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李树泉2017.5.1 电子书（3）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概括的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十月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二十八年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 前三十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大二公三纯，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更伟大的成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问题也更严重，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明细产权，只有私有化一条路，或者变相私有化，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是犯了历史方向性错误，强制推行雇佣劳动制度，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结合的内因，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我们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私有制、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联合劳动挣饭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劳动者凭借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有权占有有自己劳动力耗费其中的自己的劳动产品，不同劳动者交换他们的劳动，有权要求等价交换。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分工产生交换，不同所有制要求等价”商品存在的两个条件。（详见1995.7.1拙作《一个认真共产党员的宣言》）。开放掉进美国的白条美元陷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老虎苍蝇一齐打，深得民心。一再宣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今年即将召开十九大，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开辟新路，也得从解放思想开始。重温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近四十年实践经验的结果，更有意义。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十个告诫，结合实际，反思应该从这里开始。 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超越左右，团结一致向前看。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重建自主联合劳动（塘约道路就是典范）、四主型基本经济制度，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是对十九大的希望。 收集几篇资料附后共同研究。 1、李慎明：实践已证明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与伟大 。 2、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易远：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绕不过去的话题。 4、翠岚：邓小平“十大告诫”发人深省。 5、新华网：《邓小平文选》中的"十个如果" 6、党报披露：中国改革以来贫富两极分化触目惊心。 7、李树泉：班柯代替美元可行性方案研究。 附件一、 实践已证明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与伟大 2016-06-15 08:39:23 来源： 光明日报 关注新华网 今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是苏联和苏共消亡25周年；明年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在此时刻，认真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结合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对于加强我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应当不无裨益。 近100年来，对十月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相对来说，当社会主义处于兴盛之时，连法西斯希特勒也要把自己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便对十月革命造谣、诬蔑、攻击。受此影响，对十月革命误解的人也会多起来。但历史事实和科学真理的本身并不会因骂声高低多寡而改变。 十月革命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有人还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个“早产儿”，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出发，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势，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做出过预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受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的初稿，恩格斯本人并不满意，后被他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间同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所代替，而《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再使用“同时发生”的提法。在这以后他们也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注62）。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们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 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思想，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从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任何个人、政治派别或阶级政党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压迫，内部政治矛盾异常尖锐，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列宁所讲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发生并获得了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决不在于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逐渐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我们决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解体而谴责为人类开辟崭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过造谣攻击列宁进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样站不住脚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也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斯大林；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后期，列宁也成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目标。他们捏造出很多谎言，所谓“列宁是德国间谍”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首先，列宁回国根本不是德国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回忆录》中，记载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当立即出发！’”这就是铁证。 再有，列宁回国前确实也答应了德国政府的某些条件，但这完全不等于是充当德国的间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与俄国是交战国。德国政府允许列宁一行40余人途经德国回国时，曾设立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回国者必须在俄国展开“反战鼓动”，二是归国者要争取俄国释放与其同等数目的奥地利或德国战俘（克鲁普斯卡娅著，哲夫译：《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页）。 