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的两株大毒草（上） ...

史虚无主义的两株　历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与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目录：

　　引言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

　　5.关于托派问题

　　6.关于汉奸问题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

　　7.关于叛徒问题

　　8.关于反革命问题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

　　结束语

　　引言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如果不看内容，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一篇纪念中共建党95周年的文章，但是了解陈独秀其人并且熟悉《炎黄春秋》这家杂志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太了解这家杂志的政治倾向了。粗粗读了这篇文章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必须痛加揭露和批判，以肃清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中共党建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开头写了一段开场白，谓其2001年去嘉兴“会友”，“顺便”参观了“中共建党游船”，回程“途经上海”，——当然更是“顺便”，又看了一大纪念馆，见到一组突出了毛泽东的蜡制群像，使他十多年来都“抹不掉心中的困惑”。他不能理解，怎么可以让毛泽东这样一个“记录员”在那里“如鹤立鸡群，居中挺立，侃侃而谈”呢?于是他批评道：这 “不具备历史价值”。

　　其实，“一大”纪念馆的蜡制群像原本就是一组艺术品，如果说到“真实”，它所追求的真实也只能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说，艺术应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以这组蜡像来说，15个人参加了“一大”(其中13人为来自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2人为来自共产国际的国外同志)，当时两中共个重要人物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你不能把他们硬放进去，硬放进去就不符合源于生活的原则，也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是，这15个人在艺术上如何处理又必须根据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原则进行艺术创造。过去讲“三突出”，现在不讲了，但是艺术创作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总要有方向，有重点，而对于重点则必须有所突出才能够引导人们前进向上。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里究竟应该突出谁呢?突出张国焘行吗?不行，此人后来成了一个大叛徒、大特务。突出李达行吗?也不行，因为他曾一度脱党，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入党。突出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行吗?他们在不同时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烈士，突出这些为革命献身的先烈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把他们放在最中心的地位似乎也并不那么适合。至于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他们有的因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党开除，有的脱党投入到敌人的营垒，他们或成为托派，成为叛徒，还有的成了汉奸，成了民族罪人，当然就更谈不上突出他们了。最后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了，他们不改初心，舍生忘死、鞠躬尽瘁，奋斗终身，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但就对领导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说，毛泽东的贡献无疑又要更大得多，试问陈研究员，不突出毛泽东又该突出谁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文的结尾部分还特别说到，“本文定稿后，从‘一大’纪念馆有关人士获悉,馆方已决定撤出那一组群体蜡像,重新布展。我衷心期待,一组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出现在中共建党之地。”此话无疑是想证明，馆方已经接受了他15年前提出的意见，撤除了那组他认为“不具有历史价值”的蜡制群像，这是他斗争的一大胜利。但是，请陈研究员不要高兴得太早，一大纪念馆的重新布置与他的意见显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接受陈的意见，那也不会拖到15年后才“改正”;而我们最近从网上看到，新布置的艺术品是一组浮雕群像，毛泽东仍然非常突出地被安排在中心的地位，这与过去的蜡像相比，其实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的选择。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舍此别无他途。陈研究员所想象的“胜利”并没有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他苦思冥想的“胜利”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陈研究员的观点到他的行文论述看、甚至从其所犯的事实和文字技术性错误看，可以断定，他的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见之于唐著《全传》一书封套，相信是得到作者赞同才作此广告宣传的)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因此，我们批判陈研究员的文章，就不能不联系唐研究员的《全传》一书一道来进行。

　　两位作者，一陈一唐，都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照理说，他们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才是，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却是充满了毒素的地地道道的害人的大毒草。两件作品，一论一著，都是研究中共早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晚年更有明显变节行为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本应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地进行介绍，以便人们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但是陈唐的论著却不顾事实，制造谎言，一吹一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抹黑正确的历史，在理论界和社会上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应该说，这两株大毒草都是在同样的土壤和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举进攻、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们是毒化社会生活、毒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剧毒，其危害之大，决不可以轻估;我们理应痛加揭露，让其现出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给予无情的批判和挞伐，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一篇

　　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

　　奚兆永

　　一、陈文说毛只是“记录员”，否定其党员代表身份

　　陈文说，毛泽东只是“一大”的一个“记录员”，在“一大”纪念馆的雕塑的群像里不应该突出毛泽东，这里我们要问：究竟有没有毛泽东在“一大”担任“纪录员”这回事?因为陈研究员虽然这样说了，但是却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我们读了许多有关著作，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书，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一大”担任所谓“记录员”的记载。读者当然有权向作者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23年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被选进五个人的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曾被选为“委员长”，而毛泽东则被选为秘书。对此，又有人说是“书记员”，其实“秘书”和“书记”在西方语言里都叫cecretary，俄文也一样，只是文字拼写不同，二者意义并无二致，加一个“员”字看来也是为了达到贬低毛泽东的目的。应该说，这个秘书是一个很正式的职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如处理内外文件，中央开会做记录，保管文件等。但是，要说“一大”，实在并无“记录员”一职之设。而从毛泽东对“一大”回忆不多的情况来看，那时他显然也并没有做什么纪录;倒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里，对“一大”情况记录得相当周详，很可能他倒是认真做了记录的。这也不奇怪，因为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三人曾被选进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当时由于陈独秀在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手下担任教育厅厅长，人在广州，未参加“一大”会议，人不在上海，书记一职是由李汉俊代理的。应该说，由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涛作纪录是很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在“一大”曾被人推举临时作过纪录，陈研究员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在陈研究员看来，人是应该分高低贵贱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出的“一大”代表也应该是分等级的，毛泽东既然只是一个“记录员”，当然就应该坐在会场一隅埋头做他的纪录，怎么可以站到会场的中心位置去发表议论呢?其实，只要一个人讲话，而当旁人注意听时他就很自然地处于中心位置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陈研究员显然是把今天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记录员和当年“一大”代表被与会者临时推出来做纪录的情况混为一谈了。毛泽东是参加“一大”的正式代表，他当然有发言权。不可能想象，他一旦被推为纪录就失去了发言权。实际上，“一大”开会的时间长达十多天，而代表只有十三人，加上共产国际的两个外国人也只有十五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与会者当然都有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唯独毛泽东就不能站起来发言呢?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代表临时推毛泽东出来做记录，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能写得一手好字，并且曾经发表过不少好文章，应该说是对他的一种尊重，为什么陈研究员偏偏就因此把毛泽东看成低人一等而认为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议论了呢?

　　陈文为了诋毁毛泽东还别有用心地说，“1921年7月出席‘一大’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遵循陈独秀关于先建团后建党的指示，当时湖南尚未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言外之意，他是要说，毛泽东当时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头，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当时的湖南还根本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党的组织呢。我们要问，这是事实吗?显然，这不是事实，这完全是陈研究员制造的谎言!

　　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大志向，他在1918年和1919年曾经两次北上，一次是为了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人筹款，一次是为了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第二次北上，他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和后来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见了面，后到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几次长谈，陈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决定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的社会地位较高，在社会上较有名望，共产国际希望由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并且由他来领导党的创建工作。根据萧子升的回忆，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准备在一年之内在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引用了这段话，并且说，“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毛泽东传》接着又引用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一段话：“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联系，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但引文却未注明具体版本和页数。我虽然并不怀疑这段引文，但是为郑重起见还是去查对了《我的回忆》一书。结果发现，与引文的文字颇有出入。我所查的文字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确实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仅次于施存统、俞秀松等在杭州创办的《浙江新潮》。……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通信鼓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近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4页)当然，两者就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确实有很大不同，这究竟是版本不同所致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像《毛泽东传》这样的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非常严肃的而政治性又极强的读物，引文不注明出版社和页码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是因为原来的文字存在问题而加以改动也不妥当，更何况这里还是加了引号的直接引用，这就更加显得不严谨了。应该说，张国焘在文字上也确有故意贬低毛泽东的地方，如他明明比毛泽东要小几岁，但是却故意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称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还说什么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是‘小团体’，而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则是“小型刊物”，还把它说成是‘仅次于’《浙江新潮》的刊物等都有这种倾向。而实际上，这两个期刊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当《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创办时，早在1919年7月就已创刊的《湘江评论》已在8月份就被迫停刊了，既然并不同时存在，又何言“仅次于”?即使将两者进行比较，《湘江评论》办得比《浙江新潮》要早几个月，出版的期数也更多，而所登的毛泽东写的那些雄文，特别是连续三期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反响巨大，影响深远，更是《浙江新潮》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浙江新潮》上也有佳作，特别是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当时在全国曾引起轰动，并导致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去职浙江一师校长的风潮，广为世人所知，应该说办得也是很不错的。不过，张国焘如此刻意厚《浙》而薄《湘》、褒俞(《浙江评论》主编)而贬毛(《湘江评论》主编)，其不良居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从萧子升和张国焘的回忆里，我们看到，陈研究员说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身份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似乎连党员都还不是，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建立等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早在1920年11月就已经建立起来，是一个建立得较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写的给蔡和森的回信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信里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仲甫所为)。”这里说的“吾党”和“党一层”当然是指共产党。如果毛泽东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显然是不会这样说的。而且从他掌握的这些情况看，毛泽东显然也和陈独秀一道投入了建党的工作。怎么能说到“一大”时毛还没有入党呢?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毛泽东还不是党员，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代表去参加“一大”呢?这明显不合事实与逻辑嘛。

　　至于陈研究员说的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指示”，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还仅仅在建立过程之中，哪里会有什么陈独秀的“指示”?关于青年团的性质，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就是“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按照逻辑，当然是先建党、后建团，而绝不应该有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原则”。从事实上来说也是这样，各个地方都是先有党(共产主义小组)而后才有团的;有的地方党和团建立的时间很接近，团也都是在党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就全国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却是第二年即1922年5月召开的。孰先孰后不是很清楚吗?哪里是陈文说的“根据陈独秀所确定的”所谓“先建团，后建党”的“原则”?

　　当然，毛泽东确实也做过湖南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但是，陈文把时间搞错了，那不是在1921年，而是在1922年。此事有192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复亮的一封信为证：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三、四、五号通告均收，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郅(即李立三——引者)。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年龄虽然过二十八岁，然需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请中央局同意，乞示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陈文还说，“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活动中，始终是在陈独秀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对全国建党的其他建树。”其实，那时的陈独秀的思想还刚刚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变过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显然还准备不足，还不可能有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说毛泽东始终在陈独秀都在陈独秀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建党工作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然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创造精神的人。他早在1918年就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团结了一批立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青年;后来，他又支持一些青年出国勤工俭学，让他们拓展自己的视野，获取更多的对于世界的了解，同时又脚踏实地，十分注意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研究;他还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且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之后又组织成立了自修大学和文化书社，一方面宣传马列、培养人才，同时向社会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上面这些事，当然不可能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知道，湖南在全国不是一个大省，长沙在全国也不是一个大都市，但是长沙那么早就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到欧洲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中参加共产党的一些成员不少也是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应该说，这和毛泽东的上述活动都是分不开的;而陈独秀之所以看中毛泽东并且愿意与他建立通信关系显然也与他的上述活动有关。不管怎么说，长沙小组不仅建立得早，而且其活动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大”时全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中，长沙小组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当时小组的党员人数已达十人之多，是仅次于北京小组(15人)的第二大小组，它的党员人数多于上海小组(9人)、武汉小组(8人)、济南小组(8人)、广州小组(7人)和东京小组(2人)。这本身就是对于推动全国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至于后来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显然，我们不能把党的建设只是理解为建党初期的事，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后一系列挫折之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其实都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陈研究员不顾事实，制造谎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由无数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被人们所公认。虽然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毛泽东被打击、排挤，但是当他在1929年10月下旬因病从上杭转到苏家坡养病时，国民党因不知其去向，一些报纸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这个消息后来也被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没有核实就信以为真，——当时的条件实际上也无法核实，就在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讣闻，宣布，毛已经去世并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和重要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讣闻说：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一直转战于湘赣边界和闽西地区，他没有去过共产国际，也没有去过莫斯科，但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一直关注着这位从未谋面的革命家的活动，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事迹在共产国际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以后，他又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最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带领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西转移到了陕北，为后来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经过长期观察，他们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袖地位。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选定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由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的英明果断和在遵义会议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内外所公认的，又岂是陈研究员伪造几个毫无根据的所谓“事实”就能诋毁得了的?!

