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经济学思维太可怕！
江苏牛夫 这样的教唆不是在荒郊野外，不是在茶馆酒肆，而是出自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的《经济学原理》！面对这样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言论及“砖家”“教唆”，怎么就听之任之、无人制裁呢？ 这样的经济学思维太可怕！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张维迎“决定你生活品质的10个经济学思维”(选自《经济学原理》，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不懂经济学，但是既然能够决定生活品质，而且作者还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教授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这么大的人物，帮咱提高生活品质，不看会后悔的。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作为一介布衣的我，虽然不懂经济学理论，也知道像我这样的草民基本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看了“决定你生活品质的10个经济学思维”之后，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本文就简要谈谈对张维迎“正确的思维方式”的粗浅感受。不当之处恳请有识之士不吝批评，如有涉及法律法规及国家方针大计方面的责任，本人绝不推诿。 张维迎首先提出“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废话一句！其实他是要借此强调：“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而且关注人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经济学为什么要去作这样的“关注”？这与咱老百姓无关。可是张维迎为什么把这样的“关注”与别人“生活品质”联系起来，而且还说能够“决定生活品质”呢？说白了，他是要人们按照他的“经济学思维”去“关注人的行动”，而且要“关注人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骨子里就是希望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相互怀疑，进而相互制约，相互拆台！而不是相互信任、理解与包容，更不能“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了！不难想象，这样的“经济学思维”决定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品质！ 紧接着他就提出“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决策”。并且强调“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注意：这里用的是“只有……才”，也就是说，除了个体，就不可能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了。这不是痴人说梦？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一个人建筑的吗？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一个人开凿的吗？抗日战争是毛主席和蒋介石打赢的吗？再比如张三想开河排水，李四想挖渠灌溉，王五想劈山修路，个个都有目的，可是“行动能力”从何而来？再如马云、任正非、比尔盖茨这样的“大能人”，他们有目的，也有能力，但是离开了他们各自的团队，阿里巴巴、华为、微软能够成功吗？这样简单的问题，即便是白痴，用脚趾头也想得通，张维迎为什么要作为“经济学思维”来进行宣扬？就是为了否定集体，突出个人，瓦解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人民公社解体了，公社社员成了浪迹天涯的“农民工”；多数企业改制了，工人阶级成了资本家的打工仔。即便如此，张维迎们还不称心，还不罢手，还要迎合那些私欲膨胀、心怀鬼胎的复辟“精英”与外国主子，诱导已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的同胞们，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高墙内，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单打独斗，不知不觉或者无可奈何地成为永远的“屁民”，永久的奴隶。真可谓“用心良苦”也！为了增强“迷魂”效果，他还别有用心地说：“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但这种说法只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这里，他不仅千方百计抹杀集体成就、否定集体功能、污蔑集体组织、妄图彻底摧毁集体力量，而且以其诡辩的伎俩，把集体和集体里面的个体进行切割并予以对立，以达到对党和政府一切工作“清零”的卑鄙目的！至此还不罢休，他还进一步鼓吹：“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图穷匕见！原来连“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也必须摒弃，何况“集体主义”的思想与组织？什么政府腐败、什么弱肉强食，所有唯利是图、所有人吃人的罪恶，只要“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切都能理解、一切都好解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这就是张维迎经济学的“正确思维方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张维迎为什么也要把它列为“决定你生活品质的经济学思维”？因为他要突出一个观点：“相对于私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说白了，公与私相比较，还是私有制好，不但“私人”比“政府”“效率高”，而且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更加实惠。既然如此，还要什么公有制、还要什么公共服务？“公字号”应当尽快让路！ 接着，张维迎提出“人在边际上做选择”的问题，指出“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并且以“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为例，来说明其理论的伟大：“‘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而且是“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19 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的问题。原来“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居然是世人皆知的“物稀为贵”！咱老百姓不管他什么“边际概念”！选择的标准只有“需要”与“合算”，即：管用就行，不浪费就好！“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还是让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以及指望在张维迎指导下提高生活品质的人们去进行研究吧。 第五个方面是“自由交换是互利的”。看标题，这一观点无疑是成立的。张维迎又说：“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笔者想问一句：仅仅是“可能”吗？）。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自由交换，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并且说“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但是“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这就是说，为了“价值”与“财富”，必须“交易自由”。有了“交易自由”，不等价交换就成了自愿交换、强买强卖就是正常的。且不说他在这里故意玩弄混淆“价值”、“价格”与“财富”等概念的荒唐，只看看这些年在这种“交易自由”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财富的创造”奇迹：价值上亿的企业、矿产可以几百万成交，价值千万的企业，可以几十万甚至“零资产”转让，于是才创造了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还有平民百姓动不动就遭遇“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之类的蹂躏！