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 ...

2019-7-31 12:04| 发布者: 蔡金安| 查看: 4278| 评论: 2|原作者: 曹振华|来自: 鲁迅研究动态

摘要: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在人为设置的框框中，片面强调一致性，竭力回避实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使人误以为鲁迅晚年仅仅是现代民众革命的追随者。近二十年来，有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回顾三十年代的斗争 ...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在人为设置的框框中，片面强调一致性，竭力回避实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使人误以为鲁迅晚年仅仅是现代民众革命的追随者。近二十年来，有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回顾三十年代的斗争，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重新理解鲁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和见解。今天，对鲁迅在左翼阵营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学术界已经能够进行较为自由的探讨了。但是，通观近几年来的研究，感觉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否认现代民众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将鲁迅倾向左翼看作“走入误区”[①];或者将鲁迅跟其他左联人尤其是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与现在的反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鲁迅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或与民众专制、革命专制的对立，斗争的目的是为坚持知识分子的个人独立性，反对专制主义[②]，等等。这些议沦，虽均有其相当的启发意义，但实际上等于把鲁迅关在了左联的门外，也就是无形中把他划出现代中国革命之外。这就曲解了分歧和对立的性质，抹煞或降低了鲁迅为维护人间正道而奋斗的深远意义。也有研究者因为鲁迅是左联人，就把尖锐对立看作纯属左联内部个人之间的问题，如个别人对鲁迅不尊重，压制等等。以为鲁迅是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为争个人自由、个性伸张而斗争的[③]，这种解释也不免表面化。

　　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看，鲁迅早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左联的态度，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鲁迅对左联有丝毫的三心二意;从团体内部看，分歧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前就预料到。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完全作专制、压迫与反专制、反压迫式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抬高了鲁迅，实质上也是低估了他。等于把一个伟大的先觉者对人心的深邃洞察和革命的高瞻远瞩，视同现代一般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梦呓。笔者认为，鲁迅终于站到左翼阵营，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反映着鲁迅的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一、鲁迅珍惜看重左联

　　无可讳言，鲁迅始终不满意左联。但是，以中国之大，他却无处另寻战斗的伙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自左联存在的那天起，他一直作为左联坚定的一员与革命的敌人战斗，而且完全出于自愿，是明明白白的。研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只强调一致和只强调对立都是片面的。如果说，鲁迅上海十年为左翼文化事业奋斗的业绩，因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目前研究界的众说纷纭，还不能使人豁然明了他对左联和革命的积极态度的话，那么，鲁迅在左联成立时不计个人恩怨，无条件地与那些刚刚围攻、侮辱过他的左派青年联合，而且就在他们决定解散左联时，鲁迅还要继续联合下去，坚决反对解散，则足以表明他对这个组织的看重和珍惜。鲁迅是一个可能被愚弄一时、但不可能屈从的人。即便他的旧式婚姻，也不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屈从于母亲，而是他甘愿背起这个包袱，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这是觉醒了的个人对他人负责的精神。1930年，若不是他个人心甘情愿，就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愿意加入左联。现在有人认为，鲁迅加入左联，是为了解脱孤独[④]，也有人说是因同情民众、感情冲动[⑤]。然而，就在加入之初，鲁迅曾向友人解释自己的这一行动：“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倘使后起渚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⑥]这可以明白地看出，鲁迅决定这一行动时的清醒的自我牺牲意识，没有什么冲动。受一种神圣使命的召唤，为他人，为中国，牺牲个人，而且似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符合他的一贯精神。鲁迅的孤独是先觉者的宿命，不可能依靠左联解脱。他认可了梯子之论，甘愿被人利用，也就是相当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在左联是孤独的。

　　当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左联领导机关的人主张解散左联时，正是鲁迅反对解散，而且态度坚决。鲁迅一生组织和参加的团体不少，或因同人热情减退，或因内部闹翻，或因当局压迫，差不多都是半路散伙。对此，他也有惋惜、有愤慨，但从未有如对左联这般，在内部矛盾重重之时，也宁可忍辱负重，不同意解散[⑦]。对此，有人解释说，鲁迅以为解散左联，就是向国民党示弱，他因不愿示敌人以弱才不同意解散，这也有道理。但如此解释之所以有道理，正是因为鲁迅认为左联还有力量，能战斗。否则，连自己都不看重，国民党怎么会看重?拿谁都不看重的团体向敌人逞能，就是阿Q一样的只满足于精神胜利了。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他曾向冯雪峰表达过对左联解散的惋惜，并由此对解散它的人毫不看重这战线异常愤慨：“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条战线!......”[⑧]

　　左联后期因白色恐怖加剧，内部又“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中削弱着自己的力量。为此，鲁迅曾主张暂时不再发展新作家加入，而把他们团结在左联的外围，于事业会更有利。这是为了保持进步力量，使革命少受损失[⑨]。在答复胡风问及萧军是否参加左联的信时，他写“现在不必进去”[⑩]，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若由此引申出鲁迅后悔过去加入了左联，并因此要新作家将来也不再加入左联，从此再不希望左联有大的发展，这恐怕就想多了。鲁迅的文字公认为严谨准确，特地写上“现在”一词，不会毫无意义。所谓“现在”，既不指过去，也不指将来。鲁迅与左联后期一些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是因为他弄明白了，“现在”的这些领导者并不爱惜左联，他们其实只是在利用这个组织为个人打算。而他自己才是真正爱惜左联的人。左联的所有令人痛心之处，都没能改变鲁迅对这一组织本质的肯定。左联解散后，他还在怀念它，痛惜它的完结。那么，现在有人觉得几乎毫无是处的左联，为什么会让眼界极高，又“不好合作”的鲁迅珍重?