关于“反战鼓动”：反对参加一战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列宁和党组织早就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霸的非正义战争，这样的交战只能给俄国和德国人民带来痛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政府的“反战鼓动”出发点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关于“争取释放战俘”：双方的协定里只是注明“争取释放”，并非必须做到，而返回国内的40多名俄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 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上述两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精心抛出的谎言往往有相关所谓的“证据”支撑。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之说的所谓证据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临时政府不仅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又以伪造的所谓的“西逊文件”作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支柱性论据，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列宁。一些追随临时政府的报刊大加渲染。这也就成了“列宁是德国间谍”之谎言的由来。对此，列宁十分气愤，一度曾坚持要亲自出庭以揭露敌人的诽谤。但为了保护领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断然决定不让列宁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兰边境指导十月革命。就是在此时此地，列宁写出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后来，苏联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西逊文件”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博列夫、斯塔尔采夫，甚至连著名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 俄国2009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的官方历史教材——俄国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全面批驳了“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谎言，明确指出：“上述谎言不过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些反动报刊散布的虚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参见吴恩远：《苏联历史的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俄罗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证明着十月革命的正确 自1999年起，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连续多年在列宁诞辰前夕（4月22日）就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评价作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列宁的评价稳中有升。 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的前后，《俄罗斯报》随机调查了254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当你看到缩写词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的缩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2016年3月，俄罗斯人以执政前后国家的总体情况、人口数量、居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球影响力等十项标准，评价20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十位领导人的功过，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梅德韦杰夫、普京。结果显示，列宁、斯大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为正面，并列第一。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9项评价均为负面而位居最后。 对于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统用“灾难”来形容。他明确反对在苏联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表示：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就在2016年1月25日，普京向来访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党证，并且非常喜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而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曾有所“忏悔”。2016年5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戈尔巴乔夫说，“我很感到遗憾，一个拥有无限可能和丰富资源的国家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大多像我一样……对于这个国家的解体也深感惋惜。” 笔者曾与刚刚去世不久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过几次深入长谈。他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斯言十分中肯。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引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次提醒全党要认真汲取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即将满100周年之时，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刻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于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李慎明，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附件二、胡福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目录 · 1原文 · 2背景 · 历史背景 · 创作修改 · 3意义 · 4评价 · 5作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册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八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九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〇一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册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五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四二页） 修改稿图册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 ，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编辑 这场大讨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 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并多次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册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等，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与斗争。《光明日报》参加了这些争论。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1977年12月，中央党校研究编写一个党史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校学习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杨西光同志，参与了这些讨论。1977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大约在1977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作了多次修改。