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 风卷战旗 近年来，“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成了一个热门论题。事情要追溯到1978年7月27日，粟裕将军接受《淮海战役》编写组采访时，说了一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关于这次谈话，在场的石征先、傅继俊两人都有回忆。我们先看看石征先的回忆： “1978年7月27日，因受上海出版社编辑相约，我准备写一部关于《淮海战役》的书，因此跟几个人一起采访了粟裕首长，当时他只给我们20分钟。听说我是江苏人，而且来自他与夫人楚青结婚的地方后，他很高兴，特意把楚青叫了出来，还叫人拿出中华烟和牛奶糖。我不会抽烟，他便递给我一颗牛奶糖，还叫楚青也给我一颗，大概表示他们两人请我吃喜糖的意思。当时牛奶糖很稀奇，我印象极深。我用18分钟时间谈了自己对淮海战役的认识，其实也是公开的书本上说的那些，最后两分钟，我说：‘请首长指示。’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个小时！中饭也在我这里吃。’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秘书朱楹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这句话让我震惊！当时就做了记录。”石老说：“当时粟裕首长从豫东战役开始，给我谈了他打大歼灭战、歼灭敌人主力于江北的战略构想的由来，以及南线决战的提出与淮海战役整个发展过程。结果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说，‘淮海战役我就不写了，交给你来写。’” 石征先把粟裕这句话理解为：粟裕是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者。日后，他从报刊上看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曾大胆给邓小平写信表示异议。石征先在身患绝症自知时日无多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粟裕的超级粉丝张雄文，再经过张雄文的博客公布出来，从而广为世人所知。网上许多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不满的网友，便认定邓小平是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 但笔者认为，无论对邓小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开放”作何评价，都不应否定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林彪还叛党叛国呢，今天官方也不否定他的战功。毛主席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讲，从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职权来看，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是正确的。当然，这是从战役层面上来讲的。如果从战略层面上来说，淮海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挥的，毛泽东才是淮海战役乃至三大战役的最高总指挥。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者问题，可以分为战略、战役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首先从战略层面上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最高指挥者，决定战区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淮海战役开始前，粟裕的战役意图是攻占海州、淮阴和淮安，使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并打开华野大军南下渡江的通道，但毛泽东将战役目标修正为全歼黄百韬兵团，从而使“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最终演变为整个南线的大决战。在这场决定国共命运的南线大决战中，双方的最高指挥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任何重大行动都是他们决定或批准的，最重要的决策也是由他们做出的。如毛泽东决定首歼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和成立战役总前委，蒋介石决定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场、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停止西进等。所以从战略上讲， 这场大决战的最高指挥者不是战区将领，而是两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和蒋介石。 其次从战役层面上讲，淮海前线总前委是战役最高领导机构。从红军时代起，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是我军战略、战役军团和战术兵团的统率者。比如，红一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以朱德为首的方面军总司令部是总前委的下属机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总指挥部是方面军军委的下属机构。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与部队长（司令、军长、师长等）的区别是：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大权，而部队长（司令、军长等）只负责这支部队的日常训练和作战指挥。前者是决策者，后者是执行者。就象今天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是决策者，是所在省市的最高领导人，而省长和市长则是省委、市委意志的执行者。省委或市委作出各种决策后，通过省、市政府发号施令来实施。 “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如果换一个名称，就是“淮海前线军事委员会主席”，有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但总前委并不是总司令部这样的军令机构，它并不直接对参战部队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前线的总司令部来发号施令。当时淮海前线确实有统一的总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它是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下属执行机构。在淮海战役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明令：“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从军委命令下达的这一天（1948年11月1日）起，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就成为淮海战役的总司令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称其为“淮海前线司令部”。 