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 林海一片叶 我是1958年年初出生的。生长在一个县城. 我的父亲是个基层干部，整天忙于工作，印象中的父亲, 几乎没有过闲暇的周末.母亲是工人，工作家务一肩挑。那时的家务活又特别多，做饭洗衣，买煤拉土，单衣棉衣、单鞋棉鞋都是自己做，辛苦了很多年。 似乎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忙碌。 六十年代末期，我家换了住处，同院的一家邻居，当父亲的是位工厂干部，做母亲的是位商企的领导。他们吃住在单位，难得回次家。这个家庭的长女当时是下乡知青，也几乎不在家。下面的三个孩子,从六七岁到十四五岁。平时，都是三兄妹在家，大的照顾小的，吵闹与欢乐交集地生活着。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独特的家庭。 据母亲说，我小时吃了不少苦。我在两三岁时，不爱吃炼乳什么的，别的也没什么好吃的。母亲上班时把我放在厂办幼儿园里，条件也简陋的很，经常就是坐在砖上面，度过了曾经的一段时日。 有了记忆的童年时代，却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年代。 那时家里虽然吃的不怎么好，有那时特别不想吃的粗粮，除了过大的节日，平时也没肉吃，但还可以吃饱。有时，妈也去自由市场买点干红薯片、小米，甚至买些土麦子拣洗后补贴供应的不足。现在想来，当时城镇居民所吃的主粮不会比现在少，但因为当时的贫穷，副食的匮乏，导致了主食的不足。 那时的社会非常安定。我们五六岁以上的孩子们，不仅白天可以到处自由自在的跑着玩。夏天的晚上，孩子们也聚集在街口的路灯下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也会到电影院或戏院的门口玩，等着电影或戏快散场时，把门者撤了之后，进去看一会儿。八九岁的我，曾在夜半时分独自跑在大街上，在满大街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人群中挤来涌去。也曾有过我和约10岁的姐姐，因为怕挨母亲的打骂，而在家旁边的学校大门后度过一个夏夜的经历，——黎明时分我们回去时，母亲还给我们留着门。要是现在，实难想象两个10岁以下的女孩一夜不回家，做母亲的能不害怕？ 上学后，临近的同学分成小组，要在午饭后轮流去同学家检查午睡。记得一次，我午后在玩，从窗户看见同学来了，赶忙装睡。听得没动静了，我问姐姐：“走了吧？”岂料同学正在表格上画“睡”的符号呢，---露馅了。 与现在孩子们各种昂贵的玩具比，当时我们的玩具，是不用花钱或仅需一点点的钱就得到的。几个小石子、一块瓦片、半截粉笔、一块小手帕、一条跳绳、几片鸡毛、几张画片就可以让我们玩儿得不亦乐乎。 那时的我们，没听说谁有零花钱。有时卖点破烂，有了个三、五分钱，会跑到小人书摊前津津有味地看个两本三本的，或者买点五香咸豆子吃。现在犹记得那本《黑奴吁天录》画册留给我的诸多悲惨场景和许多惊叹。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我家附近，几个大点的女孩子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基本成员是七八岁的孩子，我也参与了其中，跟着跑。好像附近的孩子大多都参加了，很热闹的。有时也有“报酬”，是几颗小糖豆 。 那时，听同院的两个红卫兵哥哥姐姐讲如何去外地串联，如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心中羡慕的不得了。 大人们参加了各个不同的群众组织，造反啊，辩论啊，游行啊。当权派们被批斗。我们孩子们可是自由而无严格约束的度过了一段时日：或到大街上看游行的队伍，或在家中看书，或者去城墙上爬柳树玩。就是上学也不再是循规蹈矩，不再那么安静了。 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清闲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他被批斗过，被靠边站过，我也见过列举他所谓“罪行”的小传单。 很快，工厂、农村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记得有段时间，工厂除了正常的生产，政治学习特别多，形式主义的东西也很多。后来就逐步改进或取消了。 那时的学生们， 与现在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们相比，生活是很丰富的。除了文化课的学习，学校会组织各种活动，像忆苦思甜、文艺宣传、体育竞赛，或是“三夏”“秋收”时节，由学校或街道组织大家去田间支农，学校平时也安排专门的劳动课。 美国侵略柬埔寨时，我们小学生曾分组挨家挨户地去宣传毛主席的5.20声明。 临近中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听着高音喇叭里播出的《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越走越有劲。 学校经常号召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大家会很高兴地到军烈属、五保户家抬水扫地等。曾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院里六七个年龄不同的孩子，欢欢喜喜地去帮军烈属干活并送了年画。 在80，90后的一些孩子眼中，也许看不懂那时候的我们。 那些年，在少年中间，非常流行戴军帽，偶尔也会听说有个别调皮的男孩子会抢军帽。现在的有些孩子，可能关心的更多的是，哪个牌子的衣服更炫，哪种网游更有趣吧。 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是军民鱼水情。其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正在玩着，看见解放军，就会喊：“解放军叔叔好！”直到解放军回复“小朋友好”，才心满意得。地方和部队每年有联欢活动。部队上放电影，老百姓们晚饭后也就成群结队的去看了。现在呢，电视 普及了，人们大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热情，跑几里地去看电影了。