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仅仅靠少数领导机构指导，实践证明教训是深刻的。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没有一个由伟大战略家的先进思想灌输武装，然后深入民众之中的工作队，这场运动正如毛主席早年感慨的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重温这条经过血的洗礼，实践检验的真理，再谈文革因此缺欠产生的教训更加证明它的重要意义。今天说这个教训的意义，应该是极端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先锋队的随意造反也是失败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用被灌输毛泽东思想先锋队，指导民众斗私批修，才能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我一直感慨文革中，大家光顾举着毛主席语录，却很少坐下来认真读书。文革中毛主席批评“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 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我的历史实践体会：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锋队，不首先读毛主席有关文革思想文章来武装的先锋队，不依靠这样的先锋队搞革命是不行的。 我再举例说明：那时我们青年人自发地习惯了小山头作战，一旦毛主席讲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就又分为“四三、四四”两派，什么原因呢？一是中央文革自不凡，忙于接见造反派，不注意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以至于视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让全校各个小群众组织大联合的批示不顾，随意指责北京的学生军训，于1967年4月3日发表了中央首长四三讲话，受到毛主席批评后，第二天又批评拥护四三讲话学生，随意上街贴毛主席部署的北京学生军训团的大字报，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这样就又产生了中学“四四”派。通过这个例子看出来文革中的政治仅依靠少数文革小组来指导，失去了经过灌输毛泽东文革思想先锋队的核心力量，导致极端民主的教训是深刻的。 毛主席是这样告诫学生的：“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1967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毛主席、周总理合影 左起：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主席、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我们再看中央文革的演变，从中央文革组成最初由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组成，陈伯达为组长，康生列为顾问。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大量的群众上访，于是增加了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而吴冷西随着政治变化被撤销。之后中央文革都是随着运动其人员真是变化无常，到了上海文革一月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后江青提议让上海张春桥为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随着文革局面难以控制，武斗不断，文革小组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其代表。
文革大革命复杂的形势，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应该自身首先掌握毛主席的文革战略，遗憾的是小组成员开会都不告知毛主席，自以为是忙于事物，很难真正坐下来，领会毛主席的文革战略，所以文革成员极左情绪上升，一九六七年秋，毛泽东只得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关了起来，这样“中央文革”只剩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后来头脑发胀的陈伯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被当作“政治骗子” 揪了出来，康生随之去世。文革小组的起不了文革领导作用，毛主席不得不用军队支左代替中央文革，动员大批军队干部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毛主席逝世后，军人为此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和自我牺牲，甚至丢失了个人荣誉。 综上所述，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变化，军队无私的奉献，更加说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靠少数领导机构指导，实践证明教训是深刻的。正如毛主席严肃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大家从中应该悟出一个道理，政治运动不能没有用毛主席先进思想灌输的先锋队组织，失去了先锋队，造反派就成了帮派，唯我独革，逆之者亡，动起刀枪来目中连毛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 现在看来这种极左行为，如果这样的人当政，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毛主席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 如今也会有“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比国民党时期更加聪明，用极左派思想蛊惑民众，他们怀疑一切，否定所有推动社会进步力量，打着红旗以批走资派为招牌，从来不做实事，也不关心民众疾苦，这些人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达到推翻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险恶目的。文革时就有，现在更加隐蔽，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只鼓动他人，浑水摸鱼私心所在，自己从不迈实干步伐，我们必须警惕。 我们现在从文革教训中应该懂得，一场政治运动发动民众参与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首先由先锋队弄懂运动的目的、方法、政策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化、结果。回首看刘少奇在文革一开始派工作组的举措，那是由少数人借鉴1957年反右派，压制民众造成的大错，历史也证明其实错不在于工作组这个形式（后来的军训、军事管制、军队支左也是工作队的形式），而是他的指导思想错了。如果当时党中央派工作组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来武装，弄懂文革的精神实质后，依靠先锋队的作用，让工作组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阴暗面，文革就不会走历史弯路。但是如果派工作组方法因噎废食，让极端民主代替了共产党的作用，文革中无政府主义的实践造成大失误，这就是毛主席九大以后说的文革三分错误之一。 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到，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6页），又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后来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学生们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锤炼，才能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