　　二、唐著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

　　本来，《全传》的传主是陈独秀，关于毛泽东是无需大费周章，占用太多篇幅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在书里说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话，当然不是什么好话，而是一些中伤的话，一些不实之词：比如在《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节里写道，“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毛泽东当时给朋友的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要实行共产的生活。’”(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269页)其实，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没有定型，他也从未说他此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实在并没有什么进行揭露的价值和加以指责的理由。问题还在于，胡适文章的要害是“少谈些主义”，至于“问题”，谁也没有说不要研究。李大钊强调主义的重要，强调“根本解决”之道，但也并不否认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自己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研究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唐研究员把“主义”与“问题”这两者割裂开来并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毛泽东创办“问题研究会”和办自修大学，是站错了队，这种看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殊不知，毛泽东并不反对“谈主义”，而且一直在为追求科学的理想的主义而努力，他强调要“政治挂帅”，要“改造世界观”，何曾否定过主义的重要?但是，他一生都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把重视理论指导和研究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并且一再提倡重视调查研究，认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恰恰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一个光辉典范。

　　《全传》还说，“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引导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同上，第269页)唐著通过这些话实际上是向读者宣传陈独秀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而毛泽东是因为受到陈独秀的指点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陈独秀在1919年到1920年夏这一段时期自己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怎么能够成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呢?李大钊在1919年8月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里就谈到了陈独秀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很少议论的情况，他说，“《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指陈独秀——引者)和先生(指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见《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在这里，李大钊当然不是自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是为了表明陈独秀的被捕和胡适被诬为“过激党”都是他的这篇文章惹出来的，实际上是在道义上帮他们承担责任。这是他在实践自己给章士钊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里所说的处世为人之道，因为这副对联也正是他用以律己的座右铭。不过他的这段话也确实告诉人们，那时的陈独秀自己也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唐著也承认，陈独秀只是在1920年8月维经斯基与之长谈后他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又怎么能够说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呢?不错，毛泽东在七大时曾这样说到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不过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讲了此话之后，并没有画上句号，而只是打了一个逗号，紧接着还说，“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实际上，“总司令”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略带风趣的说法，而后面的话则表明，这里说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李大钊也是“起了大作用的”。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讲话肯定陈独秀也只是肯定他在建党初期的功劳，但是对他后来所犯的错误并没有给予原谅，相反，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把陈独秀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比时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他还说，“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同上)“孟什维克”何也?右派是也。《全传》引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应该完整地引，而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断句取义。至于陈独秀后来在南京出狱时的表现和他在江津不止一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再通过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送给他巨额津贴等事，由于其时还是战争环境，国民党的一些档案资料还未公开，更是毛泽东讲话时所无法完全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本文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是先点到一下。

　　唐在《全传)里还大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他印象最深的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这样说显然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但却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还在北京时，他就有可能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中译本。我们知道，那时湖南籍的罗章龙正在北京大学学德语，那时他已把《宣言》的德文版译成了中文，只是此书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用蜡纸放在钢板上刻写后通过油印而成的所谓油印本，只在小范围里流传。毛泽东与罗章龙是同乡，而且又都是新民学会成员，并且又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能想象，《宣言》会不在他们之间交流。

　　至于上海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之事，其实与陈独秀并无关系。最早想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是戴季陶。我们知道，上世纪初戴季陶曾留学日本。1906年，《共产党宣言》被译成日文，并且将其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全文发表。这在当时的日本当然是一件大事，这时的戴季陶还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当然也很感兴趣，他将此《宣言》日译本一直保存着，并在回国时带了回来。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和欢迎，1919年，戴季陶先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译载了他根据日本人高  素之翻译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解说》日文本转译的一部分译文(未译完，后来经胡汉民补译才交付出版社出书)。到1920年初，戴季陶又想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并且准备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正当他真的要翻译《宣言》之时，才发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还知道得太少，外文方面也有欠缺，翻译此书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国民党元老、此时正在上海办《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知道此事后就开始物色适合翻译此书的人选。他想到了陈望道。陈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浙江一师国文教师，因施存统在《浙江评论》上发表《非孝》一文受牵连而被迫离校;他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通晓日语和英语，还了解马克思主义，实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于是邵力子就写信给陈，告知戴季陶的《星期评论》想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且为他提供戴季陶的日译本，还通过李大钊借了北大图书馆的英译本。可见，翻译《宣言》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邵力子做的，怎么能说是陈独秀做的呢?此事很快就得到陈的应允，他于1920年初春回到义乌农村的老家，在乡下的柴房里夜以继日地开始了翻译工作，并在5月初完成初稿回上海复命。但是，由于倾向进步的《星期评论》当时受到反动势力要“邮检”的压力而被迫停刊，连载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陈望道又把译好的初稿通过俞秀松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又和李汉俊对初稿进行了校订，认为可以作单行本出版发行。应该说，能够出单行本实际上比在刊物上连载更便于《宣言》的传播，但却又遇到了经费问题。恰在这时第三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上海，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谈到此事，维经斯基答应给以资助，这样，经费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接着在上海成立了又新印刷所进行印刷，而《宣言》则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实际上，第一版出的1000册并没有卖，而是直接送给了需要的人。应该说，邵力子才是《宣言》翻译工作的真正的组织者;而陈独秀只是在最后出版阶段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应该肯定，但是说他是整个翻译出版工作的组织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在《全传》里还对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自己在1920年夏读过《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加质疑。他振振有词地说，“毛泽东在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绝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见《全传》，第270页)

　　在我看来，唐研究员的这一质疑，无论是从事实来说，还是从逻辑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就事实来说，前面已经说过，陈望道的《宣言》全译本并不是“陈独秀组织翻译的”，陈只做了后期出版方面的一些工作，至于“组织翻译”，那是邵力子做的事，根本与他无涉。此书早在1920年5月就已经译好，但是到8月才出版，相隔3个月，而且还是自己办的临时印刷所印的，毛泽东从5月初就抵沪，到6月底才离沪返湘，在上海有两个月时间，而且他和陈独秀有密切来往，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关《宣言》一书的翻译和出版消息。毛泽东作为一个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的探求者，他也不可能不想“先睹为快”，他必然会想方设法去找《宣言》等书的手稿、清样或手抄本之类来阅读。就算不能“先睹为快”，由于《宣言》等书在上海出版，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丛书”之间的渠道也已打通，尽早读到《宣言》等书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当然，毛泽东的话是回忆，难免会有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由于事关自己的思想转变这样的大事，出错的可能性却只能是很低的;倒是唐著说《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两本书是第二年即1821年才出版的，反而更不符合事实。据了解，由李季翻译的T.克卡朴编著的《社会主义史》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的，其上册有蔡元培写的序言，在1920年7月就已经出版，其下册也是在在当年(1920年)就出版了，何来“第二年(即1921年)出版”之说?而由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当时译为柯祖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则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8辑出版的，时间是1921年1月。这时正好是冬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法把1921年1月说成是1920年冬天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唐研究员何如此斤斤计较耳?

　　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认为自己在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建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认为自1920年夏天以后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已经发生转变，是否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恐怕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对此说三道四显然并是不适当的。唐研究员说什么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当然，发展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有数量的变化，而且还有性质的变化，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变，人的思想的转变乃是一个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不同思想在一定时期虽然可以互相并存，但总是处于不断地消长变化之中，并且会由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不可能总是半斤八两地在那里并存，更不可能永远这样并存下去。因为不同的思想是对立的，是互相斗争的，不可能总是处于势均力敌地处于平衡的状态，总有一方要占上风，居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些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都曾有所论述，像唐研究员这样年龄的人，后来又曾在人大党史专业学习过，并且还在高校担任过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都学习和宣传过，怎么都丢得一干二净了呢?如果用唐著的观点看问题，一定要以“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才叫转变，那显然是一种绝对化的看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按照这种看法，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所谓“大杂烩”，但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年王明曾经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形而上学。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总还可能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只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应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唐著提出“完全代替旧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对毛泽东的诋毁又是什么?应该说，《全传》的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到上海与他谈话并介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后转变了思想，并且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以后就接受了列宁主义，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这不正是他所反对的是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吗?这不是也丢掉了一个转化的“过程”了吗?唐研究员的这种“双重标准”难道不感到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三、驳唐著说陈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

　　唐研究员为了贬低毛泽东、抬高陈独秀，除了使用上面那些明显的花样外，还使了一些“暗招”。比如，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和初期曾经提出过并论述过“持久战”的观点，并且写过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唐深知若公开否认此事是没有胜算的，于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办法来否定，居然在《全传》列出专门章节吹捧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1831-1932)”，说他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见《全传》第453页)

　　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吗?显然不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最先揭起反蒋介石大旗的显然不是陈独秀，时间也不是在1931-1932年。我们甚至从陈独秀在1927年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就可以知道，早在1926年就有人预见到了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在文中写道，“去年3月20日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革命路上走;然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当然，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位先知先觉者的姓名，而弄清此人是谁，看来也并非易事。不过我有一个猜测，此人或恐是柳亚子。而这里两次提到党，应该也是指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因为蒋介石和柳亚子都属于国民党，而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国共合作，他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柳亚子曾做过孙中山总统的秘书，后来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非常忠诚，是国民党里的一个著名左派。柳还认为自己有预见，有先见之明，可以充当左派领袖;而后来据说他还想暗杀蒋介石，对蒋极为了解和仇视。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至于最早公开揭起反蒋大旗的，那应该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是一介书生，他的新诗《女神》曾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蒋介石为了收揽人才把他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任上请去当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又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在打下长江流域一带后准备在南昌建都，而汪精卫则坚持在武汉建都，两人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期间，郭看到蒋介石的许多言行已经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激愤之下，于1927年3月31日在汉口朱德家中写下了讨蒋檄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在武昌的《中央日报》上发表。郭的这篇文章还以小册子和传单的形式到处散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郭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于8月4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他不仅以文章，而且以行动参加了反蒋的斗争。若说郭沫若第一个揭起了反蒋的大旗应该并不为过，不过实际上，真正领导反蒋或反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但是，作为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权”的主张，并且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他无疑是中央正确路线的真正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曾经多次取得了反蒋介石围剿的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最终还是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于1936年10月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三大红军在那里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的胜利。应该说，真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蒋斗争的旗手是毛泽东，而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而仅是人数极少且内部极为涣散、矛盾重重的托派小团体的一个头目而已。虽然他仍然不甘寂寞，仍然进行一些活动，但是对于全国政治而言早已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一信中也承认，“我们在上海和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满五十，其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他甚至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见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2页)就这样一个连自己都认为没有前途和希望并且会成为革命阻碍的小宗派组织的头头，唐著居然把他吹捧为“反蒋抗日的旗手”，岂不是荒唐之极吗?

　　至于唐所说的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其根据竟是陈在《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里的一句语，即所谓“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即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的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中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一语。(转引自唐著《全传》第654页，粗体字为转引者所加)应该说，陈独秀的上述说法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使得民族矛盾上升，而阶级矛盾相对下降，主张抗日的不仅有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包括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都有抗日的要求，即使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做出政策的调整，由“不抵抗主义”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为抵抗日本的抗战政策，这就有可能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把抗日的力量仅仅限制在所谓革命民众的范围之内，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都排在抗日的力量之外，后来出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上述陈独秀的话里曾经说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一语，但是唐著竟然把此话说成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这是不是也太“望文生义”了呢?以此为据就认定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难道不觉得是太轻率、太浮躁、太不严谨了呢?实际上，在这段话里，所谓“持久殊死”四字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抗日决心的形容词，并不是提出抗战的方略，更谈不上理论的论述。唐著《全传》把它说成是“持久战”思想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提出是必须有所论证的，而陈独秀根本就没有作任何论证，这叫什么“思想”或理论呢?至于说什么“第一人”，那也需要有所论证，也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显然，《全传》之所以要这样说，其用心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其标志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它虽然也激起全国民众极大的抗日要求，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日显然还没有实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这一时期仍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前夕所提出的“持久战”主张和抗战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一书所做的完整的论述。应该说，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主张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他们认为敌强我弱，认为“战必亡”;另一种是“速胜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速战速胜”，很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当然，许多人是坚决反对上述两种错误论调而主张“持久战”的，但是他们对于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不甚了了，还谈不上是一个经过论证的科学论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就已经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着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之后，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又对“持久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海岸和沿海地区，中国能否继续抗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做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1993年版，第402页)

　　而在1938年5月，即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个月之后，毛泽东更写出了《论持久战》一书，一方面用实践检验了以前的观点，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同时又对一些问题做了更深入、更切实的补充论述，使之成为更完整系统、更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见《论持久战》之“问题的根据”及以后各部分，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515页)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沦陷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争相传阅，甚至还影响了国民党的高层，连号称是“小诸葛”的白崇禧也大为佩服，因而对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唐研究员一心想要抬高陈独秀，竟至于失去了理智，他也不想想，毛泽东的这样一部光辉的著作哪里是陈独秀的那几个字表示决心的形容词就能够否定得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但是他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和豪情了，而是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如他在《致托洛茨基》一文中说，“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还说，“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的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894年版，第390-391页)

　　人们要问：陈独秀讲的这些是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吗?否，他这里所说的连“持久战”的一点影子都没有;他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亡国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里对这种亡国论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就国内条件来说，中国成立共产党已经有17年的经验，而就国际条件而言，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更是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再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少、物少、人少、兵少，而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绝不会亡的根据。”(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453 页)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对亡国论所做的这些批驳和分析比起陈独秀在1938年11月写的《致托洛茨基》信中所散布的亡国论要早得多，陈独秀当然是看到了的，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受到教益，说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比之于毛泽东的论述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篇

　　歪曲历史，贬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

　　奚兆永

　　一、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陈研究员不仅捏造事实，肆意诋毁毛泽东，而且为了提高陈独秀的地位，还伪造历史，蓄意贬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革命先驱李大钊。陈文这样写道：

　　“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大门派：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过去被众多学者认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其实与陈独秀并无不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重在‘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高瑞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陈独秀又从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译介的日共党员写的文章以及施、周所写通俗文章中，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摒弃社会民主主义。不久，维经斯基来华，带来大量共产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又在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下，陈独秀立即投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怀抱，其标志是1920年9月份发表的《论政治》一文。陈独秀在此文中说：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月1日)

　　陈文以陈独秀的上述观点为据评论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把民主一切两半,一个叫资产阶级民主,一个叫无产阶级民主, 误信列宁所说后者比前者民主高“百万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9-643 页 ，陈文引用有误，列宁所著书名应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引者注)

　　陈文接着又评论李大钊说，“这时,曾经主张“人道主义”,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也转而信奉列宁主义,跟随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了。”

　　不过，这些话也并不是陈研究员的发明。我们在唐著《陈独秀全传》中发现，他们两人的观点和论述简直是如出一辙。在唐著《全传》的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有专门的一节是写“误入列宁主义”的。在唐研究员看来，陈独秀“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唐还说，“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它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接着，唐又加重语气说，“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哪里是什么“三年后”?其实两年还不到——引者注)，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而“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历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唐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同上，第231-232页)