　　二、鲁迅珍重左联的原因

　　首先，关于左联的历史地位。左联是现代中国作家的革命团体。尽管实际上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但它本质上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文艺组织或下设支部，而是现代文学界反暴政的联合战线。非党参加者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靠拢或追随共产党，而主要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即不满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才参加进来的；即使在党的参加者，加入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由于受到当时共产党的“左”倾路线影响，这个联合战线不够广大，左联有关门主义是真，但这实在是其不足，是其应该克服的局限。左联还存在其他许多局限，但无论如何，似乎不可将其缺陷理解为组织的本质。中国知识分子该看重左联，因为有史以来，读书人自觉自愿地结成反抗暴政的联合战线，左联是空前的、唯一的。虽说最后只剩下少数真正的战斗者，但笔杆子不屈服于屠刀，毕竟显示了我们文坛前辈的勇气和傲骨，向历史展现着现代中国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无论如何不能抹煞，尽管左联作为一个团体是那么不如人意。

　　左联实际上又是一个用笔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文艺团体。其行动纲领称：“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11]，其盟员就是参与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战士。那么，今天如何理解鲁迅和左联以争取被压迫的农工大众翻身解放为目的的斗争?是不是“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是错误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人，由于不可超越的历史和时代局限都“走入误区”[12]?

　　如果左联参与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意义是可以否定的，那就等于说，是苏联的社会革命理论给中国呼唤来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现代中国，本来是可以避免或并不存在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就是从现实看到了阶级斗争的真实存在和不可避免，才去研究并最终认可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沦。他认为：“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唯一的现实生活”[13]。他多次表示，是当时实际发生着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向他展现了作为统治者帮凶的现代青年的凶暴残狠和卑鄙无耻，轰毁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化信仰，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蛊惑了他。尽管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之说被质疑，但所谓进化论到阶级论其实并不是瞿秋白的发明，而是鲁迅的夫子自道[14]。可以说，由过去的相信青年必胜过老年，到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就是事实轰毁了他原来对所谓社会自然进化法则的盲目信仰，并使他确信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才是历史的公道。

　　那么，中国现实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如何“轰毁”了鲁迅的进化论，“事实的教训”，又如何使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15]?在1927年之前，“阶级”一词于鲁迅的语言中很少出现，“阶级”的观念却已存在于他的思想中。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是给他巨大震惊，并促使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进行痛苦思考的关键事件。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杀人的。这等于说，与他所经历过的满清、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相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坏到顶了。这样的杀戮，即使对于动物，也是暴殄天物。更可怕的是，杀人者还在尽情玩着“血的游戏”，从虐杀取乐[16]。这还能算是人吗?靠如此残暴地屠戮同盟者和滥杀无辜维持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反过来说，现代中国人如果连这样非人的统治也愿意忍受，或无力推翻，那中国也就真的毫无希望了。“临下骄者事上必谄”，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是任谁都可以践踏蹂躏的。而即使没有外敌，自己也会把自己糟蹋完。所以，鲁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极期”，不远将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就是说，如果过去还能维持不死不活，此后却不能了。中国将不是由此走向新生，就是由此走向灭亡。那么，假如中国还有走向新生的希望，希望在什么人身上呢?毫无疑问，应该在奋起反抗的被压迫者身上。他觉得共产党人应该复仇。宽恕尽管是美德，但是，在人性堕落到如此可怕程度的今天，要杀人者偿还血债，就是公道;复仇虽然并不就是革命，但对作恶多端者讲宽恕，就等于纵恶，帮助邪恶势力。因而，对恶势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较之忍气吞声、引颈就戮的忍让和宽恕，更有人气，也就较有希望。他清醒地看到，旧军阀虽然已经打倒，但革命果实却被新的有枪阶级侵吞，人民大众依然被盘剥压榨，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的革命。因此，为了探讨中国将来的命运，1927年以后，鲁迅多把注意力转向共产党人和他们信奉的主义。他说，国民党“清党”，是由于国民党的权力者确知，他们的权力、财产和姨太太绝不能从“共产”增加，反而只会减少[17]。他认为，在革命时代，因干革命而失掉了个人的财产甚至性命的人，才可能是认真的革命者，而只为自己革来了权力、地位、财产的蒋介石辈，是革命奸商。因而，即使国民党靠屠杀巩固了他们的统治，鲁迅的良心也使他无法与这些统治者合作。这样的屠杀者有什么资格组成代表中国的政府?他既不能像胡适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那样，遵照统治者的法律，认为推翻这样惨无人道的统治就是犯罪，就该被镇压[18];也不能像外国的人道主义者那样，反对向杀人者报复。因为中国的压迫者向来并不理会人道主义的唠叨;现在的统治，更逼得人道主义者不得喘息。就在共产党与蒋介石展开血战的日子里，鲁迅支持“革命互济会”、加入“自由同盟”、加入左联，公然向这个世界亮出自己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作对，支持造反的“匪徒”。

　　鲁迅的思想是现代中国最生动、最深刻的思想，有极强的现实生命力。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其鲜明的执著现实的实践特性。即，因其与中国历史的现实行进密切相关。就客观历史走向而言，阶级斗争在现代中国达到了白热化，鲁迅在1927年血的教训中已看到。因而，如果说鲁迅思想存在转变，那是历史的变化使然，是社会客观情势变化的实质，被鲁迅不抱任何成见地把握了。这本身就是他的思想。在他过去的思想中没有出现，是因历史还没有行进到这里。也可以说，他之所以赞成共产党人信仰的主义，并不是先验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无缘无故地膜拜西哲。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中得到了验证。至于这理论体系中那些与中国无关的东西，他并不一定表示赞成或反对，也许竟不在意。只要对中国社会改革有用的理论，鲁迅就会“拿来”，这本是大中华的气魄。然而，即使鲁迅接纳了阶级斗争理论，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些范畴，而是独有其不变的特性和发展逻辑。如他所说，吃了牛羊肉，也不会就变成牛羊的。譬如，创造社一派主张一切都非依唯物史观来著作不可，他就很不以为然[19];而在他那有名的关于中国脊梁之说中，被他肯定为中国脊梁的人物，多数难以贴上被统治阶级的标签。这些被研究者说成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思想，就更可以见出他独特的历史观。当然，鲁迅宁愿相信社会进化，对现世有执著的人道关怀，而其人道关怀又表现为反抗社会的黑暗，指望通过现实斗争实现社会进步。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变革和终极追求上是有更多相通之处的。但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现实斗争总是指向社会的精神革命(不等同于思想革命)。他认为，与其他任何的改革和革命相比，人的灵魂的改造才是社会的根本改造。任何反抗黑暗、改造现实的斗争都能够洗刷人的精神污垢，但绝不是哪个阶级夺取现实斗争的胜利，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因而，鲁迅的精神革命，在其现实性上，自然成为一切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或者竟是其先导，其中包括以争取被压迫阶级的翻身解放为内容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内；从其终极意义看，因其指向个人的精神自觉，所以又成为一切社会改造学说和运动的终极目的。

