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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虹: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如是说

2018-1-13 18:39| 发布者: 红色记忆| 查看: 1454| 评论: 0|原作者: 宋立英|来自: 党史文汇

摘要: 往事如虹: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如是说 宋立英   时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的宋立英  (山西)宋立英(口述) 苗武军白续宏张谦(整理)  第一个女党员,第一任妇女 ...




        往事如虹: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如是说

                宋立英

                                                                              

    时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的宋立英

  (山西)宋立英(口述) 苗武军白续宏张谦(整理)

  第一个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任

  我父亲是从山东逃荒到大寨的,我1930年阴历十月廿八出生在大寨。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十来岁时我就到有钱人家当使唤丫头。当时贾进财也在这家干活,他从小没了爹娘,就在这个二奶奶家长大、当长工。我13岁那年,他叔做主给了我家一石玉茭,父母就把我许配给了比我大20岁的贾进财,他家又用一斗米把我娶过门。1945年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我俩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是大寨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秘密入的党,连丈夫都不知道。那是194710月的一天,负责大寨片区党组织活动的共产党员邢玉琴悄悄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才17岁,不太清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她就给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打坏人、解放穷人的,只有穷人才能入党”。我小时候听说过不少游击队的事儿,也明白不少道理,一听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就很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加入!”那时党员的候补期只有半个月。这样,半个月后我就入了党,成了大寨村的第一个女党员。入党第一次参加组织活动时,我才发现老贾已是党员了,心里一直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不就是党的组织纪律吗?自己入党不是也没告他吗?

  入党不久,我就当了大寨妇救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当上干部后我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为支援前线,我组织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上前线;为填补男人们走后出现的劳动力不足,我又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带领妇女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作战。

  过去大寨的妇女很少下地干活,为把姐妹们从锅台、磨台、炕台前解放出来,我组织村里年纪较大的妇女办起了托儿所,让她们在家照看孩子,这样一来,年轻妇女就可以放心地走到生产第一线。

  我有4个孩子,但这并没妨碍我工作,不但要下地干活,一有空还要东家走走、西家转转。每个妇女家情况我都熟悉,谁家婆媳不和了,要去劝解;谁家两口子吵架了,要去说合;谁家有吃奶的娃娃,到了时间,我就督促在田间劳动的妇女回去喂奶。天一下雨,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老贾1946年入党,他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开始叫政治主任。1948年,他介绍陈永贵入党,三次让贤,去找了县委书记几趟,硬是把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自己当副书记。后来我作为妇女主任也成了支委,一直跟老贾、老陈他们一起工作。

  1952年搞合作化运动,1953年搞初级社。当时,大家牵着牛、骡、驴入社,没大牲口的就几户合起来买个驴入社。成立合作社带领大家做什么?那个年代,吃饱肚子是最当紧的事。大寨的土地条件不好,全村有800多亩地,4700多块,你想想有多零碎,都在半坡坡上挂着,一分地一块,二分地一块,不下雨旱个死,一下雨冲得乱七八糟,人们叫“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亩产100来斤,累死累活,粮食不够吃。所以说,造地是头等大事。那是1953年,支委开会研究了“造地规划”,计划用10年时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好。

  10年造地规划”从1953年冬天就干开了,打坝、填沟、造地。狼窝掌沟最深最难修,可是又非修不可。修不好狼窝掌沟,其他沟也没法修。人们常说“三战狼窝掌”,其实是四战。一开始打上坝,造上地,到春天赶紧种上庄稼,到夏天一场大雨全冲垮了。陈永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咱们再修。辛辛苦苦,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干一冬天,第二年夏下大雨又冲毁了。下雨时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看看究竟水是怎么把坝冲毁的,有什么办法防止冲毁。后来大家从倒塌的窑洞上找到了办法:下大雨,窑洞的后半边塌了,可“前脸”没塌,那前脸是砖石砌起来弓形的,能承受住重量。最后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出办法:弓形坝,滴水坑,石灰灌缝。照此法干了一冬天,坝沿石头垒成弓形,坝下建滴水坑,造地、平整,春天又赶紧种上。夏天下雨时还是干部往地里跑,看看能否经得住洪水冲。这次成功了,水顺着地的两边往下流,正好流进下一个地块的滴水坑,水在滴水坑摔了跤,再起来冲劲小了,下面的地块就保住了。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的“10年造地规划”就差不多完成了,1963年那么大的洪水,狼窝掌经住了考验,没有给冲毁。

