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吗?有不少网友认为：失败了。 众所周知，这里所指的文化大革命，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场在我国首次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那次文化大革命，起始和结束于何时，持续多长时间，意见不一。一般认为是起始于1966年，持续约十年，但有的人认为只有三年。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故而暂且说十年吧。 对于那场文革，有的人认为失败了;有的人认为成功了。本文认为成功了(或胜利了，此处，“成功”、“胜利”同义)。 对于一场(或一项、一种、一个)社会活动而言，何谓失败、何谓成功?凭什么说它是失败、凭什么说它是成功? 一般说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就叫做失败。达到预期目的，完成预定任务，就叫做成功。 国际共运的巴黎公社夺取国家政权，失败;俄国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成功;中国解放战争，夺取国家政权，成功。 巴黎公社的那些布朗基主义信仰者和蒲鲁东分子举行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结果只是夺得72天短暂的首都政权。旧政权的武装逃到凡尔赛，重新集结，反攻巴黎(有德军配合)。公社失败，没有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从严格的意义讲，甚至连首都也没有完全夺得。因为凡尔赛就紧挨在巴黎西南15公里处，属于巴黎的卫星城;历史上，曾是法兰西王朝的行政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法国首都;即使在现代，法国政府也经常在那里举办外事活动。公社革命者，没有攻下凡尔赛，就等于没有完全占领巴黎。)对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有一句被革命者广为传颂的评语：“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十月革命，夺得了首都政权之后，接着是三年的内战(有外军干涉)，终于赢得全国政权，达到目的。成功。 中国解放战争，严格地说，尚未完成任务，还有藏南、台湾、东海和南海诸岛没解放。但毕竟已在世界上行使了对自己国家的主权。基本成功。 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成功;第四次反围剿，惯性成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判断反围剿是胜、是败的判据是什么?如果做到了：①打破围剿;②歼灭敌军一部分，抓到俘虏和缴获物资，增强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③巩固或扩大了根据地，就是大胜。如果打破了围剿，增强了力量，没有扩大根据地;是为中胜。如果只打破围剿，没有壮大力量，没有扩大根据地;是为小胜。如果打破了围剿，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根据地萎缩了，是为小败。如果不能打破围剿，力量损失严重，根据地丢掉了;是为大败。如果不能打破围剿，力量损失大部分，根据地丧失;是为惨败。如果有生力量全部耗光(全军覆没)，是为完败。 根据这样的判据，我们说，毛泽东领导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成功了。第四次反围剿，尽管毛泽东不在军事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影响仍在，反围剿仍然成功(可称之为“惯性推动的成功”)。每一次反围剿的成功，都为下次反围剿积蓄了力量，都向着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红军武装由2万人一步一步发展至1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由错误路线领导，大败。退出江西苏区后，踏上长征路的只有8万6千人;退却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连吃败仗，到了湘江以西，损失过半，只剩3万余人，是为惨败。眼看前四次反围剿所积淀下来的胜利果实就要耗光，完败的末路已清晰可见。遵义会议，毛泽东受命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 江西苏区这段历史说明了：前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所积蓄并壮大起来的力量，固然有助于下一次反围剿继续取得胜利，但不能保证必定胜利，搞不好仍然会失败。 除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几次反围剿打得很漂亮之外，其他根据地的徐向前、贺龙、刘志丹等的反围剿也打得很不错。 南昌起义，失败。起义时，拥有两万多人武装，推翻了一个省会级的地方城市的旧政权，但没有建立新政权。五天后，退出南昌，到广东打了一些败仗，收拾残局，收容残兵败将，只剩寥寥的800人，到湘南吸收一些农军，合起来有两千多人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的队伍会师，一块儿组建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约一万多人。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一样，也是失败了。 如果是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而言，借用马克思的评语来评论：“起义失败，原则永存。”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借用马克思的这个评语来评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说：“文革失败了，原则永存”。这就不对了，因为第一次文革没有失败，而是胜利。本文重点，就是要从道理上，讲清这个问题。 除了上述社会阶级斗争领域的例子外，让我们在科技领域也举个例子。莱特兄弟制造并驾驶飞机，成功。 在莱特兄弟的年代，社会上滑翔机已成功。但滑翔机没有自主动力，受制于风力、风向，不能自主飞行。莱特兄弟想突破这个限制，要研制有自主动力、能自主飞行的飞行器。经过多年试制、试飞的顽强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在1903年12月17日那一天，试飞了四次，当天最后的第四次飞行记录是，在空中飞行了59秒，距离达到259.7米。这个记录，已足以让人们承认，人类首次驾机飞行成功。在这次成功的基础上，莱特兄弟继续改进，过了两年，于1905年10月5日，驾机飞行了39.5分鐘，距離达到38.6公里，是更大的成功。 现在，回到文革本题上来。 第一次文革，失败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不对。 认为第一次文革失败的人，大都只是简单地说一句：“失败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判断失败的判据。但从他们文章的上下文，以及他们的语气来看，可以大致地估到，他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文革的目的嘛，不就是要防修、反修、反复辟吗，现在都已经被袖珍主义登台复辟了，咳，文革失败了。 这种想法所表露的观点，是不对的。是歪曲，是误解。 如果那些人是存心歪曲，没有必要跟他们争辩。如果他们是理论上的误解、糊涂或思考上的粗心、疏忽。那是应该跟他们认真讨论的。 正确的观点应如何表述呢? 先看毛主席——创建和实践文革理论的毛主席，是怎样表述的。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让我们把毛主席的这些表述归结为几个要点： 1.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是第一次文革。 2.在以后几十年长期的社会主义时期，文革还要进行多次。