到1978年4月，经过作者和编辑部反复修改的这篇文章拼在了《哲学》专刊上准备发表。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大样时决定，将文章撤下来，进一步修改后在一版发表。发表前，杨西光将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哲学》专刊负责人王强华召集到一起研究修改。文章经他们反复修改，再经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由吴江同志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在修改过程中，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个考虑，经吴江同志请示胡耀邦同志，得到胡耀邦同志批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编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讨论遇到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纷纷表态支持这一讨论。随之，这场讨论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 题词图册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提出的种种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央和地方报刊也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领导同志的文章，从而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 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 在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接踵而来，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当年“大讨论”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任务，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暨引发讨论的“文章”发表最好的纪念。 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编辑 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作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编辑
作者图册 胡福明，男，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 附件三、
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布威寺方丈 ”先生日前在论坛发帖，称“老年农民党员易远反复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从《邓小平文选·三卷》的不同文章中汇集有关姓‘社’姓‘资’的十个‘如果’”。这样“汇集”起来之后，的确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力量。 “如果”在汉语中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就是说，当初小平同志发表这些言论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或局面进行的假设式论述，这种或然性预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担心的问题当时已经存在或后来一定发生。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围绕这些假设性论述，争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发生了！近年来大规模的争论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续中！争论各方有的认为小平同志当年的假设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现实；有的认为他的部分假设已成现实，而另一部分假设目前还难以做出结论；有的则坚持认为，其假设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发生。 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理论家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因为，这十个“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设，而是一个世纪伟人提出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思想家、理论家们倘若试图绕行，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风范，才能有希望为中国的前途命运铸就照耀民族远航的灯塔与积聚大众力量的灵魂！ 以下的十个“如果”，不仅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三卷》中，也经常被人在文章中广泛引述，因此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被集中于方寸之间时，相信读者仍不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仅就自己在阅读这十个“如果”之后产生的一些困惑简要示之，以求创新的理论家们赐教，并愿与同样关注这一组组沉重假设或深重忧虑的人们共同进行思索。 1、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中国目前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观点，要证实或证伪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两个百分比充当其必要条件，即“百分之几”和“百分之九十”。关于这两个数字，近年国内外有不少调查组织拿出不同的调查版本，但似乎尚无被争论各方接近一致认可的数字结论。0.47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给出了这两个百分比的大致轮廓，却遭到了“智囊”集团坚决地否定和抹杀。 但作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们，就没有理由在这两个数字上打马虎眼。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要“获得”这两个数字难度有多大，难在官方的认可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理论家不能在这个致命问题上拿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还能配称“理论家”吗？ 2、 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这个“如果”句的核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事实来支撑：“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有制范畴中还有多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小平同志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范围副词“基本”来涵盖，而没有对这个公有制程度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定。但我认为，“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时至今日，“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国家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而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有企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吗？如果硬要说存在，还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况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经在“市场化”名义下，成为挥霍着国家生产资料为“内部”利益获取最大值的垄断组织。这样，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旗帜理论”的理论家必须直面的课题！ 3、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向群众承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行，就改进”。其实这话说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子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显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向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不知中国的理论家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重大“改进”？