  那时粮食亩产要“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400斤达纲要,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大寨把“三跑田”都变成“三保田”,后来又变成“海绵田”,到1958年,大寨的亩产超过500斤,实现了“过黄河”。大跃进、浮夸风,大寨没有放“卫星”1958年大跃进,各地刮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寨亩产500多斤,俺们就觉得不错了,比过去提高快3倍了。可报纸上登这里亩产几千斤那里亩产几千斤,不知人家咋产那么多。

  我和陈永贵到太原开会,好像是模范会、先进会,咱晋中是一组,大家在一块讨论,轮流表态发言。讨论来讨论去,积极分子很积极,浮夸风很厉害,说他们亩产1000多斤、2000多斤的都有,有的地方种莜麦还亩产1000斤呢,咱实在理解不了。有领导说,大寨是农业的典型,怎么不报啊。陈永贵说,听了听你们那10002000斤的亩产,俺是打不了那么多粮食。人家问,那你大寨亩产多少?他说,500多斤。人家说,大寨报500多斤可不行!他问,那你说大寨报多少合适?人家说,至少还不报2000?他一听就摇头:2000?大寨连1000斤也打不下。俺可不敢报那么多,大寨就是500多斤的亩产,是多少就报多少。

  在那次会上报的高就奖励解放汽车。大寨没虚报也就没得奖。陈永贵说,就是奖飞机咱也不敢说假话呀。后来上面派人到大寨核实产量,实际是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大寨“跟上形势”,国庆节就能上天安门观礼。他说,宁肯不上天安门咱也不弄虚作假。洪水冲了一个旧大寨,我们建了一个新大寨1963年永远不会忘记。81号赶了一天庙会,2号下起大雨,连下77夜。大寨地毁房塌,人们都挤到会议室,使劲抹泪。村里在大柳树下支起大锅,给大伙做饭。洪水来的那几天陈永贵正在县城参加会议。想给村里打电话,洪水把电杆冲倒了;想回村里,松溪河暴涨过不去。直到8号才绕山回到村里。他对大家说:“这么大的灾咱们没死一个人,就是最大的胜利!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

  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

  大寨遭了灾,上级来电话说,给大寨拨了一笔医疗费,陈永贵说,人没有伤亡,不需要医疗费。县里又送来苇席、棉衣、被褥等救灾物品,他说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县里还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他安排退回。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对他议论纷纷。我当时也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他就是要锻炼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主持大寨党支部一连7天召开了7次座谈会,动员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这样,大寨人响亮提出了灾后“三不要三不少”口号: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夜战狼窝掌沟

  要整修房屋,还要抢救庄稼,先从哪里做起?当时不少人主张先治“窝”后治“坡”,先修房屋再搞别的。陈永贵说农时不等人、庄稼误不起,要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整修家。大家觉得他说得在理,就成了先治“坡”后治“窝”,“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全村总动员,当务之急是将倒伏的青苗扶起来。就在那时有了“大寨铁姑娘队”,23个年轻姑娘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我和凤莲的“铁姑娘队”在山脚下扶,陈永贵、梁便良的男社员队在山坡上扶,两套人马暗暗比着干。大家天不亮就出工,天大黑才收工,早午时分送饭。只用5天就扶起倒伏的庄稼250多亩,还在根底培了土、施了肥。看着地里的庄稼一片片挺拔而起,人们的劲头高涨起来。老贾领人上山寻石料,前后10天砸碎了两把大锤,31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1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的铁楔打得只剩三四寸。老贾手上每天都有裂开的血口,回到家就让我用针线将厚茧的裂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扎紧,第二天一早照常进山采石。村边有个砖窑烧砖,妇女每人每晚要往村里搬200块砖才能回家。吃饭也简单,早上小米粥,里面加点糠面,再配点酸菜,没油。当时一年3两油,我们把杏仁捣烂当油,再和酸菜炒到一起。就这样,大家同甘苦、共命运,横下一条心重建家园。

  经过两个多月的生产自救,灾后留下的550多亩秋庄稼长势喜人,40多间危房危窑全部进行了修补,还新建成40间瓦房和20孔石窑洞。特别是新建的那个地下排水涵洞,现在还是用它排洪,真是一个百年大计的事情。前后3年时间,真正实现了陈永贵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世事变换,大寨打破“大锅饭”“二锅饭”1973年,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当大寨党支部书记了。郭凤莲接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我积极配合她工作,能做什么做什么,生怕大寨的事业落下步。