“交易自由”的实质岂不昭然若揭！再看看他“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而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也就不难想象，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购买那么多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等等？撇开外界盛传的“享受美国津贴”之类，他们“福利的增进”肯定是“大大的有”啊！只是让草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为什么对“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政府行为，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诽谤与攻击？莫非有人什么时候抑制或者遏制了他们“福利的增进”？ “分工是进步的源泉”,这是张维迎提出的第六个方面。他把分工、交易、市场硬扯在一起，并且说“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分工是进步的源泉”。如果说张维迎不是在装疯卖傻，起码也是在故弄玄虚。原始社会有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当时的老祖宗有没有分工？肯定有！即便是到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估计市场已经不需要了，但是分工还是必须的。进步的源泉是什么？对个人而言，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对社会而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与斗争。张维迎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无稽之谈，目的不过是为了鼓吹“市场万能”，为了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不断地实施巧取豪夺，为一部分人“创造价值”、“创造财富”，让他们不断地“进步”，永远地“进步”。 “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是张维迎提出的第七点。他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于是，他肯定了“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值得赞许。”按照张维迎的思维，如果一个敌特在刺杀我们的首长时，子弹却击中了自己的同伙，这个敌特岂不是可以视为功臣而受到嘉奖了？这样的“思维”，不但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论，更是在明目张胆地为不良动机辩护，为罪恶动机开脱。而且，他还借机攻击动机良好的政府行为：“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那么企业雇用员工时就会更加慎重，反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在对政府行为实施攻击的同时，还不忘为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叫阵。 “自由竞争是件好事情”，是“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理论的进一步发挥。目的是为那些有“利己之心”的人撑起一片天。因为他知道“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按照他的逻辑，“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所以他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大肆宣扬“自由竞争”。只有“自由竞争”不再“频频遭受非难”了，“利己之心”才能够在神州大地畅通无阻，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这样就能够“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说得多么“仗义”！遗憾的是，有了虎狼的自由，还有鹿羊的自由吗？这种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自由竞争”，真的“平等”吗？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制度比人强”，这是张维迎思维的第九个方面。在奢谈了一通宗教、传统道德哲学、经济学以及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之后，他得出了“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的结论，于是，水到渠成地抛出他认为“最重要的制度”—— “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而且认为“ 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姑且撇开人性是不是可以改变，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大概念的讨论。在草民看来，无论什么社会制度，首先要为了社会稳定。所以，任何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应当是、且必须是社会保障制度。至于“个人财产”，如果是合法的，当然应当“得到有效保护”，但是如果属于非法所得，则必须坚决予以剥夺；社会应当让“个人享有充分自由”，但是必须以不危害社会治安、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如果按照张维迎的理论，那么多贪官污吏及各类犯罪分子的财产与个人自由，是不是也应当得到有效保护？这种起码的问题，难道张维迎没有考虑？宣扬这样的经济学思维，目的何在、居心何在呢？ 张维迎提出的最后一点是：“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否认许多优秀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政治家不重要吗？军事家不重要吗？科学家不重要吗？教育家不重要吗……怎么就企业家最重要了呢？况且，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企业家也有良莠好坏之分，尤其是当今中国，那些靠行贿、侵吞、偷税漏税、合同诈骗、贷款诈骗、集资诈骗、甚至涉及黑社会等多种罪行而发迹的“企业家”们，锒铛入狱的已经不少，被处以极刑的也并非没有，凄然自杀及仓惶遁逃的更是时有所闻，尚未发现的不敢妄测但肯定还有。这样的企业家是否也“是最重要的”？那些靠政策优惠或者各种高超手段，获得了巨额财产，却又转出国境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也“是最重要的”？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张维迎之所以不分良莠好坏地鼓吹“企业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对人民史观的公然挑衅，更是以“专家”身份的说教，误导人们对所谓“企业家”的盲目崇拜，从而迷失自我，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企业家”，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力乃至卖命。 呜呼！原来我们堂堂“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教授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竟然是这样的人物？！怪不得我们越搞越像资本主义，我们的反腐搞来搞去，干部队伍里总是“前腐后继”，甚至越反越猖獗，原来上面有这样高大上研究院的 “专家”“教唆”！而且这样的教唆不是在荒郊野外，不是在茶馆酒肆，而是出自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原理成立吗？可信吗？可是它却瘟疫般在神州大地到处蔓延！迄今为止已经感染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遥遥未来还将殃及多少人？堂堂中华，泱泱神州，当然不可能“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面对这样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言论及“砖家”“教唆”，怎么就听之任之、无人制裁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