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0年代初杜润生带着一批人遵旨意解散了人民公社。自那以后，社会一般“共识”是，人民公社失败了，自然地退出了历史。 小岗村模式推出后不久，农民“走过一回大运”，即部分农民率先成为了所谓的“万元户”！但不久，农村出现了“三农”问题。这让全社会困惑不解：人民公社一解散，再来个一“包”，农村问题不早就全部解决了吗？怎么又来了个“三农”问题？而且“三农”问题似乎比当年人民公社里的问题远远严重得多。 既然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该好好反省一下，“包”的路到底对还是错？如果真是对，一包就灵，那么小岗村包得最早，也包得最响亮，最高调，该是早早就脱贫致富了。可是，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都大力保小岗村这面旗，还动员社会力量物质上无偿援助，还累死了一个官派的专职干部，小岗村到现在却还没有哪怕在物质上富贵起来，精神上则更是贫穷得稀里哗啦。这说明“包”的路有问题，进而就要分析一下，早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
制造贫困，祸害无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某些人观念世界里的“祸害无穷”呢？还是客观实际的祸害无穷？ 本集收录几篇议论农村问题的小文，其实都在质问以上这个问题，其中包括《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多年前这篇小文在强国论坛贴出之后受到好评，但有人怀疑内容的真实性，我随后写了一个“答读者”，现在也一并收录。文中我称为“某某哥”的，早已长眠于九泉，而那些我曾叫不出名字的孩童，现在都已经是父亲、母亲了。村中的那条犬牙交错的泥泞小路，响应“村村通”的国策，2010年下半年开始修建为水泥路，总预算20万，乡里出9万，还在种植的田地，每亩摊一些，余下的由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捐款。另据弟弟讲，村里只有极少的水田还在种植，其他无论旱地水田全部抛荒。 在过去的20来年，治理“三农”问题，是中央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是治理到现在，又怎样了呢？不说文化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问题，单看收入，在人民币贬值至少100倍之后的今天，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我国20%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只有不到1072元，离“万元户”居然是遥不可及！不用说，这个人群主要地是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他们是怎样生存的？城里的老爷们、老奶奶们、少爷们、少奶奶们，可能不太明白。在前一个结集的序言里，我提到了抢大人物镜头的小男孩的光溜溜的屁股。大小爷们和奶们，要是真不明白，那就看看那个小男孩光溜溜的屁股和他父亲的生存状态。我敢打保票，那个家庭在那个地区情况相对而言还是好的。 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高考抽走了农村的智力，打工抽走了农村的体力（劳力），农村变成了老弱病残小的农村。这样一来，农村想不荒芜都不可能，有“三农”问题是正常的，没有“三农”问题，才是不正常的。在这样的残酷的现实面前，继去年农村户籍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之后，今年农村城镇化成了新的热门话题。看来农民们继小岗村模式之后又要“走大运”了。 以往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按照城里老爷们闭门造车的方案搞，出现“三农”问题，不可避免，人们可以骂这些闭门造车者脱离群众。现在，提出新国策的人，都是曾经到过农村插队落户的，他们似乎可以自命为农民的贴心人，知道农村的艰难困苦，提出解决农村问题，天然地具有针对性、科学性，不会再把农村从水里推到火里。然而，危险性很可能恰恰就在这里。想当年，知识青年张木生，也做过农民的“贴心人”，在大寨待了不到三个月，写出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成了后来农村改革的理论指导，而陈永贵在张木生眼里，完全不懂农村问题，就被胡大人、邓大人打入冷宫。想到这些，我就为农村城镇化捏把汗……。 “三农”问题的根源明明在于不该搞私有化，有关方面就是不正视、不承认这一事实，还要说是土地私有化还不彻底的结果，因为承包的土地不能流转。他们认为只有土地彻底私有化，并且在法律程序上完成“确权颁证”，让土地进入交易市场，流转起来，“三农”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农村才能进入现代。他们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才出台了当前最美丽的童话：农村城镇化。 农村人做梦都想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例如，北京现在要在南边50公里开外的地方建设第二机场，那里的农村人口就翘首以盼：赶快开工，把土地征了吧，给套高楼单元房住住吧，再补贴个三两百万，让颐养天年吧。这梦多好。如果城镇化就是这么个化法，这么个梦想成真，那谁不愿意城镇化呢？在这样的一种心理驱动下，哪怕是那个光屁股小男孩的家乡的农民，恐怕都在急切的盼望城镇化，日思夜想住高楼——我想这是他们对于城镇化最现实的也可能是仅有的理解。我敢说，现在的城镇化已经如同当年的“联产计酬，承包致富”一样，吊足了农民的胃口。若干年后，这些热切盼望当城里人的农民是如愿以偿，美梦成真，对现在的大人物感恩戴德呢？还是再次梦幻破灭，然后一些人学贺龙拿起两把菜刀来呢？我们拭目以待。 这些小文对于“三农”问题的解读与当下主流思潮和官方的“新政”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合时宜的，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也不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但它们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了关于人民公社的方方面面的思考，虽然很零散也很个人化，却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
1 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做成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恢复复高考后不久就顺利考取大学；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游”，我却远游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不曾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我伙伴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就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行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公社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的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爷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反革命”，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平了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和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五十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 “水库呢？”