　　从鲁迅写于左联成立前后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他确信，现代无产者和人民大众的现实要求，既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又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民心就是天意。鲁迅从不对真正的社会革命冷眼旁观，他站出世间，就是要对社会尽个人的力量，对近代以来的变革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无论有没有左联，他都会参与这场革命。事实上，在左联成立之前，他个人就早已参与这场革命了。譬如，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惯于表面看问题的人们，往往以为鲁迅是批评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其实不对，鲁迅批评的是他们利用革命的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革命文学家”并不真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是有些“朦胧”，是脚踏两只船。他不是批评他们主张革命文学，更不是希望他们不作革命文学，而是对那种有害于革命的投机心理所作的精神批判。他正告他们，也提醒读者，他们的东西不是革命文学。他们只有两脚都踏上革命之船，这才可以写出革命文学。他真正反对的是，这些“革命文学家”鼓吹革命文学，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把革命作为文艺的武器”，即挂革命招牌，赚取革命作家的名声，便于推销自己的作品。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应是把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不会只有“革命文学”的空嚷嚷[20]。为了对革命文学加以帮助引导，他不顾无聊之徒“转向”、“投降”之类的嘲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以及苏联的创作，进行革命文学的着实建设，让读者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情形，使有志于此的作家(包括自己)有所借鉴[21]。而且他认为这些努力，促使左翼作家作品“更加坚实而有力”[22]。

　　左联的成立，与鲁迅上述努力不是没有关系的。左联的宗旨是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正符合鲁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思考，也与他向来的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吻合。鲁迅参与发起并加入左联，是自然而然的。既不是感情冲动，也不是解脱孤独，而是对历史进步怀有热切的期望，并愿意为此尽个人之力。这是一个觉醒了的个人对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理性自觉。因此，明知和他在同一阵线里的那些人，少有出色的人才，少有坚定的人物，他还要联合。因为中国当时的文艺界就只能产生这样的人，能对黑暗现状有不平反抗之心，也可以联合。更优秀的新人是在战斗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得慢慢纯洁壮大，只要干起来，总比不干有希望。在左联成立前后，他特别推崇法捷耶夫的《毁灭》，并翻译介绍过来，该是基于同样的在血与火的革命中铸造新人的理想，和在毁灭中孕育新生的辩证思考。因此之故，尽管左联战斗的实绩不能令他满意，内里矛盾重重，而且终于真的毁灭了，鲁迅还是对它有所肯定，并惋惜它的溃散。

　　三、关于鲁迅与左联人的一般分歧

　　鲁迅与左联其他人，特别是左联上层的一些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且越到后来越尖锐。在今天，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就成了理解鲁迅与左联，进而与共产党、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关键。

　　鲁迅与左联其他人的矛盾，宜分别为分歧和斗争两类。一般的分歧，由于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差异，在任何团体内部都会有。而鲁迅这样卓越的思想家，与一般见识距离更大，因此，他的意见在哪个群体里也不会是多数。但只要确认自己的意见不错，鲁迅就不可能随左联的那帮头脑发热的人去瞎想蛮干。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尽量给人以正确影响，纠正和抵制一些领导者或指挥家及一般盟员的错误。这既是对左联及其每个成员负责，又是对中国负责。鲁迅不是以组织为依靠的人，却是这组织能够依靠的人。这是一个最热诚、最合格的盟员以大局为重、对其所在的组织及其组织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

　　例如，鲁迅反对左联的“关门主义”，主张联合战线应扩大，苦口婆心地劝人团结同路人、甚至路边的看客一同前进，这的确是大众解放事业成功的关键。与毛泽东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谋而合，是被共产党珍视的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左联成立前，鲁迅就反复向人们提出了。这是思想家式的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为占中国大多数的被压迫最深最苦的工农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也就是对全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整个社会的变革力量来参与这一社会改造。也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有望成功。一般见识浅陋、心胸狭隘的革命者，难以理解如此深邃的思考、如此博大的胸怀。他们以为只有自己几个人就可以包办革命，甚至假洋鬼子似的不准别人革命。鲁迅当然不能因为他们不理解，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坚持，尽管也是坚持着个人独立性，但目的不是为“不放弃他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是完全出于为中国、为大众之心。为远大目的而奋斗，他不在乎也不计较个人在团体内外的得失，这体现着为大众负责的牺牲精神，不是为着坚持自居于大众之上或之外的个人独立精神。

　　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鲁迅与当时流行的论调差距更大。他特别强调，左翼作家应该首先是个革命人。真正的革命人，其一呼一吸就附合着革命脉博的跳动，那么无论写什么题材内容，就都是革命文学；否则，即使写了革命，也不是革命文学，还可能把革命写歪。所以他主张，作家的精神与大众和革命融为一体是决定一切的，至于题材，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非得写自己一点不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等。鲁迅注重创作、翻译、理论研究，不赞成把主要任务定为搞飞行集会、贴壁报、散传单等所谓政治宣传活动。因为他头脑清醒，深谋远虑，当然不会赞同那帮陶醉于虚幻的革命高潮的狂热分子，把革命和革命者的时间与性命当儿戏。左联那些急功近利的革命者，既看不清现实的黑暗，也听不到民众的心声，可以说既不懂革命，又不懂文艺。因而，才会轻视艺术，专事标语口号式空洞无物的“赋得革命”之作。鲁迅独具慧眼，二十几岁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谋求社会的根本变革，就是看到了文艺对于社会改造有着任何物质力量都不能替代的巨大精神作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越高，感人的力量就越强。因而，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改变人心的作用，唤起蕴藏已久的变革社会的巨大能动力量，应该致力于培养创作人才，提高作家的艺术修养。表面看起来，鲁迅是在跟左联的规定、决议唱反调，跟组织闹独立性。但实际上是，鲁迅所坚持的，才最符合组织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这也就是民族乃至人类的长远利益，鲁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的。所有这些，是鲁迅高于通常的革命家之处。一般人不必说，从近代孙中山、章太炎到现代的陈独秀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没能达到鲁迅的见识。毛泽东直到四十年代才关注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没有超出鲁迅思想的境界。辛亥革命前，鲁迅自以为叫喊于无人的荒野;左联时期，也少有知音，只因曲高和寡。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境界、秉性气质、甚至个人品行等诸多原因，曲高和寡往往容易被误以为唱反调、闹独立性、个人意气，甚至革命不够坚决彻底，只是“同路人”......正常分歧变得不正常了。这些小肚鸡肠是中国社会通病，不独左联为然。同是中国人，革命阵营也在所难免。