(这里所谓“多次”，当然不会是无限次，我想，也不会多到几百次、几十次。) 3.完整的文革全过程，是由多次文革组成的。 4.仅一次文革，只是完成反复辟总任务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只是走了一步，并未走完全程。 5.要进行多次文革，才能完成反复辟的总任务。 用这几点要点所表述的观点，来看第一次文革。那么，认定文革成功(胜利)了，这样的判断就是正确的。认定文革失败了，这样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认定第一次文革失败了，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呢? 因为他们把第一次文革的任务(或目的)搞错了。他们把第一次文革的任务界定为反复辟的全程任务。那就是说，只需第一次文革就行了，就够了。搞完那一次，就不用再搞第二次了，就不会再有复辟的危险了。如果搞完第一次文革后，又产生新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又冒出新的复辟危险，又有人要搞资本主义，那第一次文革就失败了。 如果按照“文革(指第一次文革)失败论者”的观点，上面引述的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有些地方就要作如下根本性的修正：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搞一次，以后无需再次进行。” “革命的谁胜谁负，只要在这一次文革很短的历史时期内就可解决。以后不管弄得如何，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一定要认识到有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放心，决不可再有任何担心。”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只需进行一次短暂的文革，往后就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不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要认识这种斗争的短期性和简单性。” 简而言之，搞完一次文革之后，不会有复辟了;如有复辟，文革失败。 经过这样修正之后的这个“东西”，还是毛泽东思想吗?还是继续革命理论吗?还是文化大革命吗? 毛泽东上述论述的语言是如此之清晰，告诉我们：即使进行了三四次文革，弄不好，复辟仍有可能。我们的同志，你看不懂?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可见“文革失败论者”的逻辑是一种武断的错误逻辑：把一个“自造”的目的，强加在毛泽东文革头上，把本来是多次文革的目的强加在第一次文革头上，然后说第一次文革没有达到他们那个自造的、强加上来的目的，就说文革失败了。这种“自造”和“强加”，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就是捏造、伪造，是存心歪曲、污蔑，我们不屑与之争辩对错。如果是“误造”，那就是思想认识上的误解、糊涂、粗心、疏忽，那是应该与之认真讨论、弄清是非对错的。 先做个类比：如果把这种错误逻辑也套用在毛泽东领导的几次反围剿上，那么，也可以推断出反围剿失败了。反围剿的目的嘛，不就是要消灭蒋军吗，后来蒋军又来围剿了，根据地丢了，毛泽东的几次反围剿都失败了。(或者，也可这样类比：反围剿嘛，进行一两次，三四次就行了，以后不会有围剿了。如果又有蒋军第五次来围剿，前四次围剿算是失败。) 当然，我们的同志，没有把这种错误逻辑套用在毛泽东反围剿上。我们的同志，在思想认识上，清楚地知道：第一次反围剿的任务不是消灭蒋军的全部几百万，而只是歼灭蒋军的一部分。所以，歼灭了张辉瓒军队的九千人，“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从而打破围剿，发展了自己;就可以判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对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判断，同此理。) 但我们的同志，对待第一次文革，在思想认识上就没有那么清楚了，而是糊涂了、犯错了。 我们要把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纠正过来。正确的思想认识应该是：第一次文革的任务不是完成反复辟的全部，不是走完反复辟的全程，而是完成反复辟总任务的一部分，走过反复辟全过程的一个阶段。只要完成部分任务，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就可以判断第一次文革胜利了。 在某一次文革中，如果做到了击退走资派复辟，打倒当时主要的走资派，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扩大了社会主义阵地，就是大胜。如果只击退复辟，没有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为小胜。如果不能击退复辟，无产阶级力量削弱，革命事业萎缩，是为失败。 据此，可以说，第一次文革是大胜。请看第一次文革的实际历史： 大胜之一，打破了走资路线的围堵。文革前，包括文艺、文教、宣传、医疗等在内的许多领域和地盘的领导权，不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受阻，毛泽东要发表文章遭拒。经过文革，走资派和走资路线被打得人仰马翻，领导权夺回来了。 大胜之二，收拾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基层、中层到高层都吸收了像陈永贵那样的新鲜血液。 大胜之三，巩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诸如：为民众服务的医疗制度，与劳动结合的教育制度，三结合、一元化领导的政治制度，等等。而最大的一项制度建设是1975年1月公布的“七五宪法”。 艾跃进929讲座说文革没有制度建设，你这个艾呀，是不是疏忽了呀!请问你，什么才是制度呀? 大胜之四，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水平。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觉悟，一心为公的世界观，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普及到广大群众，深深植入人心。 大胜之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大胜之六，进入了大民主的境界。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也叫做人民民主，简称大民主。 这场大民主，是文革中最耀眼夺目，最光彩照人的一项大胜利。 这场大民主，特征之一是：普遍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从机关、团体到居民家庭，从城市、工厂到边远农村，从老人、成人到学校青少年学生。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个个谈论反修防修。 这场大民主，特征之二是：阻止了暴力镇压。 治罪了一个赵永夫，再没有军队的开枪，打瘫了公检法，免除了警察的镇压。 这场大民主，特征之三是：制止了武斗。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的武斗头子，是谁?是溜凳!在文革开头的50多天里，由溜凳及其派出的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下层群众，用挂牌，坐飞机，戴高帽的体罚手段，把学生、教员、教授、中小学校长、作家等人员，打成“反革命”。毛主席从武汉返北京，发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何其毒也!”当时的情景，真是一声惊天炸雷，地动山摇。接着，毛主席在北京开了几个会，几个月的时间，把武斗头子溜凳从领导文革的位置上拿下来，撤掉各处的工作组，解放了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制止了武斗。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残暴的武斗组织，是哪个?