　　如前所说，毛泽东认为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领袖，两人好像难分伯仲。就年龄而言，陈独秀要比李大钊长十岁，似乎应该更为成熟，但是人们在感觉上却觉得李大钊反而更为沉稳;而从思想的深度来看，可能也正因为李大钊比陈独秀年轻十岁，他观察问题也似乎更敏锐，接受新事物也更快。实际上，当陈独秀还在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启蒙思想、主张民主和科学的时候，李大钊已经超前一步，看到了世界的新潮流。

　　要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不能不说一说中国的社会党。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江亢虎就曾在1911年11月在上海创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党，而北京的报人陈翼龙也是创建人之一。可能是受陈翼龙的影响，李大钊早在1812年初，当他还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这个中国社会党。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早在赴日本留学之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可能与他注意时事和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英语和日语有关。陈翼龙对李大钊很欣赏，很快就让他担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次年(即1913年)夏，陈翼龙因在北方配合南方的讨袁行动而遭袁世凯的逮捕和杀害，刚成立还不到两年的中国社会党也因此被袁世凯所取缔。这样李大钊也只得回到河北老家暂避一时，并在1913年底因得到资助而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进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有人说他在日本曾受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影响，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当李大钊去日本时幸德秋水已在1911年被处死;而河上肇当时是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两人并不在一地，更重要的是河上肇那时讲授的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即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财富之类的老生常谈，甚至到了1916和1917年，他所写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也还是只有庞巴维克、克拉克、费雪、康芒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一点也没有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时他显然还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河上肇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一番挣扎，到1919年初，他在《读卖新闻》创办了一个 《社会问题研究》专刊，并且不断在上面发表文章。同时，开始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按照《自传》的说法，到他50岁即1929年时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他是日本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且曾和片山潜一道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老前辈了。李大钊由于在国内就学了日语和英语，又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对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日本社会党的领袖幸德秋水当然也是有所了解的，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无疑也会对李大钊产生很大的影响。1916年夏，李大钊回到中国。1917年初，章士钊邀请他和高一涵在自己创办的《甲寅日刊》当编辑，两人轮流写社论。由于李在国内问题上的观点不合章的看法，所以后来就专写国外新闻的文章。这样，就使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有了较多的了解，使他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工人阶级应该采取反战的态度，同时也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意义。毫无疑问，这对他完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十月革命震憾了整个世界，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开来。18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由于十月革命的关系，全世界都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纪念活动，李大钊借着掌握英、日两种外语和后来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了世界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资料，同时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为其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做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准备，这也是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要原因。可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既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就此而论，人们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绝没有任何夸大的地方，那是完全符合事实并且是准确无误的;这个称号，只有李大钊才当之无愧，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陈、唐两位研究员所说的是更接近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列宁所捍卫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李大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甚至从李大钊所使用的语言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关于十月革命，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一文中说，“法兰西革命是18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又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当为协约国——引者)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同上，第168页)

　　而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则更加旗帜鲜明地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斯基(Trotsky)(今译托洛茨基——引者)、郭冷苔(Gollontay)(今译柯伦泰——引者)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今译李卜克内西——引者)、夏蝶曼(Schademann)、(今译谢德曼——引者)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今译马克思——引者)的功业。”(同上，第172页)

　　在上面的论述里，李大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看法，肯定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功业”，他提到了许多人，但是，就是既没有提到考茨基也没有提到普列汉诺夫，陈、唐两位研究员硬要把李大钊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捆绑到一起，说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更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这是毫无根据的，明显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倒是要问：十月革命是不是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维埃俄国究竟是按照列宁的思想还是按照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李大钊如此热烈地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他的思想怎么是更加接近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呢?逻辑混乱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应该说，上面引用的李大钊的这样一些话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重新思考问题，认识世界。但是，如果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他在这些话语里，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道理;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时也指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至德国左派领袖的观点乃是地道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里，李大钊的立场和观点是如此鲜明，而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哪里还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子?至于唐著把卢森堡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放在一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完全是别有用心。实际上，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里著名的左派，是第三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对她评价很高，称她是“革命的鹰”。我们知道，卢森堡不仅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虽然她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正如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鹰与鸡》一文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他还特别说到卢森堡：“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644页)列宁在这里还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句名言：“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并且紧接着说，“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而与此同时，列宁则把考茨基极其团伙称之为“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一群鸡”(同上)。唐著怎么可以把鹰和鸡，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叛徒考茨基之流相提并论呢?

　　说到罗莎.卢森堡，不由我想起两年前我在写呼吁中央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一文时也曾引用过列宁的上面这些话。列宁写这些话时离卢森堡被害只有3年时间，但他认为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出版卢森堡全集是拖得太久了，可是伟大导师毛泽东逝世至今已整整40周年了，而中共中央还曾经公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承诺要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也整整40年了，但是，《毛泽东全集》的出版至今还是不见踪影，遥遥无期，这是不是真正“拖得太久了”呢?当年德国共产党所处的恶劣环境自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不能与之相比的，他们三年未出《卢森堡全集》，那时列宁只是说“某种程度情有可原”，我们至今都不出《毛泽东全集》还能够说“情有可原”吗?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直以“说话是算数的”而闻名于世，再不出《毛泽东全集》势必要严重影响中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人们实在想不出这样做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为此，特在这里再次呼吁，希望中央能够顺应党心民意，尽快把这一曾经公开承诺的伟大工程迅速提上日程、付诸行动，使人们盼望已久的《毛泽东全集》能够早日问世，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年(2016年)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人们都在怀念这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如果中央领导人真正尊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无比热爱毛泽东的感情，真正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庄严规定，真正信守中国共产党四十年前《关于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开承诺，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出版《毛泽东全集》，并且带头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践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对革命前辈的最好的纪念，也是“不忘初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妄图继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陈唐两位研究员的上述说法，离事实之远，让人感到吃惊，但是，若将他们两人的说法与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相比，那就会发现，他们两人其实不过是谢韬文章的模仿者罢了。谢韬的文章虽然没有具体涉及李大钊和陈独秀，但是在大前提、大方向上却决定了陈唐两人的基本观点，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陈唐倆两人也是按照谢韬文章的观点和思路来写他们的论著的，因而我们处处可以从二人的论著里见到谢文的影子。这件事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实际上，谢文早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之前，即2006年底，就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极其张扬、极具挑战性的标题在网上传布;大概是由于这个名称过于嚣张的缘故，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时才稍加收敛，改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样一个稍微中性一点的题目。但是，从文章内容看，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史仍然是竭尽篡改歪曲之能事，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逻辑，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完全不成样子。如该文胡说什么，“马恩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通过工人阶级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是恩格斯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他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共产党是“标新立异”，而成立第三国际是“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谢文一出笼，立即引起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坚决批驳。一时间，谢的谬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笔者那时也感到问题严重，集中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文章最初在《毛泽东旗帜网》上陆续刊发，其中有一部分曾寄给《当代经济研究》、《红旗文稿》、《高校理论战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老一辈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曾对拙稿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很有说服力”;并说，谢的谬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不想十年之后的今天，《炎黄春秋》虽然进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组，但它的那些旧班底仍然阴魂不散，他们又组织网站，将其放在首页的“排行榜”上，让其继续释放毒素，贻害社会。这个网站的特点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狰狞”。最近以来，更是变本加厉，每天都在网上公开露面。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为新出的《炎黄春秋》刊登目录，作广告宣传，实际上是通过“核心作者”和“排行榜”为改组前一些极其错误的文章大开绿灯。人们发现，在该网页上，改组之后的文章只登目录不登内容，表现他们对于改组的仇恨和不满，说明他们只是以之作幌子而已;而改组之前旧班底蓄意制造的那些有毒的文章则可以通过所谓“核心作者”和“排行榜”等栏目则可以随时查到内容。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借壳还魂”的黑网站。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不过对于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这倒未必是一件坏事，那些有毒的东西摆在那里，有些是过去批判过的，有些则是漏网之鱼，还没有进行过批判，我们正好可以把它们找出来，继续进行批判。对于落水狗，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绝不放过，还要“痛打”，并且“从而打之”。

　　在这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两位研究员竟然如此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居然全盘接受了谢文那些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还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我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在指导思想上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何等之程度。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谢韬在他的文章里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的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好像他谢韬才是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导言》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依我看，谢轁本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资本论》，也根本不了解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研究的现状，他硬说《资本论》中的股份资本就是所谓“社会资本”;而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里就已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股份资本是公司资本，而中译本将后者译为“社会资本”是有缺陷的，因为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是有非常明确的解释的，——它是指社会各个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在内)之和;之所以误译，是由于在德语里Gesellschaft(名词)和gesellschaftlich(形容词)兼有“社会”和“公司”二义，应该分别具体情况加以翻译，他在《资本论》第三卷讲股份资本所说的gesellschftskapital应该译为公司资本，而不应译为“社会资本”。后来，中央编译局似已接受了我的这个意见，在本世纪初新出版的《马恩全集》第46卷和《资本论》第3卷里已经加注作了说明。但是，这个变化对于谢韬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对于他来说，公司资本就是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就是社会企业，而其性质更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除此之外，谢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显然也很不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在写完《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后再回过头来润色《资本论》第一卷的文字的，因此，第一卷出版的时间虽然早于第三卷，但是就写作时间来说，先出版的第一卷的写作却是晚于第三卷手稿的。在这里也就根本不存在谢文所说的第三卷推翻第一卷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第三卷推翻第一卷，当年庞巴维克就说过，后来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谢韬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参见拙文：《关于股份制几个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至于谢韬在其文章里说的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更是陈唐论著里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所留下的模仿的痕迹也更为明显，更值得我们加以批驳和评说。本来，如果谢韬对这个他认为的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持稍微认真一点的态度，把《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编者为该文作的题注好好读一读，就不会不知道，此文是恩格斯应新闻工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理査.费舍的要求而做了某些违心的修改的。费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当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害怕国会可能要通过新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于是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把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新版《导言》里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且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接信后对费舍的这种不坚定的立场和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考虑了一些费舍的意见，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领袖竟将恩格斯的《导言》进行断章取义的删改，做成一份所谓“摘录”在《前进报》上加以发表。这使恩格斯非常愤慨。这些情况在以后恩格斯给费舍、考茨基、拉法格等的信里都表达得十分清楚。对于费舍等人逼迫恩格斯写这样的东西，妄图把他们的思想强加给恩格斯，恩格斯在回费舍的信中曾很不客气地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守法”，“如果你们信仰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恩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恩格斯在4月1日写给考茨基的信里还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同上，第432页)人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时恩格斯所受到的屈辱和怒不可遏的情形。这才是恩格斯对一些机会主义者取消暴力革命、宣扬无条件守法的真正态度!应该说，恩格斯在《导言》里还是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原则立场，非常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而在所谓摘录里这些都被删除了。谢文居然硬说什么恩格斯在《导言》里恩格斯完全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导言》是他的最后遗嘱。实际上，恩格斯在《导言》发表后写的这些信件才是他的真正观点，才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遗嘱”。(参见拙稿：《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红旗文稿》2007年第10期)

　　谢文还说什么“《<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其意思是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害怕恩格斯的《导言》，一直在拖着，不让出版。这更是谢文在主观臆测和恶意歪曲基础上制造的谣言，毫无事实的根据的一派胡言。实际上，真正不让《导言》按照恩格斯的原文出版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反动势力的嚣张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知道，恩格斯逝世后，马恩的手稿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梅林等保管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曾是马恩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的字迹很潦草，也只有恩格斯和他指导过的这几个学生能够加以辨认。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很快就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利用自己掌握手稿的权力，一直不让恩格斯的《导言》按照原稿出版。只是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出版马恩的手稿，派达.波.梁赞诺夫到欧洲特别是到德国去搜集这些手稿后情况才有所变化。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当然需要花费时间。直到1924年，梁赞诺夫才在伯恩斯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手稿。当年，他就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中发表了这篇《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同时，这篇文章还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1期上发表了其德文原文。梁赞诺夫还根据《导言》手稿和校样版对所有1895年发布时被删除的地方都作了介绍。(见秀丰、韩文臣、闻文编：《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谢韬说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显然不符合事实。至于说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显然更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早在20年代，翻译家柯柏年就已经把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译成了中文，当然那时还没有条件将恩格斯的《导言》也一并翻译出来。抗日战争以后，柯柏年到了延安，由于苏联早已出版了《导言》的德文本和俄文本，柯很快又把恩格斯的这篇《导言》翻译了出来。因此恩格斯的《导言》早在40年代初就得以与马克思的原著一道出版发行了。事实上，该书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各解放区都曾多次出版发行，怎么可能是1956年才出版的呢?这些情况，谢韬作为4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应该是很清楚的，怎么能信口开河，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亦步亦趋地追随了谢韬的错误，而且还大有发展，以致他们把谢文的错误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荒唐的高度。陈文说，“《宣言》出版的四五十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已经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斗争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他还说，“这个序言是标志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因此中文版马恩全集或选集均不收入。这里的引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转引【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陈独秀全传》第227页)