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有一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可以不可以叫“两极分化”？ 其实，理论上给这种社会矛盾起个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来执政党政策的重大“改进”，确实具有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败”，例如多年来在民生领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这些失败对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蚀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个多么全面的评价并非易事，尽管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成果确实令人瞩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农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术”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执政党以民本政策同社会矛盾不屈不挠的较量，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难道一点兴趣都没有？须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对社会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锤炼的。有的理论家的那些“盛世图解式”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决然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理论家不要光想着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论，这种目标很肤浅。因为只有和谐立意下的“富民强国”理论才能奠定一个理论家宏伟的基业。 4、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为什么两年来执政党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表明，这个“方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动摇，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意识”领域。几天前，温家宝总理访问东亚谈到中国国内有关情况时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家大，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东部与西部不平衡，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如果社会财富仅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要实现社会公义，就要把社会公义提到制度上来看待。” 温总理首次提出“制度”这个话题，是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次域外之论，跟小平同志的有关思想在根脉上是一致的。这里的“制度”是指什么？我认为主要不是指狭义上“规则制度”中的那个“制度”，而是更侧重指“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公义”就其语义地位而言，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概念。 再回到本段的主题上，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问题。近年“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称为“资产阶级”，把逊于富人的那个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余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当然直呼“穷人”。不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否就等同于邓公口中的“资产阶级”，这有待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按照“主流”们的逻辑，既然他们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请问理论家们：是不是这样呢？ 5、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这里已经论到了极致。多年来，社会风气在人们不易察觉的状态下发生着质变，而且仍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坏下去”。其依据是，当今中国“贪污、盗窃、贿赂”等现象日益恶化，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老百姓的结论是“横行”。尽管两年来重拳之下有所收敛，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坏下去”，说明在他发表这个观点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坏”的苗头。因此“坏下去”之论，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警告。 茅于轼先生最近说：“贪官每年贪污五千万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从近年“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有理”论（据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腐败无害”论，足见社会对贪渎的纵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于“盗窃”，就不必说了吧，比起“双抢”这个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会犯罪新概念，“盗窃”就算是比较“和谐”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经济搞成功”，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会风气的好坏，比经济成功与否更重要。“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欢拿一些增长性数字来证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无论有多么“巨大”，必须得到社会风气的一票否决或最终肯定才会有“意义”，否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理论家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上，决不能有思维投机行为。 6、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小平同志断言，中国如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富起来的人“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人的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长期以来，我们总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绝不是什么“转型期”的问题，而是“道路”和“方向”问题。 理论家们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几十年前那个荒唐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确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联系经济、文化、社会等症状去想想吧，那大飞机下马、洋垃圾进口是怎么回事？那恶搞民族经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红灯区”合法化、“性产业”阳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说有些“富起来的人”“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是危言耸听吧？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主流精英”经常拿当今“富少穷多”的状况气壮如牛地嘶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少数富人现在已经有钱了，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小平同志原创论断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说全体人民必须摆脱贫穷，这才是社会主义！ 同时，务必注意这个“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话：“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说，这个“人均四千美元”，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创造的一个经济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公义基础上产生一个经济成果，而决不是在两极分化状态下统计出来的那个“人均”。