是“西纠”、“联动”。其组织成员多是纨绔子弟。他们依仗“血统论”护身，大搞打砸抢，打死人，保走资派。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制止了武斗。近来有个陈小鲁，跳出来，鼓噪什么“道歉”。陈小鲁何许人也?“西纠”头头也。这些“西纠”、“联动”分子，本来是推行溜凳武斗路线的小混混，凭靠着抖动一块红布做了个“斗牛士”，就自封成文革的红卫兵，以此来破坏文革，由此而被文革取缔，开除出队。现在又想再次装扮成文革的红卫兵，来演戏：我陈小鲁搞武斗，干的是文革呀，就此，我陈小鲁向受害者道歉。显然，陈小鲁的伎俩，是颠倒黑白，是反诬。既然如此，就要记下这笔账，弄清是非：陈小鲁搞武斗，所干的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他所遵循的路线不是毛主席的文革路线，而是溜凳的武斗路线;他不是红卫兵，而是混进红卫兵队伍中的反革命组织的头面人物;他现在必须做的，不是他表演的什么“道歉”，而是要向文革认错，向被斗群众认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拙劣的武斗活动，是什么?是地方官僚走资派搞的打“死老虎”。他们按照溜凳矛头向下的模式，转移斗争大方向，砸文物，毁古迹;抓一些和尚尼姑巫婆来游街，拿一些过去历史上有过失但已处理了的人员来批斗;此外，最厉害的还搞什么“刮台风”，把已处于群众监管下的地富反坏右拿来进行肉体消灭，要像刮台风那样一扫而光。但这种以打“死老虎”来保“活老虎”的拙劣伎俩很快被戳穿，制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牵连最广的武斗人员是哪些?是各地官僚走资派在背后挑动的群众斗群众，暗里捣鼓红卫兵两派武斗。在此关头，解放军出动制止武斗，徒手的解放军战士排成一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红卫兵用语录编排成的骂句，骂出了笑。我笑了，笑你学毛著学得不够水平;你也笑了，咱们一起学毛著吧。红卫兵的嫩拳打在解放军的身上，打出了爱。打出了红卫兵对解放军的敬爱，打出了解放军对红卫兵的疼爱。红卫兵两派，没有根本厉害冲突，通过学习和自我批评，认清走资派背后的挑动、捣鬼，走向革命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他的武斗成分还有哪些?不可否认，文革中的武斗成分是复杂的。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子弟，其阶级意识尚未改造好而伺机报复;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因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曾经受到过批评，未能改正而心怀不满，等等。这些人，在文革初期，参进红卫兵队伍，造起反来，表现得特别亢奋，不分青红皂白冲击党的好干部，甚至是特意冲击党的好干部。这些人，会自发自愿地，顺应着走资派的挑动，大搞武斗。当然，与此同时，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人，也会逐步暴露，被大浪淘沙而淘汰掉。 这场大民主，特征之四是：要文斗。 正是免除了暴力镇压，又制止了武斗。走资派手中的暴力工具丧失了，企图营造武斗的各种手段也都一一被识破了，打掉了，文革才得以进入本真状态：文斗。 此后，当机关、单位进行“斗、批、改”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再不会有人唬弄溜凳那一套武斗把式了;被批斗的官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没有了架子，哼不出官腔，恭听下级和群众的发言。一句话，那时的气氛，不是过去的“三娘教子”，而是变成了“子教三娘”。(曾经是，一个非亲妈训教顽儿，教成状元;倒过来，广大群众批评领导，批出好干部。) 官们被批斗的结果，大部分同群众又在新的基础上结合了起来;小部分是靠边站。所谓“靠边站”，就是“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他们没有权了;但他们并没有被撤职，也没有扣薪金;他们仍然被称为某某长或某某书记，仍然照领薪金。他们回到家里可以摆弄他们自己的“逗、劈、改”(“逗”是在家里逗小孩，“劈”是在院子里劈木柴，“改”是下厨房炒菜改善生活)。 正是有了这一段本真的文革，就教育了群众，解放了干部，团结了两个95%。 这场大民主的上述几个特征，反映了它的一个本质：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社会的多数人，就是劳动群众;少数人，就是剥削者。当多数人得到并建立起自己民主的权力和制度之后，对少数人专政，是用不着太多的暴力的;而少数人掌控着民主，对多数人专政，就必定需要庞大的暴力机器和警察来维系。 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曾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庞大的暴力机器;而当代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标志就不那么显著了。列宁将之称为半国家，即部分消亡的国家。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代，警察被由工人兼职的工纠(工人纠察队)队员取代。工纠履行任务的时候，不用警棍、头盔、盾牌，没有手枪，不穿警服，只有一个袖章。 文化大革命后期，刑事犯极少。法庭冷清，门可罗雀。人民群众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生问题，只需居委会的大妈，支部的老书记，调解一下就解决了。社会上开展“互帮互学”活动。亲戚朋友，邻居熟人，同志同事，都做到团结互助。男子女子打打闹闹不逾距，生人熟人互相交往不避讳。军民一致，干群一致、党群一致。社会处于极佳状态。绝不是后来某些人说的什么浩劫状态，崩溃状态。不过，也可以这样说，是走资派的浩劫状态，是走资派的崩溃状态。 接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各省、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委会，党的九大、十大，四届人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文革后期庆祝胜利，总结胜利，巩固胜利，发展胜利，继续革命的一种明白昭示。 回顾上述第一次文革时期大胜之一至之六的实际史实，说明已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由此足以肯定地判断第一次文革是成功的(胜利的)。 毛泽东，一个历史人物，在有生之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第一次文革的功业做到这个份上，我们后辈，夫复何求!夫复何言!!夫复何思!!! 第一次文革胜利结束，不等于文革全程总任务的完成并结束。往后还会进行多次，并且，可能会出现曲折。 第一次文革胜利所留下的资源，固然有助于往后的革命继续取得胜利，但不能保证必定胜利，搞不好仍然会失败。毛主席逝世后，“花花”心术不正、“四人”水平不足，以及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惨败。 但是，第一次文革胜利后的惯性力量是如此强大，使走资派搞复辟不敢遵循党的正常程序，只好搞证变，从而埋下它自身合法性的隐患;使走资派“抓四”时说抓的理由是“四人”要复辟资本主义、要反对文化大革命;使走资派干叛徒勾当时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走资派把准备复辟的资本主义说成是特色社会主义;使走资派实行资本主义政策时说是社会主义自身完善;使走资派华丽变身当个新生资本家时说是民营企业家。一句话，当了妓女说自己是小姐。嘿嘿! 第一次文革胜利的余威就这样把中国以凳子起始的走资派逼成了这么一幅尴尬模样，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提供了最辛辣的调料，为革命宣传提供了最妙的反面教材，为国外评论家提供了最过瘾的资讯，为打假爱好者提供了最高档的赝品，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最好笑的史料，为讽刺文学提供了最生动的角色，最后是轮到在假面具制作厂家那里都感到自愧弗如。