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的确造成了一些教材的混乱。现在，对于这场教育革命中的课程与教材改革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课程与教材的改革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一场灾难。同时又把1963年的教育大纲和1958年教育革命完全对立起来。我们不能就教科书谈教科书，在研究课程与教材发展历程中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教学实际情况。最好的教科书第一要义应该是适应当时的教学实际。政治是客观存在的，文科课程中如果刻意回避也是不合适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五八年教育革命和六三年大纲的大部分批评其实没有多少道理。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对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的课程与教材改革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课程与教材的改革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一场灾难。同时又把1963年的教育大纲和1958年教育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1963年的教育大纲是在否定了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基础上是确立起来的，因此应该基本肯定。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应该人云亦云，简单的给予断言，而应该根据不同的课程的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要区分编写出版的教材和实际教学中应用的教材。1958年开始的这场教育革命中的确造成了一些教材的混乱。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当时把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地方。原来在1956年大纲实施的时候，是规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教材的。而在1958年开始把教材编写权下放给地方以后，很多地方编写了很多水平很低的教材，导致了教材的混乱。这一点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的历史事实。就是很多教育史的专家和中国当代史专家拿这些水平很差的教材猛烈抨击当时这场教育革命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些教材虽然编写出来了，却基本上没有采用。例如，那些各省编出来的物理课垃圾教材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使用过。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学校采用的仍然是按照1956年大纲那一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的统编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精简改编的教材。而这些被精减下去的内容大多数是当时学生的程度所难以理解的偏难的内容。在实践中，大多数学校所使用的教材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1956年大纲更加符合当时学生的实际。 其次，不同科目中课程与教材的改革情况是不同的。的确有一些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动，但是，这些课程与教材的改动不应该被简单的否定。当时，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四门科目的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做了较大的改动，不同科目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历史和地理课程改动总的影响的确是负面的。以历史课程来说，高中的历史课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开现代史，教学水平大幅度的削弱，地理课程的情况和历史课程相似，高中的经济地理课的课时大幅度缩减，甚至在部分学校一度停开。不过在当时能够上到高中的学生是极少数，初中的历史和地理课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变化不是很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地理课的确是被削弱了。但是，语文课和数学课在当时则是另一种情况。 语文课在1958年的时候，废除了汉语、文学分科课本，课本做了全面的改动。现在很多人对此进行抨击，认为1956年的课本要比后来的课本好的多。应该说1956年的课本，特别是高中文学课本，编的的确是不错的，几乎所有古典文学名家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注重选取同一古典文学名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像陶渊明，除了选了《饮酒》这种闲适自然风格的诗，也选取了《咏荆轲》这种慷慨激昂风格的诗。再比如说杜甫，既选了《兵车行》为代表的前期优秀作品，也选了《羌村三首》为代表的后期优秀作品。今天可能很多中文专业的人也未必知道陶渊明还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但是问题是这种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主要部分的文学课本超出了当时学生的接受能力，大多数学生学不懂，也不愿意学。所以被改掉也是正常的。新教材虽然在文学知识方面大大削弱了，但是在实践教学中效果要比旧课本好一些。 数学课程改革的成绩则更为明显。我在之前说过，数学是在1956年大纲中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理科课程，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唯一一门教学水平倒退了的理科课程。由于在制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把苏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学习，从而就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58年起，根据教育部的初中算术逐步下放到小学的指示，对小学算术课本做了修改，到1961年暑假，算术已基本上下放到了小学。随着算术的下放，高中数学内容的一部分也已逐步下放到了初中，到1962年暑假，高中平面几何和代数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已下放到了初中。只高中代数中少学的内容和解析几何还没有加上。应该说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中效果也比较好。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数学教学改革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为照顾学生接受能力删去了一些偏难的基本知识。 最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与1963年的大纲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应该指出的一个事实是，1963年大纲并不是在1956年大纲基础上制定的，恰恰是吸收了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两者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我们这里仍然以数学课程为例，1963年的大纲是在肯定了1958年开始的课程下放基础上进一步下放，加上了解析几何和代数中的一些内容。同时有关部门在1963年大纲制定时也指出：1960年教改开始以后，去掉了小学算术、初中代数、平面几何中的一些重复烦琐的内容，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删去了一些基本知识，如算术中的运算定律、最大公约数的求法，有些基本技能的训练，如算术和代数中的计算、算术中的解应用题、几何中的推理论证有所削弱，因此，这些教材虽已下放，但质量还未达到应有的要求。