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 —与俞可平同志商榷 郝贵生 笔者从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上读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16年第3期刊载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俞可平同志文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从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修改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以下简称俞文，见附录）。 该文主要围绕《共产党宣言》结尾究竟应该翻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一问题展开的。 俞文详细地介绍了该争论的来龙去脉，然后阐述了自己的结论。俞文认为，《宣言》结束语翻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不能离开《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殊语境去理解“无产者”与“劳动者”的区别，不能只根据英语或汉语的一般语义，就得出“劳动者”不等于“无产者”、恩格斯对《宣言》做了重大修改这样的论断。他主张《宣言》应该继续使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然后讲了5点依据。 笔者完全同意俞文关于这两个不同翻译的见解及其依据。认为二者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仍然赞同现有《宣言》的翻译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俞文谈完上述认识之后，并没有停留在个别上，而是从个别到一般。他说：“从对《宣言》1888年英译本个别语句的重新解读，联想到近年来对《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等译文的争论，我想再谈一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看法。”也恰恰在由此引发的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态度中，笔者不完全同意俞可平同志的见解。 俞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出与众不同的解释和译文，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是十分正常的学术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允许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包括正常的争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权和翻译权。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评论，必须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当作僵化的教条，来要求现实的万古不变；也不能用变化发展的现实，随心所欲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待工人运动和革命理论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一个如何对待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榜样。接着，俞文谈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四种态度。即历史地、全面地、国际地、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则上讲，这四种态度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如何历史、全面、国际、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笔者同与俞文有不同认识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 第一，肯定中国当今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倾向不是真正“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俞文谈到“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决不能用今天的现实去裁剪当时的理论，否则就会发生历史的错位，导致对经典著作的历史性误解。“这种结论从抽象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俞文举例说：“例如，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鼓励措施，对合法的资本收益采取保护政策。对此，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收益，就断定我们的改革措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去挖空心思地论证，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中就包含着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肯定和鼓励。”这就不是“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是借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性而否认基本原理的普遍性、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历史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结论有一些是关于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一般原理不会因为当时提出的历史和条件性与今天的具体条件不同而根本改变其原理。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阶级本质和阶级斗争原理、社会主义本质原理、消灭私有制原理、两个决裂原理、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原理等等。还有一些原理属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斗争策略和方法问题。这些原理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加以改变。俞文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原理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主义任何原理都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以这种所谓“历史”的态度恰恰是国际共运史上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赫鲁晓夫等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这里就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国当今所进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问题。俞文首先主观从中国当今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和道路这一大前提出发（这是需要证明的结论，而不能把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和前提），因此得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收益，就断定我们的改革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挖空心思论证马克思当年理论中包含着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肯定和鼓励。这种推理是极端错误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原理是普遍原理、普遍真理。其并没有因为今天的历史条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条件而根本改变。所以，中国当今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倾向是典型地背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理论和道路。这不是非历史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错误态度，而是科学态度。而俞文借口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观点具有“历史性”而断定所有原理都具有“历史性”而修正之。以此为今天的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改革方向、道路做辩护。这恰恰是错误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这不是真正“历史”的态度，而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态度。 第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与之并列或对立的人类所谓“和谐”的“政治公理”。 俞文谈到“全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行动理论，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也是19世纪人类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地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一些基本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实用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笔者认为这种抽象概括也是正确的。但愈文在举例说明这种态度时，却举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文中说：“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肯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公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公理，不能把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歪曲，不是“全面性”，而是典型的“片面性”。其一，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观点，但不能把阶级斗争学说比喻为数学理论中的公理现象。