是我们“毕业”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底层从“办法”沦为“问题”。 作为时代青年，我们不解决“问题”，谁来解决? 但解决的办法却不能是消灭“问题”，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消灭了，那个“问题”又会出现。在当代是否存在将“问题”转化成“办法”的可能呢? 我想起1995年11月法国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场示威活动，我们可以想象，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和简单的诉求。 事实上，回顾中国历史，从“耕读传家”“告老还乡”到“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正如阿兰·巴丢所说，我们从来“不曾放弃过对‘我们’的追求”。只是在不同时期，“我们”或者是友爱互补和谐的“我们”，或者是“充满异见”的“我们”。 汪晖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elite)与“庶民”(subaltern)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全新的“我们”。某种程度上说，时代在呼唤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一种新的有机“联结”。 当代社会的压迫性结构逐渐形成。虽然“生产者联盟”遭到破坏，但是在已经联合起来的全球资本面前，每一个生产者都受到资本与权力日益加剧的剥削和压迫。这一压迫结构，为“所有生产者”提供了一种休戚与共、彼此分享的社会意识或共同经验，双方面临着参与抗争与挑战不平等的整体结构的共同的实践目标。因此，在外力的作用下，当代“所有生产者”开始反思，并呈现出一种“内转”的趋势，大批都市白领“逃离北上广”，在互联网上分享被老板压迫的经历，反思人生的意义、或者的意义，激起白领阶层的共鸣;大批知识精英深入基层，或者担任村官、或者返乡创业。正应了100年前，即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上“速向农村去”的呼唤。 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我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