在战役开始时，“淮海前线司令部”是由陈毅、邓小平主持的。等到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汇合后，由于他是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理所当然成为淮海前线的司令员。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毛泽东认为仅有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不够，还必须有一个能统筹一切的总前委，以总揽前线的军事、政治和后勤指挥权力。因此，毛泽东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有的质疑者抓住电文中“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这句话，把总前委说成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总饭委”。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自我军成立以来，有哪个前委是不管打仗只管吃饭的？况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说总前委是“统筹一切”，而不是只管吃饭和后勤。 有的质疑者还认为，“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洪小夏/刘俊平《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其实，这些质疑者没有弄清总前委的性质。总前委不是总司令部这样的军令机构，通常不会直接对前线部队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其下属的司令部对前线发号施令。当时华野、中野两军有战地电话直接联系，根本无须用电报的形式来发号施令。如1948年12月10日未时粟裕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军委、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电话奉悉。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 部，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这就是总前委用电话发布指示的证明。我们知道，“奉悉”是下级对上级的口气，这也说明粟裕是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 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可的。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刚刚胜利结束，1948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的祝贺电报中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淮海战役激战犹酣的关键时刻，在白纸黑字的祝贺电报中再次重申：淮海前线部队要在“五人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还特别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的后面，加上了括号“（邓为书记）”的字样，以强调邓小平是淮海前线部队的最高领导者。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中共官方一直承认总前委领导淮海战役。《毛泽东选集》的有关注释明确注明：“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即使邓小平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后，这些注释和说明也没有被更改。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作为刘邓大军的前委书记，他是这支野战军的真正掌舵人。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他是两大野战军的指挥者。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局第一书记，成为党在整个南线的最高负责人。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表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邓小平的信任。邓小平在主持中原、华东党、政、军工作的同时，还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指挥两大野战军渡江，解放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和蒋介石的老巢江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在邓小平逝世后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有一句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说邓小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事实上，邓小平能够成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主要就是凭借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 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功绩有高度评价。据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第五卷记述，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谈话时，这样评价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另据《王力反思录》记述说，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说：“他武可和林彪、彭德怀相比，解放战争中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邓小平。现在人家要打倒他，就打倒一下吧，以后我还要请他出来。” 1975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并让他与叶剑英共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就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立有赫赫功绩。军队里是非常讲究资历和战功的。叶剑英虽然是十大元帅之一，但他长期在统帅部里从事参谋工作，没有在前线立下过赫赫战功，要指挥众多沙场老将还是有困难的。而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指挥过两大野战军，战功和威望都能让那些老军头们服气。