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总水平仍然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按照现代化发展一些公认的数据，我们可以把俄罗斯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作一比较。

俄罗斯当时仍然是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农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4%，工业收入仅占29%，[1]从1908 – 1914年，俄罗斯的城市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15%，而同一时期欧洲的英格兰——威尔士城市人口为78%、挪威77%、德国56．1%、法国41．2%、丹麦38．2%、荷兰36．9%、意大利26．4%、瑞典22．1%，甚至连匈牙利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达到18．8%[2]；

从人口和医疗状况看：20世纪初俄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237，意大利为157、荷兰137、挪威65、瑞典72、西班牙162、瑞士123、英格兰——威尔士130、法国155、丹麦105……[3]俄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以至在20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32岁[4]，而美国是49岁、英国45岁、法国47岁、德国48岁……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美国是1.44个、德国0.5个、日本0.78个、法国0.5个，而俄国仅有0.18个；

从社会结构看，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员比重的16%，而美国是36.9%、德国24.8%，法国为28.8%，日本为25.8%。[5]

从教育和文化水平看：20世纪初，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6]。每千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数美国为197人、德国157.4人、英国142.3人、法国176人、日本143.6人，而俄国仅有66.5人。[7]

上述材料证明，20世纪之初，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显著落后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失败，更加证明了俄国的落后。必须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这是当时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必须作相应的改变。2002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写道：“为了在19-20世纪之交的严酷的世界形势中保全自己，俄罗斯也必须强大起来”。 俄罗斯学者海莫松明确指出：“这场即将发生的革命不仅是由于仍然保留的半农奴制和等级制的在社会关系的不成熟性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于国家必须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决定的。在城市和乡村、在‘和上层‘下层’’正日益尖锐的矛盾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8]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俄罗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可见那种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必然发生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阴谋发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一度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赞不绝口（尼古拉二世，1868——1918，1894年即位），出现把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斯托雷平评价理想化的趋势，[9]认为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中断了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的“绿色革命”。1998年，当时的俄罗斯政府亲自导演了一场重新安葬尼古拉二世遗骸的闹剧[10]，以证明当年布尔什维克党枪毙这个“好皇帝”的罪恶。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确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在政治上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和落后性不仅不能根本改变俄国的面貌，而且使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

在俄罗斯建立民主政体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促进现代化进程的手段。20世纪初，由于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革命浪潮。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试图通过“杜马”这种由沙皇操纵的俄国古老的咨议机构、披上民主的外衣以缓解国内矛盾。根据沙皇政府拟定的选举法，杜马组成中主张君主立宪、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黑帮、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占据了多数席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有少许代表。1905年10月17日立宪宣言规定没有经杜马同意任何法律无效，但国家根本法则规定沙皇握有制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沙皇签署方为有效。这样，所谓的君主立宪形同乌有。所以当沙皇政府对杜马中的决议不满时，如对劳动团代表提出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并按“劳动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要求[11]，就可以在1906、1907年先后两次解散杜马。1907年11月成立的第三届杜马组成，一共443个代表席位，其中黑帮、十月党、立宪民主党就占据了409个席位。[12]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杜马稍稍背离沙皇的意志，则马上遭到压制。1915年7月，第四届杜马举行会议，试图多少实行一些温和的行政变革，限制一些沙皇的权利，成立“信任内阁”，这次会议立即被沙皇解散。

不仅如此，沙皇专制机构还滥用高压手段，大肆镇压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或被流放、或被送去服苦役；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封闭进步报刊和出版物……充分证明尼古拉二世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实现现代化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集中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极大压抑了广大民众的经济和生活需求，从而根本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如斯托雷平的改革，目的是维护沙皇专制制度，造就一批忠于沙皇的农场主，其政策必然不敢根本触动沙皇专制的基础——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苦农民在重分土地中遭到极大剥夺。从村社退出的农户在1909年达到高潮——579，400户，此后退出的农户数字直线下降。到1916年1月，总共才约300万农户退出村社，不及农户总数的1／3，划出的份地也仅占村社土地面积的22％。[13]俄罗斯颇负盛名的农业问题专家丹尼洛夫教授就此写道：历史学家们多年来对斯托雷平试图破坏村社、重分土地的成效争论不已，但根据统计材料，在12个所谓改革最有成效的县份，17567个农户中就有3384户（占19.3%）没有列入登记，而进入重分登记的农户，有2607户没有生产畜力，还有2364户把自己得到的土地出租，只有2315户（占16.%）生产状况好一点。所以他说“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达到目的”。[14]由于试图极力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关闭了通向自由的农场经营的道路，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革命爆发前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经停滞。