其二，阶级斗争学说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参见恩格斯1883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阶级斗争学说与《宣言》中的其它原理如“基本矛盾”、“两个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两个必然”、“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纲领”、“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专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区别但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阶级斗争学说讲其它原理，或离开其它原理讲阶级斗争学说都是错误的、片面的。其三，俞文言外之意是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外还存在一个与阶级斗争并列或对立的其它所谓“政治公理”。一讲阶级斗争学说，就否定了这个所谓“政治公理”。那么这个“公理”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按照俞文的解读，似乎这个“公理”就是与阶级斗争学说对立的“人类和谐”内容。所以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符合“人类政治公理”的现象。这又是一个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人类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和谐”现象。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不否认一个阶级内部特别是被压迫阶级、劳动者阶级内部存在“和谐”现象。如《宣言》中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东所说革命队伍人们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协作思想等。但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条件的，而非与阶级斗争学说并列对立的另外社会的一个所谓“政治公理”。那种离开阶级斗争学说去讲什么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正义与邪恶、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所谓“和谐”绝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当今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是不承认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现象，要求腐败者、资本家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所谓“和谐”，是剥夺和取消劳动者反抗剥削者、压迫者、腐败者，永远甘当奴隶、奴才的“和谐”。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政治公理”。而中国当今那些强权者、强势者也正是在“和谐”、“稳定”的口号下利用权力和资本没有停止过一天对弱势者和人民的压迫、镇压。 第三，当今在“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上的主要倾向究竟是什么？ 愈文谈到“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说：“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一种国际现象。马克思说过，其全部理论的根本目的，既是解释世界，但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从理论上说是发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同样也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解释能力上，而不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规律的解释。相应地，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实践中，不仅要用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而且要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用世界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层意思是，应当充分借鉴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虽然每个研究者的立场、分析和观点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许多研究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各国实践，或从各国的实际出发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当然不能不加辨别地盲目认同，但也不能不加审视地一概否定，而应当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同样这些话原则上讲也是对的。但俞文并没有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当今在“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上，主要倾向究竟是什么？是绝对地闭关锁国？还是借口“国际性”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所谓“成功”经验？而俞文给人的感觉实际是指目前主要倾向是不注重向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学习、不注重向西方国家学习，把自己封闭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国际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是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外国革命经验，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也最大限度“国际地”借鉴苏联建设的成功经验。但也不是全盘照搬。毛泽东多次读书学习和讲话中既谈到要学习汲取苏联积极合理因素，也批判其僵化、错误的因素。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就是批判继承的典型产物。但自1981年那个《决议》出笼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主流媒体和思想理论界竭尽全力批判建国前30年中国共产党人“国际地”学习借鉴苏联成功经验是照抄照搬。不仅对中国前30年革命建设成就全盘否定，而且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也完全否定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完全归结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把苏联教科书的内容完全看做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东西。这种批判态度是“国际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态度吗？改革开放就是从批判毛泽东时代所谓“闭关锁国”开始的，近几十年来确实是在进行所谓的“国际化”，且是打着《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进行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实需要最大限度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和积极因素。但究竟借鉴学习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国际化”思想是要真正分清哪些是合理积极的因素，哪些是消极不合理的因素，而不是不加分析地一律照抄照搬过来。而从几十年的实践看，并没有真正分清是非正确与否，而是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式所谓“国际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国内学者研究西马时，却把西马中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糟粕性内容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且看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思想意识上，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变种普世价值理论照搬过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资本主义固有的市场经济理论照搬过来，主观随意地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化”思想，而是打着“国际化”的旗号，行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之实。 第四，“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离开坚持马克思主义，片面强调“发展”，最终会导致偏离和背叛马克思主义。 俞文还谈到“应当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科技的发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变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进一步丰富，经典作家的一些结论也会过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看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说过什么样的话，甚至也不在于经典作家是否肯定或否定过某个观点，而在于是否从根本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观。上述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原理在资本主义没有最终消灭之前能否过时？如果借口时代条件稍有变化，就主观宣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过时了，而加以所谓“发展”、“创新”。这不是真正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计划经济理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正是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大肆鼓吹其过时了，要用所谓“创新”的“和谐”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而代之。这绝不是“发展”、“创新”，而是典型的背叛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的“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而否定的只是“先进国家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发展、创新。而俞文中又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且说：“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论述过这些问题，就认为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仅因为某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能最初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就断定它们是非社会主义的，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背离。”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之所以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绝不单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根本对立和背道而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照搬过来，加上社会主义的招牌罢了。这绝对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发展”的旗号背叛马克思主义。