有些人一直以来，就是企图拿富人的金马桶跟穷人的泥饭碗进行“人均”之后，再厚颜无耻地蒙骗世人：你们瞧，社会主义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着的一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把戏，是妄图把社会矛盾的“黑锅”扣在邓公身上！ 8、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在这个“如果”之前，承接着一段关于对“左”“右”问题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谈到“右的干扰”时说：“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右倾”现象是否已经跃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讳言“右倾”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闹革命。但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论，是否会发生这种严重后果，决定于一个前提，即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是否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是，那将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如果”中，清楚地显示着这个结论。中国除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民强国的目标，再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论断中没有直接冠名“社会主义”字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度”忧患与忧叹中没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其“社会主义”的语义是绝无歧义的。因为他们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程的引领者与开拓者。他们跟普通百姓一样，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段话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话不可不提，这句话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循着这个论断去思考，问题就来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姑且不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只是实事求是地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点，30年来的道路是否已经偏离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没有得到“本质”的体现；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这里给两极分化设定的条件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央地”矛盾就会“发展”，而且“可能出乱子”。必须承认，近年各种政治矛盾确实有所“发展”，小平同志所谓的“出乱子”，应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而应是指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故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政治动乱确实未曾发生。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显出来：假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各种政治矛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认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又没有发生“乱子”？目前未发生就等于将来也必然不会发生吗？如何防范“乱子”的发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缓解乃至化解各种政治矛盾？这显然是理论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里，小平同志给出了一种“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诸多咄咄怪事：地产商不为穷人盖房子，教育不为穷人办学，医院不为穷人看病……“富起来的地区”确实交了不少利税给国家，但为民众管理这些财富的国家40多个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国家审计署里有关于他们的大量不光彩记录。地方政府中连“社保基金”这种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贪、占、挪、转，一句话，没有把本该用于支贫的财政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看来，这单一的经济手段远远不能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胡温执政团队兼用了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进“共享”，如抑制房价、农民免税、农教免费等等，当然，这些举措的实质性推进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效果尚需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的意思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是两极分化的“天敌”。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却远非如此，从邓公当初的“避免”发展到了今天的“缩小”。如果说“避免”还意味着担心的问题尚未发生的话，那么，“缩小”则表明问题已经发生了。 关于两极分化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即两极分化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的确实愈来愈富，但穷的并没有愈来愈穷，理由是“水涨船高”——穷人过去饿肚子，而现在可以吃饱了，即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两种对立观点实质性的分野仍然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缩小”的事业进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差距还将持续拉大”。理论家们，特别那些志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 [结束语] 综观 这一组“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小平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其中，对他自己在改革开放预演阶段提倡的“摸论”和“猫论”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补充、调整乃至校正。 “翻烂”了《邓选》的理论家如方永刚教授，恳望你尤其能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翻烂”《邓选》第三卷，内中有那位“划了一个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结的最厚重的线条和色彩；“翻烂”五卷《毛选》，内中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共同构建的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源头。“翻烂”它们！“翻”出一个能为中国的改革解惑释疑的经典部头来，“翻”出一个能够启迪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思想体系来，“翻”出一个能够重归“制度”的理论史诗来。 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创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马、列、毛、邓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像谢韬们那样恶意“修正”，甚至另起炉灶。但最近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创什么新？治国岂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我看，能把马、列、毛、邓那一套用对、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创新！”诚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 附件四、萃岚
附件五、新华网