　　如果不以唯权力之命是尊而以唯革命之命是尊，作为合格的革命战士的标准，那么，鲁迅就是左联最合格的一员；如果不是庸俗地将“领导”的意义理解为“管”，而是按其本义理解为方向路线的把握引导，那么，鲁迅就是左联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也说是共产党员领导着左联，只令人觉得寒碜。认为鲁迅“不尊重领导，不团结同志”，目的仅为了坚守个性主义者的个人独立性，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那时的共产党组织弱小得很，无力强迫一个非党作家;即使能够，对鲁迅也无用。个人独立性既是如此的至高无上，退出左联不就完了，何必找人闹闲气?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组织或参加革命文化集团，就是为了有效地反对文化专制和文化奴役，结果在集团中又遭遇了新的文化专制”，他反对左联这个集团的文化专制者和奴役者，是遵循文学的内部规律，争取作家的个性伸张和创作自由[23]。这样讲当然也不算错，但如果认为这是鲁迅的直接和唯一目的，也显得奢侈而渺茫。鲁迅坚持，左联应该以一个作家团体而不是政治团体参与革命，并不是要坚持作家个人不革命的权利;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并非仅仅为了艺术本身，从现实需要考虑，为了使艺术作品更加有力量，也该这样做;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也肯定不是为争取不写革命题材的自由，而是不同意作家单为表示其革命，去硬写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时的确不具备作家熟悉革命实际的主客观条件，闭门造车，对革命有害无益。鲁迅对文学史和当时的文坛的评论，总在告诉人们，自有文明以来，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自由，他也从未声称自己的创作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称“遵命文学”。左联人是一群不甘做奴隶的人，生存的权利都必须豁出性命去争取，哪能先照顾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从革命文学创作的直接目的来讲，该是喊出民众的心声，表达被压迫者的悲哀与愤怒，唤起更广大的奴隶反抗的力量，并给这种反抗力量以健康向上的精神引导。所谓创作，也就是战斗，既是战斗，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因而，鲁迅不至于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向左联去争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鲁迅清醒地知道，他的命运是为后世子孙争自由，并且还得为此连自己那点残剩的自由也牺牲掉。鲁迅虽然热爱文艺，但他最关心的却不是文艺，而是人。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不是在文学中追求没有国家或民族的抽象的人和人生”，“而是把最大的关心，放在中国社会首先应当要求什么，这样一个比文学更为重要的社会基础、或者叫作历史的现实的问题上”[24]。

　　鲁迅与其他左联人一般的分歧，大多是这一类。站在现实的、大众的立场考虑，这是关系到民众革命成败的现实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鲁迅反对争取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相反，与那些主张超现实、超功利、纯粹而绝对自由的论调相比，正是鲁迅的主张，事实上最终指向了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所谓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鲁迅坚持的个性主义，与普通所理解的个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致力于群体的个性自觉。因而，对实现个性自觉和个性自由的途径，他也与一般人认识不同。从鲁迅的著作中我们应该看到，他认为个性自由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个人的觉醒，即是向内求的，要求于每个人自己的；而不是向外求的，向自己以外的他人讨还的。也等于说，妨碍个性自由的首先是每个人自己。阿Q之所以一生被人欺侮，弄到稀里糊涂“大团圆”，首要原因是自己不争气。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不知道如何做人，怎么能够指望别人尊重?鲁迅批评“五四”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个性解放的通病，就是只知道要求解除社会和他人加给自己的束缚，而不知道自己对社会和他人负有责任，实际上是子君式的个人主义。子君的口头禅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是她这类知识者的信条，也是他们理解的个性解放的全部。这其实是现代中国那些没有勇气直面人生、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阶级对个性主义的根本曲解。不管社会和他人，只努力寻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到头来只有重新依附黑暗，堕入灭亡的深渊。所有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欺欺人，正如子君那张脸一样苍白。因为他们连真正觉悟了的个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连个人也还没有，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自由。

　　“立人”是鲁迅一生不变的宗旨，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一切的一切，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怎样才算觉悟的个人?也就是说，鲁迅所谓“真的人”、或者说人的本质、应然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近年来研究界一直在探讨。然而，不管什么主体性、个人独立性，还是人的解放，自由、自觉、自主创造，这一切的实现，应该是每一个人完全的无我和彻底地利他。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的不自由是人自己造成的，只要各人都为自己打算，每个人就都是自己和他人不自由的原因。因此，如果说应然状态的人是自由的，那么，人的本质就应该是无我和利他的。如果这样理解鲁迅“立人”的主张还不算错，那么，在现代社会觉悟的个人，即“真的人”，就绝不是竭力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由”，而对民族、社会、他人不负责任的个人。因为个性自由、个人尊严不是恩赐的，他不是竭力守护着自己的“自由”就能够实现的。在连每个人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中国，为争取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而斗争，是目下的当务之急，也是真正觉醒了的个人的使命。也就是说，先要能生存，而后才可谈其他。而生存的权利，就必须用流血牺牲才可换来。争取生存权利的战斗，要能够进行、要得胜利，也是以牺牲战斗者的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因此，真正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为自由而舍弃个人的一切(包括个人自由和创作自由)，就是必然的，清醒的，自觉的。也因此，如果说鲁迅坚持的是个性主义或曰个人主义，那么，觉醒了的个人主义者的使命，就不是在现社会里争取自由的个人权利，而是致力于群体的个性自觉。人类全体的个性自觉到来之日，才是个人解放实现之时。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现代社会，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命运一样，如果他们真要坚定地信奉各自的主义，就必然要遭压迫;而要捍卫他们的主义，也只有首先与压迫者斗争，暂时搁置各人的主义。他们的使命，只能是与反抗压迫的被压迫者一道，为维护起码的个人生存权利而奋斗。这奋斗，对奋斗者个人来说，是个人的牺牲。以个人为群体牺牲，实现自己作为先觉者的个人价值。这觉醒了的个人，在为群体奋斗而牺牲的征途上，就客观地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士。对现实斗争中不自由的自觉承担与对个性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着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就作为作家的鲁迅来说，他执笔得“听将令”，作“遵命文学”，这当然不自由，也就是与个性自由的对立;然而，这“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25]，“遵命”而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这正体现着与个性自由的统一。