  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成了极左路线的代表,村里一下子冷清下来了。风莲那段时间思想负担很重,经常跑到家里跟我说些心里话。陈永贵有时回村望着七沟八梁半天不说话。他后来就搬家到北京了。临走前他叫上老贾坐上小车转悠,这个村走走、那个村看看,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陈永贵还说:“我先死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先死了,我给你送个花圈。”全村人把他送出村口,心里很不是滋味。郭凤莲后来也走了。那是1980年的一天,她跟我说,上级让她离开大寨另外安排工作。我说,不离开不行吗?她说,不行,不离开就要受党纪处分。我说,那就听上面的安排吧,怎么也不能受党纪处分啊。凤莲是流着泪离开大寨的,到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

  大寨失去主心骨,不知接下来该咋办。

  过去,报纸每天说大寨好,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阵子又说大寨这问题那问题,什么都是问题。反正大寨的老百姓弄不清咋回事。我经常说,过去的大寨没你们说的那么好,现在的大寨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坏。

  全国都搞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党支部想不通,群众也想不通,觉得走集体化道路就挺好,大寨就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路走过来的,大寨的成绩就是集体化创造的。县里把大寨看成老大难,反复做工作,说大寨必须搞,若不搞,全县工作都推不开。党支部书记贾长锁说,做不通群众的思想,完成不了土地承包任务,这个书记不当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服从上级要求搞了联产承包。一开始是大队分成3个农业小队,还有机械队、林业队,叫“大队核算,小队作战,奖惩兑现”。后来人家说这还是“大锅饭”。于是就把小队分成小组,人家说这是“二锅饭”还不彻底。最后,土地分到了一家一户承包,这就再没说的了。

  可是,大寨人的感觉并不好。大块地又以户分成小块地,机械化耕作又变成人种牛耕,家家户户又要买牛、买骡、买农具。当时,我感觉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集体的企业也承包了,果园、砖窑、煤矿都承包给个人了。承包的人倒是发财了,但没实现先富带后富,让群众富裕起来。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那时候人们说,小河有水大河满,可是小河有水,它不往你大河流啊。

  陈永贵去世,郭风莲回村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后就一直住在北京,后来闲不住给北京郊区一家农场当顾问。1985年冬听说他病了,气紧哮喘下不了床,老贾就去北京看望在医院陪了半天,两人都流了泪。本指望过年开春天气暖和了能好起来。没想到1986326日就去世了。他说过死后不要埋在狼窝掌,那里不吉利;要埋在虎头山,那里看得远。

  1986年清明节,陈永贵要“回来”了,凌晨4点就从北京出发了。村里男女老少早早赶到阳泉至昔阳的二级路上等候,我和凤莲坐村里的解放车,到平定跟昔阳的交界接灵车。下午,披着黑纱的灵车开进大寨村。村里村外都是人,全跪着哭成一片。把陈永贵的骨灰盒从车上捧下来,开了追悼会。我和老贾都讲了话,回忆了陈永贵。老贾给他做了个最好的花圈,他两人6年前就有约定。老贾一直念叨:“永贵走的时候是个健健康康的人,回来就成了一个骨灰盒,好好一人怎么就没了!”随后,大寨干部群众便着手为他修墓、立碑。花两年多时间,在虎头山上用石头碹了墓葬,还举行了骨灰安放和立碑仪式。后又修整了坟墓,用藏青色石灰岩在墓前修了台阶,72级那组台阶代表着他享年72岁,38级那组代表他党龄38年,8级那组代表他在中央工作8年,石阶底头小广场是他的雕像。这算是大寨人对他的纪念吧。

  凤莲离开大寨后,分分合合10年,换了几任支部书记,大寨的经济还是没上去。有人富了,集体空了。群众有意见,外面人来看了也可惜。许多老领导与大寨有感情,站在村口大柳树下看到毫无生机活力的大寨心里都不是滋味。有一年,原来的省委书记王谦来了,看到大寨的现状直摇头。我陪他在村里走了半天,把村里的情况给他念叨了不少。最后他说,看来大寨还得有个好带头人。我说,是呀,你说谁能带好这个头。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到上面反映反映,还是把凤莲请回来吧,别人不行。凤莲那时已调到昔阳县公路局当书记。我说,她是国家干部了,还能回村里当书记?他说,能,非她莫属,你们去跑跑吧。