即使1976年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对他的处理仍然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让汪东兴把他严密保护起来，为的就是日后能够随时再起用他。毛主席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念及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功劳；二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如果爆发大规模的 反侵略战争，邓小平是能够挂帅出征的人物。 今天有些人说粟裕指挥了淮海战役，但这种观点有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粟裕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他应该有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但粟裕的权限仅限于指挥华东野战军。虽然华东野战军是淮海战役的主力，但能不能说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个类似的对比：柏林战役是不是朱可夫指挥的？众所周知，苏军参加柏林会战的有三个方面军，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统一指挥。虽然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是战役主力，但无论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都没有哪本权威战史称柏林战役是朱可夫指挥的。 朱可夫是一位喜欢夸矜己功的将领。战后他在柏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柏林战役是由他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亲耳听到朱可夫的这番讲话，日后他找到参加柏林战役的另一位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向他询问朱可夫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科涅夫元帅回答说：众所周知，朱可夫的方面军在柏林战役中大量使用探照灯掩护进攻，而他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却用飞机施放烟幕来掩护进攻，能说是朱可夫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吗？这位美国记者恍然大悟，表示对这个问题再也没有疑问了。 朱可夫为他的吹牛行为付出了代价。1946年夏，苏联总军事委员会开会批判朱可夫时，登载朱可夫谈话的外国出版物就放在主席台上。会议批判他把党和人民的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傻瓜，只有朱可夫同志一个人是聪明人！”这次批判会的结果是：朱可夫被解除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被打发到一个中等军区担任司令员。当然，朱可夫受这样的处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吹牛，还因为他犯有许多为党纪所不容的错误。朱可夫对斯大林给他的处分是口服心服的。 粟裕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高级指挥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和其夫人楚青都是毛主席的真诚拥戴者。但近年来，对他的功绩有许多拔高和神话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张雄文写的《无冕元帅》等著作中。举例来说，张雄文把华东战场初期的败仗（如泗县、淮阴失利）说成陈毅无能，而把后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捷全部归功于粟裕指挥有方，这是对历史简单化处理的结果。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打城市攻防战往往是失利的，连粟裕部署的海安攻坚和二战涟水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我军缺乏打阵地攻防战的经验。而后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捷，是贯彻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作战”原则的结果，而且这些战役都是我军得心应手的运动战。又如，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华中分局领导人说：“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３〕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这是针对一场战役（歼灭东进的敌李延年部队）的人事安排，所以电报只发给陈毅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要求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六人共同决定“大计方针”。如果这是针对华东战区的长期人事安排，电报应该同时发给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人（张云逸、黎玉），要求他们与“陈、张、邓、曾、粟、谭”等人“团结协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但张雄文却把这封电报解读为针对华东野战军的人事安排，进而得出“陈毅被剥夺了战役指挥权”的错误结论，把后来的华东几次大捷说成是换粟裕为帅的结果，而忽视了这些战役的胜利是群策群力取得的。但张雄文的错误仅仅是认识局限的问题，与夏宇立为了抬高红四方面军而疯狂贬低毛泽东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很少宣传广大基层战士和人民群众，而是过分强调军事将领对战争胜负的作用。书店里摆的都是我军将帅的传记、回忆录和中外将帅的评传，而几乎见不到歌颂解放军战斗英雄的书籍。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毛泽东时代，舆论主要歌颂广大基层战士和人民群众，这反映了毛主席的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能够战胜国内外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依靠的主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军队基层战士），而不是林彪、粟裕等一两个所谓“盖世名将”。事实上，林彪和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所向披靡，主要就是依靠广大战士的英勇作战，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当然还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正确指导。淮海战役如果没有五百万民工的支前参战，解放军能打败拥有优势交通工具的敌人吗？