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

                          任 中 杰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下面是近来我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几点体会，写出来与同志们讨论、交流。不当处欢迎批评指正。

今年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七十周年。七大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使用毛译东思想这个概念，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译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规定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译东思想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离不开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 思想是个宝库，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教育思想，……，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集上述多种思想之集大成的理论。有人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孰不知这乃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甚至可以说这一理论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如果否定了毛主席的这一理论，也就在实质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自从毛泽东同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就一直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一直是一个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中国和世界。所以要改变中国劳苦大众和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唯一的道路就是革命，不断的革命，直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不断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这一原理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依据马列主义哲学辩正唯物论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结论，是对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逐步实行两个决裂，即同传统的所有制(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及同传统的观念(私有观念等)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决裂的整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全过程，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又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一卷，第479-480页)

    马恩认为在无产阶级建立自已的政治统治后就应当“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被夺取全部资本后作为阶级就不存在了，可是马恩和列宁却都强调在整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不断革命。这是因为马恩列是历史唯物论者，他们始终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所以他们认识到夺取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第一个决裂，同传统所有制即私有制决裂，并不意味者阶级斗争的终结，两个决裂，第一个决裂和第二个决裂是密切联系着的，私有制是私有观念等传统观念的经济基础，但是私有制消灭了，私有观念等传统观念不可能马上消失，它仍然会长期存在，而私有观念等传统观念的存在则是私有制复辟的思想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这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充满着阶级斗争的。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尝试”(《列宁全集》第35巻第255页)“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行动，而是充满了剧烈阶级斗争冲突的整个时代。”(《列宁全集》第22巻)两个决裂是一个过程，实践证明，无论是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都证明这两个决裂的斗争是十分艰巨的，长期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不断的“斗私批修”，不断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防止私有制的复辟，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并通过总结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读革命的理论。

二，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各阶级在不同阶段，乃至在同一阶段的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下的政治态度，从而确立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以及人民政权对谁专政这样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但是两个阶段又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前一阶段是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所以两个阶段又不能截然分开。两个阶段都要坚持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断革命。

毛泽东同志早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正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但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则不懂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区分敌我友，不懂得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不懂得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革命同盟军。更不懂得对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性要进行斗争，对他们毫无提防，结果在统一战线内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叛变革命，将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时束手无策，致使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辟了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此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中间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是尖锐激烈的武装斗争，但是毛泽东同志都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矛盾，不断调整斗争的战略策略，确立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在用武装斗争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就有一个红色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根据地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起了人民政权，其社会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坚持了革命的正确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同年6月的重要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又为即将建立的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性质、任务、目标进行了透彻的理论分析和规定了相应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比如指出新中国的国体应当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共产党领导。这个专政就意味着革命，意味着阶级斗争。意味着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既要做巩固政权的工作，镇压被打倒的敌对势力的反抗，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完成的任务，还要做恢复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准备。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进行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过程。1951年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1953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等群众革命运动，就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后继续革命的具体实践。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是分别用军事的和政治的手段对国外和国内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是在经济领域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而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则既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为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而这期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在制度革命的同时相应进行的观念领域的革命。

1953年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其内容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就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必然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叫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10月1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新民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由中国人民与三大敌人的矛盾，演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可以说这个时期除了还要同原先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作斗争外，革命的主要任务已转变为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个斗争也就表现为利用和反利用，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三反”“五反”就是在这个领域进行革命，进行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经过“三反”“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加之党实行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的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的公私合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方式，较快地完成了在所有制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党内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不是节制资本，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说什么剥削有理，要资本家多剥削点；还有人在税收政策上错误地向资产阶级倾斜，提出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这些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相对立的做法和主张，都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并得到了纠正。毛主席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请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2-93 页)

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样也表现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土改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实行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这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改后不久毛主席就主张要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个体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有严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村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发展下去会损害作为人民民主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其次，农业是发展经济的基础产业，个体农业满足不了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所以“一化三改”必须同步，如果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农业就会拖工业化的后腿，影响“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实现。而党内有些人受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影响，则主张要确立和巩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认为刚完成土改就搞合作化是冒进，开始大砍合作社。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和做法，毛泽东同志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及时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做法，保证了“一化三改”总路线的顺利实现。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又通过批《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展了一场学习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世界观的斗争。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则既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反对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任务不是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不能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将革命停顿下来，而是要不断革命、继读革命，以便顺利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坚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张和做法完全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什么毛主席头脑发热，“左”了，他的做法既有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根据，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解放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的任务，其中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意味着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很自然党的中心工作应转到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以尽快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党的“八大”的基本任务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但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变了。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中国人民和三大敌人的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后来又指出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是不会改变的。而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则会有不同的中心任务。如经济领域建国初的中心是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从1954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领域由建国初的剿匪、镇压反革命，后来转到“三反”“五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斗争。而无论哪个阶段哪个领域的斗争，都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国内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意见是不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深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总是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社会关系，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而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则看不到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