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灭绝性围剿，假党、瘟神、秦晓、胡德、茅厕，都一起动作起来干了三十多年，至今仍然是到处有“文革余孽”。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文革胜利遗下的果实之硕大、坚韧，实在难以消蚀。 艾跃进929讲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革失败的判据，可是，却细致地提出了文革失败的原因。艾列举了三个客观原因和三个主观原因，共六个原因：①反动的力量强大，②毛主席自然生命有限，③史无前例、无历史经验借鉴，④选错了四个培养对象，⑤没有建立制度。⑥文革力量不成熟。 其中的原因①反动力量强大、原因③史无前例、无历史经验借鉴，是不能用来作为某个社会运动遭致失败的“必定”原因的。固然，大胜小、强胜弱、以及缺经验借鉴而初战失利，在历史上相当普遍。它们失败了，这几点缘由可能就是原因。但是，小胜大、弱胜强、以及缺经验借鉴而首战获胜，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它们胜利了，这几点说事就可能反衬其胜利更加辉煌。回到文革本身上来，正是如此，把这两点端过来点缀一下文革，不就反而显得文革的胜利更加辉煌了吗。 原因②毛主席自然生命有限。艾把“毛主席自然生命有限”作为第一次文革失败的原因，是概念错失。第一次文革从发动到结束之时段，都在毛主席有生之年之内。换言之，毛主席在世时，第一次文革已结束。如果把这次文革定性为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毛主席在世时的胜利;如果把这次文革定性为失败，那么，这个失败，是毛主席在世时的失败。换言之，无论第一次文革是胜是败，都在毛主席在世之时，都可以在毛主席在世之时作出判定。事实是：毛主席在世之时，第一次文革是胜利地结束了。文革后期的党的十大或四届人大……都可以考虑将之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性事件。 原因④选错了四个培养对象。艾在叙述这个原因时，摆列出文革中的“四个”、“凳子”、“花花”等人。艾只用简单的一句话说选“四个”，选错了，没有说怎样错，为什么错。但是却详细地反复强调说选凳子，选对了，并加以解释怎样对，为什么对，说明当时客观情况如何如何，当时历史条件如何如何，等等。艾如此“贬四抬凳”，真令人觉得有点蹊跷。 原因⑤没有建立制度。艾在此罔顾事实。 原因⑥文革力量不成熟。艾在此处列举了许多文革不成熟的种种缺点错误。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用来作为某个社会运动遭受失败的“必定”原因。固然，某个失败的社会事件，有其导致失败的缺点错误。但是，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事件，也都有其缺点错误。换言之，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都是有缺点错误的。回到文革上来，文革在七分成绩之外，还有三分错误，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定文革是成功的。 作个类比：人们对莱特兄弟的飞机尽可提出百条千条缺陷和不足，说它粗糙、丑陋、笨重，说它不够流线型，说它没有用喷气式，说它没有用铝合金、钛合金、工程塑料，等等。但是，只需两个数字，飞行了59秒、260米，即可无愧评定莱特兄弟是人类的首飞成功。同理，人们对文革尽可提出千条万条缺点错误。但只需有了上述大胜之一至之六，即可认定第一次文革达到了预期目的、评定第一次文革获得了伟大成功。 本文不是对艾跃进929讲座作全面评论。艾跃进的这个讲座，篇幅很长，内容广泛深刻，总的说来，讲得很好，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以清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本文只不过是对其中的一个小部分提出不同意见而已。 不一会，一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走进了堂屋。 我起身上前迎了过去。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窦志明，现是生产大队干部。他说他很佩服华工学生，希望能有机会去我们学校看看。 寒暄了一阵，大妈叫开席了，大家入席。这虽谈不上是什么大餐，但有鱼、有肉、有豆腐，摆了满满一大桌，这比起我们学生食堂来说可真算得上是盛宴了。 看到我和志明很投缘，大妈很是高兴。于是指着我和志明说：“难得你两是同年同月生的，又很谈得来，你们就认了老庚吧，今后也好多走动走动”。我两都高兴的同意了。就这样，我有了一个老庚。 此后，我一有空闲就上老庚家闲聊。老庚不在时我就帮大妈做点什么。我每次去大妈总是高兴异常，每次都要为我下一大碗面条，而且总要在面条下埋两个荷包蛋。 大妈蒸的蛋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真是太好吃了，此前我还真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蒸鸡蛋。有一次我问大妈为什么她蒸的蛋特别好吃。她笑眯眯地说：“这很简单，只要在搅好的鸡蛋里滴几点石灰水再去蒸就行了”。 随着去的次数多了，我和老庚及他们一家人相互间的友谊就更深了，去到他们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与和谐。 我和老庚一家的接触仅有三个月。但老庚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我却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不仅是因为两个老人对我的热情和关怀，还因为老庚让我逃过了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一场劫难。 1970年10月我被分配到云南，我和老庚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一年后，我成了“云南省四个5.16分子之一”，为了不连累老庚，终止了和他一家人的联系。十几年后我再要和他们联系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人迁事过，再也无法联系上了。这成了我终生的一大憾事。 三、体验车轮战 65年下学期我曾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整党开始后不久，同学们选我当我们系的“整党积极分子代表”，这说明系工宣队和同学们对我是信任的。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系里准备召开整党动员大会，要我作重点发言。 我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认真作了准备，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结束发言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让我深为感动。 也许正是由于这不寻常的掌声刺激了工宣队副指挥长陶常仕的神经(他当时分管电机系)，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人”，并断定我与“北、决、扬”一定有关系。在他看来，群众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正是我蛊惑人心的结果。 就在我院的整党开始不久，“一打三反”开始了，我的命运由此彻底被改变。 就在我在系里的整党动员大会发言后的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钟，我突然被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说是工宣队有紧急事情找我。我立即起床，睡意朦胧中跟着来叫我的同学来到村子里的一个仓库办公室。 我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只见屋里已有十来个人，其中有我们班的工宣队员陈桂元师傅，有我们班(六班)、七班和八班的同学(发配电专业)，个个表情严肃。