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同志“7.26”重要讲话的几点体会 李崇富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非常重要。他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和治国理政的现实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分析、科学总结，并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有思想深度、有哲理高度的重要论断和理论阐述，提出了承先启后的若干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这就为即将召开党的十九大作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用以统一全党认识和行动。对此，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加深领会和准确把握，以利于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利于将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十九大将围绕这个“主题”，而制定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也就是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根本问题，并以坚持四个“自信”，“来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这里，我想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和“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谈谈自己学习“7.26”讲话的几点初浅体会，请同志们批评。 第一点,关于目前形势分析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问题 我国各级决策层在谋划党和国家的工作的时候，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运用习近平同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用以系统而深入地分析、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即以总结实践经验为基础，特别是应当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的实践经验。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结合上来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思考，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面有很深刻的哲理。 从国际形势看，我认为：目前中西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处在“冷和平”的状况。一方面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形势，大体上是个和平环境，这来之不易，机遇难得；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很严峻，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例如，习近平同志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盘战略大棋局，但也不能太乐观。因为，这会受到美国当局等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干扰。美国现任总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政客，他有点类似希特勒，我们不可不防。更主要的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对当今中国的崛起，是一定要捣乱的。现在，他们在我国东边搞军事围堵，在南海兴风作浪，在西南边策划闹腾。所以，我国同有关方在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时候，不要过于乐观，而应谨慎地推进。更不用说，国内外敌对势力还要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要搞“颜色革命”、“砸锅”和“推墙”。 从国内形势看，我们也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来看待。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最后的决胜阶段，可以说，是胜利在望，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未来三年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难度：国内生产总值在3年后比21世纪初翻两番，这大概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还有“四难”：就是有不少人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社会问题，都不太好解决。这就需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应当作必要的政策调整。只有着力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防止“决而难胜”，做到“决而必胜”。而且，我国在十九大后的未来5年的后2年，还进入基本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所以十九大是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性、转折性、里程碑性的时间节点上。 第二点，关于体制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的关系问题 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人民生活都有明显提高。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是2012年(54万亿)的138%，年均增长近7%，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同时,问题也有很多、很突出、很棘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但早就基本上变成为发展私有经济的“一个毫不动摇”。长期如此，其后果就会是：即使我国人民创造了再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出了大的偏差和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牢靠。党内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对此格外忧虑！ 因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根本问题上，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性并不高，不少人甚至很麻痹；往最坏处看，有些人出于内外的多种原因，是在闷声不响地要搞私有化，而且这种自发倾向，这种被新自由主义所洗脑、所支配的倾向，一下子还很难扭转。我们党的文件上，从来都是反对私有化的，但在实际上，却在一步步地推进“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2012年某国子号“研究中心”同世行合作搞了一个所谓“383研究报告”，承认我国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当时只有27%；而且建议和希望：到2030年，要进一步下降到10%（更吊诡的则是，中文稿中删去了，英文稿中还保留着）左右。近些年，经济改革中提倡发展“混合经济”，这不是不是可以试、不可以搞；问题在于是如何搞“混改”？是旨在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更好地坚持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把主要的兴趣、主要的视角、主要的落脚点放在挤压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挤压以央企为骨干的国有经济的份额上。目前，有些人有些做法，大体上似乎还是想按照所谓“5000天方案”行事，这会同国企改革目的，背道而驰。 一个例子是，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大论断,党内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基本不接话,不讲共同语言,更不要说变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举措了。党的纪律对此为何不管不问？ 另一个例子是，目前搞国企“混改”，有人正在挤压一些央企的发展空间和份额。包括要把国内外私有资本引进铁路运输业、电信业、乃至军事工业。例如，我国取代铁道部的那家总公司，想邀请阿里巴巴等私企进入铁路运输业。可是，阿里巴巴是在境外注册、在美国上市的一家外企，是在假冒“中国企业”。据报道：日本软银集团在阿里巴巴中的股份最多，一家就占30%左右，还有美国雅虎的股份也不少。试问：我国铁路运输业，特别是高铁的水平是世界最优的，而今为什么要想让日本垄断资本染指呢？请问：铁道运输作为军民两用的产业，还要不要提供军用？如果提供军用，那么如何保守军事机密？我们搞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绝不能短视啊！ 还有一个例子，我国农村搞土地“确权”的用意是好的，目的在于维护农民正当的权益。但是，让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就应当谨慎一点。如果让资本下乡，搞一些农产品深加工和疏通城乡流通，还是有益和必要的。但是决不应让城里工商私有资本下乡去“圈地”。不应对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搞虚化。有人说：“资本下乡，农民遭殃。”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激，但确实值得警惕。尽人皆知，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13亿人吃饭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18亿亩耕地的红线必须坚守。