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

《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

江苏师范大学    孙经先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人”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2008年出版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在该书中他“确认从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①]

我们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墓碑》一书，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逐一进行了查证、核对和分析，发现这部书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因此该书的所谓“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1  《墓碑》的许多数据是伪造的

在《墓碑》中出现了许多伪造数据的现象，下面是其中几个典型的例子。

1.  关于江苏省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

《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 多人”，并注明了数据的出处：“《常熟市志》，1990年，第1030页” [②]。

经查证，《常熟市志》第1030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③] 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经进一步查证，《常熟市志》第977、41页上记载了常熟县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情况。根据这一记载,常熟县由于浮肿病1960年冬“少数病人死亡”，1961年“1—3月份死亡367人。”[④] 这一记载否定了《墓碑》关于常熟县“饿死了11,000 多人”的说法。

1.  关于江苏省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墓碑》说,《溧水县志》（第94页）“记载，溧水县近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⑤]

经查证，《溧水县志》第94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⑥]，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3. 关于江苏省高邮县“饿死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是儿童”

《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⑦]

经查证《高邮县志》的所有相关章节[⑧]，都没有关于“高邮县饿死了37,000多人”的记载，更没有饿死的人中“有17,000多是儿童”的记载。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4． 关于江苏省兴化县“饿死3、4万人”

《墓碑》直接引用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文件《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说：“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⑨]

《墓碑》没有交代这个文件是什么单位印发的，但是这个文件出现了“大饥荒期间”这个提法。所谓“大饥荒期间”是指1959—1961年期间。这个文件是1959年4月印发的，不可能预先就知道会有一个所谓的“大饥荒时期”，更不可能预先就知道“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这一说法显然是伪造的。

5.  关于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

《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⑩]

经查证，《江口县志》的记载：江口县1960年全县人口111,711人，1959—1961年三年全县分别死亡1,400人、2,394人和1,311人，共计5105人，占全县1960年人口的4.6%，低于该县1964年到1966年的水平[11]。从这些数据可知，《墓碑》的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显然是伪造的。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文章（特别发表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和图书中经常出现“××县非正常死亡××万人”的说法，并注明该数据来自《××县志》××页。我们对这样的数据也都进行了查对，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只有个别的县志上确有记载，但经进一步查对和分析，发现这样的记载是也错误的）。

§2  《墓碑》对有关数据的篡改

在《墓碑》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篡改数据的现象。

1. 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了108 万人”

《墓碑》说：“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 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2]

这里所说的“1960年6月的统计数”指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二人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的数字。经查证，该调查报告的说法是：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13]

由此可知该调查报告的数据是：信阳事件中总死亡人数为436,882人，其中正常死亡约15.6万人。如果把“正常死亡”之外的人都理解为“非正常死亡”，则“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8.1万人。由于这一期间信阳地区除了营养性疾病外还发生了其他各种疾病的大流行，还出现了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以信阳地区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应少于28万人。

但是《墓碑》把这一数据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 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被篡改为“饿死人数”。

不仅如此，杨继绳先生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 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14] 经篡改后， 总死亡人数“436,882人”（约43.7万）被篡改为“饿死了108 万人”，“中共中央办公厅”被改为“中共中央”，“据地委6月8日统计”被改为“调查组现场调查”。杨继绳先生就是这样篡改数据的。

2. 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

《墓碑》说：“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 %。”[15]

经查证，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 [16]

《墓碑》把其中的两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两年“共饿死60,245人”，同时还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话（由“浮肿病达27,735人”就可以否定“共饿死60,245人”的说法）。

3. 关于福建省宁德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墓碑》说：宁德县“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17]

经查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18]《墓碑》把这一记载中的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篡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4. 关于安徽省无为县的饿死人数

《墓碑》说：无为县“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

经查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1960年总死亡人口总数为41,703人，“四病”发病人数为35,919人。[20]

《墓碑》所使用的资料把无为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82,278人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1960年无为县总死亡人数为41,703人，“四病”患者为35,919人（营养性死亡人数应远远小于这个数字），《墓碑》却说“据县公安局统计，……1960年饿死126,524人”。

我们在阅读《墓碑》时发现，该书在引用许多文献的数字时，明明原文献中的数字是总死亡人数（包括正常死亡、其他疾病和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营养性死亡），《墓碑》却总是把这样的数字篡改为是“饿死”的人数。类似这样篡改在《墓碑》中比比皆是。

§3  《墓碑》的许多数据是极为荒谬的

《墓碑》在叙述一些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字，这些数字只要稍微思索一下，或者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是极为荒谬的。

1. 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

《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21]

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22]。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像《墓碑》所说的那样“死了350万”，那死亡率就高达7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猛增到372万人[23]。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到《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2. 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

《墓碑》说：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定西县，静宁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因“饿死人数，最少已接近百万。”[24] 

经查证，这些地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为136万人[25]，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说法，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地区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再加上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死亡率就会高达680‰。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那么到了1962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不到50万人。然后仅仅两年后，到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奇异的变成了157万人，[26] 甚至超过了1958年的人口数。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到《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3. 关于临夏市“两年死亡41,381人”

《墓碑》说：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27]

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临夏市1958年人口数为60,971人，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两年合计1,230人。《墓碑》说临夏市这两年死亡41,381人，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按照《墓碑》的说法，临夏市这两年死亡率高达680‰，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反复查证了上述“涪陵专区死亡350万”这一数字的来源，发现其唯一依据就是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一句话。我们也反复查证了上述“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这个数字的来源，发现这一数字的唯一依据是“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28], 这个“当地了解情况的人”的姓名、职务等等我们都查不到任何说明。