更让我吃惊的是，屋里还有刚贴上去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准备开口问，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说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叫你来，是要你交待你是怎样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 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了?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反问到。 接着响起了口号声:“张建华必须老实交待”!“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这一下我的睡意完全没有了，脑子飞速地转着。很快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被工宣队隔离审查了，而且来势凶猛，我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们不断地追问：“你是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可能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我不可能有那种思想和动机。”当他们再问时，我则以沉默相对，闭着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天亮了，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把人都叫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不知道他们商量了什么。过了一阵，回来了四个人，其他人则都回去睡觉去了。 吃早点的时候到了，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馒头和稀饭。 早饭后，四个人继续重复问我他们已问了一晚的问题，而且声音愈来愈大。但我不予理会。 四个人轮流着念毛主席的语录，从上午到下午。我静静地听着。 晚八点，工宣队的陈师傅带着四个同学进来，而追问了我一天的四个同学都出去了。显然，他们是要轮班来对付我，进来的人是来“接班”的。 “听说你一天都没有吭声，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是为你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你不要有抵触情绪。”陈师傅说。 “我不可能反对江青和林副主席，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我还是那句话。 “指挥部不会凭空要我们找你的，更不是我们哪个要和你过不去。你好好想想，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谁说了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的话。”陈师傅说。 接着又是念语录。我一直沉默着，一声不哼。 天亮了。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陈师傅对我的沉默忍不住了。他说：“提醒你吧，你和谁讲过《封神榜》的故事”? 他这一“提醒”，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努力地回忆着。 有关《封神榜》“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只在和江重初分析形势时因话说话讲过。当时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也曾意识到当天的分析如传出去的危险。莫非是江重初交待了我们那天的谈话? 就在上周的星期天，江重初的女友、我们五班同学王初凤曾约我一起去看望江重初。她说江重初从到咸宁后不久就被五系的工宣队给隔离了，平时不给见外人，只有礼拜天可以见。 五系的驻地离我们二系驻地不远，我早就想去看望他了。因此，当王初凤提出要去看江重初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当我看到江重初时，见他消瘦多了。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恍惚，眼神显得有些呆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变得有些嘶哑。 才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显然他受尽了折磨。为此，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许悲凉。王初凤手上在收拾江重初的床铺，两眼却满含热泪，说话也有些颤抖。可以想象，她的内心正经历着痛苦的煎熬。 因有其他人在旁监视，我没有问江重初被隔离审查的事，只聊了一些家常。临别时我们互道保重。在出门时，我说了一句：“我相信你是一棵大树”。 这是我心里要对他说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听懂我的意思的。 想到看见江重初时的情景，他已交待了我们的那次谈话的内容是可能的。我反复思考着他如果交待了此次谈话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一个上午过去了。虽然“审查组”不断念语录和呼口号干扰了我的思考，但我还是想清楚了，我决定“交待”我们的那次谈话。 我当时坚信：江青的“要文攻武卫”及林彪的“大树特树”确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男人，说了就说了，要敢于承担。再则，江重初即使交待了我们的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必竟是我们私下里说的，是因话说话提到了江青和林彪，我们并没有“攻击”的主观故意，这是客观事实。难道他们还能因此把我们打成“北、决、扬”不成? “审查组”的人听说我要“交待”，很快就取来了纸和笔。 午饭后，我开始交待我们那次形势分析时的谈话内容(详见第二十章“3、我被批是马丁.路德金”)。 “交待”中，我承认那次在谈到“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时，我说过“江青提出‘要文攻武卫’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承认了我对江青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确实有些反感。承认我给江重初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并引申开去，说了“从历史上看，女人往往是最坏事的”这个话。承认在谈到批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时，我说了“搞个人迷信其实是林彪搞起来的”，并说了“林彪可能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话。同时，我还承认在“九大”后我曾对江重初说过“将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党章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的话。” 在这个“交待”中，我特别强调了上述有关林彪和江青的谈话是在分析局势时说的，是出于对时局的担忧，决不存在我们要攻击谁。因为既然是分析形势，当然要分析各种可能性，当然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一些现象的因果关系。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的“交待”后都兴奋异常。陈师傅来“接班”时看了我的“交待”后，拿着“材料”就往门外跑。显然，他这是要连夜去工宣队指挥部报告去了。 我原想他们拿到我的“交待”后会让我休息了，但事实不然。