附件六：党报党报披露：中国改革以来贫富两极分化触目惊心 · 草民时代 阅读(20293) 回复(51) 2015-01-29 16:02:18 赞(77) 快速回复 党报披露：中国改革以来贫富两极分化触目惊心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记者
人民视觉图 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民生视线·正视贫富差距(上) 本报记者 冯华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23日 17 版) “今年你挣了多少?”“你们单位发了多少年终奖?”……年初岁尾，许多人在盘点一年来辛苦所得的同时，也再次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发出感慨。 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十八大以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项政策有哪些成效?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牛鼻子”在哪里?如何把收入分配改革同其它领域改革有效协同推进? 本版将连续两期关注这一话题。 ——编者 不容回避的现状--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网上热传。照片中展示了复杂多样的北京，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虽然这场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国独有，但仍令观者震撼、深思--我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到底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李实介绍，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复杂多样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实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刘元春认为，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李实分析说：“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 专家认为，政府干预过多等，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 “在诚实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富二代、穷二代，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社会财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刘元春表示。 分化趋势初步遏制--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但“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面临更多挑战 刘元春表示，中国在过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4万亿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李实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二维效应”发生了作用，许多人一方面对富人收入增长较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会心态相对稳定。 但专家们也提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贫富差距的老问题、新情况相互交织，亟须更好地研究、应对。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强调'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技术带来的创新驱动，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会进一步影响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李实认为，未来几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统筹考量我国的就业结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预见到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刘元春表示，贫富差距近年来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重视。“以往谈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核心。从2006年开始，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资本存量不公带来财富增量不公，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房产快速增值。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生活的变动往往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 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比较顺利一点，可能在5-10年我国就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大大增加我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李实说。 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链接)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很关注贫富差距现象。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的统计，全球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说明全球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国际上近年来关于节制资本、限制金融高管收入的呼声都很强烈，欧美等国家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附件七、李树泉 班柯代替美元可行性方案研究 李树泉（2014.6.25—8.28起草提纲） 苏东剧变、中国渐变，现在已经到了质变的关节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一、时代背景：当今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时代，1971.8.15以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为标志，世界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历史阶段，2008.9.15以雷曼兄弟垮台为标志，五大投行顷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到了最后阶段，是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形式。历史又到了翻篇儿——过渡期的历史阶段，改变生产方式：自主联合劳动代替雇佣劳动，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战略反攻点就是班柯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 二、美元霸权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廖子光先生定义美元霸权的五个特征：1、无锚。2、不可兑换。3、不受约束：美元M3发行总额，1976年就“善意”忽略了、新华网援引彭博新闻社消息：美联储在2007---2009两年多时间秘密发行7.77万亿美元。4、文化霸权欺骗、诱导，军事霸权强加给世界人民的。5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尽享“免费午餐”，华尔街三板斧——收铸币税；借钱消费，贬值赖账；操控利率、汇率，制造金融动荡金融掠夺---世界通吃。《美国最大的金融创新是免费收购中国！》（黄树东） 由此造成了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加工苦力部分向第三世界转移，国内经济空心化。钱生钱是最佳赚钱途径，金融掠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超级形式，美元霸权表现得淋漓尽致：白条美元，更准确地说，美元仅仅是价值符号，绕世界扫货，再用出售债券、金融衍生品回流美元。赌博来钱快，《投机赌博新经济》（王小强），世界变成了大赌场，是时代的第一特点：赌资有千万亿美元之巨，摩根大通的伦敦鲸设赌局，参加赌博有几万亿美元，结局是伦敦鲸输了近60亿美元，被美国政府罚款10亿美元了事。大公子荣智健一笔就输了15.4亿港币，差一点把中信集团给拖垮了。（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海油陈久霖赌输5亿美元，被判刑几年。金融大鳄索罗斯赌日元贬值，三个月赢了10亿美元。定价权是国际金融资本，赚取超额利润，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半年之内可以炒作上下翻番，黄金从35美元兑一盎司炒到1920美元兑一盎司，股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国际金融资本，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金融创新就是以套期保值为由发明赌具，花样翻新。