　　四、关于鲁迅在左翼阵营内部的斗争

　　与上述的一般分歧不同，在左联时期及左联解散后，鲁迅也与革命阵营内部一些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类斗争以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最为主要。尽管这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但鲁迅却将这看作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他对周扬等人的斗争，是出于公心，而决非私怨。这里须要特别强调，鲁迅从未将他对这些人的憎恶，移向他们所属的左联和共产党组织，而只是把刀锋对准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因为在鲁迅看来，反映在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不是特定阶级的本质或哪个组织特有的局限，而是国民性的劣根性，或者说是人性的丑恶。鲁迅向来以人的思想、精神的光明与黑暗，向上与堕落来划分敌我、确定爱憎。批判人性的丑恶，不等于否定了人性；批判国民性的劣根性，不等于完全否定国民性。所以，批判革命阵营内部的坏现象，也不是否定革命的阶级、派别、团体。

　　在上海十年，鲁迅反复地讲说着他的这一思想，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即：正面的敌人不足惧，他们早已虚弱得很，内里的蛀虫却是可怕的，任何的革命无不是被它们吃完。鲁迅在革命阵营里的斗争，在他看来，就是与革命内部蛀虫的斗争。

　　这斗争，围绕着左联解散、文艺家协会成立、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而明朗化。过去，这斗争被解释为宗派、私人关系问题;口号的对错问题;王明路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如此解释，却将深邃的思想政治化、表面化、甚至庸俗化。现在，人们又将这斗争解释为反专制;因厌恶左联的领导人而厌恶左联;甚至是与革命疏离，等等[26]。这其实也与过去一样，用某种风靡一时的思想观念，来规范鲁迅的精神革命，从而掩盖了一个精神战士心灵的深邃与庄严。

　　鲁迅是从左联后期周扬等人在他身上的若干恶劣行径，以及围绕左联解散和文艺家协会成立的若干阴谋诡计，来摸索、觉察这批革命者的灵魂的。

　　把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斗争，理解为反对革命专制，说鲁迅感到周扬对他专制，或鲁迅以为他们是革命的专制，其实是抬举这些人。真正革命的专制，也该是鲁迅说的狮虎鹰隼。他说，他死后的身体情愿喂它们，“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27]在左联时期，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暗箭中伤，他并不如今天人们想象的这般，认为是权力者对他的专制与压迫，因为他料定他们没这个胆量。鲁迅认为他们“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目的是一面讨好国民党，一面又可以向共产党表示其“革命”，一旦露了马脚，却绝不敢承认，除了百般抵赖，还必得表白他们对他如何热爱、尊敬，跟他“感情好极了”[28]。这哪里有半点压制者的骨头?左联存在的几年里，鲁迅不愿公开自己对这些人的憎恶，是为了大局。左联解散后，鲁迅不断给他们以抨击，如《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等文，直至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他还准备身体略好到允许执笔时，再写五六万字，把自己这几年所受的怨气全说出来，“继续扫荡这些文坛的鬼蜮”，“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29]。然而，他没有来得及留下这笔遗产就走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文艺界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遗憾。鲁迅在左联后期已经从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革命文艺界的危险前途，所以，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这件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所谓革命阵营，长期以来竟将先觉者的警示，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个人恩怨，至多是认识分歧。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悲剧的种子。也就是说，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个人遭遇，反映的是属于集团的整体素质问题，扩大地看，是整个国民素质问题，不单单是哪几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把鲁迅与左联某些人的矛盾，仅仅理解为他与革命或革命者的对立，那就是仍然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并将因此而重复过去的悲剧。

　　鲁迅反对周扬他们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由解散左联。在徐懋庸代表他们向鲁迅征求意见时，鲁迅就明确肯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但不同意为此解散左联。然而周扬等人三番五次找人做鲁迅的工作，而且变着法儿，非解散左联不可。最后，连他们答应鲁迅要发表的解散宣言，也以各种借口搪塞，终于不敢发表[30]。鲁迅从来是不看招牌看货色，中国人都把古圣先贤的“仁义道德”拿来作了“吃人”的招牌，他早看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抗日统一战线招牌，又能掩盖得了什么呢?那么，他看到在统一战线招牌下，究竟卖的是什么货色呢?

　　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如果一定要以解散左联为前提，在鲁迅看来，那就不仅目的不在抗日，而且有向当权者献媚，或者竟是替国民党政府搞统一的嫌疑。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南京政府究竟充当着什么角色，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比鲁迅对他们揭露得更清楚了。鲁迅一再告诫国人，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灭亡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宋末和明末，亡国朝廷所作所为，与现在南京政府的只知道杀人、禁书、掳钱，何其相似之甚。南宋小朝廷是逃难逃到哪里，荒淫和气焰就带到哪里[31];明末的昏君奸臣，在满族侵略者步步进逼之际，却先把中国的好人都杀完，以给异族主子清道[32]。国民党政府也是这样。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这正是中国历代亡国政府必然具备的两面。只有被压迫的民众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中国历史已经明白地昭示了。晚清就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会有民族的解放，因而，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的力量。就当时文艺界的情形看，也是非常明白的：与官方一气的右派不必说了;无党派而有影响的几个文人，在大谈着闲适、幽默，麻醉自己不算，还在麻醉青年们的灵魂;只有左翼作家还在向邪恶战斗，并因此而在民众中有着很大影响。鲁迅当然知道左联存在问题：革命的优秀作家，不是被杀就是被关，剩下的人们，稍有名气者，心思在扩展个人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认真写作的青年，大都受着穷困疾病的折磨，而所有左联的人，目前又在内部或被人排挤倾轧或排挤倾轧别人。但即便如此，左联也是文艺界一支能够为民族解放而战斗，还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这就是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左联存在的问题，在自己这一面，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尤其是“领导者”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千方百计毁掉这条战线，势必极大削弱文艺界的战斗力量。这样搞的抗日统一战线，还靠谁抗日?不正是替日本人和蒋介石缴械，做了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吗?