当第三批人接了班以后，非但没有让我休息，而且气势还加码了，他们又是念语录，又是呼口号，说是一定要压压我的“嚣张气焰”。 他们要我交待我住西七舍时和哪些人常在一起，搞了些什么活动?还不时念一些材料“提醒”我。说某年某月我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讲话，参加的人有哪些。他们说的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我年青的时候记忆力是很强的。凡我参加的会，说过的话一般不会很快忘记。何况他们说的事情相隔的时间并不长。当他们说到我某年某月某日在东一楼某阶梯教室作了一个什么“报告”时，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这是在搞诈供、诱供。他们是要把我和“红反团”联系起来，从而证明我与“决派”的关系。 东一楼阶梯教室我只在一年级上“大课”时进去过，文革中我从未去过东一楼。由此我可以肯定他们要我交待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念的那些所谓“材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我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权，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性格。我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有错误我决不会推卸，天大的事我也敢于承担。而我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有功我不会去抢，有过我也不会去揽。我决不会为了解脱自己而诬陷他人。 面对眼前气势汹汹的“审查”组，我打定主意：继续以沉默来对付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吼什么，我就两个字：“不理”。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天一整天我没有再说什么。晚饭后陈师傅回来了，“审查”组又换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没有再问我有关和“决派”的关系问题，而是要我交待“湖南调查”、“反复旧”和参与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的问题。 我说：“这些问题在学校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时我都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说完，不管他们吼什么，我都保持沉默，而且闭上了眼睛。 我已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我实在是困极了。开始我还依稀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很快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全身发软，脑子昏蒙。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躺在棉花堆中，软软的，很舒服。一会又觉得自己轻轻地漂浮在白云上，周围静悄悄的。 我靠在桌子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把我拉了起来，两个人架着我让我站起来，有人在呼口号……。 在我被隔离的第四天傍晚我醒来了。睁眼一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同室的一个同学见我醒了，走过来说：“你已整整睡了一天了”。 我惊奇地问到：“他们怎么会让我回来睡?” “今天上午生产大队的窦大队长来了，他说是你的老庚，要找你。工宣队没有告诉他你被隔离审查的事，说你去指挥部去了。可能就是因为窦队长来了，你才被他们放了回来”。同室的同学回答说。 啊，原来是老庚来找我了。老庚确实是我的贵人。要不是他来，还不知道“审查组”的车轮战要到哪天呢!他们的“车轮战”可真厉害，三天的功夫就几乎让我散架了。 真要谢天谢地。还好，“审查组”也不敢轻易得罪“贫下中农”。 工宣队指挥部并没有停止对我的“审查”。两天后的晚上，我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离我们原驻村子不远，不到一里地，同属一个生产大队。 我被安排在一“五保户”家。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 “审查组”再没有使用他们的“车轮战术”。只是他们把我关在老婆婆家不让我出门，一日三餐也让人送来。 老婆婆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工宣队“审查”。但她对我很好。每天无事就陪我聊天。 一天，老婆婆突然问我：“你和窦队长是老庚?” 我说：“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是听人说的。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孩子，你别怕。你是贫农家的孩子，大家会保护你的。” 前面说了，工宣队进院以后我学会了抽烟。这时我被关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离了，心情十分郁闷，烟瘾也就更大了。但我不能出门，买不了烟。老太太看到我烟瘾来了难过的样子就主动给我去买烟，还顺带拿来了火柴。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桌上有火柴，收走了。但很快就又有一盒摆在了我的桌子上。 当时，农村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批判大会。 一天，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吵，乱哄哄的。我问婆婆外面吵什么?她说“原定今晚大队要开批判会，斗地主。你们工宣队的说要把你拉上去陪斗，队干部们不同意，说你是贫农的孩子，决不能和地主站在一起被批斗。因此，双方就吵走来了”。 结果，大队里的批判会没有开成，地主也不斗了。我“陪斗”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发生。 我心中十分明白，这一切都是老庚从中保护我的结果。 我的体力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审查组”要我上山砍柴。这个我很乐意。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上山放牛、割草、砍柴，像玩儿似的。更何况山上空气好，还有“审查组”的人陪着我。心想：如果砍柴是对我的惩罚，那他们不一样也要砍柴，不是一样在惩罚他们自己吗?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审查组”的人突然要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又要我“搬家”了。 我扛着行李上了车。当我回头看到房东老婆婆正向我摇手时我一时语塞了，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婆婆啊，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尽管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汽车路过老庚家时，我没有见到老庚和他的父母。我凝望着老庚家的房子，默默地祝福老庚一家平安幸福。心里想：“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四、咸宁“温泉学习班” 汽车在温泉疗养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步行约二十分钟到达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不大，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和来咸宁时住过的村子是依山而建不同，这个村子周围看不到山，村子就建在田坝中间。 