也不知现在部队上，是否还允许老百姓进军营看电影了。 那时不仅男孩子，就是我们女孩，也太想长大当兵了。尤其十六七岁的女孩们，正值可当女兵的年华。可惜，只有很少很少幸运的，才能当上。 那时的我们，对不正常人的警惕性很高。曾遇见一个年轻的傻子，忽然见他用树叶在街道的墙上写了个“水”字，我们这些跟着看热闹的孩子惊奇之余，就悄悄议论开了：“他是不是特务？这个字是不是他写的暗号？”当然，也仅限于了议论。 那时的我们，崇拜的是英雄，崇拜的是解放军。总觉自己生不逢时，惋惜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不能够去轰轰烈烈地当英雄。尽管也知道先辈们给赢得的的和平是多么珍贵，知道比旧社会强了多少倍的幸福生活是多么难得。 那时的我们，崇拜的是科学家。科学家是令我们神往和足以让我们高山仰止的人。 那时的我们，阅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类的书，简直是看在古董。绝没有想到，那样的怪现状又出现了，甚至有多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作为下乡知青正在农村劳动。 在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悲痛中的时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我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 由于战乱和旧社会带来的一穷二白，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劣，为了祖国的和平、人民的长久利益，我国大搞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基础建设， 并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特别是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的壮举，让我们国家受益无穷。 君若不然，且看原本富裕的伊拉克、利比亚的惨烈剧变。 我们不应该感激毛泽东时代吗？国家不强大，和平与幸福就可能一夜被颠覆。首先得有生命，才能进而去争取富裕的生活。不是吗？ 那个时代的人们，以艰苦的生活和奋斗，换来了祖国的强盛。其间，尽管毛主席和共产党有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加上自然灾害，有了特别的三年困难时期，甚至一些地区有饿死人现象发生。但总体上说，劳动人民翻身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不再受剥削和受压迫，社会地位高。人们生活安定，日子也在一天天好起来。 拿我家来说，在旧社会，我家属于农村比较富裕的家庭：有自己的土地，有供使用的牲口，还开着染房。我的祖父祖母都非常勤劳善良。祖父的家训是：只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包括别人落在路上的，都不能要。他们辛苦地劳作，却吃的很差。为了节省灯油，我的祖母和姑姑们有时会在半夜时分起来，就着月光纺花。 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家庭，社会却不能保证它的平安。我的一个伯父，就被夜里抢劫我家染房的土匪打死。那时候，许多地方都有土匪，使人们惶恐不宁。 解放前，作为家庭经济还过的去的我家，父辈们能读个两三年书就不错了，女性长辈们则根本没有读书一说，只是在解放后参加过扫盲班。 解放后，土匪没有了，旧社会的许多坏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解放后，妓女妓院现象被迅速禁止，毛泽东时代的女性不再被低贱侮辱，整个社会干净明亮。 解放后，在中国土地上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已被站起来的人民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解放后，一些人吸大烟的恶习，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消除干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响彻云霄，中国人民再不是“东亚病夫”！ 解放后，基础教育被普及，学费很低，困难家庭的子女还可以被减免学杂费。男孩子女孩子有了同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这里，县城：高中以下的学校具全；农村：村有小学，公社有包括初、高中在内的中学。整个毛泽东时代，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完全是国家负担，劳动人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经济上的保障。 我的学生时代，别说小学生，就是中学生，也难得有戴眼镜的。在当时我的心中，戴眼镜的人，是很有学问的人了。 当时我所知道的困难家庭，都是家里子女多，四五个以上，母亲又没有参加工作的。农村也是家里孩子们多的困难。其实，现在生活是比过去好很多了，但一个家庭如果有了四五个以上的孩子，就是父母双方都工作，这个家庭也有很大可能是困难的。 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是毛泽东时代后期大力推行，并已经实行起来的政策。那时我虽还在上学，但听到过人们的议论，知道刚开始推行时的艰难。我75年下乡时，城乡的年轻家庭，基本上已是在实行生育两个孩子了。作为我个人来说，拥护毛主席时代的政策。我觉得，两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并且，如果都能做到，再加上晚婚晚育，我们国家的人口会控制比较好的。后来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仅仅是一些家庭 或自愿或被迫做到了。