1956年党的八大刘少奇同志政治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剥削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没有对象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问题了。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矛盾消失了，或者至少不是主要的了，主要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了。似乎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告别革命，从此可以一心搞建设了。这不是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矛盾，而是用唯心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而事实上阶级斗争并不是不存在了，也不是已不激烈，降到次要地位了。就在八大之后不久，就出现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起了否定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失去了用以剥削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并没有放弃复辟的愿望，小生产者虽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富裕中农)私有观念还顽固地存在，所以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04—205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应当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他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张要抓阶级斗争，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党内许多同志却自觉不自觉地在用历史唯心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总觉得天下打下来了，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坐天下，享受革命成果了。有的人“薪水高了，住上大房子了，出门有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些人当然主张不要革命了，从此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坑不能自拔了。这就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唯生产力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当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题条件是打碎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思想。生产力的几个要素中人的要素，即劳动者是第一位的要素，没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改变，即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变为生产过程的主人的地位这一根本变革，以及伴随这一变革带来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提高，就谈不上生产力的提高。建国后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此后几个五年计划使国外学者都感到震惊的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党的“八大”之后，毛泽东同志注意到了党内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想革命，只想做官当老爷等等错误倾向，并着手加以纠正。

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初期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价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号召下，出现了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应当说运动中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热情、干劲是十分可贵的，建设成果也是巨大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没有错。但是运动中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却不懂得爱护群众的积极性，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加之连续几年自然灾害，使大跃进严重受挫，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暂时困难时期。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今天有些人将其说成是毛泽东同志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不断革命造成的。其实正好相反，这股形“左”实右的歪风，正是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从中央到地方总有一些人不想革命了，不想为人民服务，想的是做官、保官、升官，他们为显示自己的“政绩”，利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抬高自己，却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河南信阳饿死人的事件就是某些领导干部为自己名利双收，谎报产量，搞高征收，害得农民挨饿造成的。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党性，成了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官僚。而与此同时，党内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一些人打着批判共产风、浮夸风的名义全盘否定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们不是去批判党内一些人括起的歪风，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毛主席主张的正确路线。如有些人主张包产到户、实际上是主张单干。毛译东同志对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志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所有制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们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针对这些从“左”右两个方向括来的歪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纠“左”的同时又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方面通过两次郑州会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认)，“七千人大会”等一系列会议，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12条(中央紧急指示信)、60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工业70条、高教60条等政策规定，努力纠“左”，同时也不放松对右倾错误的批判、斗争和对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十分请楚地认识到，无论是以“左”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右的形式出现的歪风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

苏共变修的教训，使毛泽东同志更加注意国内、党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八大之后革命和建设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毛泽东同志开始进一步思考怎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上一层楼，怎样防止社会主义革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象苏联那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他开始下功夫研究苏联，他组织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论战，他还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寻苏联变修的根源，防止中国重蹈苏联变修的覆辙。他曾多次提及列宁是坚持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斯大林虽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抓了肃反和党内斗争，甚至弄成了肃反扩大化，但是在理论上他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在被剥夺生产资料、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继读革命的问题。所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苏共20大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很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鉴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毛主席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并力图通过以农村“四请”运动为中心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党内，特别是在党的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始终十分模糊。如将当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说成是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差”，“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差”，却看不到运动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2年前后，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时出现了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右倾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强调阶级斗争，虽然毛主席多次讲过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四清”运动中又出现将基层干部都看成一团漆黑的形“左”实右的歪风。这一切都使毛主席意识到，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毛主席胸中装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他所依靠的力量也来自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是他的上帝。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辞中他就讲过“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发动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的方法，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以防止中国象苏联那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就是毛译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是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也使这一理论在运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之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该文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进行了概括，这一概括是经毛泽东同志审定同意后发表的。应当说它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同时也说明，经过数十年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对这一理论的坚持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一理论已逐渐成熟并形成体系。概括的内容有如下六条：一，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掌握和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这是一个真正马列主义者必须具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用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笔者)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客观现实。──笔者)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反之则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在当时已被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变修所证实，而此后苏联东欧的亡党亡国以及当今中国的现状，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笔者)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党内的路线斗争从来都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党内路线斗争必须与社会阶级斗争同步进行，党的路线正确了才能保证社会阶级斗争的胜利。──笔者)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读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指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成了所有制领域的革命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它应当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体制领域进行的，其性质应当属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体制革命范围。这种斗争是经常性的，但为了解决一定时期的突出问题，则应以运动方式进行。我们党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毛主席说，过七八年就应当再来一次。──笔者)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马克思指出的旡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行“两个决裂”，在所有制的革命基本取得胜利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与私有观念实行决裂，这是十分艰巨必须长时间经过多次反复才能逐步取得进展的任务。这一斗争的主要阻力，就是形形式式修正主义的歪理邪说，所以在斗私的同时，必须坚决地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笔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137页)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应当是无产阶纵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改革和创新。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于劳动人民权利一段文字时有一段论述：“这里讲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联系到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参加劳动；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推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不赞成苏联一长制的马钢宪法。这说明他时刻都在考虑要建立一种真正能够使人民当家作主，能使干部不致于堕落为官僚的制度。在毛主席看来，无论是苏联的政治制度还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不足以防止脱离劳动群众的官僚主义产生，所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要“破”旧，要斗私批修，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要“立”新，树立大公无私的新思想，并且要探索建立一种使劳动群众能真正当家作主、能够真正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真正民主的新制度。这种民主观及其指导下的民主制是当代精英们所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精英民主所无法企及的最彻底的民主。