　　随后是他们一面散布关于鲁迅“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汉奸”的谣言，以吓唬、进而打击他和不打算加入他们包办的统一战线的别人，一面又拉他加入他们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这又打又拉，都是害人以谋私。鲁迅早在左联时期就领教过这类阴谋诡计。例如，对于《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恶劣做法，借指责批判鲁迅不革命、“右倾”，来表示他们自己革命;又如化名绍伯、林默的“战友”在与权门关系密切的《大晚报》攻击污蔑鲁迅为“调和”、“买办”，既向国民党讨好，又向共产党表示革命。对其他革命青年，他们也在用一些卑劣手段，害人谋私。鲁迅认为，人类任何伟大事业的颓败，不是因为正面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里蛀虫的破坏。佛教、基督教、儒教之所以败坏，都是被“吃教”的“吃”完了。吃革命饭的人对革命的破坏力，也是致命的。所以鲁迅说，“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33]。在抗日这面大旗下，他们又是那种唯我是“统一战线”的骄横暴虐，“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34]。实际上正是在削弱抗日的民族力量。

　　更有一面主张对压迫者宽容大度，一面实行着模模糊糊的“自我批判”，抹杀《八月的乡村》等真正反映抗日的好作品。鲁迅认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35]。而被“国防文学”的主张者树为模范的“国防文学”代表作《赛金花》，偏偏选中一个与侵略者有着见不得人的关系之人，作为民族救星来恭维：赛金花以身事敌，取悦于侵略者，而后就能赈济饥民、收复失地、罢兵修好;国人反而“误解冤枉”如此一番“救国救民的苦心”，“劳苦功高”者却招致举国唾骂。国防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竭力把这样的角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36]，是在为谁歌功颂德、洗刷清白，能够令人联想到现代中国的哪种力量，就是明摆着的事了。如此一来，“国防文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就很清楚了。鲁迅看透了这些人的心肝，他们组织和把持的“统一战线”(文艺家协会)，根本就不会有抗日的能力和打算，他当然不会加入。他这一时期反复提醒人们：“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没有为他的首领拼命的人物，有的是“随风转舵”[37]。“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38]，它们能把所遇见的一切都吃光，“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所以，鲁迅要“扫荡他们”。

　　这斗争本身就是革命，而不是对革命的疏离。虽然有反专制的色彩和意义，但其根本着眼点是反抗比专制更为可怕、比专制这概念宽泛得多的人心的黑暗。是把改造国民灵魂这一繁难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进到现实的革命进程中去，以挽救革命，挽救人心。

　　鲁迅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不是因在左联得到了加入组织的教训，而是由在左联时的一些事实的教训，知道一些挂革命招牌的人，怎样在巧妙地运用祖传的老谱，以革命的名义肥己营私。鲁迅认为，文艺家协会根本不能和左联相提并论。对左联，包括成立宣言在内的若干决议，他尽管从未全部赞同过，却仍然甘当人梯，因为左联毕竟是个向黑暗战斗的团体。而对文艺家协会，他是这样看的：“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39]。他明白，文艺家协会的组织者，并不打算与他一道尽力于抗日，他们只要他挂名，借他的声望使更多人信任并加入进来，以“给自己造地位”[40]。因而，他若答应他们的要求，也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只签个名就会得到恭维和吹捧。但鲁迅认为，“挂名却无聊之至”[41]，“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42]所以，任是什么身份的人以什么名义做工作，都不能使他改变原则：不加入!事实上，文艺家协会所干的最有名的事业，不是抗日，而是在左翼文化阵营展开的那场关于口号之争的“内战”，目的是维护“国防文学”这口号的正统地位，以及“国防文学”派独霸、包办统一战线的权威。正中了鲁迅的预言。在文艺家协会紧锣密鼓忙成立的同时，为了表明左翼作家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原则立场，鲁迅联合许多左翼作家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声明他们仍将继续着左联的事业。鲁迅此时顶着各种压力，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文化界、知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为民族解放做着独特的贡献。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文艺界同人负责，更是对民族负责。

　　鲁迅被看作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但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他批判“国防文学”口号提倡者的言行，并不是为了争口号。严格说来，鲁迅本人并没跟“国防文学”派展开过关于口号的论争。一篇阐释口号问题的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的手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有关口号的解释，也基本是冯雪峰的意见。冯雪峰希望借重鲁迅的名望，宣传陕北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纠正因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而造成的“右”的偏颇，批评左翼阵营的宗派主义。鲁迅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个人在这个时期的意见，除明确表示自己坚持过去的立场，即左翼的立场外，着重阐明了真正有利于抗日的统一战线应该是怎样的，揭露革命队伍里个别“领导者”，把统一战线作为他们谋取私利并掩盖其诈伪无耻行径的大旗。从而使愿为抗日尽力的人们明白，每个人都有可尽力之处，因而都是抗日的民族力量组成的一分子。最终使人认清了在抗日统一战线这面大旗下，各色人物的灵魂。

　　以鲁迅一向的观点看，只要大方向、大目标一致，单单是意见有分歧，用不着争论不休;但是，如果目的不纯正，无可挑剔的口号，反成为作恶的好招牌。他不会为涂饰招牌费笔墨，现代文化史上像中西文化的优劣、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与主义等等的那些大论战，他就不轻易参与。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鲁迅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尽管口号本身也不无可争之处，但关于口号论争时的一系列纠纷，其实质不是口号的对错问题，而是争论背后的人心问题。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考察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关键在于搞清楚，鲁迅在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实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鲁迅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在现实革命的意义上，是引导着文艺界为阶级和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正确方向，保护着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有生力量;在精神改造的意义上，是清理着民族精神中那些阴暗肮脏的角落，给子子孙孙以永远的警示。

　　鲁迅以反抗黑暗为使命，他确信人心的堕落是人世间一切黑暗的源泉，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总根源。因此，他批判的锋芒一贯直指堕落的人心。他青年时代批判主张钩爪锯牙、制造商贾、立宪国会作为救国根本之图的志士们，是满口新名词、新学说，却满肚皮个人名利;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他揭露那些主张尊孔读经者，只是在为谋取私利而玩把戏，其实他们最不相信尊孔读经能救国;“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时，撕下“正人君子”们“公理”、“正义”的画皮;1927年以后剥去国民党统治集团三民主义的伪装;三十年代戳穿胡适派自由主义的真面目;直至晚年暴露革命阵营内部“躲在黑暗里的一群”，借革命以营私，“于人心有害”[43]，都是放过其主义，而直指其不良居心。