在农村，尽管曾有一段时间实行了很严厉的政策，甚至有些很不好的口号，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的家庭，从总体上说，远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尤其是早婚早育，在现在的很多农村还是普遍现象。 人们20岁生育与25岁生育，对于单个家庭来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对于社会来说，100年内则会相差一代人啊。 记得在七十年代，我在上学时就得知，一次性筷子对树林的毁坏巨大，可是后来，一次性的筷子竟然流行到我国，危害我国。 真的不解。 记得毛泽东时代号召多积农家肥，说农家肥养地又对庄稼好，化肥要合理施用。现在，农家肥早已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导致人们呼唤绿色食品，却不知何在。 记得毛泽东时代，国家对自然资源特别重视，国家有序开发，全民受益。为什么后来，一些宝贵资源就到了个人手里？由着个人发财？ 在毛泽东时代，农民和工人相比，确实差别大。国家也一直在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采取了好多办法。但，留给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了，一穷二白的国度刚打下 基础，虽说奇迹无数，成就骄人，可是，我国终归尚在逐步打开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求生存，求发展，还有许多困难，又不会去牺牲长远利益来急功近利，使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很快富足起来。 尔今，一方面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被人批评，许多农民感到委屈。但至今户藉制度仍无法彻底取消；另一方面又有人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把城里人到乡下劳动说成是受迫害（尽管批判的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子女，比如毛主席的女儿，周总理的侄女，董必武的儿子等，都到了农村，并且是实实在在的在农村干。董老的儿子等，曾是优秀的知青代表）。那又该怎么办？农民不要被捆绑于土地，城里人又不能下乡，谁来种田？ 现在，农村里的青壮年们可以自由地去城市打工，既见了世面，又增加了收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农村的根本希望在哪里？农民单靠种田很难富起来，一家一户的条块田地，成为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阻障。毋庸置疑：当下，只要有好的带头人，农业集体化道路，依然是农村发展农业的最好选择！农村的方向难道不应该是大寨、南街村、华西村？ 还有一些人，攻击毛主席是所谓的“暴君”。咱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当年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对共产党人实行的是“斩草除根”；而毛主席对敌方的政策是：没有直接血债的不杀。 对待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毛泽东时代称为“可教育好子女”，给他们出路。这个政策使这个群体可以自尊自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解放后的社会的。他们中更有一些人不计个人得失，肯定的是社会的主流、大局。但，压抑和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他们在参军、入党、婚姻等重大事情上所受到的冲击。确实，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辜的，值得同情。不过，这何尝不是不得已。不要说三十年前，许多被共产党打击的对象还在被改造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后代至今仍在想着变天），并对他们的后代起着直接的影响。在共和国已经60年的现在，茅于轼一类的人不是还正在公开地攻击和污蔑毛主席（尽管是“蚍蜉撼树”）？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又能怎样做才更好呢？蒋介石们可是把他敌手的后代“小萝卜头们”凶残地杀死的，杨开慧被杀的主要罪名也因为她是毛泽东之妻。试问，蒋介石能将侥幸活着的“小萝卜头们”与国民党一方的子女平等对待吗？重要的、关键的部门能让他们随便进吗？ 当今，在毛主席领导打下的江山内，在毛主席创建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度，一些人曾公然在网上叫嚣过，要杀掉毛主席的后代，杀掉信仰毛主席的人，杀掉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 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会怎么样？中国会走向何方？ 毛泽东时代离我们远去了，但毛主席那一代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和成功经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尽管由于时日的不待，多种因素的制约，那个时代还没有能够完美，甚至给一些人留下了伤痛，但它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那个时代的方向，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理想社会所追求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