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历史和今天都是科学的，但其科学性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和群众能否创造性地实践这一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中国企业能否在科学的制度安排下采取科学的战略应对西方企业的挑战，直接关系到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命题科学性能否被证实。
一、引言 社会科学的规律性是一个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维度的主观能动性的人通过个人或组织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在宏观经济社会层面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命题科学性的可证实性取决于是否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大理论家、大政治家作为经济落后国家如苏联、中国或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人物(在革命、科学维度上具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的人)。经济越落后，其可证实性就越依赖于在革命、科学维度上具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存在。在经济落后国家，如果没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这个理论就无法变成现实，就极有可能被证伪。毛泽东讲，反动派不打不倒。打倒反动派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领导下进行的。本文从这个角度来阐明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命题科学性被证实的条件性。这对中国今天经济社会政治战略的设计意义深远，对于科学指导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意义深远。 二、列宁、斯大林实践对“帝国主义论”命题科学性的证实和赫鲁晓夫实践的“证伪”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于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期。德国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满相对衰落的英法所确立的殖民地体系和势力范围。俄国虽然内部矛盾重重，却因与法国军事同盟等原因，参与了到对德战争之中。俄国参战使得内部矛盾激化，以至于列宁认为，可以进行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从而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对列宁的这个理论的第一个检验和证实。 如果说，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对列宁的这个理论的第一个检验和证实，那么，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主要依靠自身工业力量和战争动员能力所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构成对列宁的这个理论的第二个检验和证实。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上都远逊于德国，并且肃反运动造成了苏联红军指挥能力弱化和工业发展延滞，但是卫国战争依然取得了最终胜利。 列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等人所采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策略表面上看起来既有列宁的理论支持，也有斯大林的理论支持，但实质与列宁和斯大林迥然不同，甚至直接背离。列宁在《和平法令》以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的“和平共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新生苏维埃政权争取喘息机会，使其不至于被扼杀在萌芽中。而后由于新形势出现，和平共处成为多方力量暂时均势下的暂时必然产物。应当强调，列宁始终把“和平共处”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不仅对于与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如此，对于国内关系也是如此。他在当时苏俄的环境下说：“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的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斯大林沿用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短期策略。斯大林指出：在革命运动业已“成熟”或者“当资本家就瓜分殖民地打起来时”，这种和平政策就将改变。在苏联沿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命题取得经济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时，毛泽东则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对列宁这一理论的又一个检验和证实。它们足以表明，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人物存在的情况下，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完全可以变为现实，因此是科学的。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不同。他既然认为“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因而“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并进而主张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是在本质上背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了。其结果是苏共领导及党组织丧失主观能动性，最终使帝国主义存活下来了，而且一度看起来活得比较好。难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也就难怪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而不是让资本主义国家解体了。苏联解体并不证伪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毕竟，苏联解体是在苏联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后发生的。 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和资本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 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中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已经不可能再用军事的手段来使一个区域或人口大国屈服了。但帝国主义依然“坚持不懈”，因此，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转移到经济领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远超亚当•斯密时代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在新时代的实现形态。在斯大林之后和毛泽东之后，苏联和中国都走向了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今天，一些人依然在中国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宣扬比较优势，尽管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已经指出，即使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能够产生资本并加以充分利用，也难以指望借它使人均产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最优发展战略不应该建立在当前比较优势基础之上。 面对苏联解体和中国快速经济增长中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只能认为，贸易和资本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从这种新形态的影响看，在思想文化的传统上，埃及、中国这些传统东方国家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集权制几乎要被颠覆了。而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不是也与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中国的一些景象似曾相识吗?更严重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一些人在所谓“自由放任”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之后试图建立新的政府来取代原来的政府呢?