我被安排住进了一农户家的一间耳房。房子不大，大概就五、六个平方吧。但里面收拾得还干净，而且有一个窗子。从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些民房，也可以看到大片已收割了的农田。 在接下来的这六个月中，我是在孤独、郁闷中度过的。 在这半年的时间内，除“专案组”的5个人外，我没有和其他任何人有过交流，就连我现住的这个村叫什么村?房东姓什么?家有几口人?男女主人公都是谁?我一概都不知道。这也许是因为“专案组”的人事前对这家人有所交待，要求他们不要与我接触，也或许这本来就是一套公房，原来就没有人住，是套空房子。 刚来到这里时，“审查组”(应该说是‘张建华专案组’)的人告诉我是来参加“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但这个“学习班”似乎和通常的“学习班”完全不同。既没有人向我宣布这个学习班的具体任务和主题，连学习班的名称也没有。如贯彻“5.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5.27指示’学习班》，贯彻“9.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我负责举办的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就叫《解放朱九思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的“学习”方式也和往常的学习班不一样。通常参加学习班的人都一起学习文件或毛主席著作，一起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批判。而这个“学习班”采取的则是一个“审查对象”一个小组，据说像我这种作为“审查对象”的一共是10个人，也就是共有10个小组。每个组除“对象”外有3-6名专案人员。 10个组又分成三个“点”，一个点设在马桥，一个点在白墩，一个点在温泉，但统称都叫“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我不知道我这个组属于哪个点，我想属“白墩”这个点的可能性大。因为马桥我曾去过，那是公社所在地，工宣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住的地方显然不是马桥。而温泉就更不可能是了，因为温泉是部队疗养院所在地，都是现代建筑，那里环境恬静而优美。 我们这些“对象”间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连面都见不到。显然，这个“学习班”其实就是工宣队指挥部搞的“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 我不知道这个“学习班”具体是由谁负责主持的，也不知道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对象”到底有哪些人? 来到“学习班”后，每天上午都是由陈桂元师傅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相关文件，下午就是要我作检查或写“交待”。 他们要我检查和交待的与在建新大队时的一样，即“攻击中央首长”问题、“湖南调查”问题、“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问题、“反复旧”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其实我已检查交待多次了，但是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我反复检查和交待，试图从我先后的检查和交待中找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旦找到了不同点，如时间、地点或相关人不一致，他们就会批我不老实，就会“深挖”，追究个没完。 我作检查后的批判会常会变成辩论会。当他们无限“上纲”时我会据理力争。如他们说我“攻击中央首长”，我说不能认为是攻击，因为攻击是有行动的，我没有任何攻击行动;他们说我湖南调查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会说搞调查是毛主席提倡和要求的，不能因为我们去了花明楼炭子冲就是为刘少奇翻案，如按此逻辑，我们也去了韶山，难道是反毛主席?他们说我们的“两个伟大”(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是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是“大毒草”，我就会争辩说：“这篇文章出来后，指挥长们都看了，当时个个都说好，难道指挥长们也同意‘反复旧’”?我还搬出刘昆山指挥长在“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上的讲话来反驳他们。 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郁闷极了。文革中我自问心中无愧，我想不通工宣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相信自己在文革中没有私心，而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都认真、独立地思考过。我没有介入“派性斗争”，在院内，我既不是“聂派”，也不属“郭派”。在社会上，“武汉7.20事件”后，我没有介入“钢新”之争。我立场坚定地反对抢枪和武斗，并因此被斥之为“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在整个文革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包括那些文革初曾伤害过我的人。文革初我曾参加过很多辩论会，但我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对老师和同学的“批斗”会。我坚信自己在文革中是没有犯大的错误的，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 好在到了温泉学习班后，工宣队还是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审查组的人既没有对我再搞什么“车轮战”，也没有因我和他们辩论而有粗暴的行为，连“罚站”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是我应该感谢工宣队指挥部的。事后我常想：如果他们当时真动粗了，我会怎么样?根据我刚烈的性格，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到学习班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华中工学院现代京剧演出团”来部队温泉疗养院大礼堂作慰问演出，工宣队指挥部通知我们去观看。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和我一样作为“对象”接受审查的总共10个人。 和我一样，所有来看演出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陪同”。我们这些“对象”是先后入场的，被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内入座。因此，我们这些“对象”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接触和交流。 这10个人显然是我院工宣队指挥部审查中的重点对象。据后来曾参加审查我的一个同学说，这十个人中包括原院党政领导人朱九思(院党委书记)、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邱静山(副院长)、宋 驹(院党委成员)及院革委会成员聂年生、我和原“红司(新华工)”的宣传部副部长柳书伦等。 如果群众组织中的代表人物在“7.20事件”后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受到审查是可以理解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像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这些老革命为什么工宣队指挥部也要对他们进行再“审查”? 