 在工业领域，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国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些企业甚至达到16-18小时。工资很少，一个月仅有6-19卢布，完全不够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能力。工人被剥夺参加自己组织的权力，如果罢工将被关押2-8个月。[15]

沙皇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恣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的惨败给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国内经济接近崩溃，运输瓦解、国库空竭、物价飞涨、外债高筑，而大资产阶级和军需官员却大发横财。

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根据俄罗斯最新统计资料，1907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达179次，1914年发生1046次。工人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并且从经济罢工发展到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罢工。1910年经济罢工有214次，政治罢工8次，1914年经济罢工迅速上升到1370次，政治罢工达1034次，[16]参加者近十万之众。

作为“各民族监狱”的沙俄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1916年，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爆发了民族起义斗争，参加者达一百万人之多。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发展，军事失利加上经济的混乱使下层人民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指出：“国家就要断粮、城市即将没有面包，工人眼看就要上街”。[17]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杜马为阵地的资产阶级上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沙皇政府变革，让出部分权力，甚至策划“宫廷政变”，这又引发了与竭力保持皇权贵族的尖锐矛盾。上层的矛盾不仅体现在“国家杜马”与皇权之间，甚至更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皇权内部。[18]上层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了。

从1905年1917年在12年的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三次革命，参加者达几千万人，难道这种情况是偶然的？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革命的确势不可挡！

（三）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性

1917年二月爆发的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革命就此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继续把革命推向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近年来史学界争论十分激烈的热点问题。俄罗斯学者普什卡列娃指出：“二月革命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十月革命则当不起这个称呼”；[19]还有诸如：“布尔什维克用暴力中断了由二月革命所开辟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当时也存在不是用‘革命’的方式，而是用‘改良’的方式的发展道路”等等。[20]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不成熟，在旧俄国根本不存在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为“旧沙皇俄国属于封建军事帝国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临时政府没有基础和条件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1]，并进一步指出苏联的剧变和失败，需要从这个理论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必须指出二月革命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制度，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准备召开立宪会议，人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自由，并为十月革命打下了基础。

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相对力量弱小：1917年2月仅有党员2.3万人,[22] 立宪民主党有6.6-8万党员，孟什维克有20万党员，社会革命党则有50万党员[23]，所以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以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为主。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制止革命深入发展为目标。

在战争问题上，临时政府继续沙皇的继续参加世界大战的政策。这是因为：出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继承俄国扩张的政策。临时政府首脑米留可夫说到：占领“君士坦丁堡对于我们的经济自由是必须的”，“俄国占领海湾和对其拥有相应的主权问题就是我的指导思想”:[24]战争可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曾任沙皇治下的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经沙皇批准可参与对前线军需供应，依靠军事订货大发横财；

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始终维护大地主的利益，反对把土地分给农民。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如立宪民主党主席彼特隆凯维奇、党的元老巴维尔·多尔戈鲁科夫兄弟等。在全俄第一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提出推迟讨论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认为解决土地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情；

临时政府也没有能解决人民渴求的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政府反对罢工、反对工人监督、反对增加工人工资，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成千成万的工人因失业被抛向街头，资本家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全国物价飞涨，国家面临经济崩溃和受外国资本奴役的威胁。

临时政府在前线恢复死刑，在后方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查封报纸，逮捕夺取土地的农民，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使民主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