　　看来，无论是陈研究员还是唐研究员都不知道恩格斯1995年写的《导言》是给马克思哪一部著作写的《导言》。因为，恩格斯1895年写的明明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而到了陈、唐两位研究员那里却变成了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言”了，如此张冠李戴，说明两位研究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实在是太无知了，两位专业人员也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其治学的态度之差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须知，《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对于近代法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名著”：一部是研究欧洲革命期间(I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部是研究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两者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当然，恩格斯在1891年也曾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过一篇《导言》，但是，一，那不是1895年写的;二，那内容主要是谈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起义中的作用问题，根本未涉及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问题，与陈唐二人所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问题还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只是在德国具体情况下强调了一下合法斗争，而且这是在费舍的请求下做的一些修改，根本谈不上放弃革命的原则，哪里会有什么列宁主义者将其视为修正主义而不予出版的问题?至于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完整地收入了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哪里有陈、唐说的什么“均不收入”的事?这更是从谢韬那里学来的污蔑和讹诈的手法。作为学者，如果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们完全可以到《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中文版里去查一查，——当然，他们如果这样做，他们的谎言也就彻底破产了。他们出于本能没有这样做，而是舍近求远地从法国人编的一本《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的中译本里转弯抹角地去引用那个使恩格斯极为生气的“摘录”，其阴暗的不可告人的心理可以说是昭然若揭。尤其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两位研究员在引用那本书时竟故意将恩格斯的书名写错——书里清清楚楚写的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法兰西内战》，而陈唐二人却硬是要把它说成是《法兰西内战》。这不是公开的篡改是什么?而且法国人编的那本书，书名明明是《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而陈唐两人在引用时却硬是把《社会党历史》写成了《社会党史》，看来，这也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在故意制造人们查阅的困难，以遂其蒙骗世人的目的。因为不管是谁要进行图书检索，哪怕错一个字或一个符号也是查不到的。我在查阅此书时就因此而未能一下子查到，只是在后来当改用“社会党历史”取代他们所故意篡改的“社会党史”时才找到了那本书。本来，书名也如人名、国名一样，都是专有名词，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你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省几个字说成是“中华民国”吗?当然不行。人们有理由要追究：陈、唐二人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究竟是属于做事不认真呢，还是故意使坏、别有用心地制造混乱呢?唐研究员曾在《全传》的《繁体字版前言》里吹嘘香港出版社在注释等方面“按国际惯例，要求甚高”，批评“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但是，曾经在香港出版并且被评为“十大好书”第二名的《全传》繁体字本却出现了上面那些十分荒唐的错误，而且，该书的常识性错误即所谓“硬伤”还有不少，我们在后面还将予以披露。校勘工作也不怎么样，一些明显的错字也没有能够加以订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已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曾对大陆出版的《新英汉大词典》(当是前不久离世的陆谷孙主持编写的那本)和《辞源》倍加称赞，指出台湾编的同类工具书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看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

　　以下我们再就就上面所引的陈文和唐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来说点看法。两位研究员都谈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派别的分裂，但是，他们都没有谈到这个分裂的源头。其实，这个分裂并不是从列宁与考茨基的对立开始的，而是要早得多。实际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早在马恩生前就已经有了某些不良政治倾向的苗头，马克思在生前对伯恩斯坦就有批评，并且对考茨基也有微词。但是慑于马恩的崇高威望，他们还不敢公开地违背马恩的思想和意志。1883年和199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伯恩斯坦感到时机到了。他从1896年起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言论，而到1899年，更抛出了他那本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公开地全面地向他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发出了挑战。伯恩斯坦在该书的初版序言里曾这样不打自招地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两个人的著作曾经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起过极大的影响”，“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我过去一直尽可能不把我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8页)伯恩斯坦的这一自白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一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成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源头，把修正主义美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在这里，连伯恩斯坦自己都供认不讳，他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理论要点的，而且由来已久，现在是他自己公开跳出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导师和门人进行挑战和论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继续为之辩护，并且诋毁马克思恩格斯，只要稍微知道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又有谁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呢?

　　伯恩斯坦此书一出，立即就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和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争论，并且由此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了三派：以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由于德国党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工人政党，而且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影响也最大，它的分裂当然也相当大地影响到第二国际在各国的党。不过从1912年11月举行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左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一场掠夺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有行将爆发的危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仍然占据着上风。大会一致通过了《巴塞尔宣言》，其中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这场战争中应该持反对的立场，并且力求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人们把《巴塞尔宣言》称作《反战宣言》。应该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最初也是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也曾经发表过正确的意见，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以后，他们完全背弃了过去的立场，成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完全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和其他第二国际政党的领导人，竟然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竭尽全力地为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战争辩护。由于除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左派领袖以外，第二国际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一边去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就遭到了破坏，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这样一来，第二国际也就破产了。当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努力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都持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怎么能够把他们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呢?

　　可以说，“一战”是一个分水岭。“一战”前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虽然还号称“中派”，但一战后他们不仅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但是，陈、唐两位研究员却仍然把他们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其用心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曾用过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并且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叫做社会民主党，同样，列宁也曾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俄共早先也曾称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肖门徒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后，难道不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吗?显然，无论是列宁将社会民主党改称共产党，还是他和各个左派政党创立第三国际，都是为了与第二国际或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党划清界限，谢韬把这说成“标新立异”而加以攻击，显然是根本站错了立场。

　　特别令人奇怪的是，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没有把修正主义作为错误的一方，反而倒是把列宁置于错误的一方。陈文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这不明明是说陈独秀本来是清醒的、正确的，而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反而走上了不清楚的错误的道路?唐著也是一样，他把陈独秀接受第三国际维经斯基向他灌输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误入列宁主义”，把陈独秀接受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说成是“误信了列宁的说教”，用这样一种态度和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荒诞无稽，毫无道理的。在他们笔下，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变成了不如陈独秀原先思想正确的错误思想了，让人看了十分气愤，不禁要问：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两人竟然不知道，我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吗?怎么可以用这样轻率的态度和不敬的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不是公开违宪的言论么?应该说，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理应受到革命人民和进步人类的欢迎和尊重，陈、唐两人如此诋毁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其言行已经构成违宪犯法，不仅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批判，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陈文和唐著都认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他们的主张都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其实还根本没有“列宁主义”一说。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以后，斯大林在悼念列宁的文章里才提出来的。就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斯大林将其定义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主要是讲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而陈唐两位研究员把它概括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列宁的发明，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始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恩在1847年写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共产党宣言》时就已在其结尾处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也说得很清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际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对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考茨基说它只是一个“词儿”，而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里却强调，这是他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之一。他写道，“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当时魏德迈正在美国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可见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又再次讲到这一点。如此一再反复地讲，就是因为它牵涉到是这样的目标——消灭阶级的实现;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又妄图将其否定，所以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等地方又突出了它的意义，把它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这方面列宁的坚持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列宁的一大功劳，又何错之有?

　　说穿了，陈唐二人之所以追随并且坚持谢韬的的一些错误说法和做法，就是为了否定列宁主义的正统性，而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货色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妄图在中国推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十年前，谢韬跳出来闹腾了一番，但是在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批驳之下只好默不作声，未敢公开应战，最后不了了之，匆匆作罢;今天陈唐再次跳出来，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历史的车轮终将滚滚向前，毕竟，螳臂怎能当车?!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李大钊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陈唐所说的那种更接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那种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陈独秀，他后来的言行虽然已不能与李大钊相提并论，但是在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显然也不属于陈唐所说的那种被“修正”过的社会主义。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还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他被广州公立法政学校邀请去讲社会主义问题。其中第三部分是讲“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说，“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社会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我们看到，他从所列举的五派社会主义中首先批评了工团社会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接着又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然后他说，“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克思，马克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 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今译考茨基——引者)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今译伯恩斯坦——引者)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起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和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今译孟什维克——引者)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同出于马克思，而两派的主张彼此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斗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同上，第184-185页)

　　应该说，陈独秀所用的词汇与我们今天不尽相同，但是他当年(1921年)所作的一些论述却相当准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却硬要把当年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放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列，其认识水平显然还不如95年前的陈独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陈独秀到了晚年，完全忘记了他的初心，竟然重新大谈资本主义、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等属于修正主义的主张，而将阶级斗争、直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弃之不顾，完全走向了反面。其教训之深刻，很值得人们深思。

　　三、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

　　陈、唐两位研究员都提到了李大钊肯定过“人道主义”，好像他们抓住了这一条就可以否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了。其实他们这样做，除了暴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诚然，人道主义的观念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后来在法国大革命革命时人们又把它具体化为“博爱”、“平等”、“自由”等口号。应该说，这些思想主张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揭露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剥削无产阶级方面的惨无人道的种种事实。他说，“如果按照奥日尔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可见，资产阶级讲“人道主义”是很虚伪的。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里就曾谈到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不仅不排除人道的方式，甚至还可以通过最人道的方式进行，以消除阶级社会那种把劳动推到别人身上的不人道现象。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才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这里提到“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显然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苏联50年代修订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里就设有“人道主义”的词条，它也不是从反面而是从正面阐释“人道主义”的，其中还提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曾经提出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新人道主义”(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4页)。后来在80年代出版的《百科辞典》里也设有“人道主义”词条，所作阐释同样也是正面的。而在中国，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曾为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题词虽然是为医务工作者写的，但其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一点。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俘虏，就制订了不杀俘虏和不虐待俘虏以致优待俘虏的政策;如果俘虏愿意回家，还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这里所体现的显然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键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曾经有过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由于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的、友爱的关系，这里通行的原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试问，这不是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1894年年初，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杂志找一个题词，用简单的字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回信说：“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编者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出适合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这句话就是前面刚刚引用过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际上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是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关系时，那就是人道主义发挥作用的场所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关键是要弄清楚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这方面，李大钊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得很清楚：对于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来说，“马氏已经把它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它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起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除了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以外，其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实现人道主义。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不是什么二元论，而恰恰是事物辩证发展的客观要求。《宣言》之所以提出两个决裂——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也正是由这两个目标决定的。应该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讲“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和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两个决裂的论述显然是相一致的;那种认为只要一提到人道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本身恰恰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物质第一性，但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许多重要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四、驳中国的马列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普贤直接而来之谬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有些人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他们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早就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不能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显然是想用个别性的前提来否定一般性的结论。我们当然不否认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有个别或极少数政治家和学者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和孙中山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说里都曾经提到过马克思，后来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江亢虎等也曾经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事迹和著作。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系统地研究过马恩的主要著作，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些知识或常识的介绍，而读者或听众的范围也很有限，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当毛泽东在七大第一次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时就已经清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十月革命后就不同了。由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事变，因此震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在中国，正确地介绍十月革命并且使人们知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正是李大钊。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第29页)这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苏俄十月革命脱钩而与日本挂钩的说法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实际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一样，也是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活跃起来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日本因素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流”，而绝不是一个“源”。对这个问题，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自传》一书里曾这样写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也就是跨出了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这样一件大事，给了世界各国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精神影响，它的余波，也达到了东海里的孤岛日本国的史学界。那些在理论上似乎懂得而对于是否能实现却半信半疑、彷徨瞻顾的人，也暂时看到了前途的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这种影响，比一百个理论也许都要有力。但是，俄国革命不仅用事实，而且还用理论给全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见《河上肇自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译本，第132—133页)亲身经历那个时期的河上肇的话，无疑是对石川说法的一个很好的批驳。

　　在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有一行黑体字的小标题，叫“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其中说，“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加“所谓”二字?是表示否定吗?——引者)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现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的距离较近的缘故，”他还说，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受过茅原华山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石川桢浩的这段话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武断和猜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我在五年前写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九十年的沉思》里已经对其进行过批驳，但是，由于至今还一些人仍深受其影响，因此还有对其进行深入批评的必要。在这方面，只要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以渊泉的名义发表在《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6日和8日上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以及发表在该该刊1919年4月1日、3日和4日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译文加以对照，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前面已经提到，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早在发表的前一年即1918年5月5日全世界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后就已经开始准备，为此他曾很努力地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并且广泛地搜集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有关论述。因为他很清楚，“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2135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李大钊所言甚是。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逝世前两个月写的一封信里还曾说过这样的警句：“对三卷《资本论》作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作家能够给自己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在整个欧洲，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找不到半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8页)在资本主义发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尚且找不到六个人能够做这件事，在亚洲恐怕就更难找了。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他无疑是以极大的敬畏之心来写这篇文章的。用他自己在文章里的话说，“我平素对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不可能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位道德文章都十分优秀的公众人物会不认真花时间精力去学习、研究和写作，而用极不负责的态度和极不道德的手段去抄袭陈溥贤翻译的报刊文章。我们知道，李大钊在《晨报》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他是《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创始人，对后来《晨报》实际上是祖师，他还对1919年2月7日《晨报》副刊的改版工作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我们在《晨报》副刊上甚至还看到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守常投稿”的专栏，足见他在社会上和《晨报》副刊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怎么能够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个极有地位、极有身份的人，会不顾脸面地“完全承袭”他的属下陈溥贤写的文章呢?事实上，《新青年》早就已经确定了1919年第6卷各期的计划和主编责任人的名单，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辑”和由他写的重头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早已定在计划之中，而此时陈溥贤以渊泉名义翻译的文章连影子都还没有，甚至原作者河上肇的文章也还没有发表呢，李大钊又怎么可能去抄袭他的文章，而陈溥贤又怎么能够起到“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介作用”?