　　鲁迅对人的丑恶灵魂的批判，既是精神革命，就必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已经有过的任何革命都不能彻底完成的，因为这是超越任何历史阶段的革命；但是，鲁迅的斗争从来是直接针对现实的，这又与任何历史阶段的革命要求是一致的。或者反过来说，任何社会革命与鲁迅的精神革命在变革现实的要求上都有一致性。正因如此，鲁迅才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近代到现代一直与革命者站在一起的人。他从青年到晚年都没有与革命疏离过，更没有也不可能与现代民众革命疏离。

　　今天，有的研究者把鲁迅不加入文艺家协会，理解为因厌恶左联的当权者而厌恶了左联，是他鉴于左联时期的教训，与革命组织疏远;或者以为是周扬等人的专制，使得鲁迅由此领略到了革命的专制，并预见到革命胜利后的专制，因而与革命疏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革命阵营内部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对鲁迅晚年的心境不能说毫无影响，但要说鲁迅因他们的专制预见到革命胜利后的专制而对革命的疏离，却不是。革命文艺界前途不容乐观是真，但即使专制，它之所以能生长，实在因有其适宜生长的土壤，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阶级和集团的问题。况且，对专制与民主于中国的意义，鲁迅的见解并不像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天真：以为中国的问题只是传统的专制主义，而西方民主是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鲁迅认为，人类不幸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而在于人心败坏。对于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还是社会思潮，他在1907年就对其见之于西方社会的两面性有着深邃洞察，并准确地预言了民主在中国的命运;而实行专制制度的中国，之所以走向没落，根源在于民德堕落，即他认为中国人“深中了诈伪无耻猜疑相贼的毛病”。只要人心腐败，社会就无可救药，任凭什么制度或主义。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战争，鲁迅无不在革命进行之中，甚至之初，就预感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但他从不因预感到反抗黑暗的革命胜利后，随之而来的也极可能仍是黑暗，就反对革命，就不支持革命，也不因此在革命的进行中有丝毫的退缩。他本来就不是攥住了最后胜利的包票才参加战斗的，哪里会仅仅因为预想革命胜利后的专制，就与正在进行着的流血牺牲疏远?

　　鲁迅之所以与无边的黑暗战斗，是要与黑暗捣乱，也是给苦难的人生以安慰。因为即使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也总不乏良心尚未泯灭的下层苦力，也有不顾身家性命、不计成败、拼命硬干的革命者，他们的精神，就增加鲁迅反抗黑暗的力量，使他对民族以至人类没有彻底丧失信心。譬如对陕北归来的冯雪峰的态度，就可见出此之一斑：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冯雪峰的所有做法，却要尽其所能地满足他的若干要求，冯雪峰有时使他很为难，甚至有让他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与宽谅。尽管他抱怨“为雪峰做事很难”，却竭尽心力去做，这不因私人关系好，而是因为冯雪峰代表了陕北那些破衣烂衫而又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这些中国少有的失败的英雄，赢得了鲁迅的信赖。正是从他们身上，鲁迅终于看到了他企盼已久的那种磨不烂、摧不垮的坚韧精神。这种精神，体现着国民性的伟大，是他期待着复兴的中国人的真精神。也正因他对民族的未来还没彻底丧失信心，才能有鲁迅式的执著现实的终极关怀。

　　五、关于革命“同路人”问题

　　鲁迅应该可以称为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家，但其精神革命的永恒性超越了他所参与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现实目标。所以，鲁迅虽为左联名副其实的一员，但其思想境界自始至终就超越了左联。研究者如果不看到这点，就只能将鲁迅仅仅看作一个革命的追随者。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冯雪峰的观点。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他对鲁迅与左联以及鲁迅与革命关系的理解，可以说典型地代表着那个时代革命的鲁迅研究专家的局限。冯雪峰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认鲁迅为革命“同路人”的文章，鲁迅读后就看作“大抵创造社一派”。就认识水平讲，是这样的。他们都以为自己从苏联学得的那点马列主义理论是人世间最了不得的理论，实则将共产党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民众革命，看成唯一、最后的革命。总以为从那时的敌人手里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最终胜利，而没有认识到，那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谓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被他们真正理解，即使过了二十多年后，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虽然不像二十年代末那样断定鲁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但他那关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发展、再发展，终于把鲁迅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之内的理论;所谓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说;还有以鲁迅对那时革命发展的过程及对革命政党相应政策和策略的理解并赞成与否，来衡量鲁迅思想发展阶段的高低，就像在宣传鲁迅是被共产党一步步领上了革命道路。所以，冯雪峰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作为对鲁迅最高的推崇，骨子里还是“同路人”的见识。然而，所谓革命的“同路人”，是指在革命的行进中暂时拥护或参加革命，但不能革命到底的人。如果以是否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来规定谁是“同路人”，那么，事实上的革命“同路人”，并不是鲁迅，而恰恰是那些以鲁迅为“同路人”的革命者。正是这些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就停留在那“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层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不是革命的“同路人”，更不是左联的革命“同路人”。相反，左联只不过是鲁迅的一个革命“同路人”群体。

　　鲁迅曾向他同时代那些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幻想的知识分子，进行过革命辩证法的启蒙教育：“革命有污秽和血，但也有婴孩”。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由反思现代中国革命而对过去的若干幻想豁然醒悟，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看到了革命有污秽和血，却又走向了另一面，以为革命只有污秽和血。因此甚至怀疑鲁迅是否对现代民众革命存有“二心”，其实也等于从相反的价值指向，认定他是革命的“同路人”，或者竟是革命的局外人。但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用一支笔替被压迫者讲话。不支持不参加被压迫的民众革命，就不是鲁迅。鲁迅是一个坚定而真诚的人，他不但从未否定左联和革命，而且时刻在关心支持着左联和革命。如果没有鲁迅，就几乎没有左联已成的业绩，也当然不会有它的现实声望和历史地位。我们没法否认，左联的灵魂就是鲁迅。