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乡里干部不管？”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怎么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不要了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他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草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2 关于《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答读者
我一直有个心结，把家乡遭遇的贫困，做个理性的思考。前天下午，我把这个思考，奉献给了网友，昨天晚上上网，发现点击数，达到近3000以上，很感动。今天周末，有时间再上网，看有无新的跟帖，没有，但点击数，超过了3700。这出乎我的意料，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说明，大家都有一颗赤热的、正直的心，在关心现实生活，关心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许多网友与我有共同的感觉，有的还发来短信，表达共鸣。对于所有这些，我都怀着虔诚的感激。 也有网友，如【句句是真理】，对文中记述的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是他的权力，也是他在主动思考的表示，我给予尊重。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所有持有怀疑的网友，文中事实无一虚构。如果谁坚持自己的怀疑的话，我愿意提供准确的地址，供其前往考证，资费我承担。而且，更出怀疑者意料的是，那是一个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离武汉市不过150公里路程，不是偏远地区。我的父亲（已故）曾因为是个好带头人，受到过地区报纸和电台的专题报导和表扬。村子现在的真实情况，比我描述的更惨，“惟一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我坚决反对和抵制“伤痕文学”那种庸俗自然主义，所以，在行文时，虽然心流着血，文字却做了技术处理，把悲惨进行了美化（是艺术审美的美），让读者不至于对于某些不堪入目的场面感到恶心，而是产生撕裂美与善的疼痛感。如果读者以徐缓的速度、合适的节奏将那些文字轻轻朗读出来，那便更产生一种萦绕心头的哀伤。 我无意煽情，也无意只讲一个悲剧故事，所以截取的只是几个侧面。两个伙伴，安息的地方，是我小时候和他们一起砍柴的地方，那老人跳下去的池塘，曾是我与伙伴们，玩“狗刨”比赛（小孩子游泳只会“狗刨”）和“跳水”比赛（站在水塘的陡崖边，往下跳，然后扎着“猛子”往远处游，看谁游的远）的地方，以前也淹死过二三岁不慎落水的儿童，我在学会游泳之前，也曾在其中淹的半死。现在池塘承包给个人养鱼了。祖孙三代，一周时间，前赴后继，命丧黄泉，曾那么深深的刺疼过我；而那些无助的、孤独老人的凄惨，在我心里造成的悲伤，则无以言表。和我谈话的那位老乡，穿的还是我自己淘汰，不知猴年马月从北京寄回让我妈分给乡亲的旧衣服，虽然缝了又缝，还是遮不住全身了。 如文中表达的，我无意给改革抹黑，我只在理性的思考。我原来加了一个“人民公社祭”的小标题，上贴时，去掉了。因为，我觉得这纯粹多此一举，读者比我聪明智慧，知道我在说什么。毛泽东以前的中国，一直是一盘散沙，这个散沙有许多的表现形式，经不起外来的淫掠，是一种；统治者勾心斗角，知识分子窝里斗也是一种；城市无产者的自由散漫是一种，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一种，等等，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共产党人闭门造车的忽发奇想，而是顺应农民自己的要求，表达了时代的心声；后来人民公社化，虽然有些操作上的欠妥，一刀切的过快，但也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摆脱一盘散沙不得不作的一个伟大的尝试，可以说它成功了。几代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把国家组织起来、让其不再是一盘散沙这么个梦想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数的代价、无数的期待、无数的成就后，国家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个梦实现了！尤其农村，组织得非常好：肆虐和危害农民几千年的水患，旱灾都得到了基本遏制；农民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还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的
“工农剪刀差”，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农民虽然还苦，但心情舒畅，不埋怨国家，与国家有难同当。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组织起来了的、告别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再不孤独无助的崭新的文化。 然而随着那钟声的消失，这种文化消失了。我自己就帮父亲敲过那钟，现在它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却要流泪的辛酸回忆。我多么希望它再次敲响，所以在行文时，我把几个残片的回忆放到后半截，代表着那不仅仅是回忆，也寓含着对钟声再次响起的期待。我不是先知，也不是时代的主宰，所以我无法把“何时那钟声再次响起”这样的期待和渴望，直接写进文字中，而是留给了读者各自的想象。 我以“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来结尾，表达了一种缅怀，更在于表达一种抗议！毛泽东曾经警告过我们，并实际与各种人进行过为了保卫钟声的斗争。他的敌人不是任何一个确定的个人或有形的物质的存在，而是弥漫在千百万的小生产者灵魂中的精神空荡。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列宁的话，警告了毛泽东，要么你知难而退，要么你粉身碎骨。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于是，我比今天网坛上许多年轻的网友幸运，曾听到那种史诗一般，雄伟的时代的钟声。 毛泽东曾经告诫他的同志，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互助组是合作社的桅杆顶，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桅杆顶。 可是，某个小村的农民狭隘的、鲁莽的分田分地，纵然不怕坐牢杀头、英雄气概，也是毛泽东意义上的桅杆顶么？我以为那是列宁说的“小生产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力量”之一。因为，这种力量曾让我们一盘散沙、落后挨打，它不是新生的、进步的东西，而是在系统中清除掉而又复发的病毒。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领导，这是新一代共产党人必须接受的挑战。那钟声会在挑战中再次响起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