正如2007年4月11日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临时政府得以上台执政，但它仅对国家的政治门面做了修饰。它未能阻止俄国继续参战，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个政府把俄国引上了加速瓦解的道路，从而使外国资本非常满意”。[25]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这些政策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农民开始组织起来执行夺取地主土地，到1917年秋季，农民起义行动已经席卷全国90%的县区。[26]而城市工人、士兵则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导致临时政府经历四月、六月、七月三次危机。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革命的前途何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提出了把资产阶级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一、革命的领导权由资产阶级变为工人、贫苦农民和士兵实行的专政；第二、建立从下而上由全国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不要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第三、虽然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27]但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些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初的步骤。就是说，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可以而且应当毫不拖延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革命需要解决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践结合，指引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布尔什维克党依靠正确的革命方针和策略，赢得了广大俄国群众的支持。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短短几个月就从2月的2万人、4月发展到10万人、8月达到24万人、10月达到35万人。[28]反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则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 1917年9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得票率从7月的70％下降到18%，“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工业中心”。[29]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要求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反动的沙皇专制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软弱和无能的俄国资产阶级又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矛盾。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0]十月革命就是俄国社会这种内在矛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

一、        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现代化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随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使苏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宪法规定了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要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31]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工厂、铁路等生产资料要逐步国有化；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苏联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明确宣布“由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有觉悟的公民组成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32]。这一切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工业化为俄罗斯迈向现代化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苏维埃政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改变小农经济，发展国家大机器工业，即发展重工业，认为这对建立苏联的大工业、从而改变把小农国家的落后面貌具有决定性意义。列宁指出：“要挽救俄国……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否则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33]列宁的这些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和政策基础。有人说斯大林工业化的方针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如果指改变小农经济、发展重工业而言，这个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苏联工业现代化经历两个最重要阶段：20年代的电气化和3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

第一步就是实现全国电气化：为了发展大工业，“就必须实行国家强制”、“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34]

1920年由列宁亲自领导制定的、并在苏联时期完成的“国家电气化”——列宁曾经把这个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35]，不仅改变了俄国非常落后的电力状况，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1940年发电厂生产能力较之1913年提高了10倍，发电量较之1913年增长了25倍[36]。

如果说学界对电气化成就没有太大争议的话，对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争议则相当大。由于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苏联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它与十月革命指引的现代化方向直接联系在一起，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

争论焦点集中在：

第一、认为苏联工业化就是军事化、否认工业化与苏联社会现代化关系

俄罗斯学者列·戈尔东认为：“加速工业化的选择并不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的性质”，姆·卡普斯京认为：“加速工业化问题是人为的，是靠人为压制推行的”，否定工业化的必然性。[37]同时提出工业化的目的仅仅是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而不是为了国家现代化，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内最近也有人提出：苏联的重工业化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

“现代化”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的一个术语”[38]。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时期当然很少使用“现代化”这个词，但不等于说它没有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众所公认，“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本身就是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苏联工业化方针不仅仅是为了备战，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旧俄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斯大林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右倾》一文中谈到工业化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备战，也是因为“我国工业技术过分落后”，“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39]；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目的指出：“力求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然后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按照最早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丹尼尔·勒纳的说法：“现代化是社会的变化，欠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社会变化获得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40]。可见苏联时期的工业化的确属于推近俄罗斯社会步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今天的俄罗斯学者，包括曾经对斯大林体制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公开赞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坚决驳斥了那种认为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20世纪初脱离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观点，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

第二、一些人认为：由于苏联工业化的所有指标、或者主要指标没有完成，所以工业化是失败的。有人提出：“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往往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就实行过工业化“大跃进”的方针……执行的结果是，苏联的这一“大跃进”指标远远没有实现，工业“大跃进”遭到了失败。[41]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某些重要指标的确没有完成。（见下表）[42]但这是否意味着五年计划的失败？

首先我们看看这几项指标在实际中是增长还是降低。[43]

表中清楚反映出：尽管这几项指标比计划实现的目标有较大差距，但这绝不可能成为否定五年计划成就的理由：第一、它是在“增长”、 甚至几十倍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完成预定计划。“增长”是“成绩”而不是“错误”，怎么能是非颠倒！；第二、如果总结制定计划中的教训，既要看到其中确有“不切实际”的因素，也要注意到当时由于面临紧张的国际环境，相当大一部分企业转为军工生产，从而影响计划完成这个因素。

何况除了这几项指标，五年计划的众多指标、包括计划的主要目标都是完成的。很多指标是提前完成的：1930年6月17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开工，其车间增长比计划超额2——3倍；1932年1月1日；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提前17个月建成[45]……

