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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反思

2014-11-25 15:46| 发布者: 星火| 查看: 1686| 评论: 0|来自: 东博书院

摘要: 甲午战争的反思孔庆东  (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2014年9月号)  今年是公历2014年,农历又逢甲午年。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又要回顾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甲午年,回顾那场中日之战。10年前,我以嘉宾身份参与陕西卫 ...

甲午战争的反思

孔庆东

  (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2014年9月号)

 

  今年是公历2014年,农历又逢甲午年。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又要回顾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甲午年,回顾那场中日之战。10年前,我以嘉宾身份参与陕西卫视的“开坛”栏目,在北海舰队的甲板上,做了一期纪念甲午110周年的节目,叫做“跨越百年的伤痕”。10年后的今天,整理当日的发言,原来的感慨仍在,也萌生了一些新的思索。

  甲午之战的准备。新中国的两代人,都熟悉毛泽东的这句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本来努尔哈赤也是懂得这句话的,他的子孙玄烨和弘历也懂,但十代以后的子孙,似乎就不懂了。甲午这一仗,从大清海军来说,可谓是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而日本的海军,早就下决心要和北洋水师决一死战,他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据我所看到的材料,日本海军在训练的时候,重点目标就是要打沉“定远”舰,他们把“定远”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日本陆军在练习拼刺刀的时候,靶子上面画的是李鸿章的头像。全国上下以打败北洋水师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相反,大清一方,根本就没有主动求战的理念,没有敢于亮剑的战斗意志,当然,更没有决战必胜的信念。

  战术素养与训练。说到准备和把握,这就涉及到平时训练的潜在问题。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材料,说当年日本军方拜访北洋水师的时候,发现北洋水师官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炮筒里面灰尘很多等等。近年有一些专家反驳这些传闻,说这些都是缺乏依据的“段子”。这些“段子”的真实性也许有问题,但从本质上批评了大清军队的训练水平,见微知著,从非常小的细节上,反映出大清军队整体的战术素养比较差。细节上的反驳,无力改变整体评价上的尴尬。

  中日战争意识。今天颇有些人,跟着西方和日本的舆论,说中国的军费过高了,威胁到世界和平了。这些人似乎不懂得,战争的准备,是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天天讲月月讲”的。回到当年,说到整体的战争准备,添船换炮这样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理念,在日本能够从上到下贯彻下来,而大清这一边,就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日本从天皇到很多富豪之家,都踊跃捐款,为海军添置装备。而大清这边干什么呢,反而要挪用海军经费,慈禧太后要修“三海”,后来又修颐和园。有学者指出,这个钱后来还了。但是起码寅吃卯粮,把应该更新装备的大好时间给耽误了。

  其实日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或者说综合的经济能力并不比清朝强。它是把中国打败了之后,用战争的赔款,一步步完成其现代化的。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财政也比较困难,它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万众一心把国家的硬件先搞好。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还是躺在权力的安乐椅上,做着万寿无疆的大梦。

  毁誉李鸿章。谈晚清,谈甲午,都绕不过李鸿章。国人认李鸿章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代表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马关条约》。这个历史责任,李鸿章是逃脱不了的,他应该有责任。但是除了有责任之外,李鸿章也有苦衷,因为他毕竟处在那个位置,形势给他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并不大。李鸿章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是得到当时的世界列强公认的。他是行伍出身,淮军的首领,而且从治军思想上看,应该说比曾国藩更与时俱进一点。列强对他评价比较高,日本对他也是敬畏三分。后来他去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日本人还打了他一枪,说明日本确实对李鸿章有过非常大的敬畏。但是这些,都在甲午之战失败以后,变得烟消云散了,日本人从此不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也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

  评点丁汝昌。说到当年北洋水师的丁汝昌丁军门,应该如何概括呢?第一,他大节无亏,就是说在民族气节上是没有问题的。勇于开战,决不投降。第二,应该说是人才难得,他久经战火的考验,而且努力进取,有谋略有心胸。第三,很可惜的是,丁汝昌专业不对口,他不是海军出身,造成指挥上有些外行,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能说他有勇无谋,他是想谋,但谋不到点子上。所以说丁汝昌这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死,是带有悲剧性的。对丁汝昌那个悲剧性的服毒自杀,一方面应该有历史的同情,另一方面,要从中吸取教训:我们现在一定要培养专业的、合格的领导型人才,像丁汝昌那样爱国的、敬业的、勇敢的,同时又是熟稔专业技能的现代化军官。

