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运动的崛起、现状与出路

摘要：本文以《韩国工人》为基础，首先介绍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原因与过程，接着介绍为什么在当代，韩国传统工人运动逐渐衰落。但作者认为，韩国工人阶级并非消极被动地沦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牺牲品，工运组织者通过不同的应对策略，突破全球化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带来的障碍。此外，全球化也并非单纯的削弱工人运动的强度，跨国NGO发起的劳工权益保护运动，正推动着劳动法规的改革。

一． 引言

在《韩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具海根教授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令全球劳工运动组织者和研究人员向往的历史，描述了上世纪70至80年代，在韩国这个新兴经济体里，劳动群体是如何克服极为不利的文化与政治环境，形成阶级意识。正如E.P．汤普森所言，“工人阶级形塑了自己，正如同他自己被形塑一样”。韩国工人透过长期的冲突，透过经验与实践，形成具有集体认同、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可惜，阶级一旦形成，也还可能瓦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曾经强悍与成熟的韩国工人运动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韩国劳工阶级已经渐渐解体，大大削弱了劳工运动的力量。

二． 解构韩国工人运动的全盛期

2.1. 阶级意识概念的内涵

若要了解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解体，我们需先厘清何谓“阶级意识”。具海根认为，工人群体要从“自在阶级”蜕变为“自为阶级”，须具备四个阶级意识的元素：(1) 对结构不平等的认知；(2)了解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3) 发展出超越单一工厂，更大范围的阶级团结（如城市、地区或全国范围的工人联合体）；与(4)自我组织的意愿。

2.2. 团结一致的韩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在《韩国工人》一书中，具海根认为，与其他东亚四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工人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功地克服了文化和政治障碍，形成更为强大的劳工运动。韩国工人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觉悟可表现于两方面：一．在1989年，约有19%的雇用工人加入了工会组织；二．1987年的工人骚动标志着工人阶级成为推动韩国民主化和社会公义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解释这一重大变化是，具教授(2001/2004: 10)主张，“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他相信韩国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可从五个因素去解释：(一) 同质的工人群体高度集中、(二) 资本家的贪婪、(三)威权政府亲资本、反劳工的政策立场、(四)儒家文化的传统以及(五)外部团体与力量，如教会组织与学生的介入与支持。

2.2.1. 同质的劳动力在空间上高度集中

具海根认为，“韩国工业化的主导模式——快速性、压缩性和高度集中性——与韩国迅速的阶级形成过程有着很大关系。”在1970年代，韩国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以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成千上万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工厂工作。与其他东亚后发工业国不同，韩国的制造业工厂并非平均地分布在城市与农村地区，而是位于大城市和少数几个工业区，譬如仁川。同时，韩国产业工人多受雇于大企业，这种地理上和组织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模式有利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形成。在布局紧凑的社区里，工人间频繁地接触与交往，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另外，韩国的劳动群体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多为来自农村，是教育程度相近的年青、半熟练工人。在这一结构条件的帮助下，韩国产业工人的内聚力得以提升，工人阶级的团结更容易形成。

2.2.2. 无法忍受的剥削与怨恨的生产

另外，资本家的贪婪与高度的经济剥削是劳工群体怨恨衍生的主要来源。为了在短时间内赚取更大的利润，70年代的韩国雇主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与环境。工人在工厂过着非人的生活，变成了机器和耕牛，痛苦得难以忍受。例如，韩国制造业的平均工时不断加长，从1970年的每周52.5小时，提高到1986年的54.5小时。在很多工厂，正常工时的基本报酬非常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结果，工人筋疲力尽，时常彻夜完成任务，没有留下任何闲暇时间，不能与家人或朋友相聚。同时，劳动条件差劣导致事故频生。此外，韩国工业的管理人员行使着高度专制的家长式权威，对体力劳动极其鄙视，工人经常被上司苛斥。韩国高度压迫性的工作环境，成为了工人痛苦与愤怒的基础，为劳工的阶级意识提供了基础。

2.2.3. 重商主义国家与其压制性的劳工政策

韩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在于，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民主政治运动紧密相连。具海根认为，国家是促成两者密切联系的主要因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威权政府的发展战略与重商态度鼓励了资本家的剥削，加剧了工人的怨恨。朴正熙政府为了提高其政权的合法性，采取了加速而不是均衡地发展经济的战略，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扩张主义来完成资本的积累。他们抓住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并非他们注重的问题。另外，韩国政府以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处理产业关系。政府往往对资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同时它却迅速镇压任何劳工骚动。结果，工人与国家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埋下了阶级意识的种子。

