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鞍钢宪法》点滴认识 马 宾 2000年2月11日
辽宁省委党校、鞍山市委党校的《鞍钢宪法》课题组邀请我写一篇关于《鞍钢宪法》的文章，体裁不拘。我当即答应下来，至今已一年了。今年我已87岁，早不务实，但仍务虚。只能在四十年后对过去的经历做片段追忆，并根据50年来的实践对《鞍钢宪法》写出几点认识，以此鞭策自己再作联系实际的比较系统的学习。 毛泽东同志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600字批示，提到“宪法”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以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派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为意识形态、政治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产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总和起来形成阶级矛盾，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即是政治。工人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它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这个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继续革命。中国50年代建国后进入60年代时，毛泽东同志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在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改变和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社会主义关系），就算达到问题完满解决。实际上也确实是。苏联与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企业，人们后来发现劳动生产率还不很高，这里还有其他原因。有人认为还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有人认为不应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够高了，等等。总之，都是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毛主席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张闻天同志说，生产关系有二重性，除掉人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的关系而外，还有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他们说的，都涉及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发展生产力，既要解决所有制，又要解决管理问题。资本主义虽然长期维持着私有制的所有关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在生产中加强管理，相对说，也发展了生产力。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即管理问题还未改好。所以，我们还应改革。所谓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本身方面的生产关系，即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协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如庞大而复杂的现代生产设备，则应实行劳动分工；如原燃材料、备品备件供应和产品销售繁多，则需要发展社会协作。现代系统管理，现代连续作业生产，都需要现代化管理。一条现代化流水生产线和一项交叉作业系统工程，都需要现代化管理。例如，如何借助CAD、CAM、CAE、机械加工中心，柔性作业，MRP-Ⅱ、CIMS等，在质量管理上如何利用TQC质量管理方法，在计划管理上，如何利用PACD、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系统分析、MIS、矩阵管理方法，等等。经济管理包括计划管理、劳动管理、成本管理、材料管理、市场作业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总体设计部、决策支持系统等，培训人才、选择人才。总之，人财物，产供销，明确责权利等，都是生产力上人与人的关系的管理问题，要求“三老四严”，反对“管、卡、压”，发扬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由于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完善，也即管理的改革完善，劳动生产率往后还会不断提高，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地发展。 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都少不了管理，不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如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不同的两种职能。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管理的功能，一是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是组织管理运行生产。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管理功能，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组织生产。只要有此明确认识，我们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有利的管理方法。 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经济恢复，五年社会主义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大跃进失败，1960年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国家任务讲，都是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从人类社会讲，为了发展生产力。1958年大跃进的执行中，急噪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遭受了失败，教训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只讲生产工具和技术，忽视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同志于大跃进失败后，又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鞍钢宪法》。 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50年代，我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很明显，苏联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是厂长说了算，（当然，我只能从社会上的反映和接触中了解，）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有的人说希望毛泽东来领导我们（当然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大讲“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世界”，“阶级消灭”了，共产党再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党与苏联修正主义者持续论战了十多年。而我们鞍钢是在苏联帮助下恢复发展的，苏联派到鞍钢工作的专家成百上千，鞍钢几乎所有技术干部不是到苏联学习就是在国内培训。而且我国规定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要绝对尊重，不能执行时也不要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点了马钢的名，是有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的。 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后来即使来不及成文，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操作还是按那些，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也还是向俄罗斯学，向东欧学，如兰格的“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特别是，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资本的“资本家股东公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晰是什么含义？根据科斯定理，例如某工厂烟囱的烟冒到邻居住宅区，居民要工厂赔偿空气被污染的损失，工厂说空气是公共的，只有将空间私有化才能断案。因此，产权必须私有化，才能明晰，企业为私人资本所有，不允许由政府管理。关于管理科学，；厉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这些“改革者”是些邓小平同志讲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帝国主义。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上又有新的发展，基本特征依旧，但由工业寡头垄断变为金融寡头垄断，由国家垄断，变为国际垄断，由寄生性、腐朽性，加上投机性、赌博性、虚拟性、泡沫性。对世界的统治，由过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搞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不是瓜分世界，而是独霸世界。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企业推行美式股份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要旨是：以资本为主体（劳动其次），以企业为本位（上不管国家，下不管个人），国家无计划（无政府），政府不管理（政企分开），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拉关系，找主顾），我反人人（否则占不到市场），按照游戏规则（没有等价交换和不管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互相竞赛，共同前进），争权夺利。结果造成社会风气日下，贪污贿赂，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其指导思想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不确定性、破碎性，无本质，无本体，无原则论，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对此加以制止和改正吗？ 为什么国民经济会改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基本路线。当时在制订党的基本路线时，不但继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同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回避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但是，有人误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互矛盾的，因而放弃了前者，这样，就使经济工作失去了灵魂和方向，使企业改革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所以，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非但没有把国有企业搞好、搞活、救活、抢救过来，而且消失了一小半，另一大半或半亏损、或资不抵债。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既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产力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首先指出，要在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管理制度。再则，企业职工中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他们作为党组织，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先锋队，要领导工人群众。同时，作为党员个人，又是职工群众的一员，是“人人为我”，而我又是工人阶级群众的一员，应“我为人人”，没有特权和高人一等。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者本来都是工人阶级，因为分工和工作岗位不同，又要作为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而实行三结合。