　　现在我们再以李大钊的文章和陈溥贤的文章进行比较，文字上也根本不能发现什么雷同之处。李大钊的文章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行文旁征博引、生动有趣，不仅向读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其知识性、趣味性也很强，让人读了很受教益，爱不释手;而与之相比，陈溥贤的译文就逊色多了。陈溥贤的译文的原作者河上肇在日本很有名，但陈的译文却并没有为之增色，却有减分之嫌。举例来说，陈溥贤居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写作时间1959年错译成了1958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李大钊在文章里写的就不是1858年而是1859年，这说明李陈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是大不一样的。不仅如此，李大钊的文章还特别引用了河上肇译文所没有的《哲学的贫困》里的论述，实际上还不指名地提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的话，还提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这些在河上肇的文章和陈溥贤的译文里都没有，而这些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在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字后曾在括号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有人可能会据此认为，这是李大钊依照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文的译文的一个证据。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这里说的“译语”实际上是指“译名”，而不可能是指译文。河上肇当然不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成中文，但是他在翻译序言时却可能从汉字里寻找适当的词语来做译名，而李大钊也跟着采用了这样的译名。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学术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文翻译和中文翻译里都曾出现过，如“经济”、“革命”、“封建”等译名就是如此。这些大家都能接受，早已见怪不怪了。

　　关键在于，从内容上看，李大钊的论述远比陈溥贤的译文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许多问题，李大钊论述了，而陈溥贤的译文根本没有涉及。李大钊的文章有三万多字，而陈溥贤的译文只有五六千字，“完全承袭”之说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看到，李大钊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讲起，讲了唯物史观，讲了阶级斗争，还对非难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论辩。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提到这些非难并不是李大钊赞成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不过是为了引出错误的观点来以便对它们进行批判，这恰恰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应该强调的是，李大钊在文章里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即《资本论》的内容，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论(他当时译作“余工余值论”)，还介绍了第三卷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因为它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所解决不了的两大难题。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所有精妙之处都作了介绍，或者认为他的阐释都已很精当，但是在九十七年前那个时候能够做出这样的介绍，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显然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在这之前中国有谁做过这样的介绍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他不是第一人，那谁是第一人呢?陈、唐两位研究员说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试问:在1919年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陈独秀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三年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篇《马克思的学说》，其框架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李文，甚至有些说法也重复了李的说法，如说三卷《资本论》有两千多页之类，当然，在译名上有了一些改进，如将李的“余工余值”改成了“剩余价值”，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反而没有介绍，仅此一点，也能说明，陈对《资本论》的理解是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的。如果联系到后来的一些号称“理论家”的人物，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连碰一碰《资本论》的勇气都没有，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而从九十七年后的今天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李大钊那样深入地学习过《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满腔热情地钻研并且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呢?!甚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最高学府里又有多少干部和教员是认认真真地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的呢?人们从中央党校某些干部和教员一再发表的谬论里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基本功实际上是很不扎实的，他们的信念其实是很不坚定的，是经不起风浪的颠簸和敲打的。在这方面，李大钊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九十七年前就能够写出那样一篇深入学习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中国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向他学习的伟大榜样。当然，陈溥贤翻译的文章也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他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是有不小贡献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抹杀，但是，若与李大钊相比，可以说是高下立判，两人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学过英语和日语，而到日本后，由于离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时间，他住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又继续学习日语，同时还跟一个美国人学习英语，应该说，他的英语和日语都有扎实的基础，完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刊，而且他当时又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订阅外文书刊根本也不是问题，他还需要依赖陈溥贤为其提供资料翻译吗?我们看到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倒是李大钊出于友谊，私下为别人翻译了不少东西：1919年秋，周启明(即周作人)需要了解法国马隆(Benoit Malon)的整体的社会主义(Integral Socialism)，李大钊曾专门去查了一本经济学辞典，并且将两个词条的内容译出给他寄上;而为了让吴弱男(章士钊的夫人。李大钊与章士钊有通家之好，曾争取章革命，但未果;章的夫人吴弱男思想也比较进步，李大钊称她为“同志”、“吾友”，还为章家三个儿子上过课。)教育她的三个儿子，还把一个日本人写的名叫《早教育与天才》的书摘译了几千字的“要领”以书信的形式给她做了介绍。(见《李大钊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2015年版，第113、214-218页)李大钊有这样的外文水平，又有这样热心快肠、真诚待人、乐于助人的人品，他怎么会剽窃别人翻译的文章，把别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呢?石川的说法完全是对李大钊的恶意诽谤!

　　石川还大讲当时日本的“知识环境”，似乎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非常之高，而中国则非常落后。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读河上肇的《自传》可以知道，连这位被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学者(郭沫若后来在其翻译的河上肇著《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解放后校订本写的序言里称，河上肇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和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有些类似，是一个非常受人崇敬的人物)自己也认为，就是到了1924年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还是很天真、很浅薄的。在这之前，他甚至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纯粹经济学，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也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因此提出要进行“新的旅行”。后来他投入到紧张的翻译《资本论》、撰写《资本论入门》之中，还继续为报刊撰写文章，并且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曾经亲历那个时代的河上肇对日本“知识环境”的评价，比之后来只是从二手材料得出的看法显然要正确得多。

　　中国也有些人赞成石川的观点，在这方面，唐研究员也认为，李大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见《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里要指出的是，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来自河上肇的文章外还来自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更加没有道理。诚然，福田德三是日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著述很多，涉及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他甚至被称为“日本经济学第一人”。但是，经济学是一个有强烈阶级性的学科，福田的著述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其中有几种已经译成中文，但是，李大钊所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资本论》，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福田德三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怎么可能是从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根据的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三篇

　　歪曲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

　　奚兆永

　　一、 驳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

　　为了抬高陈独秀的地位，唐研究员还捏造事实，疯狂地贬抑、压低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说什么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还“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居然把鲁迅的投入革命斗争和在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归之于陈独秀的“培养”。

　　唐在《全传》一书中写道，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玄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抄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其实，当时的《新青年》只不过是一个同人杂志，创始人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人，每期出版1000册，其社会影响也不是如现在一些人所说的一传十、十传百的那样大，用鲁迅《呐喊》自序里的话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事实上，只是由于后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1918年初李大钊与鲁迅及周作人等的加盟，才使《新青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并且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所谓陈独秀如何“委派”钱玄同拜访鲁迅约稿写小说，显然也不是事实。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1907年，由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了一个纪录影片，影片纪录了日俄战争时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国人的侦探而被日本人抓到了，正被日本人绑着准备砍下头颅示众，而周围围观的中国人竟一个个显示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神情。这给了鲁迅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改变他们的国民性要比医治他们的身体疾病更加重要。于是他不等学期结束就离开学校，由学医改为学习文艺，准备在文学和美术方面发展，以期对改造中国能够有所贡献。他到了东京，先是准备出版刊物，办了一个《新生》杂志，但因缺乏读者和资金而没有能够成功。后来，章太炎借东京《民报》社举办汉语文字学训练班，鲁迅、钱玄同和黄侃等都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由于鲁迅和钱玄同都是章太炎的门人而彼此熟悉起来，成为朋友。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应蔡元培之召到北京教育部当部员，并在一些大学兼课。其时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话打动了鲁迅，他后来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的绝无来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1页)

　　从鲁迅写的《呐喊》自序里，我们看到，鲁迅之转向文艺创作、其实与陈独秀毫无关系，更谈不上陈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实际上，陈独秀曾经和鲁迅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又差不多同时在浙江教书，但两人并未谋过面，相互并不认识，他们是因为《新青年》的关系才互相认识的。不过从鲁迅写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对李大钊的印象最好，对刘半农也印象不错，而对陈独秀与胡适之的印象则比较差，因为他们两人都很讲韬略，会用心计。用鲁迅的话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有人说刘半农浅，但在鲁迅看来，“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他还说到“半农的忠厚”。(见《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实际上鲁迅与陈独秀的往来很少。至于说陈独秀“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显然也不符合事实。陈独秀和钱玄同二人当时都在《新青年》当编辑，钱又是一位教授，陈似乎也不可能以领导或上级的身份差遣或“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而即使是约稿，也不会是要鲁迅写小说，因为此前鲁迅还从未发表过小说，又有谁知道他会写小说呢?而钱玄同之去鲁迅家，鲁迅称之为“偶或来谈”，完全是由于他们俩是“老朋友”;至于钱玄同要鲁迅写文章也是由于他“偶或”地看到了鲁迅古碑的钞本才引出的话题。关于文章的体裁问题，是写小说，还是写论文，或是写其他，别人显然更是无法知道，怎么能够说是陈独秀“委派”他去鲁迅家约写小说的?而且就因此就成了“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了呢?当然，由于《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陈独秀对鲁迅写的《狂人日记》评价是很高的，他曾在1920年8月22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转引自唐著《全传》，第177页)后来他还多次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同上)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是一个鲁迅小说的爱好者或崇拜者对于鲁迅的崇拜和期待，而且时间都是在鲁迅已经写了小说并且已经发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之前，又何来“引路”之说?再说，如果陈独秀真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他自己就应当是写小说的高手，对写小说是驾轻就熟的作家，但陈独秀并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据说他曾经为苏曼殊节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做过润色加工，但这和创作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当然，陈独秀也曾经想写小说，但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只有失败的纪录而没有成功的作品。这样，他又如何能够为鲁迅写小说“引路”呢?而从时间上来说，鲁迅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早在1907年日本仙台医专时就已经确定;后来鲁迅翻译东欧包括俄罗斯和波兰、捷克等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为其进行文学创作做了准备;更重要的是，鲁迅自己家道中落的经历，使他对于旧社会有更深切的体验，因而能够“杀回马枪”;而在日本留学时，由于除学习日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学习了英语、德语和俄语，他既可以阅读这些文本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译本，这就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从而使他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包括陈独秀在内)对社会有更为深刻、更为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向往革命的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国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除了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之外，作为外因，在当时具体情况下真正说服鲁迅写文章的也只能是他的“老朋友”钱玄同，而绝不会是陈独秀。这一点，鲁迅在1925年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作者自叙传略》里也讲得很明确：“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把“朋友钱玄同的劝告”说成是陈独秀的“引路”之功，硬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这种借鲁迅之名来抬高陈独秀的作派更是一种极坏的风气，是万万不可长的。

　　《全传.》除了在《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一节大肆贬低鲁迅并以此吹捧陈独秀外，在《被打成“汉奸‘即对鲁迅的评价》一节更是变本加厉，再次用打压鲁迅的手段来抬高陈独秀在文学界的地位。在那里，唐研究员说：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同时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如上述，鲁迅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2页)

　　唐研究员的这番话，明显使人感到文不对题。因为他的题目是《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怎么在这里又反过来讲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呢?这使人一看便知，他是在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通过鲁迅来抬高陈独秀。同时也使人感到，他在这里明显地造假。试问：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主要是介绍自己写小说的过程和经验，至于提到‘陈独秀先生’当然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提到陈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丝毫没有提到什么‘主将’，更没有说过陈‘是自己的启蒙导师’这样的话。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什么?唐研究员还说什么，“在另一篇文章里，鲁迅还赞扬陈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但是却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确定，这同样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捏造。因为，在鲁迅的文章里，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的评价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甚至鲁迅还表明，拿陈独秀和胡适两人与刘半农比，他更愿意亲近刘半农而不是陈胡二人。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这里讲不多说了。

　　二、关于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

　　唐著《全传》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而“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代替的。”(见《全传》第178页)

　　但是，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所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杂在一起，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非要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醒悟了其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鲁迅这段关于杂文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杂文的历史和杂文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诚如鲁迅此文的注释所介绍，《说文解字》卷三《杂文》里曾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誥誓问，或蓝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同上，第5页)显然，杂文并不是如唐著所说的那样，是陈独秀的“带头”和“创造”的文体。而鲁迅之写杂文也并不是由于陈独秀的“带动”或“推动”，只是从1919年1月才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际上，鲁迅早在1907年就开始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就发表过这类文章了。至于唐著说只是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有鲁迅写的两则随感录”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就是在《新青年》上，鲁迅也早在1918年7月就开已发表了《我之节烈观》一文，若要归类，此文当然也是杂文。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用“随感录”之名，其实只是一个栏目的名称，并不是一种文体，当然这些文章称文体上手也是杂文。实际上，即使就鲁迅在《新青年》上以“随感录”之名发表杂文，也不是在1919年1月，而是在1918年9月就已开始，到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发表的有“随感录25”以及随感录33、35、36、37、38等，加起来一共有六篇之多，怎么可以随意将这些作品横加抹杀呢?当然，问题还不在于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在《新青年》“随感录”里发表杂文的人有好几位，除了陈独秀、钱玄同而外，陶孟和、刘半农、鲁迅、周启明等都在这个栏目发表过杂文，而鲁迅的杂文以其深刻、犀利，而且语言幽默、生动而深受读者欢迎，较之他人明显更胜一筹。唐著那些对陈独秀的赞誉，其实原来都是人们对鲁迅杂文的赞誉;陈独秀之所以一再向鲁迅索稿，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难道这能说是陈独秀“带动”和“推动”的吗?

　　在这方面，唐著居然还大讲什么“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全传》，第178页)

　　我们要说，如果唐著说出如此贬抑鲁迅而抬高陈独秀的话来还“不为过”的话，那还有什么样的话才叫“为过”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这样称赞鲁迅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文化战线”和“中华民族新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明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看来，唐著对陈独秀的过高评价正是是针对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说的;唐著贬低鲁迅、拔高陈独秀，其实正是为了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现代文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的小说就被外国的翻译家译成捷克文和俄文先后出版，而他还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师和巨匠。在这方面，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质考古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中国时，听人们谈论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巨大的影响，曾经向刘半农提议鲁迅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刘半农通过台静农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像鲁迅这样既有很高水平又有优秀品格的文学大家，陈独秀又怎么能够与他相比呢?

　　唐著把陈独秀称为“主将”，说鲁迅晚年是“写杂文的专业户”，这显然是对鲁迅的蓄意贬低。不错，鲁迅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是刺向反动派和一切御用文人的最锐利的匕首和投枪，它构思精巧，分析到位，杀伤力特别巨大，敌人看了胆寒，革命的人民和看了拍手称快，陈独秀的“随感录”能够与之相比吗?鲁迅的知识面很广，他不仅了解中国过去的那些古董，也了解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由于底蕴丰厚，他的杂文涉及古今中外，许多东西都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好像都是浑然天成的。鲁迅的杂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唐著竟然把它说成是和陈独秀的“随感录”完全一样的风格，也就是从陈独秀那里学来的，这样的胡说八道，真是闻所未闻，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上面已经提到，当时《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并不是陈独秀一人所写，而是《新青年》同人都可以利用的一个栏目;只是在《新青年》出现了分裂以后有一个时期才出现过陈独秀一人包办的现象。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西方也有人说，“风格就是人”。不同的作者自然会有不同的风格，显然不能因为它们都用“随感录”这个栏目名称就认为它们是同一风格的，更不能说别人都是按照陈独秀的风格写的。特别是鲁迅，其晚年由于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更加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已更加成熟，在文字表达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称“鲁迅杂文”，成为一个品牌，其中许多文章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学习他的人很多，但是又有谁能够和他相比呢?陈独秀写的那些“随感录”能够和鲁迅的杂文相比吗?