文化大革命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产物。对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这是当前争论很多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了“文革”，认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而所谓错误主要指的就是发动“文革”。但是中央也承认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旨在反修防修。而且，早在几年前中央一致通过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就曾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存在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苏共已经变修了，我们必须吸取苏共变修的教训，要反修防修，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那么中国当时存在不存在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呢？前面提到，当时中国的确存在不少党政干部不想革命了，一心想的是当官升官；据一些省一级领导同志所作的调查研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所以有必要用革命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这在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看法似乎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中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可见发动文革不是毛译东同志一个人的意见，应当说当时中央多数同志都是支持的。(当然在文革怎样进行，依靠谁，主要针对什么人等问题上，其实认识并不一致。)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否定了文革呢？而且中央的决议当时在社会上也没有太大争议。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拥护的。这是因为文革中的确出现了不少让大家不满的事情，伤了不少人，包括一些不该伤害的好人。如毛泽东同志一直认为最危险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高级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文革要打倒的应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文革一开始，当时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派往各高校和中学的工作组却把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干部乃至学生。在他们中间抓右派，批“反动学生”，伤害了一大批不应伤害的好同志，甚至发生了打死人的事件。如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的事件，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后来在中央文革中的少数极“左”分子挑动下又出现了违反毛主席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正确判断，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一贯政策，造成了揪走资派扩大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错伤了不少不应当伤害的同志。造反派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开始滋长，“唯我独革”、打派仗、搞武斗。林彪一伙为排除异己，挑动群众揪军内一小撮，“毁我长城”，等等一系列事件。此外还出现了以极“左”面貌出现的“5.16”那样的反动组织。林彪“抢班夺权”事件更是震惊中外。到了文革后期开展批极“左”，清查“5.16”的工作，又重复了极“左”的做法，使清查扩大化，又伤窖了不少好同志。文革中出现这些不好的事，除了真正的走资派以及其他阶级敌人搞阴谋外，主要应是多数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懂得正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不懂得毛译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的真缔所在。这就容易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其实毛译东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毛主席一直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特别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干部，运动中批一批是可以的，必竞没有战争十几年了，一些同志的革命性消退了，批一批有好处，但打倒一切是错误的。他要干部在革命群众面前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不能随便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让周总理出面保了不少领导干部，他还努力做解放干部的工作。他甚至认为文革的主要对象──走资派，虽然应该打倒，但只要承认错误，作检讨，也可以解放，并重新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在邓小平作出检查后很快就当上了副总理和总参谋长；他一再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反对搞派性打派仗，他视察三大区，大讲团结、联合。他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还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要求大家都要读马列的书，，提升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自己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连读哪几本书都想到了，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读马列六本书的高潮。只可惜因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导致了文革的失败。今天同样也因为多数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也就比较容易地只看到文革出现的问题而赞成否定文革，却认识不到应当否定的只应是文革中的那些错误做法，而不是文革本身。

那么后来又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意义、重新评价文革的方向呢？连当年参于过起草否定文革决议的邓力群同志，对文革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少老同志，包括在文化革命中挨过整、受过冲击的老同志都十分感叹毛主席看得深、着得远，比大家多看五十年。这主要是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产物，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读革命的理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用阶级斗争冲击业务，而是指要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时刻不忘斗私批修，并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两个决裂”的斗争，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则是为发展生产力，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关系)。而如今不重视阶级斗争这个纲，甚至连阶级斗争这四个字都不敢提，其结果却是私有化出现了，新资产阶级亿万富豪出现了；私有观念泛滥了；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人阶级还有贫下中农由国家的领导阶级、国家的主人，沦为“弱势群体”；社会道德滑坡；各种反马列主义、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歪理邪说充斥网络报刊……。总设计师所讲的如果改革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上歧路了，其真理性被实践证实了。党和国家的这一巨大变化，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毛主席的教导，重新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对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无比重要性，重新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当前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九十多年，经历过好几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出现过错误，有些错误还带有全局性，比如党的“一大”十几位代表，竟然出了两个汉奸、一个托派、一个特务、还有几人脱党，可是我们能否认“一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吗？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主要领导者具有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使红军被迫长征，大批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损失惨重，然而我们能否认土地革命的大方向吗？即使连为总结经验教训，彻底从思想上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后期也出现过违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左”的“抢救运动”的错误做法，同样，我们不能否认延安整风这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文革中的错误应当否定，并应引以为训，但文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反修防修、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斗私批修的大方向当然不应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