  方伯谦与民族大节。浮表的层面。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化的时候,经常是有误读的。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国,就是好莱坞大片加麦当劳。这些到底是真正的美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的某个侧面?美国人是不是都吃着麦当劳?美国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吃麦当劳?其实美国多数吃麦当劳的是下层人,是那些工作非常累、工作到一点多还没有结束的人,匆匆忙忙地买一份垃圾食品吃。有闲暇的人、收入高的人、有文化的人,是不怎么吃麦当劳的。而麦当劳到了中国,却变成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在麦当劳里面给孩子过生日——在我看来很痛心,这等于是在垃圾堆里给孩子过生日,还觉得这是孩子的荣耀。 美国文明有我们不认同的地方,但它很强大却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强大?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始终在居安思危。美国已经是世界老大,经济强大、军事强大、科技强大,人莫予毒,但它老说自己不安全,并且老给自己“制造不安全”。它老在提醒它的国民:我们要有凝聚力,我们如果不居安思危,那恐怖主义什么的就来了。没有恐怖主义,它也要制造一个恐怖主义。美国的军队,有事没事要出去打仗。单看打仗不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客观上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居安思危这一点,是我们古人常提的,而现在很多人却忘了,自己吃上麦当劳,就觉得天下无贼,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现在幻觉中到处都是朋友,全是“战略伙伴”关系,什么叫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哪有“同志加兄弟”好啊?而同志加兄弟,也都打起来了,何况是战略伙伴关系呢? 所以,还是要回到古人那里,去吸取经验教训。汉朝、唐朝为什么达到了盛世?为什么是超级大国?就得益于居安思危的思想。汉朝面对着匈奴的不断挑衅,逐渐凝聚了力量,追杀单于贵族于千里万里之外。唐朝也是文武并用,平定了突厥吐蕃等外患。追求安定,是人类共同的、正常的精神需要,但是中国,必须有内仁外侠的民族精神,有居安思危的自我意识,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决断,有果敢的民魂、军魂,这个民族才能真正的“安”。如果只是看到目前尚无战事,把“和平发展”的外交辞令当成自欺欺人的口号,而不去思虑可能发生的危机,那就是一种苟安,是虚假的“安”,是梦幻的“安”,顶多不过是南宋的首都——临“安”。 讲到丁汝昌等甲午历史人物时,应该注意,不要简单化地评价,不要简单地把一个人概括成英雄或者是狗熊。不因为某个细节否定他的功劳,也不因为他的功劳,就忽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比如这个有争议的人物方伯谦,他肯定在北洋海军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他应有的贡献,在战争中,他也不可能说没有一点儿好的表现。但是他毕竟大节有亏。我们说丁汝昌是大节无亏,而方伯谦呢,我们能说他是民族英雄吗?方伯谦家族的后代纪念他,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学界政界评价太高就过分了,这种人要是成了民族英雄,那岂不是谁都能成为民族英雄?尽管我们可以为他辩解,有些做法可以谅解,但是如果今天把方伯谦这样的人都讲成民族英雄,那普通老百姓都成什么了呢,就都是圣人了。战争中可以示软、可以示弱、可以挂白旗,但是要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挂白旗。在自己没有丧失攻击和防卫能力的情况下,只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如敌人了,就挂白旗,那还打什么仗?那只要算一下双方的实力,实力弱的一方就举白旗投降算了。

  建军思想与海洋意识。今人批评李鸿章的海军思想,是以消极防卫为主。当然这也不好过分责备李鸿章,因为当时举国上下,也没有明显的比李鸿章更高明的意见,背后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观的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战争观的问题。清朝后期,四面都是危机,但是朝廷在解决陆地防务问题上,就非常积极踊跃。左宗棠去办西北事务的时候,朝廷当时是重西北、轻东南,可以说当年西北搞得相对成功,西北是北京的、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大后院,一个无限纵深的后院。但是当时没有认识到海洋这个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甚至比内陆更重要,当时整个民族的认识没有跟上去。中国古代的时候,海战方面还是蛮先进的,无论船的吨位也好,船的机动性能也好,我专门去过相关的博物馆看那些材料,中国人并非自古不重视海战。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海内无事、海外没有威胁,所以使中国人觉得,海洋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海外被看成是化外,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海外还有其他的生命,如果有,也只是相当于高级禽兽的未开化蛮夷。后来才发现海外来的一些人,人家水平很高。但是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整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不认为这些洋鬼子真比我们有更高明的生活技能,甚至很多老百姓认为鬼子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当中国被打败了之后,欧洲很多国家来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吉利来了、法兰西来了、德意志来了,还有荷兰、比利时也来了。于是有的大臣跟皇帝说:像比利时、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都是英国自己胡编出来的,他们想多要钱,又不好意思,所以又虚构出两个国家来,就是想多要两份钱。足见大清朝的地理观念已经非常落后,不知晓世界的基本格局了。