我曾主持过“解放朱九思学习班”，我对朱书记的历史和文革中的情况是了解的。我不知道在院革委会同意解放朱九思同志并报告给了工宣队指挥部以后，工宣队为什么还要对朱书记进行再审查? 原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是经中央审核后结合进院革委会的。他虽与“革干联”曾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会有什么问题呢?指挥部为什么也要对他进行审查?…… 70年6月初，中央决定分配在校的69、70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院审查组的学生代表们除留校的外，都回本班参加分配了。指挥部适时补充了审查小组的人员。审查我的小组仍保持为四人，他们分别是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我同班同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的廖老师和史老师。 廖老师，眼睛深度近视。虽只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稀疏，甚至有些秃顶了。他性情温和，未见过他大声与人争论过，即使对像我这样的“审查对象”也是和言细语，绝没有恶言训斥。给人的印象是友善、慈祥的。 史老师是个30多岁的青年教师。他身材高大、健壮，活力四射。也许因为廖老师和陈桂元师傅都是慢性子的原因吧，史老师对我的态度也很友善，在相处的三个多月中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69年8月初，工宣队指挥部终于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分配工作了。我自然十分高兴。但在填毕业分配表时我和专案组又发生了矛盾。 在填“自我鉴定”一栏时，专案组要我承认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不同意。为此，双方僵持了半个多月。期间，工宣队陈师傅曾威胁说：“你不承认也可以，那你就甭想分配工作了。” 看到同学们都离开咸宁走上了工作岗位，而自己却仍在咸宁的“院学习班”接受“审查”。夜深了，“你不签字就别想离开马桥!”的呵斥声仍不绝于耳。为表心志，我即作了一首小诗以自勉。 松 梅 本 色 1970年8月于湖北咸宁马桥 雷 霹 青 松 松 更 翠， 雪 压 冬 梅 梅 更 红。 松 梅 本 色 皆 如 此， 堪 笑 檐 下 可 怜 虫。 直到9月底，还是廖老师出面找我谈话。他说：“个人鉴定和组织鉴定是不同的，关键是组织鉴定。个人鉴定你上纲高一些，表示你对问题有认识，对你有好处。组织结论会很慎重的，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也许组织结论好的让你不敢相信。对你的分配，指挥部还是按原方案进行嘛，你还是被分配到‘绝密’单位嘛。组织结论到时是会和你见面的，你看了后就知道了。” 我相信了廖老师的讲话。因为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嘛。于是，我在个人鉴定栏中承认“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 9月27日，我终于离开了咸宁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 送我上火车的是廖老师和史老师。临别时，廖老师一再叮嘱我说：“你很聪明，也很正直，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今后你在社会上可能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你的主要问题是要力戒骄傲，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切记!”另外，廖老师还特别关照说：“昆明是高原地区，你去后可能有高原反应，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 当时正值盛夏，气温高达380C，车厢内更是闷热难耐。为了让我感觉舒服一点，廖老师特地在车站为我买了一把大扑扇。这令我十分感动。 在咸宁的日子是难忘的。难忘建新大队的乡亲们，难忘老庚的一家人，难忘在这里经历的“车轮战”及没完没了的审查。 由于这半年的孤独和郁闷生活，我原本健康的身体却感染上了肺结核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后来的几年中饱受病痛的折磨。 参加工作后，在和同学们谈起我在咸宁的境遇时，同学们都说我是幸运的。说工(军)宣队把我弄到温泉院学习班，实际上是保护了我，如果我当时还留在系里，那还不知道要受到多大的罪呢。 原来院工(军)宣队在“一打三反”期间，完全采用了“四清”和文革初工作组的那一套。他们利用党、团组织，以“斗私批修的”名义，大搞“无情斗争”，“人人过关”，以致不少无辜群众被迫选择了自杀。在那半年内，我院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文革武斗时期(68年6、7月)死亡的人数。 其中五系(船舶工程系)和基础课部整得最凶。所谓的“车轮战术”就是五系的工(军)宣队发明的。文革期间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江重初和他们班的刘海宾(五系革委会成员，我也熟悉)就曾被整得死去活来。 我们二系(电机工程系)搞得还算平和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被逼想自杀。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因文革前和文革初说了一些“怪话”，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一个深夜，他独自离开了驻地，来到一片树林中选择了自杀。要不是上吊的绳子两次都断了，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打三反”是武汉文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同学们对“一打三反”期间一些事例的讲述中，我确实认为我去了温泉院学习班还真的是幸运的。 “一打三反”的原意是打击现行么革命分子，反右倾、反右倾分裂、反右倾投降。而湖北武汉的曾思玉们却借花移木，把“一打三反”变成了收拾“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打击造反派的运动，真是可悲、可耻! 这场主要由军人上层领导实施的“一打三反”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和原体制的走资派一起，利用党、团组织在城市和农村掀起了又一场“镇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城市，首当其冲的是群众组织的头头。造反派的各级负责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审查、被批斗。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这一代人从切身体验中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就完全走样了”。为什么历次运动都会造成“扩大化”?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就是作为执行者的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差。他们要么是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政策，要么就是为自己的私利(邀功、报复、泄私愤等)胡作非为。这种情况越到下面越糟糕。文革中办学习班是常有的事，一般来说，中央办的学习班掌握政策比省级办的学习班要好，省级的又比地市级的好，到了县处级和以下，很多政策就完全变样了。 “一打三反”在其它地方叫“清理阶级队伍”。从网上看到的有关资料上看，文革中“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武斗时的伤亡人数，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