只要你规模足够大，被国际金融财团盯上，必死无疑，中国就是被国际金融资本盯死的大肥奶牛。全球化赌博、全民参与，各种基金包括养老基金齐上阵，和尚、尼姑都不能跳出“三界外”。看看中国、印度大妈抢购黄金的场面，不过是“小意思”。 世界金融化是时代第二特点，也是赌博的前提，把任何东西，只要美元标价，就都成美国的财产了，不怕你标价高，1973年石油价格从每桶4美元飚升到每桶16美元，翻了4倍，但必须是以美元计价，这就是石油美元的来历。实体经济如此，虚拟经济领域证券金融化更是鬼名堂层出不穷，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把本不该贷款的次级房贷，金融化打包、再加盖4A级印章，绕世界兜售，再打包、再出售，如此形成倒金字塔型的债务链，在房价一路升值的情况下，一切顺畅，大家皆大欢喜。一旦利率上升、房价下跌，穷人还不起房贷，债务违约，稀里哗啦，倒金字塔垮塌，酿成金融危机，诱发世界经济危机。 第三大特点是借贷消费：美国到1985年底变成纯债务国，到去年底数十次突破债务上限，两党掐架导致美国政府18次关门，政府债务总额突破16万亿美元。美国长期利用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往世界输出美元，增加各国外汇储备，靠出售债券回流美元，形成白条美元世界大循环。 总之，从不同角度看当今世界特点，可以列举很多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不懈的追求。所以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掠夺是资本输出最高超的形式，哺育出世界唯一超级帝国——美国。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也不过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小跟班。它们软硬兼施，软的是白条美元陷阱，即甜蜜又温柔，跟着美国有钱花，硬的是金融制裁，谁胆敢不听话，给你点颜色看看，金融制裁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杀手锏，冻结财产、查封账户、拒绝融资、驱除出国际结算体系。美国制裁朝鲜、伊朗、俄罗斯都使用杀手锏，而且逐级加码，受害者束手就擒，胆敢反抗立即武装镇压，萨达姆、卡扎菲之死就是榜样。由此造成世界严重两极分化，穷人更穷、更多，富人更富、人数更少，99%比1%，“占领华尔街”是标志性事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资本收益率超过生产（GDP）增长率，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的法国皮凯蒂《21世界资本论》，世界畅销。 三、中国确实掉进白条美元陷阱。过去我的文章多有论述，去年《关于十八大建言》第三节“皇上不急太监急——掉进白条美元陷阱能不急吗？”网上有可以查阅。其实最有力的证据是：到6月底我国积累的3.9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4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截至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日本。2014年中国二季度外汇储备数据公布在即，市场人士普遍预测，外储规模极可能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 我国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外汇储备翻两番！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和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造成的严重后果。改革开放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约是2:1，即两元人民币兑换壹美元。改开以后，为了招商引资、刺激出口，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最低曾到8.6:1。到2003年，日本首先发难，压人民币升值，美国、欧盟跟进，纷纷指责中国人民币恶意贬值。从此人民币走上慢慢升值路，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看上面图表，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是2864亿美元，到2003年达到4033亿美元。2004年美国对我国加压，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如果人民币年底前不升值10%,就宣布中国是操控汇率国家，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杀手锏）。我国内奸WJL到台湾发表文章称：人民币有10%的升值空间。里应外合，到2005.7.1总理WJB宣布汇率改革，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8.4:1升值2%，外汇储备比2003年翻番，达到8198亿美元。到2008年又翻一番，达到19460亿美元。当年美国华尔街闹地震，五大投行顷刻土崩瓦解，QE1、QE2、QE3、QEN，接连出台。为什么美联储印钞票就能挽救经济危机呢？！因为美元霸权，白条可以世界通吃，其中有冤大头就是中国。典型案例是美联储QE2，注资6000亿美元，当期中国外汇储备增加5500亿美元。（张捷）2008至今，中国外汇储备又翻一番，达到39900亿美元。积攒这么多外汇储备，往好了估算，大约招商引资、贸易顺差、热钱各占三分之一。如何使用这笔巨资，成了中国一大难题，大约70%买了美国的各种债券，折合人民币超过13万亿，13亿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借给美国1万元人民币，支持美国世界称霸。仅购买美国的国债，曾高达1.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借给美国政府1千美元。购买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垃圾债券3762亿美元，现在两房倒闭了，中国损失几何？！外管局应该向全国人大报告。香港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曾经质询此事，结果不了了之。向美国学习制定的《银行法》规定央行不能买财政部的债券，却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证券？！汇改以来2005——2013人民币累计有效升值35%，浮亏7万亿人民币以上。从2005－2013年我国对外净资产累计124349亿美元，而总投资收益为－5126亿美元，对外净资产收益率为－4.12%，形成一种“倒贴”的外汇资产经营模式。（天则所张曙光）更可悲的是：中美算总账，包括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大约有一万多亿美元及利润若干，混进来的热钱、中国企业借贷美国的钱，《中企满身是美债》（叶檀）、还有租赁美国的大飞机，结果中国倒欠美国的钱！？（何新）从本质上看，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债务，无论从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凡是进入中国的外汇，央行一律要用即时汇率、等值人民币换回，这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我国外汇占款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几乎相等，人民币变成了美元在中国的代用券。为了控制国内货币流动性，央行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最高曾高达21.5%，这就是周小川货币池子的来历。人民币之所以“对不起人民”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是因为货币重发：例如我们生产两个商品，一个出口换回外汇，央行用即时汇率投放基础货币，在国内流通，那么另一个商品，却有两个商品的货币量，所以能不抬高物价吗！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与外汇储备增加高度正相关。人民网文章说：房价十年疯涨，走不出“越调越涨”的怪圈！搜索到房价涨势图：