第五，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俞文在其内容摘要中指出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正好相反的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来否定现实的改革实践；一是实用主义地用今天的改革实践去任意裁剪经典作家的理论。”笔者认为，思想理论界存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确实客观存在。但俞文这里所讲的“教条主义”倾向笔者不敢苟同。通观俞文全篇，其所指的“教条主义”就是思想理论界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消灭私有制思想、两个决裂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剩余价值思想、计划经济思想、按劳分配思想反对和否定当今改革实践中存在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错误倾向和现象。请问俞可平同志，你作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又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消灭私有制思想、两个决裂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剩余价值思想、计划经济思想、按劳分配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普遍真理，还是“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笔者第一点中已经明确指明，俞文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个别结论混为一谈。借反对个别结论而否定一般原理。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为显微镜和望远镜分析和评判当今的社会现实，这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以反对这种所谓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实质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名义下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修正主义。这恰恰是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存在的也是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倾向。正如毛泽东所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文中指出的第二种错误倾向是实用主义。这种倾向确实客观存在。但并不主要是文中所说的“用今天的改革实践去任意裁剪经典作家的理论”，而是把实用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部实践中，所谓“猫论、摸论”思想就是实用主义的典型。他们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本身的哲学依据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当他们的这种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相背离时，他们必然要去裁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俞文所提到的某些学者要用“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要用“扬弃私有制”取代“消灭私有制”的翻译本质不单是指用现实裁剪理论方法上的实用主义，而是用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方法论认识和指导实践和现实的问题。而且这种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哲学依据，是一种重要表现。因此笔者的结论是，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错误倾向表现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也是危害最大的错误倾向是修正主义。 第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还是单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根本价值为坐标？ 俞文内容提要中提到“我们在理论上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为坐标，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和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这一思想实质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修正。 我们知道，毛泽东1942年在他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在批判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三种主观主义的学风后指出，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俞文的提法从形式上实质是照搬毛泽东的提法。如果说，俞文中“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与毛泽东所说“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后一句区别就大了。毛泽东说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而俞文却改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为坐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或者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它包括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不等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极其重要原则。毛泽东谈到实事求是的本质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想象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显然毛泽东这里再次强调的仍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强调全党同志“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俞文中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和篡改吗？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几乎所有的基本原理不同程度都被某些学者有意无意质疑、修正和篡改。《宣言》中所阐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更是受到典型的歪曲、修正和篡改。俞文中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做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不能把某一个原理与其它原理割裂开来。这一见解是对的。但某些人解读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恰恰就是割裂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两个必然思想、消灭私有制思想、两个决裂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实际是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理论解读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那么俞文中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基本原理特别是不讲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样的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价值观，而转变为唯心史观为哲学依据的普世价值的理论。那么俞文的整个所谓“理论上的正确态度”就转变为理论上的完全错误的态度。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个大题目。本文也不可能结合当前的错误倾向完全谈清楚，只是就俞可平同志文章的一些错误提法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但读俞可平文章后，联系中央党校王长江、蔡霞、周天勇等所谓“马克思主义”专家的言论，确实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某些人的如此之低劣的理论素养和水平的现状而担忧。因此当我们作为“专家”、“学者”对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是否应该从我们自身入手，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读些马列毛泽东的著作，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学说也是受到国际国内思想理论界非议和否定最严重的一个观点。列宁说，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连“阶级斗争”一个字都不敢提，更不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国际国内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人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呢？以其昏昏，怎么能够使人昭昭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同时还要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社会现实，特别是当今整个社会极其严重的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私有观念泛滥、环境恶化等各种社会问题。