2.2.4. 儒家文化的传统

从文化方面看，强调互惠的儒家传统有利于韩国劳工运动的萌芽。在儒家父权体制下，韩国工业家并不是按照法律来界定使用劳动者的权限，而是依照文化传统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自主权的劳动力卖主，而是被视为孩子或传统社会的奴役。可是，根据儒家思想，家长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它是建基于互惠文化的基础上。作为孩子需要尊敬长輩，但同时人们预期传统的家长要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保护与照关照。在整个70或80年代，韩国的资本家大多滥用权威以获榨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工厂的管理者毫不尊重女性，性骚扰猖獗，儒家互惠的要素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因此，资本家对工人尊严与儒家互惠文化的轻蔑，使劳动群体的怨恨不断增加，最后导致工人阶级的形成。

2.2.5. 外部力量的介入

在《韩国工人》第一章中，具海根提到：“在在支持基层劳工斗争方面，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受进步主义神学方针如拉美解放神学影响的教会组织…从80年代初起，学生接过了由教会团体发挥的角色。”换句话说，具教授认为外部力量的介入与支持是韩国工人阶级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上世纪70年代，教会组织与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通过传播革命思想与提高工人的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协助他们形成强大的阶级意识。

2.2.5.1. 教会学校

韩国工人群体得到了进步主义教会的支持，让劳工激进主义得以在韩国萌芽生根。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基督教会长期协助韩国地下的抗日运动，这使韩国民众对基督教多采取开放和正面的态度，韩国的威权政府亦因而没有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会的独立性，让他们能为劳工活跃份子提供指导和庇护，同时他们所开办的工人夜校亦为激进份子提供了运动动员所需要的内生组织 (indigenous organization)。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天主教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团体“都市产业宣教会”(the Urban Industrial Mission)便开始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他们在产业场所与附近地区，如仁川，开展工作，帮助改善雇佣工人的工作条件。另外，这两个组织亦为工人提供不同的课程。最初，工人参加夜校是为了取得文聘，向上社会流动。后来，在激进的老师潜移密化下，这些夜校的毕业生终于培育出阶级意识来。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忠诚参与者，明白到个人的行动无法改善压迫的工作环境，只有联合起来，成立独立的工会才能迫使资本家与威权政府作出让步。另外，在教会学校这一社会空间里，工人有机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观点，使工人阶级的让同感与团结意识成为可能。

2.2.5.2. 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具海根(2010)认为，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运动的开端，这一事件触发大学生与知识份子协助草根的劳工运动。全泰壹原是服装厂的年青裁缝。1970年，他引火自焚，希望以自我牺牲的抗议方式去唤醒人们对非人道工作环境的关注。全泰壹在死前说道：“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他一直期盼认识一名大学生，为他解说当时用中文写成的劳动法内容。因此，全泰壹之死让部分学生猛醒并投身于劳工抗争中。因此，全泰壹的自焚是学生参与劳工运动的重要触发因素。

另一促进韩国学生支援劳工运动的事件为1980年发生的光州大屠杀。1979年，朴正熙总统被行刺身亡，政治异见者，包括学生激进份子，把它视作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开放。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推翻独裁政府的统治。为了夺取权力，军方将领全斗焕派出军队血腥镇压光州的市民起义。光州大屠杀对激进学生而言是一转捩点，他们明白到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打倒威权政府。因此他们改变行动的方针，联合广大的工人阶级，推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由于当时的韩国工人群体缺乏阶级团结性，不利阶级的动员，故此不少知识份子与学生便辍学进入工厂，通过与工人的交流与互动，提升劳动队伍的阶级意识。同时，他们亦通过重新演绎韩国的传统文化，创造新的话语体系——“民众(Minjung perspective)”。民众思想强调群众（受压迫者）是韩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主人。知识分子通过传播民众思想大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以及集体效能感，大大有助与运动的政治动员。总之，外来力量（如知识份子与进步教会组织）的支持是韩国劳工运动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 韩国工人阶级的“解体”

3.1. 韩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具海根对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忧心忡忡，在《韩国工人》一书里，他指出：“韩国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经济中的趋势和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将对韩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解体，或者，可能重新燃起勇敢的劳工反抗和生机勃勃的阶级团结，从而形成一个更有内聚力、阶级觉悟更高的工人阶级。”在2010年于北大举行的讲座中，具教授更以”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South Korean Working Class”为题，明确的指出韩国工人运动正面临空前的低潮。