　　鲁迅的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擅长写杂文，写短篇小说，还能翻译用几种不同文字写的文学作品。唐著把他的晚年说成是“写杂文的专业户”，似乎鲁迅只能写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能写鸿篇巨制，这显然又是对鲁迅的贬低。其实，鲁迅这样做并不是他没有写长篇的才能，也不是他缺少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是完全有条件写长篇小说的一位文学大家，但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去写什么“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鸿篇巨制”。在这方面，鲁迅自己就说过，“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实际上，鲁迅晚年不仅写了许多杂文，还把很多时间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这同样也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他翻译的苏俄和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和武器。他在翻译方面花的时间甚至比写杂文的时间要多出许多倍。前几年曾经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望道译文集》，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要出版《鲁迅译文集》的话，其数量不知要比《陈望道译文集》多多少倍?虽然鲁迅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文学作品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鲁迅和郭沫若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不就是看到了文学的这一巨大功能吗?鲁迅默默地耕耘显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如果是为了个人名利的话，他就会去创作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去了，他写杂文、搞翻译恰恰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德识才学兼具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当然很懂得“利用旧形式”为当前斗争服务，使用杂文这类形式写文章显然也不需要陈独秀来“带动”或“推动”，更不需要他一再催索才写的。唐著这样歪曲事实，倒果为因，无非是为了贬抑鲁迅和吹捧陈独秀，以证明陈独秀比鲁迅高明得多，是他“培养”了鲁迅写小说、写杂文。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拙劣的，谁都会把它看穿，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三、想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唐研究员为了吹捧陈独秀而把他说成是“前驱”、“主将”以及如何理解所谓“遵命文学”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唐研究员在《全传》里说，“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从前的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全传》第178页)实际上，鲁迅只比陈独秀小两岁，而在德识才学方面显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青年》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先驱者”与后继者的关系，也不是“主将”与小喽啰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关系。鲁迅在写《守常全集》的《题记》时曾经谈到他和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他说，“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随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当然，“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只收二三折了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539-540页)在《新青年》时期，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跟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应该是有共同性的，他们都曾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而不同的是，李大钊成了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先驱”，而陈独秀当然还活着，他后来的行为则表明，他其实并没有为理想而奋斗到底，成了一个背弃初心、不断改换门庭的投机分子。至于鲁迅所说的“呐喊”、“听将令”乃至“遵命文学”等等，那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幽默的说法，或者不过是戏称而已，切不可坐实了讲，以为真是那么一回事，那就太不了解鲁迅的为人和他的语言的风格了。实际上，鲁迅对于《新青年》初期只刊登言论和翻译作品，而没有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很懂得文学的作用，没有小说就不能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读者，也不可能使作品更加深入人心，起到改造人的精神和改变国民性的作用。这一点在《呐喊》的自序里是表达得很清楚的。在这方面，鲁迅的想法和列宁倒是很一致的。上世纪初叶，列宁曾经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够为当班的刊物《启蒙》杂志写点小说。他说，“如果我们逐渐团结一些小说家来退机《启蒙》杂志，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读者是新的、无产阶级的读者我们一定要降低杂志的售价，您可选登一些小说，但只能是民族主义的，而不能是无病呻吟的，没有气节的小说。我们一定要把个人团结起来。”(《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2页)鲁迅虽然通俄文，但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致高尔基的新是不大可能公开发表的，无论在俄国和中国都不打可能看到，轮训鲁迅有与列宁系统的想法，恐怕只能说说“英雄所见略同”，而陈独秀就相差远甚了。

　　唐著还说鲁迅对陈独秀如何如何“崇敬”，这又有什么根据呢?其根据不过是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句话而已。这句话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其实，这不过是将《新青年》编辑们特别是陈独秀在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不断催促他写小说的情况说给读者而已，根本谈不上鲁迅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崇敬”之意。当然，这时的陈独秀正在南京监狱服刑，鲁迅特别提到他并且称他为先生显然也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这与唐著所说的“崇敬”毕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先生这个称谓是一个极普通的称谓，在社会上几乎对任何男性公民都可以用，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敬称。在鲁迅的书信中，对一般都用先生这个称谓，而对比较熟悉的人，则多用“兄”来称呼，有时也用“君”这个称呼。1936年6月，当陈其昌代表托派想拉他下水时，鲁迅在回信里曾给予无情的揭露，鲁迅写信用的称呼就是“陈先生”，难道这里的“先生”二字也是表示对陈其昌的“崇敬”吗?显然，因为鲁迅对陈独秀用了“先生”就认为对他特别崇敬，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入使用语言的习惯了。

　　我们从鲁迅的《一件小事》里知道，鲁迅自己说他有个“坏脾气”，就是看不起人，而由“乡下”到“京城”后的六年间又“增长了”这个坏脾气，使他“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实际上，鲁迅说的“看不起人”并不是由于他自大，而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于社会上的人和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当然也包括陈独秀在内。前面说到，鲁迅对于李大钊很称赞，而对于陈独秀和胡适则有所保留，他说《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他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人;说这样话的鲁迅怎么会对陈独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崇敬心情”呢?当然，鲁迅也善于解剖自己。实际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就说明了这点。不过，至少在为《新青年》写稿那个时期，他还没有改掉他的“坏脾气”，他虽然尊重别人，但却不会轻易对别人表示“崇敬”。当然，到了晚年，他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表现出了崇敬之心的，不过对以陈独秀为头目的托派小集团却是嗤之以鼻的。1936年6月3日，另一个也是姓陈的托派头目(陈其昌)给鲁迅写信，想利用鲁迅与一些党内人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所谓“国防文学”口号上的分歧，拉拢鲁迅跟他们托派一道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却遭到了鲁迅的严词痛斥。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最后，他还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距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在这里，鲁迅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崇敬的绝不是托派的头目托洛斯基及其中国的追随者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而恰恰是他们反对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托派的批评很尖锐，但是也很有分寸，他只是揭露了托派的刊物很豪华气派，有人会说他们拿日本人的钱办报，但并没有直接说他们就是汉奸，因为当时毕竟还没有掌握更多的真凭实据;这种斗争的艺术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实际上，就是陈独秀本人，也并不承认“听将令”、“遵命文学”等说法。他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曾明确地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他还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从陈独秀用以评价鲁迅的语言来看，他称鲁迅“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他还说过“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等等，应该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的。不过，他强调鲁迅只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而“不是最主要的作者”;而在另一个场合还说，“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比其他作家要深刻许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啰，渺不足道。”(《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 页)好像《新青年》的“最主要作者”或“主将”就是他陈独秀，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陈独秀在纪念逝世一周年之时说这样的话，更表现出他蓄意抬高自己、压低鲁迅的丑恶用心，这实在也显得太庸俗无聊了。而且，这样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陈独秀承认鲁迅是“空前的天才”，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为什么又说他“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两种说法能够统一得起来吗?至于他说鲁迅在《新青年》上“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而如果称鲁迅为“主将”的话，“其余的人”就“是喽啰，渺不足道”了，这个话在逻辑上说得通吗?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那“不是主将”的鲁迅岂不也一样“是喽啰，渺不足道”的人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陈独秀是很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而且如此居功自傲也是很让人看不起的。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他的这些论调就给予了严厉的批驳。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毛泽东的这段话既是对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历史地位的崇高评价，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吹嘘自己、贬低鲁迅谬论的有力批驳。本文之所以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其用意正在于后者。因为有作者认为，陈独秀说鲁迅是战将而不是主将在前，而毛泽东说鲁迅是“旗手”和“主将”在后，陈独秀所说并不是针对毛泽东的;但是，这位作者怎么不想想，正因为陈独秀讲话在前而毛泽东讲话在后，毛泽东的话不正好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言论而说的吗?后来，在“七大”时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上述以《新青年》“最主要作者”、“主将”自居，否定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主将”地位和作用的言论就属于这一类“很不正确的言论”，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进行批评和纠正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引了陈其昌给鲁迅的信，应该说，陈其昌的做法，陈独秀也并不是不赞成，试想，如果能够把鲁迅这样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拉到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营垒里来，那对托派该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啊!但是，鲁迅根本不吃这一套，相反，他把托派狠狠地揭露了一番，使得托派很下不了台。唐研究员曾引用托派的一员大将王文元的话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此事件后，大发脾气，我们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转引自《全传》第786页)不过唐对于王文元所转述的陈独秀的话表示怀疑，他认为，“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没变。”其实，陈独秀“大发脾气”一点也不需要怀疑，这正是他对托派的阴谋未成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此事也很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不过陈独秀说鲁迅因为受到共产党的“捧”而在“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那是他在以他自己的小人之心度鲁迅的君子之腹，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对陈独秀说这样的话，则大可不必怀疑。陈实际上对蒋介石对他的种种宽大和优待是“感恩图报”的，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绝不能再有不计是非之心了”，但是，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他绝不是陈说的那种人。陈是一个没有真正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有这类思想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赞颂，是在鲁迅逝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特别是鲁迅在1936年6月9日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前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对鲁迅的颂扬之词，而后来所说的一些高度肯定的话乃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捧”。实际的情况是，对毛泽东的那些赞扬的话，鲁迅生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而他对于“捧”也有很高的自觉，曾专门写过《骂杀与捧杀》一文加以评论，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的问题，更不会有什么“不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这样的想法。这话显然是对鲁迅的恶毒攻击!在我看来，陈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其实是极为嫉妒的，所以才出言不逊，说了那样一些很不像样的话。这不仅是对鲁迅的污蔑，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应该说，唐说陈鲁之间“互相赞誉的情感”，这个话比之他先前说鲁迅对陈独秀“毫不掩饰的崇敬”来说已是大大后退了一步，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符事实。陈对于鲁迅确有不少赞誉之词，但是鲁迅对陈却并没有什么赞誉，即使有也只是为了表示自谦或客气，抑或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的一种幽默的说法而已。比如，关于“主将”、“前驱”等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他对陈独秀往往有一些保留，甚至还有一些微词。比如鲁迅讲“陈独秀先生是向他催稿最着力的一个”，这算什么“崇敬”?那只不过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根本谈不上是鲁迅对陈独秀的“崇敬”。实际上，鲁迅对于别人不断向他催稿这样的事内心并不高兴，反而是反感的。试想，当地主向农民催租逼债时，农民会高兴吗?鲁迅在1926年应聘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当教授，当时任校长的林文庆也总希望鲁迅能够多做工作、快出成果，鲁迅心中对此也是很不高兴的;他之所以离开厦大，虽然有多种原因，而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晚年，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对陈其昌的斥责，其实也是对于陈独秀之流的整个托派的斥责，这里有的只是蔑视，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崇敬”了。

　　对于陈鲁二人的关系，鲁迅1935年8月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里曾经有所提及。他从回忆《新青年》编辑部商定稿件的情况比较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个人给他的印象。他写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把韬略比作是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说我这样的人——又是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鲁迅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有韬略的人，这个所谓韬略不过是手腕而已，其实并不高深。不过两人的韬略是不同的：陈是搞的吓人战术，竖起了大旗，写上了大字，说“内皆武器”，使人看了害怕，感到恐怖，其实也就是几支枪、几把刀而已，这让人想起鲁迅的另一句“名言”——“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这种吓人战术;而胡适搞的则是骗人战术，用小纸条写道,，“内无武器”，要人们放心，这就如同旧故事里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一样，用谎言进行欺骗。但是，对于中国的一般人来说，特别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这一套所谓韬略其实既不高明，也不中用，人们是绝不会相信并且上当的，所以要“侧着头想一想”，结果反而疏离了他们，对他们敬而远之。而刘半农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鲁迅说他“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里的“佩服”显然具有讽刺的意味，联系到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说的“《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指李大钊——引者)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所说的“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其实就是指陈胡二人。应该说，鲁迅的这些话对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鲁迅在另一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6页)这另一文章就是我在前面引用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人们看得很清楚，鲁迅在这篇文章里究竟是赞扬陈胡二人，还是赞扬刘半农?如果是赞扬陈胡，他怎么不是和陈胡二人亲近而是与刘半农亲近呢?看来，唐研究员并没有看懂鲁迅的文字，抓住了里面的“一目了然”四字就胡乱引申出陈的“光明磊落”，其实鲁迅说的“一目了然”指的是“几支枪”和“几把刀”，而不是指陈独秀其人，所谓“光明磊落”就更是无从说起了。联系在文章里谈到刘半农的“浅”，但是说它“如一条清溪，清澈见底”，还说他“忠厚”，说他“作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与中国更为有益”，而对于陈胡二人，就没有这样的赞誉了。

　　说到陈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由于他在国内外的影响，他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都引起了震动。当时由宋庆龄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及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商定了一个包括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在内的九人治丧委员会，而毛泽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10月22日，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是相当严重的，蒋介石为了威胁和恐吓宋庆龄，蒋介石甚至让特务枪杀了她的重要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可是宋庆龄、蔡元培等都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葬礼。同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了致哀的电报。陈独秀当然不可能受邀参加葬礼，但是拍一个致哀的电报总是可以的;而且他在狱中有特殊的待遇，有书报杂志可读，可以知道外面的消息，有文房四宝可用，可以在狱中写文章，而事实上他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写一篇悼念的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并没有为鲁迅的逝世写任何一点东西。唐研究员说“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未变”，但从事实来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之所以如此，陈独秀显然有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深知写这样的文章蒋介石是不高兴的，写还不如不写，这对他更为有利;而从感情上来说，1936年6月鲁迅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显然也极不愿意写悼念鲁迅的文章。虽然1937年8月出狱后第三个月即11月他写了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是看得出，他写此文是很勉强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是别有用心的。从时间上来说，他本来应该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1937年10月19日)之前写作此文，这样才是真正对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但是他没有;他是在这个周年纪念日一个月之后即1937年11月21日才在《宇宙风》旬刊上发表此文的。他发表此文，其实也不是为了纪念鲁迅，而是因为他不满于“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才有感而发的。因为此文既批评了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又批评了后来鲁迅接近政党之后，“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表面上看，他批评的对象只是文学圈子或文化圈子里的人，说得似乎也冠冕堂皇，而实际上，他批评的真正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就在一个月前，曾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即《论鲁迅》。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讲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和鲁迅精神。演说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而自己只是“贤人”，是鲁迅的学生。毛泽东在演说里对鲁迅的认识，和陈独秀后来在文章里对鲁迅的认识迥然不同，大异其趣，高下立判，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在文章的末尾还重弹了他的托派老调，继续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也是鲁迅所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总之，陈独秀与鲁迅两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如唐研究员之前说的是什么“引路人”、“推动者”或“主将”与“听将令“的关系，也不是他后来说的“互相赞誉的情感”那样一种关系。唐研究员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也很清楚：因为鲁迅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威望，把陈与鲁捆绑在一起，并且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和“鲁迅杂文的推动者”，就可以大大压低鲁迅，并且可以大大抬高陈独秀的地位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鲁迅是一座高山，而陈独秀只是一抔黄土，一抔黄土怎么能够和一座高山相比呢?