为了防止把管理看作如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必须正确处理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应是工人阶级不同成员之间同命运的内部关系，不是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关系。为此，在管理上，除了有工人群众作为专职人员的参与之外，工人群众还必须以非专职人员的身份参加管理。同时，从事管理的专职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和深入实际，以有利于领导管理决策。毛主席的这些考虑，就是为了避免在学习西方管理时，连它们那些“管、卡、压”的东西都学过来。《鞍钢宪法》使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都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就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到“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的上述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三、《鞍钢宪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当时，对这一条是没有怀疑和异议的。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比如说，6000人上山，老婆儿女一起上，土法炼钢，砍树伐林等，要一分为二地看。土法炼钢本身的错误，是缺乏正党的正确领导和当了群众的尾巴主义；但不能说，依靠群众运动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被所谓“四人帮”分子所操纵，实际是有些作风不正的干部为保护自己，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这种情形，即使冷冷清清的群众运动，甚至在少数干部之中，也会产生这种派别斗争情形。在生产斗争中，在大跃进时，如果不是大搞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来修水库，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办那么大的事情吗？对群众运动的“大”与“不大”，不能只从人数上考虑。任何群众运动，总有群众性，不是少数人。更重要的是，任何群众运动，参加者总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总会有一部分人未发动起来。要发动当然不能搞强迫命令，要靠动员。大搞群众运动是指思想发动的充分。如果只按人数计，那末，小厂必然不如大厂，不能说大搞而只能小搞了。大搞是带有充分发动、积极参加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党的事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全国人民的，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列宁说，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凡事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则一事无成，直至遭到可耻的失败。当然，那种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需要党的领导的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另外，叶公好龙式地颂扬群众，而实际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更害怕大搞群众运动，其难处是自己肚子里有鬼，有不为群众满意的地方，或者自己感到没有站在群众之中、领导群众的能力。大的革命行动，在有群众参加的情形下，群众自己犯了错误，也很容易为群众所了解而加以克服和解决。 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中犯了错误，受了损失，然而在1962年到1965年迅速得以纠正和恢复。所以，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教训，纠正领导不好的做法，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鞍钢宪法》提出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是对1959—1960年的鞍钢经验总结。当时有全国工会倪志福、省委书记黄炎青、劳动模范王崇伦，以及其他“焊接大王”、“铸造大王”，也有各工种的工人们利用业余与放假时间，表演、讨论、建议，有时晚间灯火辉煌，有时吸引全国比赛。由于群众（包括工人、工程师）发动起来了，出谋划策，献计献策，建议很多。我当时作为总工程师，一边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许多技术难题、关键产品、品种问题、质量问题，在群众建议、讨论和试验中解决了。另一方面，也切实引起技术管理干部的头痛，我的办公室送来了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还要接见他们，还要给他们答复。但这是大搞合理化运动的群众建议。运动引起的难题，难免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然而，组织几次技术讨论会，请教授们讲一讲机械原理、热力学定理等，就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哪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合理呢？即使都是好的建议，也不能样样实行。同时，一定的时候，总要有一个间歇时间。这里一个根本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关系问题。我敢断言，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如过去的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当前的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必须讲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解决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有的人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但是害怕人家说他是“唯生产力论”，是“右倾”；又有人禁止人们批判“唯生产力论”，说反“唯生产力论”是“左”。在生产关系上，对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究竟要不要改，如何改，这个问题，只有在讲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有的“唯生产力论者”其实并不重视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要素包括①体力生产劳动、脑力生产劳动者；②劳动手段；③劳动对象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有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各要素中首要的是劳动者。正因为此，说生产力是能动的、革命的、永远向前发展的。这不是说生产手段（工具、机器）、生产对象（原燃材料、自然资源）不重要，哪一个要素都缺一不可，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要看在什么时候、地点哪些要素相对地显得更为重要。“你这不是不同意邓小平理论嘛”。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中，意在关注科技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头等重要的生产力。但要排队，当然人（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因素第一，其次是劳动手段，再其次是劳动对象。所以，后来有许多人补充说，要重视有知识的（是指有科学、技术、生产的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技术工作者的人才（但不敢说他们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怕误会与邓小平理论矛盾）。其实关键在于，只有作阶级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避免错误。“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力嘛”！但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力。这只能靠无产阶级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办到。 同样，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也要看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口声声学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样子，要“彻底”从改革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着手，而且是实行什么“公有制”。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改革所有制关系呢？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所谓的“公有制或者共有制”，是资本家共有的投资财产，他们把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收入而上股市集资的公司（Cooperation与Cooperative的语根相同）说成也是“共（公）有制”（其实是资产者的）。他们就这样企图用偷换概念，达到把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包括国营企业）私有化，还美其名曰“所有制改革”，改为“更好的，更完善的公有制”。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指出，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如同其他中心工作一样）的同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于反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同样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存在决定意识，私有制和导向私有制的政策必然产生私欲，私欲膨胀，为官必贪，为商必奸。古代哲学家庄子同意老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剥削阶级的统治，“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柘也。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了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穷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衡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之邪？”所以，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修正主义，口头上天官慈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名义是圣贤，行动是盗贼。我们怎么分辩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脑筋里总是有一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级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识别。 马 宾 2000年2月11日
附，马宾同志简介： 马宾同志（原名张源）是安徽滁州人，生于1913年；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上世纪50年代，他在鞍钢担任总经理时，曾被批判为“只专不红”的钢铁专家，被拔了“白旗”，挨了“整”。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由于他不赞同在钢铁战线搞“小土群”，而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时隔两年，即1960年，由马宾同志参与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被毛主席发现，令毛主席兴奋不已，欣然批示，命名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最大钢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它对中国有很长期的影响）。 文革期间，马宾同志并没有因为参与创造了“鞍钢宪法”，而避免“触及灵魂”。他在沈阳，被关押了5年半时间。对于有着这样一个曲折经历的老同志，如果现在他对这些“遭遇”（时下时髦的用词是“迫害”）即使有点什么“心存芥蒂”，有点什么“想不开”，抑或“耿耿于怀”，人们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马宾同志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精神境界来对待自己的“遭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