在三大战役中，如果让林彪、粟裕与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调换指挥位置，他俩还会是胜利者吗？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林彪和粟裕并没有到朝鲜战场上指挥，但我军照样打败了强大的十六国联军，使美国敬畏地称中共军队为“世界第一陆军”。 与毛泽东时代的宣传相反，国民党的宣传只强调军事将领的作用，蒋介石将青天白日勋章主要发给将领，结果国民党在战场上根本打不过共产党。“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经验的总结。而改革年代的宣传误导了广大军迷，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将领是胜利之本”。今天众多的网络军坛成为将领论坛，整天都在争论“林彪和粟裕谁的指挥才能高”，或者“朱可夫和曼施坦因谁更牛”之类。可以这样讲，改革年代的这种宣传与国民党类似，都是强调“精英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宣传，“将军决定战争胜负”的观点深入人心。今天许多军迷（尤其是第三、第四野战军的某些后代），都把解放战争中东北、华东的胜利归功于林彪或粟裕，而认为与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没有多大关系。某些第四野战军将领和战斗英雄的后代认为，他们父亲（或祖父）的荣耀是林彪带来的，而不是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的。因此，他们对林彪日后的结局深为不平，经常在网上咒骂毛泽东和共产党，甚至主张中国改旗易帜走西方道路。而某些第三野战军将领和战斗英雄的后代，同样认为他们父亲（或祖父）的荣耀是粟裕带来的，而不是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的。他们为了抬高粟裕而不惜贬低毛泽东，说粟裕是五百年甚至五千年第一军事奇才，没有他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这种过分吹嘘是粟裕将军在天之灵绝不愿看到的。粟裕粉丝中还夹杂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宣传共产党能够夺取天下是因为有粟裕，而不是因为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观点在网上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驳斥。有的网友这样说：“人民军队有的是战功卓著的将帅，离开了粟裕，照样打胜仗，照样解放全中国！” 但无可讳言的是，由于改革年代的宣传重将领轻士兵，目前神化将领作用的表现仍然很多。粟裕的粉丝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他们中许多人把粟裕的作用无限地拔高：华东战场打胜仗都是粟裕的功劳，而打败仗都是其他人如陈毅的责任。凡粟裕说过的话都被他们当成真理。既然粟裕说了“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他们就想方设法论证粟裕的观点是正确的。殊不知，这种做法只会严重损害粟裕将军的形象，让人们误以为他象朱可夫那样喜欢夸矜己功。 关于这一点，还是与石征先共同采访粟裕的傅继俊头脑清醒。他在回忆中对这次采访做了不同的解说，并严厉批评抓住粟裕某句话大做文章的人： “1978年7月27日，我们淮海战役编写组何晓环、傅继俊、石征先及随同我们一起 进京的原淮海战役纪念馆馆长于世景和江苏省邳县人武部科长王光明(淮海战役期间粟裕的警卫员)一行五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北京粟裕将军的家里，采访了这位共和国第一大将。此次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淮海战役史》一书。将军和蔼可亲、平宜近人，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请我们抽烟、吃糖，说：“欢迎你们，不要客气，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热情风趣的话语一扫拘谨的气氛，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使我们深受鼓舞、感动，倍感亲切。采访很快切入正题，将军侃侃而谈，思路清晰、深入而浅出，睿智而深遂，使我们得到了巨大收获。 这次采访让我终身难忘。多年以来，和粟裕将军的这一面之缘，成为心中的巨大情节。每每翻检淮海战役史料，查阅粟裕将军在战役中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功绩，脑海中便油然浮现将军的音容笑貌、经久绵长、激动不已… 在那次会见开始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粟裕将军非常高兴，脱口说了‘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哦’这句话。由于淮海战役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集体指挥为众所周知，而粟裕将军又是这指挥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都把将军这句话理解为‘淮海战役是我参与指挥的’。没有人理解为淮海战役就是粟裕将军一人指挥的，没有别人指挥的。由于当时将军非常高兴，参与指挥这一伟大战役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从将军这句话里感受到的是胜利者的喜悦、参与者的豪情、共和国第一大将回忆当年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伟大胸襟和情怀！ 这句话只看字面，充其量也只是不十分严谨，不够完善，这在国人语言交谈中是正常的、允许的。何况将军是在自己家里与来访者漫谈。难道我们能够苛求一位70多岁的老将军字字句句都那么准确严谨吗？有鉴于此，多年以来，我们从未在有关淮海战役的著作和文章中引用过原话。只是在谈到采访情景时如实地介绍了将军的原话，其目的是实事求是的介绍采访情景，更主要的是想让我们当时感受到的将军豪迈之情去感染更多的人。为怕引起误解，每次都特别强调我们当时的感受和理解。 这本来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正常现象，不能、也不应构成什么问题。可是，近来却看到有人拿这句话大作文章，并任意的揣测和发挥。看了着实让人不解和不快。抓住这句话不放、且上纲上线的人，不顾当时的背景和氛围，也不顾粟裕将军曾多次在谈到淮海战役时强调中央军委领导和总前委常委正确指挥的事实，不由分说地硬把这句话当作将军的正式宣言，企图让人们相信：粟裕将军自己说的‘淮海战役是他一个人指挥的’。这种人无论是打着‘挺粟’的旗号，还是另有企图，都是对粟裕将军伟大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亵渎！将军征战一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何时何地与何人争过功来？ 认识一个人或一个事物，不能只靠只言片语，而应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去了解和把握其全部历史和实质，这样才能得到真知灼见。淮海战役的指挥系统和粟裕将军的历史功绩自有历史资料作为客观见证。我们应将功力下在对这些历史资料的挖掘、研究、鉴别上。只拿只言片语去说事者，实为研究者之大忌，历来为方家所不屑。这实际上是弱者和小人作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