近年来俄罗斯出版各种版本的苏联历史著作中，对工业化和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都给以充分的肯定。2006年版的俄罗斯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46]；2002年版的《苏联国家历史》一书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4年3个月完成了有1500个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建成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7倍”。[47]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29——1937），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48]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工人和职工仅占国内居民总数的17.6%，到1939年已占到50.2%。工业化急剧改变了城乡居民结构。1926年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为18%，1938年初即达到30%.。在1929_1940年之间农村居民年均缩减19.6百万（36%），而工业和建筑业俄则年均增加8.9百万人口。俄罗斯学者强调指出：“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49]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20-21世纪祖国历史教研室两位教授巴尔先科夫、弗多温所撰写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观点，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从贝利亚开始、然后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死后的审判，贬低他的历史作用，甚至试图从历史中勾去他的名字，但都没能成功。”原因何在呢？书中写道：“苏联解体后，才有了可能把苏联历史上各个时期进行比较，斯大林时代就类似太空中突然喷发出的一颗超新星，然后逐渐熄灭，但在它的光辉照耀下把我们向前推进了差不多40年”。[50]甚至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其关于世界工业化分析的总报告中也指出：“相当清楚的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笔者注）为6.7%,1953-1965年为6.1%,1966-1970年为5.3%……这个报告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世界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作了对比，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51]由此可见，那种否定苏联工业化成就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一些人虽然不否定工业化成就，但认为工业化付出巨大代价，遭受巨大损失。这种观点似乎比较客观，实际上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化成就仅仅一笔带过，重点突出工业化的“弊端”上。如有人写道：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52]

说“苏联工业化付出巨大代价”，这个指责并无多大说服力。世界上那有不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成功的事情？任何的成功都必然伴随付出的代价，成就越大、代价越大，这几乎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真正需要研究的是：那些是不可避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哪些是人为的错误造成、值得总结的教训。

苏联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采取的一些强制性做法，如全盘集体化时期强迫农民入社，对富农采取强制迁徙的做法；以及由于这些政策和造成的1932-1933年、1946-1948年两次大饥荒上百万人因饥饿、疾病而死亡[53]；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镇压、甚至大规模镇压的手段；长期把重工业、军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以至影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固定化，致使社会体制僵化、缺乏活力……应当说，对苏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些弊端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段历史。

在经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十月革命历史、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后，今天俄罗斯学者对当年以工业化、集体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评价更显客观。他们深刻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条件，指出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认识这些问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道：苏联现代化的特点乃是建筑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的动员型经济，经济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目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非常的措施，崇高的思想与粗鲁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特别强调思想上的服从，这在苏联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因为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的国家要加速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需要动员一切资源，不仅仅是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精神力量。[54]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开始于俄罗斯帝国时期，20世纪60年代完成。但其中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须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还说道：“苏联实现现代化那种紧迫的、刻不容缓的特点带来了巨大的牺牲，而这常常被一些人指责为无谓的牺牲。但无可怀疑的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也是沿着人类共同的道路走的。当然具有自己的三个特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列宁斯大林所制定的发展方向。”[55]  

不可否认苏联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但它毕竟成功了；何况，如果没有事先付出的这笔代价，怎么能保证日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那将付出什么代价？那是亡国灭种的代价！

列宁曾经谈到苏联人民为保卫祖国付出的牺牲，他说：“人们宁可挨饿三年，也不能把俄国交给外国干涉者，这种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不能坚持三年，就不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56]甚至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也正确评价了“工业化”和“代价”之间的关系。苏共22大决议指出：“苏联工业化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伟大功勋，他们不惜人力物力，自觉地忍受困苦，使国家摆脱落后面貌”，[57]显然，那种以苏联工业化“付出巨大代价、遭受巨大损失”为理由否定或者贬低其成就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

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既是俄罗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但在沙俄时期俄罗斯人识字率极低。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提高俄罗斯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开创了先决条件，正如列宁指出：“红十月为大规模文化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58]苏维埃政权要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弥补千百年来文化的缺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度重视开展“文化革命”的工作，认为“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面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只要是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59]指出“文化革命是与经济革命相互影响”的，不能只注意经济的发展，也必须建设先进的文化；同时，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首要条件就是全民普通教育水平和文化的提高，培养新一代有技能的专家……