天天在哪里高喊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人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所说，天天喊马克思主义好箭，好箭，但就是不会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再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自觉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样才能保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立场问题实质就是阶级立场问题，王长江等人的根本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他们早就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彻底占到反人民的国内外既得利益集团和反动势力的立场上去了，世界观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了。这就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必须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观念对自身的影响和侵蚀，必须永远向人民群众学习，永远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2017年元月4日 附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从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修改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 愈可平 内容提要：有学者认为，1888年由恩格斯亲自审定的《共产党宣言》权威英译本的结束语，由原来德文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是恩格斯晚年对《宣言》的重要更改。针对这一说法，本文经过对德文版和英文版《宣言》的认真考证后得出结论：1888年《宣言》权威英译本这一译文的改动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在《宣言》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殊语境中，“无产者”与“劳动者”的意义是相同的。作者还进而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正好相反的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来否定现实的改革实践;一是实用主义地用今天的改革实践去任意裁剪经典作家的理论。作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在理论上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为坐标，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和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 关 键 词： 《共产党宣言》 “无产者” “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响亮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之后，这一震撼人心的口号便迅速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令，经久不息地鼓舞着各国工人阶级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ite!”对应的英译应为：“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但在1888年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号召的英文改译为：“Working menof all countries, unite!”① 汉语直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宣言》英文版的译者是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他是恩格斯的朋友，曾经翻译过大半部《资本论》。尤其是，《宣言》的这个英译本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所以，在众多的《宣言》英译本中，该译本一直被认为最具权威性。 由于《宣言》在1888年的这一权威性英译本出版之前已有好几个其他的英译本，而其他译本均把《宣言》的结束语译为：“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阅的英译本却将它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这自然引起了细心读者的关注。不过，英语世界对这一改动的反应，大体上都集中在英文的“Proletarians”(“无产者”)和“Working men ”(“工人”或“劳动者”)哪个概念能更好地表达德语的“Proletarier ”(“无产者”)，对这一结语的意义似乎并无多大歧义。② 在非英语世界读者中，注意到《宣言》1888年英译本这一变动的最有影响的，是一份在1999年11月30日在俄国《独立报》发表的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据说，他生前有一份《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7日至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普列汉诺夫逝世81年后并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发表面世。③ 在这份其真实性至今仍未得到确认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别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④ 在俄罗斯《独立报》首次发表这份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时，还配发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的注释。在《遗嘱》谈及1888年《宣言》英译本的上述改动时，别列然斯基加注说： 遗憾的是，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也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改换也好，在苏联时期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的俄译文中都没有。这表明苏联党史学界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⑤ 《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由陈望道翻译的，由于陈望道是根据日译本并参考穆尔的英译本进行翻译的，因此，他也把《宣言》的结束语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⑥ 但后来《宣言》的大多数中译本， 尤其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宣言》权威中译本，均把结束语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极少有人注意陈望道对《宣言》结束语的上述翻译，更少有人关注到1888年英文版结束语这一翻译的改动。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人感到，现实的发展与《宣言》的一些重要论断发生了矛盾。例如，从现实生活看，“劳动者”未必就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开始强调产权及产权保护，工人、农民也有了自己的财产，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昔日的“无产者”在今日也变成了“有产者”。又如，鼓励私有经济，未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不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有些人便试图对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重新理解或解释，他们开始细心地关注《宣言》的原文意义和译文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注意到了1888年英文版《宣言》结束语英译的改动及普列汉诺夫在所谓《政治遗嘱》中对这一改动所做的评论，并据此对《宣言》这一重要结束语的意义做出了重新理解。例如，一位作者在评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时，特别论及了《宣言》英译本的这一改动：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⑦ 另一位作者则专门就“全世界无产者”与“全世界劳动者”的修改发表了感想，他指出⑧：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不经意地在文摘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出版时，恩格斯在末尾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⑨ 我不懂德文，也查不到1888年恩格斯修改的版本，因此无法考证其正确与否。 不过，想起来恩格斯的修改是有点道理的，无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词义内涵要大了许多。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而言，不仅无产者有责任，其他劳动者也可以把这个任务作为“愿景”而奋斗。 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但在现如今的中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让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原来的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都变成了劳动者，企业主、董事长、总经理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由此可见，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预见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局面，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理会到这一点，以至于让革命走了不少弯路，进行了许多无谓的无情斗争。 应当说，对于那些不能直接阅读德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而又不太了解《宣言》版本学的读者来说，对英译《宣言》的这一变动提出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在国内理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看到相关材料后也致电我专此进行咨询，并嘱我关注一下此事。我遵嘱对此进行了粗浅的考证，这篇小文即可算作是考证后的一个回答。 我自己考证后的结论是：1888 年英译本把《宣言》的结束语从原先的英译“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不能离开《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殊语境去理解“无产者”与“劳动者”的区别，不能只根据英语或汉语的一般语义，就得出“劳动者”不等于“无产者”、恩格斯对《宣言》做了重大修改这样的论断。