具海根认为韩国工人运动日走下坡，内部四分五裂，其重要性与激烈程度已今非昔比。这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一. 自1990年以来，韩国工人的公会参与率便呈持续滑落的趋势，从1989年的19.8%下降到2000年的12%，2009年更跌至谷底，仅有10.1%(KILAF, 2010)；二. 大部分的工会成员均受聘于大型企业，只有少于3%的中小企工人被组织起来；三．临时工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大多被工会组织排除在外。结果，工会成员结构的扭曲大大损害了工人运动的代表性，工会主义并没有保障最弱势、最边缘劳工（如非正规就业）的权益；四．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这两个全国性的工会渐渐失去对地方工会的影响力。财阀工会的力量强大，拥有资源优势，理应站在劳工抗争的前线，但现实上，大部分的财阀工会均不愿与全国性工会合作，为整体劳工阶层谋求福祉。从此可见，韩国工人阶级内部不断分层，破坏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与团结性。

3.2. 工人阶级的团结迅速消逝的原因

对于韩国工人阶级解体的原因，具教授主张从结构、制度与文化制约三个因素进行探讨。现将他的观点阐述如下：

3.2.1. 结构因素－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首先，具教授(2010)认为韩国工人的解体可归因于全球化进程以及金大中总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韩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没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一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变得更为明显。韩国因货币贬值及举债过多，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破产的厄运，韩国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但是，该笔资金的提供是以韩国政府深入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为条件的。这些改革措施包括紧缩政府开支以及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等。面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压力，金大中总统组成“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组成的机构，希望透过协商，寻求获得各界支持的劳工政策。于1998年2月，三方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签订了“三方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处于财务困境的企业可以提早裁减多余的雇员。同时，作为补偿，协议书落实了公务员与学校教员的集体谈判权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此外，失业工人亦获准加入工会。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韩国雇主积极利用三方协议，解雇员工，外判工序，并使用临时工或日工，以速进劳动弹性化。结果，韩国工人队伍出现了分裂，其解体的过程可细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

3.2.1.1. 正式与非正式工人的分野

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韩国劳资关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弹性化”劳动市场的出现。正式、长期性的雇佣工人数目不断递减；相反，非经常性就业工人的人数则不断增加，约占今天就业人口的一半。与正式工人相比，非正式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他们多被排除在工会组织外。这是因为临时工的雇佣对正式工的就业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部分正式员工因而敌视临时工，阻止他们加入工会(Chang and Chae, 2004: 443)。例如，在韩国电信合约员工罢工事件中，正式员工不仅拒参与，他们甚至阻止临时工组织自己的工会。从此可见，弹性的劳动市场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3.2.1.2. 大型企业雇员与中小企员工的分野

具海根(2000:249)认为，近年的自由主义改革使韩国的产业结构向两极化发展。

市场的开放使中小企遭受到重大的打击；恰恰相反，大型企业，尤其是传统的财阀集团，例如三星、LG与现代，却能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分得市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两极化的商业结构使韩国工人群体分裂为两亚阶级(Sub-class)－以受雇企业规模的大小以及合约的长短来划分。换言之，韩国工人阶级在内部结构上已四分五裂，工人运动不再以保护全体劳动群体利益为目标。

3.2.2. 组织因素－缺乏产业工会 (Industrial-based unions)

韩国的工会组织结构是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会(enterprise-based unions)为核心，这一特征不利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与维持。过去，在威权体制下，韩国政府鼓励产业工人成立企业工会，而非产业工会，原因在于前者相互独立的性质可使工会组织免于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高涨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挑战这一工会结构。结果，缺乏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成为了制度依赖的典型例子。劳工运动的组织者因而难以联合大型企业与中小企的员工。由于更好的待遇，受雇于财阀集团的工人时常拒绝遵从全国或产业工会的领导，参与反对资方剥削的抗争。譬如，在韩国金属工联(Korean Metal Workers’ Union)发动的反自由贸易协定示威中，其属会（现代汽车集团的工会）便以事件过于“政治化”为由拒绝参与行动。从此可以，由于过去产业工会发展的不足，韩国工人难以在产业层面进行集体谈判，大大损害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可持续性。

3.2.3. 文化因素－文化团结(Cultural Solidarity)的阙如

在工人阶级形成期间，阶级意识是非常脆弱，需利用组织与文化资源加以培育。可惜，具海根认为韩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家庭主义外，缺乏其他价值与习俗把民众团结起来。在韩国工人运动的全盛期，强大的阶级意识是依赖共同敌人（即得到威权政府支持、贪婪的资本家）的存在来维持的。换句话说，分散的工人群体只可视为“面对共同敌人的战略伙伴”，一旦反对共同阶级敌人的压力消失，工人阶级便会解体。在今天新自由主义无远弗届的年代，在大企业工作的产业工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他们大多期望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层，向往中产的消费与生活模式，而不愿承认其工人阶级的身份。此外，阶级话语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冷战的遗产与持续的安全威胁使韩国一直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Koo, 2000:239)。结果，文化团结的阙如是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断消退。