这种新的政府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对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依然提供了最为可信的答案。 今天的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所设定的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呢?列宁曾设想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虽然已经在某些方面被证明是过于理想化了，但列宁所强调的公有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依然是不可撼动的所有公有制企业必须遵循的核心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并用它来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是我们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最好的纪念，也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四、在21世纪证实“帝国主义论”科学性的条件 列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的预言，在今天看来条件并不具备。但在今天除了战争以外，还有经济的方法来证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其实，除列宁外，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比如，阿里吉说：“1970年代是信号危机，终极危机还未到来，但是一定将至”。为了证实列宁、阿里吉等人的观点，不能不研究怎样有效动员一个社会进行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强有力竞争的方法。 首先，证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里，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和平年代里，如果不清楚经济发展可以信任谁、依靠谁，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被西方人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未开始，就已经未战先输了。毕竟，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苏联、中国等国打败之后，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又兴起了。和平演变虽然与武装入侵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无异。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错了敌友，则在利益输送西方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论”不可能被证实。 分清敌友是证实“帝国主义论”的前提，但还要有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知道，其经济发展道路通向哪里，哪条道路能走、哪条道路不能走?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未能意识到要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或者虽然意识到了但由于私有制盛行而无法有效调动，以至于无法实现“上下同欲”，反而是离心离德，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就不可能实现“以虞待不虞”，所谓好好筹划、认真计划就成为一句空话。即使中国采用更多的公有制来发展经济，但如果“将能而君御”，即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有管理才能、政治才干、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善于战略设计，上级领导却用各种所谓改革妨碍他，也不可能证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再者，科学地遵循这些科学的战略战术，要求科学识别出本国企业的（优）劣势。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国有企业、集体制企业在建立伊始，就是弱小的。《孙子兵法•九地篇》曾描述了军队处于劣势的情况。它说：“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国企业相互竞争的产业(如中国的汽车业、互联网行业)为“散地”，中国企业踏足西方产业地盘敌强我弱时即处于“轻地”(如海尔进军美国市场)，中国和西方企业实力相当、竞争激烈的领域为“争地”(如移动通讯业)，中西方企业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领域为“交地”(餐饮业)，世界领先、代表未来前途的产业为“衢地”(如中国高铁)，那些已经走出去却被西方企业包围的企业所处的位置为“重地”(中国如果实施一带一路，就有可能有企业面临这种格局)，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产业势必面临很多困难以及经营不善的企业身处“圮地”(如今天中国的钢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那些国际上市的企业身处“围地”(如京东)，那些被西方企业所觊觎、被国内私有化者所仇视的国有企业(如那些拥有天文数字资产、资源、令一些人垂涎万尺的央企)今天则似乎身近“死地”。只有识别出本国企业上述这些(优)劣势，在和平时期里证实“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才有可能。 《九地篇》还给出了军队处于劣势时的应对策略。它说：“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这是讲一个将军如何使用部下。用于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本国竞争的企业，国家领导部门要统一它们的思想，对它们实行兼并重组;那些西方强而我国弱的企业要想办法增强竞争力;对那些正与西方激烈竞争的企业要增加援兵;与西方你来我往的企业要小心谨慎;处于战略地位的企业要争取更加稳固的战略地位;遇到困难的企业应该快速地克服困难;被它国企业包围的企业要找到突破口，冲出包围圈;即将被敌人瓦解的企业要认识前面的极度危险。 最后，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念。西方企业的优势并不可怕。《孙子兵法•虚实篇》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意思是，让我孙武来看，越国人兵虽然多，又对胜败决定产生什么影响呢?不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我方力量弱，也可以打胜仗。敌人人数多，但我可以想办法让它不跟我打。转到经济领域，就是西方经济实力强，但对我发展经济有什么妨碍呢?它强它的，我建我的。一国怎么建不成社会主义呢?只要道路选好就可以了。让孙武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他或许也会在二十世纪初做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在对客观和主观的关系的认识上，毛泽东、列宁和孙武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那些对《孙子兵法》不敢置一词而对列、毛颇多不敬的人实在不是什么见识高明之士。由此也可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也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 五、结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在历史上是科学的，而且，在今天依然是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预示着帝国主义的衰落，它们的企业的竞争力也会随之下降。中国首先让自己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再去寻找克敌制胜的方法。更何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每前进一步都为自己制造出障碍，而且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可避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现状不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吗?这种证明还少吗?而美国所面临的新困难不是一个新的证明吗?而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优势，陷敌人以更大的劣势，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今天中国提出的最重大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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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今朝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陆计成、王梦荻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