　　古人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唐著为了抬高陈独秀可谓费尽了心机，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变得越来越笨拙，稍有见识者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这些鬼把戏呢?

　　第四篇

　　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奚兆永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大肆造谣传谣，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都崇拜一个名叫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

　　一、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说到涅恰耶夫，由于其参加历史活动的时间很短，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大，知道的人似乎也不多。知道一点的人看法也不同，有人把他说成是圣徒，有人则认为他是个魔鬼。近年有人出书对他进行介绍，但由于受到时代和视野的局限，看来也未能做到客观和真实。由于此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而且曾因故意杀人罪从俄国逃到欧洲去找巴枯宁，并且想混进第一国际进行招摇撞骗，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和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此人，不过对他的评价则完全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多读一些马恩著作，通过马恩的书信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我们也就不难了解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了。

　　谢尔盖.格纳迪耶维奇.涅恰耶夫于1847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奴的家庭，曾在别人帮助下受过初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在学生年代曾参加反对沙俄专制政府的学生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1869年春，他为自己捏造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彼得保罗监狱的国事犯，一个是全俄惩治委员会的代表，来到了日内瓦。他找到了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巴枯宁对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很器重，一下子就轻信了他的谎言，认为那个全俄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他的命令，同时，把他看作是摧毁旧俄国的新一代的代表，和他一起出版具有强烈革命思想的著作，并将其寄往俄国国内。由于他还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发表声明，揭露“涅恰耶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并且指出“他声称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涅恰耶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0页)

　　涅恰耶夫的真相，是由俄国的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后来是《资本论》俄译本的两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丹尼尔逊)的洛帕廷告诉马克思的。洛帕廷经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保尔.拉法格的介绍于1970年7月2日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邀请他第二天再来。他在马克思家从上午10点一直呆到晚上12点。洛帕廷告诉马克思：“涅恰耶夫的全部历史(23年)都是无耻的伪造。涅恰耶夫从来没有蹲过一个俄国监狱，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杀害他等等。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俄国的少数代理人之一)属于一个秘密团体。另一个青年人X.( 伊.伊万诺夫。——《马恩全集》编者注)，他很有钱，曾通过涅恰耶夫资助过这个团体。一天，X.向涅恰耶夫声明，他今后一个戈比也不出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涅恰耶夫先生为此(也许是因为报不出账来)向他的秘密团体的同党提议杀害X.，因为他有朝一日会改变信仰而成为叛徒。他果真杀害了这个青年。可见政府完全是把涅恰耶夫当作普通杀人犯予以追究的。洛帕廷在日内瓦首先要求涅恰耶夫亲自(对他的谎言)加以说明，后者辩解说，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可以给事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于是洛帕廷把事情经过告诉巴枯宁，巴枯宁对洛帕廷说，他这个‘好老头’完全相信他的话。接着巴枯宁要求洛帕廷当着涅恰耶夫的面把这一切重复一遍。洛帕廷便立刻和巴枯宁一同去涅恰耶夫那里，在那里把这幕戏重演了一遍。涅恰耶夫默不作声。当洛帕廷在日内瓦的时候，涅恰耶夫表现得非常安分守己一言不发。但是，洛帕廷一去巴黎，他马上又开始装腔作势了。之后不久，洛帕廷收到巴枯宁的一封关于这件事的辱骂信。他用更加厉害的辱骂回敬了他。结果，巴枯宁写了一封信——‘父亲，我犯了罪’(《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在这儿洛帕廷手里)，不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轻信的老头儿’。”(《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7页)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涅恰耶夫的为人和活动都极为愤慨。当涅恰耶夫在奥地利一家日报上发表文章时，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曾评论说，“维也纳的报纸‘漫游者’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耶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康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同上，第409页)

　　在这方面，涅恰耶夫比之他的老师巴枯宁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知道，由于第一国际为了广泛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吸收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像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也都参加了第一国际。应该说，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它的俄译本(第一版)。他还答应将《资本论》译成俄文，并且接受了出版者预付的稿酬三百卢布，但是，他言而无信，《资本论》长期拖延不译;而涅恰耶夫也劝巴枯宁不要翻译《资本论》，而将将精力集中于他们的密谋活动，并且创建了他们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妄图用恐怖手段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却拒绝退还已经拿到手的那笔预支的稿费，甚至还写恐吓信，用所谓“置于死地”威胁与出版人联系的中间人柳巴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巴枯宁等的背叛和无赖行为，马克思和煾格斯向第一国际1873年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并且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由于涅恰耶夫在出国前杀害了农学院大学生伊.伊万诺夫，俄国政府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法院也对此案进行了审判。由于此案涉及到秘密团体的许多人，结果有八十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苦役，而涅恰耶夫却由于逃到外国而长期逍遥法外。他流徙于瑞士和伦敦、巴黎之间进行活动，一直到1872年秋天，才因奸细出卖，在苏黎世被警方逮捕。沙俄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将其引渡给俄罗斯，遭到巴枯宁等人的反对，他们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他辩护。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没有成功，涅恰耶夫还是被引渡回到了俄国，并且被判二十年年苦役。涅恰耶夫最后于1882年死于狱中。

　　涅恰耶夫作为故意杀人的主犯，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故意杀人，这和革命根本无关，完全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有人却把他说成是“圣徒”加以吹捧，当然也有人把他言行严加痛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很鲜明。马克思曾经把洛帕廷与他谈涅恰耶夫的内容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接信后马上回信说：“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0页)前面已提到，恩格斯曾称他是“无耻之徒”。至于马克思，则干脆把他称作“坏蛋涅恰耶夫”(同上，第498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涅恰耶夫的评价是如此之差，可以说对他已经到了深恶痛绝极其厌恶的程度，难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会对涅恰耶夫表现出“崇拜”之情吗?!

　　二、驳所谓“列宁和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陈文说，“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陈文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无耻谰言而已。

　　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经广泛地搜集列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笔记，编辑出版《列宁全集》，先后达五个版次之多。但是，即使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1-55卷人名索引》(已译为中文出版)里也没有出现过涅恰耶夫的名字。《列宁全集》的中文版也出了两个版次：中文第一版是50年代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而中文第二版是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且增收了《列宁文集》里的一部分文献编辑、翻译出版的。因此卷数比俄文第五版的55卷有所增加，有60卷。此外，中文第二版还根据《列宁文集》俄文版，编辑并翻译了《列宁全集补遗》。经查，在中文版第55卷的人名索引里出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不过那也不是列宁的论述，而是列宁读过的一本书上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叫尤.米.斯切克洛夫，书名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列宁大概是1909年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读这本书的。该书在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时有一处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话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和拉萨尔(后者曾是他的学生)等欧洲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以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俄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活动是如此严格，但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好感。”(《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正文第二版，第576页)列宁在这里既没有写什么批注，也没有作任何记号。显然，这里列宁所真正关注的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而作者提到其他人，也不过是为了作反面对比的需要，是为了更加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已，并没有给予什么注意，只是提了一下名字，更不用说列宁对他们有什么“崇拜”了。

　　这一点，从列宁在该书接下来讲的一段话的旁边做了记号可以得到说明：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要表示赞赏是极有分寸的，而且也不轻易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却承认我们这位作者是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显然这个很高的评语出于严格的马克思之口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总有某些重要的理由的。”列宁在这些话的旁边划了两竖(“||”)(同上)表示值得注意。

　　该书作者作这样的对比，显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同态度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它是有“重要的理由的”，而列宁做的“||”记号显然也是表示同意和重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这里当然也根本谈不上对涅恰耶夫有什么“崇拜”，相反，列宁是赞成作者关于马克思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很高的评价的。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过一部革命小说，叫《怎么办》，列宁为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倾向也写过一部理论著作，也用了同样的名字，说明列宁不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而且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列宁对于俄国某些革命家热衷于搞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政治人物也和马克思一样是持批判的看法的。

　　我们知道，由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都很强烈。但是，在他们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托尔斯泰、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洛帕廷、涅恰耶夫、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的在俄国，有的流亡于欧洲英、法、德、瑞士等国，开展革命活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讲到当时的情况，他写道，“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 的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俄国的一些些政治人物虽然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抱有好感，表示欢迎，但是在要他们真正接受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情结，也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想。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25年来“不断与俄国人进行斗争”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许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可以不经过所谓“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而直接从俄国的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很清楚，村社土地的公有制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过，而赫尔岑也不是在俄国而是从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毫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村社的。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西方爆发世界革命的条件下，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却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那种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分割开来的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不妨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马克思对洛帕廷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他曾向恩格斯这样介绍洛帕廷，说他“还很年轻，被监禁了两年，之后在高加索一个要塞被监禁了八个月，并从那里越狱逃跑了。他是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圣彼得堡大学以教书为生。现在靠俄文翻译工作维持生活，很穷。”还说他“头脑清醒，有批判力，性格开朗，坚毅，像一个俄国农民一样知足。弱点就是波兰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6页)三个月后，洛帕廷再次来到伦敦，马克思又向恩格斯介绍说，“他是至今我遇到的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友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全家也很喜欢他，长期关心他的命运。后来，他也成了恩格斯的朋友。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曾拜访过恩格斯，这次谈话的内容，洛帕廷在其给民意党国外代表奥沙尼娜的信里曾经有所介绍，10年后，经拉甫罗夫提出和恩格斯同意，这个讲话内容公开发表，后来作为附录载于《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9-544页。应该说，洛帕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信任，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俄国的情况，包括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况。当然，他也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等的影响，拉甫罗夫不喜欢洛帕廷和马克思过于接近并把俄国的秘密情况都告诉马克思。作为《资本论》俄文版的两译者之一，他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也就是说，他翻译了该书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马克思也很清楚，说他翻译了主要部分。从1870年开始，他就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要改变他的民族偏见，消除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营救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于1872年又从伦敦回到俄罗斯，在离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的地方很近的伊尔库茨克被捕，后来又于1873年越狱逃跑到国外。直到1884年才又回到俄国，成为民意党管理委员会的首脑。显然他仍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革命家。1887年他再次被捕，被判终身苦役，并于1918年逝世。

　　俄国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变化。这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12月，出身于一个贵族小地主的家庭。母亲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侄女，由于受到伯父思想和品德的影响自然也追求进步，而母亲的教育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也很大。他的小学和中学一年级是在家里由母亲教的。后来进了军事学校和炮兵学校。这期间，他知道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决心改学自然科学。1874年，他考进圣彼得堡的矿业学院。这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本(它是《资本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译本，马克思一再说它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已经在1872年圣彼得堡出版，而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史的教授费森科还给工人讲授《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费森科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攻读《资本论》，他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因为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而于1876年12月被学院开除。1877年1月初，他流亡国外，在欧洲侨居了半年多。他在巴黎拜访了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拉甫罗夫丰富的藏书曾使他震撼，于是发奋阅读了许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当然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等写的著作。回国后，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1879年4月2日，亚.索洛维耶夫谋杀沙皇失败，更导致了沙皇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普列汉诺夫本人也遭到通缉，1880年1月，他再次流亡国外。应该说，民粹派革命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反面给予他很大的教育，而俄国著名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误解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更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它第一次强烈地动摇了我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尽管我曾反对过他的观点。”(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版，第35页)1881年底，他决心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还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并回答他们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新俄文版写的序言，使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人们往往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转变定在1883年，因为这年是他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立之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总是先有思想的转变或世界观的转变，而后才有他所创立的代表一种新思想、新世界观团体的创立，这两者不应该是同时的，而是应该有先后的。对于这个问题，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自己是有明确的说法的，他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22页;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7页)他还具体地说到了思想转变的标志：“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1980版，第75页)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是在1881年底到1882年初。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对于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且和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一道为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而奋斗。在很短时间里，他们就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继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查苏利奇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普列汉诺夫更写出了一批与民粹主义斗争的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作品。对于普列汉诺夫等的工作，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里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传播，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俄国的被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普列汉诺夫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俄国反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但是，他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1914年时，列宁曾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底到1906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8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08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4-295页)以后，他在1914年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上，他成了护国主义者;而在1917年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也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持反对的立场。应该说，他在很长时期都犯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在基本理论上，坚持的仍然是正确的东西。列宁说，“他在策略上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71页)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讨论，这就是理论与策略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基本理论上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策略上却一再奉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不是很矛盾么?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其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有所涉及。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670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一方面强调了基本理论的重要，说它是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策略只不过是把基本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已。就是说，基本理论是根本的，而策略只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是从属的。但是，正确的策略的制定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为此就必须了解本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家有联系，但是他们总是强调俄国情况特殊，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甚至作为“秘密”不让马恩知道。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马克思甚至在1869年底(当时他已经51岁了)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还下决心开始学习俄语，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居然“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他不仅读了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还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7-178页)从他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看，他也确实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本经济学著作(即《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后来恩格斯也用与马克思同样的方法学习了俄语。但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容易，毕竟要深入到这个国家去才行，一些事情外国人在外国是很难完全弄清楚的。就是本国人，如果长期侨居国外，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也是不行的。普列汉诺夫一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920年，斯大林在论述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时曾说：