我认为，在《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其意义是相同的。我做出这一结论有以下五点依据： 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运用这些生产资料去进行雇佣剥削，是《宣言》判断“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基本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的注释中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有过相当明确的界定：“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⑨。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和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他们进行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这就是《宣言》提出“无产者”还是“有产者”的基本历史背景，离开这一历史背景，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有产”与“无产”概念，去解读《宣言》中的“无产者”与“资产者”概念，就是对《宣言》的一种历史性误读。 第二，在《宣言》的特殊语境中，“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无产者”与“劳动者”或“工人”基本上是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交替使用这些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或工人，就是无产者;工人阶级，即是劳动阶级，也即是无产阶级。对此，《宣言》本身就说得十分清楚：“现代工人，即无产者。”⑩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汉译中，不同的译者有时会对同一德文或英文采用不同的汉译。“工人”、“劳工”、“劳动者”通常就是同一英文或德文概念的不同译名。例如，上文中的“现代工人”，德语是“die modernen Arbeiter”，相应的英语是“the modern
workers”或“the modern working men”，既可译为“现代工人”，又可译为“现代劳动者”。又如，1888年英文版《宣言》中，“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这一英文词组，既出现在正文最后的结束语中，也出现在恩格斯为该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如前所引，有些人把它译成“全世界劳动者”;而在中央编译局所译的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则译成“世界各国工人”(11)。 第三，在由恩格斯作序的1890年版德文《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并未将“全世界无产者”改为“全世界劳动者”。继1888年英文版《宣言》后，恩格斯又在1890年为德文版《宣言》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如果恩格斯真的有意改动《宣言》的结束语，那就应当在再版的德文本《宣言》中做相应的修改，但恩格斯并未这样做。该德文版《宣言》的结束语仍然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如此，恩格斯在为该版《宣言》所写的“序言”中还几次提到了“全世界无产者”。例如，恩格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 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又说：“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12) 这里所使用的“无产者”，均为德语“Proletarier”，而非“Arbeiters”(“劳动者”或“工人”)。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著作立下了这样一条值得后人学习的“规矩”：即使对自己的观点有重要的修改，也不改变原著，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做出更改，如在再版的序言或在其他的著作中做出说明。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从《宣言》诞生25年来，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因此，虽然《宣言》的基本原理仍然完全正确，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忠于历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说：“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13) 很显然，恩格斯不可能在马克思逝世后单独改变两人共同立下的这一“规矩”，独自修改《宣言》的重要内容。 第五，在1994年出版的由哈尔•达拉普(Hal Draper)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英译本中，德文“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又被改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而不是1888年穆尔英译本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达拉普是一位以研究《宣言》版本著名的严肃学者，他在比较《宣言》各种英译本后十分肯定地指出：1888年由穆尔翻译并经恩格斯审定的英译本《宣言》是“权威的英译本”(“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简称“A.E.T.”)。但他同时指出，在《宣言》发表100多年后， 很有必要根据A.E.T.本对《宣言》进行重译。其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恩格斯在校阅穆尔的英译本《宣言》时，从收稿到校毕前后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时间太匆促。恩格斯曾希望在再版时对译文进行重新修订。其二，《宣言》主要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而是为了适应工人运动而写的，应当尽可能地让不同背景的普通工人读懂。(14)达拉普的新英译本(“New
English Version”，简称“N.E.V.”)在出版时将《宣言》的1848年德文原版本、海伦•麦克法林(Helen Macfarlane)女士的第一个英译本、1888年权威英译本以及自己的新译本对照编排，翻译和注释均十分严谨，并且充分吸取了以往几个英译本、特别是A.E.T.的成果，因此，一经出版便在英语世界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例如，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发布的《宣言》英文版虽然采用了穆尔的权威英译本，但却特别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宣言》著名的结束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德语原文为“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因此，更正确的译文应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Unite)。”(15) 又如，奥地利国立大学网站发布的英文版《宣言》也采用了穆尔的权威英译本，但编者特别说明：《宣言》结束语的译文采用的是达拉普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而非穆尔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16) 从对《宣言》1888年英译本个别语句的重新解读，联想到近年来对《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等译文的争论，我想再谈一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看法。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出与众不同的解释，对经典著作的译文，哪怕是权威的译文，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是十分正常的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允许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包括正常的争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权和翻译权。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评论，必须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当作僵化的教条，来要求现实的万古不变;也不能用变化发展的现实，随心所欲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结论。姑且不论译文“消灭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孰对孰错，恩格斯有否将“全世界无产者”改为“全世界劳动者”，如果以为只要将译文改为“扬弃私有制”或“全世界劳动者”，我们在过去就不会对私有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就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无情斗争，那就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待工人运动和革命理论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一个如何对待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榜样。我认为，无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如何变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均应当采取以下三种正确的态度。 首先，应当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决不能用今天的现实去裁剪当时的理论，否则就会发生历史的错位，导致对经典著作的历史性误解。例如，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鼓励措施，对合法的资本收益采取保护政策。对此，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收益，就断定我们的改革措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去挖空心思地论证，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中就包含着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肯定和鼓励。 