  其实,大寨人早就想让凤莲回来了,上面就是不同意。这次王谦给出的主意又把群众鼓舞起来了。我们到县里、到地委、到省里反映,地委派来的工作组也给上头反映。最后,上级决定,同意凤莲回村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昔阳县副县长。那是19911115日,她离开大寨已11年。

  大寨学全国,实现二次创业

  重振大寨的担子落在45岁的凤莲肩上。她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家串户征求村民意见,请大家为发展集体经济献计献策,从中看到大伙对重振大寨经济的信心。1992年正月初四,她让全村一户出一人到河北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高迁村工业企业已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整齐漂亮的“小二楼”,大家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后来,她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凤莲说:“当时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其间,我俩还坐火车到上海联系企业,当时没钱,车票还是在榆次的部队给买的。到了上海,办完公事,人家请我们去卡拉OK唱歌,我看到桌子上摆着饮料,问人家这是什么,人家说是咖啡。我从未喝过咖啡,就跟凤莲说,咱们一人喝一杯吧。没想到这东西劲挺大,一晚上没睡得着觉。

  几路考察下来,大寨党支部确定了“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后来又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出任总经理。大寨羊毛衫厂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第一家企业。我们去江阴考察时江阴的羊毛衫厂答应帮助大寨建个羊毛衫厂,负责提供设备、技术、培训员工。回来后就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准备起程,但村里没钱,路费和生活费筹不到,对方一直打电话催,咱也不敢说实话,就一直拖着。人家催了几次,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人家说,只要把孩子们送过来,我们全负责。这样才把人送去,人家管吃管住管培训。当年9月,设备从江阴运来大寨,技术人员也跟着过来了,生产出了第一批羊毛衫。凤莲去北京开十四大,还专门将大寨产的羊毛衫带到北京,人们都说大寨开始与时俱进了。

  这之后,大寨走上二次发展的道路,又先后建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还有核桃露厂。在这17年中,这些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但总体上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2008年,大寨年产值达到3亿元,人均收入1万多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4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54倍,上交国家税金1791.4万元。

  从2005年开始,大寨的企业进入回报期,每年能向村里上交纯利润500万元。199820032009年,大寨分3次新建了近100户住宅,村民只需支付房屋总价的1/3,集体补贴2/3,总补贴额1000万元。大寨实行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免费教育,对每个考上大学的每年奖8001000元。除国家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外,村委会还给每人每年1000元的大病补助。

  旅游业是1992年起步的。这年,朱镕基总理来大寨视察,他在虎头山上和村里村外看了一大圈后,建议大寨人要利用独特的人文景观,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之后,党支部、村委会就抓住机遇,以虎头山为重点开发旅游。现在村里基本上没闲人,近200人从事个体旅游业,每户年平均收入达2万多元。

  后来,大寨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村216户每户出资2000元入股,每年旅游收入的30%用于村民分红。这是一个长远的打算,只要大寨的旅游业能发展,村民就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院里开店,签名售书,安度晚年

  大寨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气,来看望我的人也多了,这小院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游人们来了不仅要和我座谈、照相,不少人还要我签字留念。仅在解放初扫盲时识得几个字的我,现在练习一段写字后,心里才不怎么紧张了,人们说我的字越写越好了。

  外面来旅游的人多了,有人建议我在家里放上些写大寨的书来卖,这样既方便游人也宣传了大寨,自己还能有点收入。可我从没做过小买卖,而且觉得开店挣钱是资本家做的事,我做就是在给党丢脸。后来,在凤莲和村里人劝说下我的思想解放了,觉得时代发展了,我也应该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样,我就把家里的4间北房收拾了一下,开发成一个20平方米的宋立英纪念品商店,专卖大寨纪念品。还办了工商税务登记证,让儿子把执照钉在墙上,法人代表写着“宋立英”,大大方方当起了营业员。

  2001年底,我的小店越办越红火,游人多时挤也挤不进去。为方便游客我又将小店改造成40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成为大寨村面积最大的纪念品商店。这年,我的店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而大寨村这年人均收入还不到4000元,我靠自己努力收入上超过了全村平均水平。

  我当村干部46年,向来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直到199363岁时才退下来。我经常给小一辈说,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能占住一辈子。我不当副书记了还是支委,不当支委了还是党员,也要继续为党工作。一位老县委书记常夸我和老贾:“人品最好,出力最大,得利最少。”可我觉得,是共产党把我从一个使唤丫头培养成了党的干部、过上了好日子,我觉得自己幸福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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