一方面，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删去的大多数内容不应该被恢复，另一方面，应该把这些必要的基本知识增加上去。显然，没有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就不会有1963年数学教育大纲。 对于1963年大纲，现在教育史的专家们是基本上肯定的，但是也有两方面的批评意见。一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取向，二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文科课程过度政治化的特点，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课程中讲了的农民战争多达十二次，农民战争的比重太高了。对于这两方面的批评，我们也应该结合实际的课程情况进行分析。 一方面，1963年的大纲课程设置的新倾向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重理轻文。对比一下1956年大纲和1963年大纲课程设置，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三门课程的课时大幅度减少，历史课从每周十八节减少到每周九节，地理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六节，生物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七节。语文，政治，物理，化学这四门课程的课时略有增加，外语课的课时则大幅度增加，从1956年大纲中的每周二十一节节增加到每周三十六节。我个人也是不赞成这种课程设置变化的，但是，把这种课程设置的变化概括成重理轻文显然是不合适的。准确的说是外语课的大幅度增加挤占了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程时间。只不过现在学习外语是学术界的政治正确，对于外语课程课时的大幅度增加只能肯定，所以人们才把这种课程上不好的变化说成重理轻文吧。 另一方面，对于所谓1963年大纲中文科课程突出政治倾向，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就政治课而言，1963年大纲提出中学阶段政治课每周两课时，初一学共产主义道德，初二学社会发展简史，初三学中国革命与建设常识，高一学政治常识，高二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应该说无论是从课时上还是从内容的授课顺序上看，都是比较合适的。就受到诟病最多的中学历史课所谓过分突出农民战争来看，1963年大纲中的确比1956年大纲古代史部分的农民战争略有增加，但是总的比例仍然是不高的。其中战国秦汉部分农民战争讲的是课时最多的，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和黄巾起义各占了一课时，然而这一部分的总共授课时间是21课时，农民战争只不过占了1/7的篇幅。其他历史时期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则更少。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部分中，农民战争所讲的课时数大约占1/10强。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以此为依据抨击这个大纲只讲帝王将相，农民战争占的比重太低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说这个大纲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太高了。个人认为，农民战争占古代史1/10强的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无论是过分拔高还是刻意回避都不合适。 另外还有一些做法虽然有些政治化，但是也是正确的。比如说，在1956年和之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均是把少数民族称之为“外族”，把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战争称之为“侵略”。但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62年新疆地区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叛逃事件。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规定，所有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一律不得称之为侵略。这种做法当然是有一些政治色彩，但是就当时来看分寸拿捏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教材中仍然浓墨重彩的写了金国和元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岳飞文天祥的事迹。同时课本也没有回避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像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既写了西晋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写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压迫。还有，课本中也并没有回避大多数少数民族比汉族经济文化水平落后这一事实，有不少的篇幅是写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情况的。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却在这一方面做得有些过分，凡是涉及到民族压迫的内容，不管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还是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几乎全部被删去。更有甚者，现在的教材中为了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连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的汉化都不容许提，凡是涉及到民族融合的时候，只能说是民族交融。我们应该有中华民族这个政治观念，但是也不能为照顾某些人的情绪刻意的去回避历史事实。 但是，在1963年大纲中确实也有一些突出政治而冲淡了学科主题的做法。比如说在1963年的语文大纲中就选了好几篇瞿秋白的文章。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在1956年大纲中就开始了。1956年大纲中初中二年级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概况，其中有四个列专题单独介绍的“中国大文学家”，即屈原，杜甫，鲁迅和瞿秋白。应该说，前三人是实至名归，而瞿秋白显然是由于其革命烈士的身份而拔高了其文学成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说瞿秋白是叛徒，把语文课本中所有的瞿秋白作品都删除了。其实不管瞿秋白是不是叛徒，都不应该在语文课本里选他那么多作品。我读过一些瞿秋白的作品，感觉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不像读方志敏烈士《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很受震撼。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为瞿秋白平反了，但是也没有把语文课本中那些瞿秋白的作品再恢复，更没有说瞿秋白是可以比肩鲁迅的大文学家。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们不能就教科书谈教科书，在研究课程与教材发展历程中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教学实际情况。最好的教科书第一要义应该是适应当时的教学实际。还有，政治是客观存在的，文科课程中如果刻意回避也是不合适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五八年教育革命和六三年大纲的大部分批评其实没有多少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