  中西航海目的不同。近代崛起的海洋国家,它们的海洋观是和它的生存紧密相连的。而中国航海的代表举措——郑和下西洋,那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这个国家觉得自己过得太好了,要出去炫耀天朝的威风。郑和庞大的舰队,一直航行到红海,见到一个国家一个部落,上岸就送给人家东西,说你看我们家很富有,我们家有这个、有那个,有老子、有孔子,有绫罗、有绸缎,有红瓦、有青花。送完之后,说没事到我们家喝酒去吧,然后就回来了。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文化宣传队。而很多海洋国家的崛起,是伴随着海军的崛起或者海盗的崛起,经常是它的生存到了一个转折点,不崛起不行了。我们的国歌里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方国家在近代,经常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比如说鸦片战争,背景是英国在欧洲贸易体系内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欧洲快把它排斥出去了,它必须要在东印度公司,打出一个天下来。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于英国,是一个围棋上的“生死劫”,它必须打赢。而清朝对于这个情况,根本就不知道,清朝的心态是打“无忧劫”。日本也是这样的,甲午海战的输赢对日本关系是非常大的。它不打赢,今后就没有强国的地位。它打赢了以后,就可以利用掘到的这一大桶金,彻底完成它的现代化。

  美国文化与居安思危。回顾甲午,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待中外文化的异同。比如今天很多人都把美国当做全部“世界”和全部“国际”,看待美国,也只看到其浮表的层面。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化的时候,经常是有误读的。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国,就是好莱坞大片加麦当劳。这些到底是真正的美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的某个侧面?美国人是不是都吃着麦当劳?美国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吃麦当劳?其实美国多数吃麦当劳的是下层人,是那些工作非常累、工作到一点多还没有结束的人,匆匆忙忙地买一份垃圾食品吃。有闲暇的人、收入高的人、有文化的人,是不怎么吃麦当劳的。而麦当劳到了中国,却变成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在麦当劳里面给孩子过生日——在我看来很痛心,这等于是在垃圾堆里给孩子过生日,还觉得这是孩子的荣耀。

  美国文明有我们不认同的地方,但它很强大却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强大?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始终在居安思危。美国已经是世界老大,经济强大、军事强大、科技强大,人莫予毒,但它老说自己不安全,并且老给自己“制造不安全”。它老在提醒它的国民:我们要有凝聚力,我们如果不居安思危,那恐怖主义什么的就来了。没有恐怖主义,它也要制造一个恐怖主义。美国的军队,有事没事要出去打仗。单看打仗不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客观上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居安思危这一点,是我们古人常提的,而现在很多人却忘了,自己吃上麦当劳,就觉得天下无贼,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现在幻觉中到处都是朋友,全是“战略伙伴”关系,什么叫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哪有“同志加兄弟”好啊?而同志加兄弟,也都打起来了,何况是战略伙伴关系呢?

  所以,还是要回到古人那里,去吸取经验教训。汉朝、唐朝为什么达到了盛世?为什么是超级大国?就得益于居安思危的思想。汉朝面对着匈奴的不断挑衅,逐渐凝聚了力量,追杀单于贵族于千里万里之外。唐朝也是文武并用,平定了突厥吐蕃等外患。追求安定,是人类共同的、正常的精神需要,但是中国,必须有内仁外侠的民族精神,有居安思危的自我意识,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决断,有果敢的民魂、军魂,这个民族才能真正的“安”。如果只是看到目前尚无战事,把“和平发展”的外交辞令当成自欺欺人的口号,而不去思虑可能发生的危机,那就是一种苟安,是虚假的“安”,是梦幻的“安”,顶多不过是南宋的首都——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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