四． 韩国工人运动的前景是否暗淡无光？

从具海根的论述里可见，他对韩国工人运动的前景是不表乐观的。他认为韩国工人阶级的衰落并非由相对轻微的过失（如工会领导的缺失）所致；相反，问题乃源于结构性及制度性的因素，绝对不是一时三刻就能解决。但是，于我而言，现在便宣称自为的韩国工人阶级已经解体未免过于悲观、草率。事实上，正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阶级克服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发展出阶级认同一样，今天韩国工人运动组织者正发展出不同的策略，尝试突破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韩国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种种障碍，增加自己与国家及资本家谈判的议价能力。这些策略回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意识到工会组织作为劳工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性(Kim and Kim, 2003: 363)。在经济困难时，非工会成员往往成为企业节省成本的牺牲品。因此，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建立基层工会(grass-root organizing)以维护其利益。这可从基层工会的数目略知一二。自1998年以来，愈来愈多的非工会成员在没有接洽较高层次工会如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的情况下，自愿结合，组织代表自己的工会。

第二，韩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开始组织以产业为基础的工会，以加强劳工阶级的团结(Kim and Kim, 2003: 363)。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劳工工作者开始察觉企业工会未能有效的应对产业与国家层面的劳工议题，譬如由国家发起的产业调整措施。因此，他们开始联合不同的企业工会组成产业工会，例如来自不同银行的雇员于1998年成立银行雇员联合会(The Banking Employee’s Industrial Union)以回应银行业的重组。因此，行业工会的成立有助工人的团结。

另一方面，非正式工人尝试成立自己的工会，以代表自己的利益(Chang and Chae， 2004: 443)。尽管正式工人与非正式工人间存在隔阂，我们仍可找到不少临时工成功加入工会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小型企业里，非经常就业工人的联合并没有削弱正规工会的团结，反而增加了整体工会组织的议价能力。这是因为雇主难以透过聘用非正式工人，以替代进行罢工的经常工人。此外，跨企业工会组织(Ultra-firm level organization)亦为非正式工人提供支持与保护。现时，韩国共有五个以地区为基础的工会，包括马山－昌原总工会、京畿道省工会以及忠清南道省总工会等，他们为从事不同行业的临时工人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例如法律咨询。同时，这些地区工会成立了不少支部，把那些受雇于小型企业，无法自行成立企业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从此可见，韩国劳工运动组织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渠道，比如地区工会，拟合工人阶级内部的分野。

最后，全球化并不一定对劳工群体的阶级意识带来负面的影响。Kim与Kim (2003: 366) 便指出全球化能推动劳工运动的发展，原因在于跨国的劳工组织能持续对韩国政府构成重大压力，迫使他们推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劳工法令。例如， 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曾七次提出建议，促使韩国政府于1991年容许并合法化教师工会。另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曾五次在国际会议上批评韩国的劳工保障的不足。因此，全球化与其带来的国际压力或许能推动韩国工人的权益，有助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延续。

五． 总结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刚诞生的韩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挑战。大量的劳动群体，如受雇于大型企业的员工，失去了战斗性与阶级意识。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韩国劳工阶级已经解体。事实上，面临工作无保障的风险，韩国劳工群体已发展出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克服有碍阶级团结的组织、文化与制度因素。另外，全球化并没有单纯的敲响了劳工阶级的“丧钟”，它同时带来了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韩国政府改善当地的劳工标准，为劳工运动展开新的契机。

六. 参考文献

Chang, Dae-oup. and Chae, Jun-Ho.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Labour Relations since 199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4): 427 -448.

KILAF. (2010). “2009 Unionization Rate recorded 10.1%, down 0.4% point from 2008.”Korea International Labour FoundationJuly 1. Retrieved 25 November2010. (http://www.koilaf.org/KFeng/engStatistics/bbs_read_dis.php?board_no=248&page=1&keyField=&keyWord=).  

Kim, Dong-One and Kim, Seongsu. (2003).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Industrial Relations, 42(3): 341 -367.

Koo, Hagen. (2000). “The Dilemmas of Empowered Labor in Korea: Korean Worker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apitalism.”Asian Survey, 40(2):227 -250.

Koo, Hagen. (2010, November).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South Korean Working Class.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ark, Mi. (2007). “South Korean Trade Union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A Critique of “Social Movement”Unionism.”Critical Sociology, 33: 311 -344.

梁光艳、张静(译) (200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原作者：H. Koo）。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