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国：塘约道路组织模式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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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贵州的小山村，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全国瞩目的道路来? 相比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村实践，对解决当下农村发展的问题，塘约村无疑具有全新的意义。刘老师以实地探访为基础，将塘约道路总结为“党的领导+针对集体组织的政府扶持+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认为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方向。

刘明国老师任职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图

正文

近年来，贵州，这个曾经的“蛮夷”之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可这次吸引世人眼球的，却不再是“蛮夷”的标签，而是一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模式。这一新型模式，被人称为“塘约道路”。塘约村也被国家政协主席俞正声高度赞誉为“新时期的大寨”。

胡锦涛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受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的误导，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包产到户在之初带来的农村经济的活力消失了，农村经济出现了衰退的景象，大量耕地被抛荒、被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的现象。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农民的小康，就成为当前我党所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是体现了此问题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开始的农业产业化和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实现我国农村的全面小康，却是力不从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并没有通过一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有效地在农村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谋生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或者说“小生产在大市场面前的弱势”得不到转变，组织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劳动群众，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尝试，以寻求切实可行的全面实行农村小康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塘约道路，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创举。

农村合作社、甚至从毛时代延续下来的人民公社，早已有之，为什么单是“塘约道路”引人入胜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党的领导(当然是正确领导)。塘约村合作社的发起、组织和管理，皆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平等互助、共同富裕。自从包产到户以后，各家各户各行其事习惯了，要重新走向合作，不少群众在思想意识上不认可，尤其是在城乡(工农)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的条件下，使得重新组织农民在农村生产尤为困难。所以，党的领导就显得尤为关键与重要了。这意味着，繁荣农村经济、夯实农业生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不能弱化甚至抛弃党的领导，让农村、农民、农业在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生自灭。

第二，立足于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府扶持。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皆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扶持，但是，从金融、财政、技术、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全方位的政府扶持还是少有的，尤其是立足于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府扶持就更少。以前的扶贫和农业产业化扶持，大多是针对个别家庭和龙头企业的，而且扶持措施经常是不系统配套和缺乏持续性的——或财政、或金融、或技术等单一扶持或一时的扶持。今年搞一个项目扶持一下，明年搞不到项目就不管了;今年搞到的钱多就多扶持，明年搞到的钱少就少扶持;这个领导来搞一套，换一个领导来又换一套。这说明，我国在顶层设计上，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农民的全面小康，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政策安排。塘约道路对此做了很好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塘约村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功，是贵州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扶持以及和社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三，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塘约村合作社的运营，并不是完全靠政府输血，而是立足于培育合作社自有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市场与政府的一种有机结合——既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又充分发挥政府的扶助弱势群体的职能。

第四，实行社会主义。在塘约村合作社，从两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一是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扶持，这体现的是全省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一是在合作社内部的生产与分配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只有如此，才能组织起农民合作共享，才可能打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才可能扭转小生产在大市场中的弱势。农村经济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全面小康才有可靠的保障。

总而言之，“党的领导+针对集体组织的政府扶持+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就是塘约道路。这是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