“文化革命”的内容不仅仅是提高全民识字率，还包括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新人等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情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培养青年一代。[60]所以列宁在其生前最后的文章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转到文化建设上来，并且强调这个转变甚至涉及到“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61]

在文化领域，在普及教育和扩大识字率方面的进展，苏联当时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两万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二百年开办学校的总和。在1918—1928年受到中等教育，或者受过完全和不完全的普通和职业教育的人有73.8万人（每年约6.7万人），那么在1929-1932年达到57.7万人（每年约14.4万人），1933——1937达到110.9万人（每年约22.2万人），1938-1940年达到140.5万人（每年约46.8万人）。[62]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员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1937——1938学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人数的总和（如1940年，苏联大学生人数为81.2万，英国为4.4万，德国为4.97万，法国7.65万，意大利12.7万，日本人24.5万，这几个国家合计才54.22万人）[63]。

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到50年代初，全国已经有十个加盟共和国建立起了科学院，16.25万科研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苏联的科学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特别在原子能利用、航天技术、生物学、精密机械学、计算技术、高分子化合、半导体等方面；建造了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上天……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到广为传播和普及。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现。其中如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弗·马雅可夫斯基的《左翼进行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的《毁灭》，亚·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巨著，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年轻人，涌现出一大批斯达汉诺夫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卓亚、《青年近卫军》这样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苏联整个社会面貌得到了根本改善。

必须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主义化的倾向，如关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低估甚至否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联系；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行政干预甚至暴力镇压等等措施也极大压抑、阻碍了思想领域的正常发展。

（三）劳动人民生活环境的根本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一切为了人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也是为了解决俄罗斯人民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步骤，颁布的最初的法令，如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条例》、《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就是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权利、民族平等、社会保障等问题。此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健康、生存等权利；

苏联在当时世界上普遍存在失业的情况下第一次消灭了失业，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机会；从1928年开始，逐步开始7小时工作日，在30年代初就有80%的企业实现了7小时工作日，而对有损健康的和地下作业的工种实行6小时工作日；

国家十分关心劳动人民的休息和健康，实行了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开支增加了3倍多，卫生保健开支增加了2倍多，教育开支增加了5倍，助学金增加了13倍。

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论证了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64]

根据俄罗斯经济学家Г.哈宁最近的结论，认为在50年代苏联经济经历了真正的繁荣。国内总产值的80%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这个比例高于英国和美国。苏联居民的食品消费和人均寿命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年国家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财政预算增加了一倍。在军事、经济、科学等方面苏联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两个共同的强国。[65]50年代人均寿命一年增长一岁。60年代初已经达到70岁，这是当时高度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国内有人指出：“斯大林时期人民生活实际上处于贫困状态”[66]，理由是斯大林逝世时苏联谷物总产量不如沙皇俄国，而且常常以苏联农业的落后来否定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得不作些分析。下表反映了俄国与当时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在部分农产品方面的比较情况。[67]

     表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苏联在农产品方面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有差距。这是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农业轻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教训。同样这些数据也清楚证明，这个差距不是太大。何况苏联50年代年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454．9公斤；人均奶量197．76公斤；人均肉量27．45公斤……如果不带偏见，这些指标就是与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能够说得上是“处于贫困状态”吗？

更为重要的是其他指标。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人文发展指数，即以人均GDP、居民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三个主要数据合成的指数作为衡量国家发展、进步与繁荣的新标准。1955年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787美元。[68]而过了30年，1985年根据联合国认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为低收入国家，高于401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69]根据这些统计（包括前述人均寿命和教育程度的数据），从十月革命开始、到50年代，苏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确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无可辩驳的巨大成就！

[31] Ю.С.库库什金，О.И.奇斯佳科夫：《苏联宪法简史》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7年版。 

[32] 以上资料参考Ю.С.库库什金，О.И.奇斯佳科夫：《苏联宪法简史》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7年版；《苏联宪法》莫斯科1936年版；《苏联宪法史（文件集）》，莫斯科1957年版；《苏联宪法》，莫斯科1977年版。

[69]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1页。 2004，с.293.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