　　鲁迅之所以肯定左联，不是因为他曾经虚幻这个团体多么伟大正确，而只是因为左联受压迫并能真与黑暗战斗。探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应以此为立脚点。鲁迅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从未相信种种关于未来黄金世界的预约，却仍然要为了未来而战斗，这就比所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头脑更清醒，思虑更深远。因而战斗意志坚韧不拔，气概雄沉悲壮。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只有奋然前行、义无反顾，每迈出一步都坚实有力，不会有一般革命者的后悔。不是鲁迅天生不愿后悔，而是他原本就只能如此选择，也就不存在悔不悔的问题。这就不必劳驾今天的我辈去对他“反思”、为他惋惜、甚至替他后悔。任何以鲁迅印证自己某些观念的研究，都只能将鲁迅限定在研究者个人思想的框框里，与冯雪峰式的“抬举”陷入同一误区。

　　鲁迅研究之所以如盲人摸象，往往是因为研究者误以为时代发展了，自己掌握的理论就是最先进的了，因而作为后人的自己就比前人明白，就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鲁迅，借衡量鲁迅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对鲁迅的毁誉可以发现，尽管结论可能截然相反，但人们对鲁迅的态度六十年来并无多大差别。也就是中国人多少年来对待孔夫子的态度：维护他的就代圣贤立言，反对他的就超越、终结。两千年来尊孔和“五四”以来批孔的人们，几乎都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褒贬古人。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研究，也大致如此，尽管多数研究者的用心是好的。鲁迅研究，首先应该是对一个伟大灵魂的感悟，对鲁迅的智慧、情操的领悟，而不是将鲁迅塞入某个思想范式去解释说明甚至规范。

　　其实，鲁迅之所以令人无法忘掉，是因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超人的智慧，即因他伟大而不朽的精神力量，令人心生感动。他凭个人对人生的参悟，确认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魔鬼惑乱人间的时代，不是用暴力，而是用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一支笔，是以人的智慧和理性，剥下披在群魔身上的人皮，以真的人的精神显示于非人间。在对邪恶的神圣憎恨中倾注了对人间博大的爱。这是鲁迅光彩照人的原因，也是他最个性化的地方。还没有一个现代人能够达到鲁迅的精神境界，哪能奢言超越。

　　鲁迅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一个觉悟了的个人的智慧和精神。他的伟大和不朽，就在于他完全属于个人的心灵的力量，以人的心灵之光照出社会生活的神髓。所以，拿任何一种理论框定鲁迅都是办不到的。一个理论体系再完备，也只能解决这一体系之内的问题，超出其体系就无能为力。思想如果丢掉了其活的灵魂，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那就是历史上的陈迹，是最容易超越的东西，离开了产生它的社会生活，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我们尽可以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是人道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也许都不能算错。但是，如果说鲁迅只是其中之一种主义者，否认有几种主义可以在他那里达到有机地统一，就可能是错的了。因为所谓主义，是不能把人框住的。任何主义都是人对世界的把握，而杰出的人对世界的把握是不会完全一致的。所以，将鲁迅看成中国的尼采、中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马克思都是可笑的，对世界的认识把握如果完全等同于别人，也就失去了不同的思想家存在的意义。从鲁迅左联时期的战斗，我们同时看到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共产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光辉。其实，又何止这三家。从鲁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多种主义的闪光，也许世间有多少有益于人的主义，就可以给他贴上多少标签。所谓的不相容，多是研究者的框框造成的。例如，鲁迅一生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为的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似佛家的大慈大悲;似耶稣的牺牲自我为人赎罪;似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似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现世关怀……。关于鲁迅的创作艺术，可以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等。他同情和支持被压迫者，就容易被说成人道主义;相信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是历史的公道，就符合马克思主义;完全基于独立的个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自觉参与对现实的变革，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这就可能被认为是个性主义。其实，这几种主义不是水火不容。例如，现代中国民众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乍一看似乎与人道主义相矛盾，但革命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就因这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对现代中国人有着最起码、最广泛的人道关怀，否则就不可能全民动员。那些能够清醒体察到现代历史必然走向而参加革命的革命者，在革命中起着任何一个普通战士不能够替代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革命本不是要完全吞没个人，相反，革命最需要的是鲁迅这样觉悟的个人。

　　鲁迅的革命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之前就在进行着，不管是早年赞同个性主义，还是晚年赞同共产主义，改造人的灵魂是其不变的精神。在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民众革命与鲁迅的精神革命的一致之处在于：由最先觉悟的个人唤起多人的觉悟，即由少数人的觉醒唤起社会改造的要求，在进行社会的物质改造的同时，完成着社会的精神改造，由个人觉悟达到群体觉悟，只有每个人都成为“真的人”，现在的非人间才可变成人间。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也反映着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矛盾。所谓现实行进，就鲁迅生活的时代而言，可以指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到鲁迅本人，指他这一特定的个人，对发展到现阶段的民族历史必然走向的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只强调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则否定了人类精神中对理想人生追求的共同性。这就涉及终极目的问题。其实，人类真正的终极，不是人能够预先知道的;对人生的目的，各人也有各人的理解。鲁迅就说过，“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44]。但是，人类的结局不会与人类的行为无关。正如人的肉体生命的终极是死亡，但健康长寿与否却在人的衣食住行等等之间一样。因而，所谓终极关怀，也只能体现于历史行进的具体过程中。

　　鲁迅晚年站在左翼阵营，与正面的敌人及内里的蛀虫斗争，就现实行进的层面而言，不但与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众翻身解放事业没有对立，而且正是一切有关中国改革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鲁迅在关心社会的物质改造的同时，一直更关心社会的精神改造。因为如果人的精神不健全，连民众的现实利益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泡影。争取被压迫阶级权利的革命，是为着理想社会而奋斗的必然步骤。终极目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在现实变革过程中逐步实现着的。鲁迅的现实关怀贯彻着终极目的。

　　注释：

　　[①]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

　　[②]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另见《读书》1998年第9期，《人间鲁迅》一书座谈讨论摘要中有关发言。

　　[③]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④]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⑤]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

　　[⑥]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⑦]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8-982页;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⑧]冯雪峰：《回忆鲁迅》，《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2-973页。

　　[⑩]鲁迅致胡风信，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11]见《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