与上面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图多么相似啊！ 看看！我们是不是掉进美国的白条美元陷阱出不来了？！而且即将有灭顶之灾，美联储今年退出QE已经没有悬念，明年中升息，我的判断：当美联储升息超过人民币一年期基准利率的时候，热钱可能夺路而逃，ZHXCH与之配合，两年内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结果人民币可能狂贬，届时周小川的货币池子，根本不起作用，因为货币错配，热钱外逃要的是美元，而货币池子存的是人民币，人民币是不能与美联储兑换美元的，可能的邸挡武器是动用外汇储备，抛售美国债券，急调美元回国救急，弄不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有亡党裂国之忧！ 四、对策思考 1、凯恩斯以30种商品为锚的世界货币方案——班柯，代替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简便易行，全世界早就知道。即使结合今天的实际，进行适当的修改，仍然叫凯恩斯班柯方案，有利于建立反对美元霸权的世界统一战线。凯恩斯班柯方案的核心价值是30种商品为锚。 2、以商品为锚发行货币，我们是有历史经验的，在解放区毛泽民、薛暮桥同志发行边区货币，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发行人民币，都曾经是以商品为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币值稳定，经济平稳发展。当今世界，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实体经济发达，货物贸易世界第一，产能严重过剩，完全有能力倡导以商品为锚的世界货币方案，我们有深厚的物质生产基础。 3、方法简单任务极其艰巨，不要幻想美国会同意，背后还有国际金融垄断财团。班柯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本质是给美元挂上锚，关进笼子，从此再不许绕世界白吃。已经欠下的债务，是要偿还的。 4、万事开头难，可以先易后难。建立世界货币联盟，中俄开始，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非盟、拉美，自愿参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国一票民主协商，逐步建立世界层次的自主联合劳动基本经济制度。 5、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沿续。我国之所以掉进美国的白条美元陷阱，是因为我国的改革走得是渐进式私有化的路，开放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接轨（鬼），才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目前采取的措施不可能逃出白条美元陷阱，只会越陷越深。例如：上海自贸区、沪港直通车、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国企混改”都有利于国际金融财团，鲸吞中国！因此，对外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对内政策必须适度调整，按党章宪法办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6、中美博弈在所难免，中国的外汇储备，大体上与美联储账面债务相当。（美联储债务为4.3万亿美元）为了围剿中国，他们联合组织了世界货币联盟。杨禹：特约评论美联储开始退出QE：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在央视朝闻天下，特约评论员杨禹，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从2014年1月份开始，缩减100亿美元QE计划，发表评论：西方发达国家签订无期限、无限量货币互换协议，他们另搞一套金融体系。搜索结果：在南华期货网站看到：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欧洲央行公布，全球六家主要银行达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欧洲央行在公告中称：欧洲央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将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上述互换协议将持续有效。中国单相思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你能参加六家货币联盟吗？ 7、注意货币后面的战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为重整国家经济，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仍以黄金为本位，则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能迫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来源，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为此，希特勒针锋相对地提出他的理论：“一个国家不应该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存，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只有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 希特勒政府决定：一. 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二. 以生产和物资作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非黄金本位。三. 以直接易货方式来获得输入品。四. 停止所谓“外汇自由交易”，不准许在货币方面进行赌博性的买卖。五. 德国自己控制发行货币的权利。 如果德国的货币制度获得成功，其他缺乏黄金的国家纷起效尤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黄金丧失效力，而且无人借款求贷了，当时主导国际金融的西方列强将面临破产的危险。 希特勒德国完全背离了西方大国英法美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加之德国对欧洲市场的军事和政治双重控制，德国和英美法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战争成了最后抉择。“（引用费查理的文章资料）我们应该思考：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的时候了。 8、时机选择：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蒙代尔希望在上海2010年召开“重新振兴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具体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需要做好方案准备。此时是提出班柯代替美元的最佳时机，可惜当时“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加快推行4万亿刺激经济。之后G20开会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手举一张纸说：“这就是世界货币！”中国不敢接茬，却在力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提高2.6个百分点，至今仍是画饼充饥。时至今日，仍然信誓旦旦：我们是现在世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我们在努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沪港直通车，吸引热钱流入，估计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美国的国债“不得不”继续购买。现在美联储是0—0.25%利率、欧盟是负0.1%利率，我国P2P12---15%，这么多利息差，焉能不往白条美元陷阱里灌水？！水淹七军啦！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升息和热钱动向，要有处治预案。十分危险的一关——金融掠夺在所难免了。损失是必然的，早觉悟奋起抗美救亡，才有生路，不问社会主义方向的“混改”才是“死路一条”。这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仍在进行时，正处在第二阶段第三幕起始阶段。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第一阶段第一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第二幕。现在美国成功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嫁了经济危机。美欧经济略有好转，美联储退出QE，美元渐入上升周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汇率开始动荡，中国房价已经开始调头，是第二阶段第三幕，高潮可能是中国式经济危机。目前当然不是提出倡导班柯代替美元的最佳时机。因为序幕还不是高潮，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是自然关系的产物，并且继续是自然关系的产物，这就是种的繁衍。人类社会经过人的依赖——奴隶、封建社会，物的依赖——资本主义社会，去资本主义，人类将结束史前史，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只能也必须自主联合劳动，代替雇佣劳动，从此人民当家作主啦！ 最后，还是用一副对联，这是我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结束我的文章，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2014马年春节书赠同志们！ 李树泉 抗美救亡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逃出白条美元陷阱， 清瘟锄奸重建自主联合从雇佣劳动桎梏下解放工人阶级。 唯物史观
注释： 1.倡导世界货币：以凯恩斯1943年提出“30种商品为锚的世界货币方案”——班柯代替美元。 2.瘟疫泛指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锄奸：彻底反腐、清除一切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尚需标本兼治。 3.漫画像中美国共建“摩天大楼” 2014.1.25
说明：课题事关重大，政策性极为敏感。拙作仅供传阅研究参考，不上网、更不公开发表。如此重大项目，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听说已经开始有人研究，哪个级别？不清楚。知屋漏者在宇中；知政失者在草野。为了尽快落实班柯代替美元方案，尽早终结美元霸权，希望交流，信箱：W400510@126.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