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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014-12-2 22:06| 发布者: 星火| 查看: 1640| 评论: 0|来自: 旗帜网投稿

摘要: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总结、认识升华的结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 ...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孙焕臻

 

[摘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总结、认识升华的结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重要意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毛泽东所领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经过人民大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2)为此毛泽东奋斗了终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极大的牺牲。

1949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

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头八年内,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认识,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那时,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艰苦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1958年起,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此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张宏志同志所著《还清白于毛泽东》,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情况;给“反毛派”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这对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有好处!恰恰是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和邓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刮“五风”,破坏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常健康的发展。——笔者注)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4

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号召全党:“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5

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进行艰苦地探索。他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条基本路线经过至今40多年的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它的远见卓识和客观真理性。

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当时,经济发展形势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此情势下,确定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提出更加长远的奋斗目标,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

这个文件写上了毛泽东以上关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也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7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在政治制度改变之后,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1964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他特别提出当时有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西藏属于第一线。对三线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仗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8

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快一些,更多一些。这好象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此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指1964515日至6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9

19656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10

之后,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那时国民经济计划,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会,将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1211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13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和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25341342页。)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之后,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宏伟目标的鼓舞下,遵循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到20世纪的70年代,我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具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先生所著《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伟大的现代化》中所指出的:

“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12

我以上这篇拙作,是我读《毛泽东传(1949-1976)》有感而发。希望能给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裨益。                     

 

注释

1)(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 19667月版 980页;第1316-1318页。

2)《毛泽东选集》第5 人民出版社 19774月版 411页。

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68月版 832829页。(6)(8)(9)(10)《毛泽东传》1949-1976 下册 135813621362-13631363页。

7)(11)《毛泽东文集》第8 人民出版社 19996月版第340-341页;第325341342页。

12)《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莫里斯。迈斯纳著  杜蒲  李玉玲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2月版 第537-543页。

(网编:本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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