就这样，仅仅凭着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一句话，涪陵专区就“死亡了350万”，并被写进《墓碑》。仅仅凭着不知姓名、职务的所谓“当地了解情况的人”的估计，甘肃省这一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就广泛流传开来，也被写进了《墓碑》。

我们在查对“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地区饿死×××万人”，那就不需要任何证据，不需要查对任何资料，也不管这一说法是多么荒唐，就会被一些人广泛引用、传播。许多这样的数字就被写入《墓碑》一书，成为杨继绳先生“确认中国饿死3600”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只要人们稍微查对一下资料，或者稍微用脑子想一下，就会知道这样的“饿死人的人数”是多么的荒谬。

§4  山东省“减少500万”的真相与《墓碑》的荒谬逻辑

贯穿整个《墓碑》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那么杨继绳先生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我们以山东省为例说明这一点。杨继绳先生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他的基本依据就是“山东省1960年人口减少500万”,即“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29]

山东省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大幅度减少的局面，考虑到人口自然增加时减少的数字是500万。我们经过仔细查证，山东省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动中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情况，对该省人口的减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的数据，这一期间全省向省外的移民总数为244万人。这中间包括政府组织的移民垦荒的人数81.3万人，包括跨省招工的人数，也包括自发性移民和由于缺粮严重而产生的外流人员[30]。

第二，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如果以1954年到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59和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

第三，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余人。[32] 这些虚假户籍人口被一次性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约占全省人口的3%。

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与这一期间山东省的人口死亡没有关系。经过这一分析，我们知道仅仅从山东省这一期间人口统计数据“减少500万”，不能对山东省的人口死亡情况作出判断。

但是按照杨继绳先生的逻辑，人口减少一定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他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 的结论。我们上面做的分析揭示了他的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在许多情况下，人口统计数据并不代表实际人口的真实数据,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也不表示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我们再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2009年岁末全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4,663万，占全国人口的18.5%。[33] 而2010年进行的全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我国0—14岁人口总数为22,245万。[34] 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2,418万[35]！

产生这一减少的原因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一统计数据的减少真的表示2010年我国0～14岁的真实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2,418万，更没有人由此就断定我国这一期间有2,148万0到14岁的儿童“饿死”了。

这个例子说明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户籍统计数据）的减少并不表明一定出现了真实人口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仅仅凭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简单的断定这一减少是由实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引起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往往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

关于“四川省饿死1千万到1200万”

《墓碑》引用萧风先生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是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l,200多万人。据此杨继绳先生断言“四川省饿死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6200万、这两个数的差高达654万）。由此可知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1000万左右。四川省1960年人口数比1957年减少361.7万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人们也不能把这一减少简单的断定为是由人口“饿死”造成的。

《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扩大了654万，由361.7万变成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千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计算”出来的。

§5  一个荒谬的“公式”

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并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36]。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这个公式称为“杨继绳公式”。

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的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杨继绳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先生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但是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37]。

稍微懂得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数”的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饿死人数”有关的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营养性疾病死亡、“饿死”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的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公式不可能是“杨继绳公式”那种形式的。[38]

除了数理统计学外，现代数学还提供了处理这类问题的其他强有力的思想和方法，例如最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模糊数学。大家都知道，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模糊数学”就为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另外，现代数学还提供了其他的许多思想、方法和工具，其中有一些内容已经包含在“数理人口学”这门数学与人口学交叉的新学科之中。掌握了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方法和工具，完全可以处理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这就是说，为了科学的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上述这些知识中的至少一部分。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宣称“我国这一时期有数千万非正常死亡”主要研究者杨继绳（记者、作家）、曹树基（历史学家）、丁抒（作家）、金辉（作家）、李澈（医务工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不是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从他们所发表的这方面的论著来看，他们都缺乏研究这一问题所必须的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的最基本的知识。这就是说，杨继绳先生等人不具备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基本的学术资质。

李澈先生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编辑就是杨继绳先生）中宣称：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恐怕也无能为力”，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39] 杨继绳先生本人也说“人口问题不是用数学能推导出来的”[40]。这就表现出来他们对现代数学的极端无知。

杨继绳先生本人明白无误的承认，他“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数字的校正”工作[41]。既然这样，他在《墓碑》中提出所谓计算饿死人数的“公式”并“计算”出“从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就可想而知了。

§6  小结

    1.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大量减少的情况。《墓碑》将这一统计数据的大量减少解释为是由实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死亡造成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原因所做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 杨继绳先生缺乏研究这一问题所必须的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的基本知识，他在《墓碑》中提出和使用的“杨继绳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依据这个公式所“计算”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也都是错误的。

3. 《墓碑》一书出现了大量伪造和篡改数据的情况，同时该书引用的许多数据都是没有依据的、荒谬的。

所以，《墓碑》所宣称的“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是完全错误的。

孙经先简介 孙经先，男，1948年1月生。山东大 学数学系学士、理学硕士、理学博士。长期从事数学及 其应用研究，先后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180余篇。 首次开创性提出现代变分学中的下降流不变集方法， 获得国内外高度评价。近三年来利用数学思维方法研 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其成果在《中国社 会科学（内部文稿）》、《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

（该文发表于2013年第76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 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