农村和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不能靠私有资本，还是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切合我国国情，才可能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总思路，逐步前进，并为实行“第二个飞跃”，积极地创造条件。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之时，再次强调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挡。……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能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没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9-1350页。] 请看，邓小平在25年前，就批评我们没有阐发“两个飞跃”这个“大思想”。有些学者呼吁过这个问题，但人微言轻，社会影响不大。可是，我们有关的主管方面及其人士，为何至今对此无动于衷？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飞跃”这个“大思想”，也决不能丢！ 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的性质都是由其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有的所谓“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市场经济。”这是欺人之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据此可知，如果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和丧失了，那就会使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量变一旦越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在当今中国，一旦丧失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一切也都会逐步地统统“归零”。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也会随之动摇，无法长期坚持。如果让私有制经济坐大，即由国内外私有资本主导和控制中国经济，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因此，我建议党的十九大，应当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加以明确和强调，并且要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切实标准、具体举措、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经济改革，就会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难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第三点，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共同富裕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要求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弟弟邓肯的谈话中，再次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现在，我国这方面的情况，是极严峻和突出的。据西方一家杂志估计：中国拥有1000万元高净值（可投资的资产）的人群，约有180万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不许出现百万富翁；可现在，一方面，不仅有成百万人的千万富翁，而且有一批亿万、十亿、百亿、千亿等富翁；另一方面，若按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脱贫标准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2016年，仍然有4335万人、有4576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有关负责同志说过，如按联合国规定的日均1.25美元最低生活费标准,我国大约还有两亿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刻不容缓。应当勇于正视和重点解决。而且，我们共产党人不应就分配谈分配，而应当明确：仅仅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因为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其分配方式的性质。只有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坚持我国法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真正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防止两极分化问题。 第四点，关于深化对外开放与我国坚持自主发展(即自力更生为主)问题 可以说，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而且在对外开放中几乎没有戒心。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和坚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我国从中也受益不少。特别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同时，我国有段时间在对外开放中，实行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当时是必要而有利的。但是，这样时间过长，就导致了外贸依存度过高。至今仍然大搞“三来一补”，过多地为西方企业配套生产，90%的产品是靠贴牌生产而后出口，这就造成核心技术对外也依存度过大、受制于人的情况。在我国某些行业，曾经搞“以市场换技术”。可实际上，市场是大量地让给人家了，但是技术基本上没有“换”来。于是，我国主要靠大量出口中低端生活消费品，换得了大量外汇，外汇储备曾一度拥有近4万亿。这在一方面，使我国央行发行人民币，受外汇收购的制约，外汇占款过多，直接导致人民币贬值，物价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外储过多，在国际市场买不到合适的东西，以至于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一个最富的美国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成亿人生活还很困难的社会主义大国——当今中国，却成为最大的债权国。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发人深思，难以为继。更主要的问题是，我国能源和原材料，因此消耗过多、不少矿产枯竭、环境污染严重、难以持续发展。我国有不少工业品，如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铜和铝等产量或消耗量，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在核心技术和工艺上，按照工信部长的说法，我国目前是排在世界第四队列的国家（中心的、现代化的、登堂入室的、处在门口的国家）中，至今赶不上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等已经“登堂入室”的国家，只能与印度、南非、巴西等排在“处在门口”的国家为伍，据说至少还要30年，才可能有基本的改变。 情况如此，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是，难道一点主观原因也没有吗？例如，最突出是轿车工业、半导体及其关键性的元器件产业，我国分别在1958年和1956年就开始起步，比韩国起步要早。但是，现在反而要向韩国引进这两方面的技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在对外开放中，是过份地在依赖外国技术（只有国防工业和民用品中某些个别行业比较好、是例外，如“高铁”、“超算”、“深潜”等），长期地在对外开放中，只要“引进”、不搞“创新”。一些早有的自主品牌和技术几乎都丢了。这是违背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之初衷的。 因为，邓小平主张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多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苦果。”他又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然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在“改革开放”中，把载入了基本路线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教训难道不值得总结吗？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在当代世界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大国，要由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要实行对外开放，以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吸收外援为辅。仅靠“引进”，而不大力自主创新，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技术思路和技术路线是不对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已有明确的论断，有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进，但要把自主创新变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力度仍然不够。关键在于全党应当进一步统一思想，从而把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从口中和纸上，真正落到实处，并持久不懈地一直抓去下去。（粗体字系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该文是2017年8月23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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