其次，应当全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行动理论，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也是19世纪人类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地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一些基本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实用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肯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公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公理，不能把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 其三，应当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一种国际现象。马克思说过，其全部理论的根本目的，既是解释世界，但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从理论上说是发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同样也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解释能力上，而不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规律的解释。相应地，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实践中，不仅要用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而且要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用世界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层意思是，应当充分借鉴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虽然每个研究者的立场、分析和观点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许多研究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各国实践，或从各国的实际出发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当然不能不加辨别地盲目认同，但也不能不加审视地一概否定，而应当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 最后，应当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科技的发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变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进一步丰富，经典作家的一些结论也会过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看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说过什么样的话，甚至也不在于经典作家是否肯定或否定过某个观点，而在于是否从根本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观。马克思从来没有倡导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谈及社会主义的宪政与法治，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所在。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论述过这些问题，就认为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仅因为某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能最初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就断定它们是非社会主义的，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背离。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理论和政治思想，它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是劳动大众的行动指南，它的最终目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归根结底，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强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说，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我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或最高命题，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或最高命题，就是消灭人类社会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解放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性的完全复归和个性的彻底解放。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一套分析和认识世界的完整理论和科学方法，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背后的，是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对任何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加以看待，而不是墨守成规，拘泥于教条和书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人类解放的一种科学理论。 总而言之，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实践，以我们眼下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科学地、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忠实于经典著作的原意;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应当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本态度。 注释： ① 参见赛米尔•穆尔的权威英译本《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载哈尔•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The Adventure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加州伯克莱社会主义史研究中心1994年版第185页。 ② 对《宣言》英译本的深入讨论， 可参阅哈尔•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的“第一部分：《共产党宣言》的历险。” ③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译文详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第83—127页。该期还同时刊登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 这份《遗嘱》的中译文发表后，在国内理论界曾引起较大反响，但必须指出，从发表那天起，它的真实性就一直被人怀疑。最初发表《遗嘱》的《独立报》主编在“按语”中就提出了“这真的是原本吗?证据何在?”的疑问，并认为专家对其真实性所做的鉴定“多半是不充足的”。许多俄罗斯专家确信《遗嘱》是伪造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季扬娜•菲利莫诺娃说：“早在准备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期间和发表之后，我都认真地对其真实性问题进行反复研究，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详见王丽华：《是历史真实，还是后人假托?——俄罗斯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问题讨论综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1年第1期第69—72页。又参见王丽华：《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吗?》(未刊稿)。 ④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8—119页。 ⑤ 同上书，第119页。 ⑥ 参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 ⑦ 述弢：《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随笔》2005年第3期。 ⑧ 朱蓬蓬：《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修改》，载《围城杂文》，参见www.zawen.net。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德文版《宣言》的原文是：Aber die Bourgeoisie hat
nicht nur die Waffen geschmiedet, die ihr den Tod bringen; sie hat auch die
Männer gezeugt, die diesse Waffen führen werden-die
mode men Arbeiter, die Proletarier。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20页。 穆尔1888年权威英译本《宣言》中的英文表述为：But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modern working-class-the proletarians。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21页。 中央编译局译中文版《宣言》的汉译是：“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11)
请分别参阅穆尔1888年英译本《共产党宣言》(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04—188页)和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等)。 (12)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4)
哈尔•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99—100页。 (15)
参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4.htm。 (16)
参见http://www.anu.edu.au/polsci/marx/classics/manifesto.html。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6年3期 作者简介：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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