　　“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这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之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革命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价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该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36页)

　　事实说明，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不行，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不行。普列汉诺夫后来之所以被列宁所取代乃是革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就是对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这一代人的教育与培养。不管怎么说，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称作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8页注)他还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称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2页)

　　从以上所述可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普列汉诺夫的教育与培养而成就了列宁这一代人的。但是，陈文却说什么“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这显然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谎言。如果陈研究员不是它的制造者，那也必定是它的传播者。造谣当然可耻，传谣也是很可悲的。

　　其实，涅恰耶夫根本就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向马克思揭露涅恰耶夫丑恶嘴脸的洛帕廷才真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批评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对他很佩服，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称他的著作《穆勒经济学概述》是“杰出的”，说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作了出色的说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大思想家怎么会培养出像涅恰耶夫这样不学无术而品行又很恶劣的“无耻之徒”和“坏蛋”来呢?洛帕廷在1870年造访马克思时也曾向马克思谈到了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从洛帕廷那里了解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64年被判在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八年，因此还有两年才满期。初级法院曾相当公正地宣布，根本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东西，所谓图谋不轨的秘密信件显系伪造(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参政部遵照谕旨，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力撤销了法院的宣判，并把这个狡猾的人物放逐西伯利亚，如判决所云，此人‘如此狡猾’，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又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绝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只要目的高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非常谨慎、也非常睿智，就连沙皇专制体制下的法院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沙皇政权的高层说他“如此狡猾”实际上正是他的高明和智慧之处。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欣赏，并且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前面说过的以外，他还告诉恩格斯:“洛帕廷原来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研究过自然科学。但也搞过商业活动，要是在这方面替他找到点什么事，那就很幸运了。我将同波克罕和保尔谈谈这件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508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欣赏和爱护洛帕廷，当然是因为洛帕廷本人的知识素养和人品性格，但是也不能排除有“爱屋及乌”的情结，——因为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此也连带着喜欢他的弟子了;或者反过来说，他之所以那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因为“爱子重先生”所致，——因为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生洛帕廷是如此优秀，因而就更加敬重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当然，还应该看到，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无辜地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服苦役，马克思对俄国的司法非常气愤，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特别充满敬意地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显然还包含有同情和声援的成分。与洛帕廷不同，从涅恰耶夫的经历来看，他生于1847年，因家庭穷困，读的只是是初级师范，学历不高，根本也不可能去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且他知识有限，品行恶劣，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流氓”，他也根本不配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就更谈不上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之间的所谓“渊源纽带”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列宁了。列宁出生于1870年，父亲是一位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母亲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女性。列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涅恰耶夫离世时，列宁才12岁，他也不可能受到涅恰耶夫的思想影响。当然，他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是一个民意党人。亚.伊.乌里扬诺夫于1887年3月13日因和另外四个民意党人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捕。5月20日，亚.伊.乌里扬诺夫和其他四个谋刺者在狱中被杀害。5月22日，当列宁在得知他哥哥已被杀害的消息后说：“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列宁年谱》第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36页)“这条路”也就是民粹主义者走的通过密谋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道路。17岁的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并且下决心要走另外的道路了，难道他还会重蹈覆辙民意党人搞恐怖的老路吗?也是在这一年，列宁考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但由于积极参加12月4日学生反对政府禁止“车夫、仆役、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等几类家庭的子女进入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决定，他激于义愤冲在最前列，加上他哥哥谋刺沙皇这件事的牵连，因而于12月19日被喀山大学开除。这以后，他在喀山参加了费多塞耶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不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等的作品，并且阅读《同时代人》、《俄罗斯言论》、《祖国纪事》等杂志。列宁也不忘继续自学大学的法学课程，准备返回大学。1890年9月1日，列宁第一次去彼得堡，联系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经过多门功课的国家考试，列宁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1891年11月，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决定发给列宁甲等毕业证书，1892年1月，列宁领到了该项毕业证书。这以后列宁开始在萨马拉地区从事律师职业，他由助理而律师，曾多次为贫苦劳动人民辩护，为他们争取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移居萨马拉后，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敬服了。他对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1893年秋，列宁由萨马拉前往彼得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说，当时她还不认识列宁，但“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这说明，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从批判民粹主义开始的。这以后，他发表了《论所谓市场问题》、《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论著。1895年，他把彼得堡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下了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列宁之走向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就谈不上经过涅恰耶夫这样一个中介，而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民粹主义的结果;而涅恰耶夫这个无德无才的民粹主义者也根本不可能是列宁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渊源纽带”。

　　这里不妨再说一说另一个与涅恰耶夫同时代的人弗兰茨.梅林对他的评价。梅林生于1846年，比涅恰耶夫长1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写著作深得恩格斯的好评。他在《马克思传》里曾经这样说到涅恰耶夫：“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这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的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5页)从梅林的这一叙述可知，涅恰耶夫的知识和智力都很平庸，他之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出于本能。这一点，与布朗基似乎倒有些相像。他曾经利用过巴枯宁，后来巴枯宁也与他分道扬镳。陈文还把涅恰耶夫的无耻行径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头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究竟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污蔑呢?沙皇专制下的初级法院尚且不相信强加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罪名和所谓的罪证，只有沙俄最高统治者因为害怕真理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有很高的评价，难道陈文的这种强加会改变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有的的看法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的那个《革命者教义问答》再做一些分析。《问答》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涅恰耶夫还是巴枯宁?梅林说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陈文说它是涅恰耶夫所作，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所说，涅恰耶夫虽然与这个《问答》有关，但却并不是它的作者;其作者应该还是巴枯宁。由于涅恰耶夫杀人案1871年7月曾在俄罗斯进行过公开审判，许多事实早已不是秘密，马恩的文章也大量引用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可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里说，“涅恰耶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也从来不否认他是这本《问答》的作者。而且这个小册子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471页)应该说，《问答》的作者是巴枯宁，而不是涅恰耶夫，是很清楚的。陈研究员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不会把作者弄错了。可惜的是，他是从虞友谦写的《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一书里转引来的说法。明明有权威的可靠的《马恩全集》可以引用，却偏要要转弯抹角地从一些并不具备权威性的书里去转引，而且一再如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些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是多么的生疏和可怜!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认真猜测它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同上，第472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问答》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只出了它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顶点。显然，这一切都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背道而驰的。从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冒充第一国际的行为方式和涅恰耶夫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嗤之以鼻的评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更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17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的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而已。”(同上)巴枯宁炮制这个小册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把两百多年前耶稣会天主教的教义改换成“神圣革命事业”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问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仍然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他们的文章里。这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高度的自信：既然自己掌握着真理，自然也就不怕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问答》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比如第一条说，“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我们就不能说它不对;如果革命者没有献身精神，那还能叫革命者吗?还敢于去与强大的敌人斗争吗?还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吗?

　　至于说列宁和斯大林如何崇拜涅恰耶夫，那更是无稽之谈。列宁和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著，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批判态度，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巴枯宁、特卡乔夫以及涅恰耶夫所持的坚决而严厉的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搞的那一套都是采取很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我们知道，早在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里，就有一个是专门针对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说：

　　“代表大会坚决拒绝把恐怖手段即个别政治暗杀方式作为政治斗争的方法，这种手段在目前是极其不恰当的，它使优秀力量放弃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破坏革命者和居民中革命阶级的群众的联系，并且使革命者本身和一般居民都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产生极端错误的想法。”(《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页)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派(多数票)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分裂。有些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派是左派，是强硬派，而孟什维克是右派，是温和派，于是就把恐怖暗杀手段与布尔什维克派联系了起来。这样联系是毫无道理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是反对个人恐怖或暗杀手段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恐怖。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就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说，“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就此而论，革命的恐怖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

　　但是，绝不能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民粹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了。这一点，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特卡乔夫写给恩格斯的公开信里表现得很突出，他说：“您到底为什么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神秘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这里，即在欧洲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政权，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同上)恩格斯还针对特卡乔夫把涅恰耶夫称为“青年的表率”而对他们利用第一国际名义进行欺骗活动进行了揭露。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手段，但是也绝不一般地或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恐怖。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起来参加革命，它才能真正成功。道理很简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仅仅靠个别人或少数人搞密谋和暗杀活动，即使把个别统治着杀死了，统治阶级中很快就会有别人来代替他，而对革命者的镇压必定会随之加强，这种依靠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所谓“革命”当然不能成功。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以长期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748页)列宁这话是1907年说的，这和他在1903年为“二大”写的决议草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区别，而在俄国，所谓其他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区别的基础其实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英雄史观基础上的。列宁的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他是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众史观，而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是坚决反对的。显而易见，列宁是坚决批判涅恰耶夫的错误思想而绝不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至于陈文说斯大林“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更是无稽之谈，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也根本不近情理。按照陈文所说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教条”只有八行字，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里的内容也不过几页纸，要掌握它的内容还需要整天随身携带吗?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记忆力非常之强，据苏联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雅可福列夫在《生平回忆》一书中说，一次斯大林曾要雅可福列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工作，讨论得很晚，最后斯大林请大家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斯大林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连饭厅的墙壁都放满了书橱。雅可福列夫回忆说，“斯大林的言论无论何时都是充满着文学引证的。他的记忆力真是罕有的——他从个别著作中摘引长段引证时，差不多一个字也遗漏不下。”(雅可福列夫：《生平回忆》，大连大众书店1949年版，第82页)雅可福列夫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且还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人，但是在斯大林向他问起某本书的内容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住这些内容。为此他感到很惭愧。可见斯大林对所读之书是多么熟悉和记忆力是多么之强;涅恰耶夫那区区几页或不过只有八行内容的《问答》自然就更难不倒斯大林了，何用随身带着?况且，在白色恐怖下把这类小册子整天放在身边也很不安全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根本不会去崇拜涅恰耶夫的那些错误教条;斯大林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崇拜列宁，当然跟列宁的思想走，而绝不会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思想走。在这方面，他在其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里曾经这样批评民粹主义的主张和手段，他说：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社开始来准备谋刺沙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获得丝毫益处。刺杀，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以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采取的这种用谋刺个别人物、用个人恐怖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是于革命有害的错误手段。个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把所谓积极‘英雄’与消极‘群氓’对立的荒谬民粹主义理论，以为‘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据这一荒谬理论所说，只有个别卓越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氓、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所鄙薄称呼的‘群氓’，则不能作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绝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群众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最大革命家之一哈尔士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专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其谋刺压迫者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这种于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实行与压迫者阶级斗争的视线。他们阻碍了工农革命自动性与积极性的发展。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独立政党的事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22-23页)

　　斯大林的观点与上述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恰恰与民粹派的观点是正好相反的。事实就是这样。陈文又怎么能凭空说斯大林崇拜《革命者教义问答》呢?又怎么可以凭空说斯大林对它入魔了呢?

　　三、驳陈唐对苏共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

　　陈文说，“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反帝国主义)民主(反封建主义)革命运动，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苏俄革命)相互结合，以推行世界革命。这些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国家苏联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直达苏式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真义，远说要把‘苏维埃’插遍，近说要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联国界，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便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联党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他们拿出大量金钱和武器扶植其代理人，只不过是为了掌控和礼遇这些代理人，以换取苏俄更大的国家利益。”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列宁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回答“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说：“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以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当然，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世界性革命”里，世界还只是指西方世界。这在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里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同时有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马克思的这封信写于1877年11月，但马克思一直没有寄出公开发表，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俄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关系太重大了，所以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同时，马克思还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后来，普列汉诺夫翻译《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给马克思写信，请他们写新版序言并且回答有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如果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当时的形势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就是在《宣言》俄译本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同上)过了一个多月，即1882年3月8日，马克思在回答查苏利奇写给马克思的信件时，他又说，“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的专门研究，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9页)在这里，关键是要“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还有就是俄国革命成为西方革命的信号同时两种革命能够互相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非常慎重。他在收到信后曾三次写回信，但都未发而成了草稿(即初稿、二稿和三稿)，最后写回信已经是第四稿了。而且我们看到，他的草稿一次比一次慎重。如前所说，这是一个事关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问题，而马克思总是感到，他对俄国的了解是不够的。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当然不能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了。所幸的是，恩格斯继承了他的的未竟事业，不仅以极大的精力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不仅为亡友的其他著作重新出版撰写了好些导言或序言，而且还承担起了领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继续关心并指导着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885年他写给查苏利奇的信，表达了恩格斯对俄罗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信赖，他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局面将会发生重要变化。这以后，他一直关心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到1894年1月，当他为重新出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写跋时，曾经总结俄国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变迁;他在引述《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那段话后，又说了这样的话：“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建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的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实际上，恩格斯根据新的事实证明，俄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在土地村社公有制的基础上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恩格斯还是认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的农村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上，第450-451) 列宁继承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关系的思想。由于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进行了新的研究，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结论。不过他也认为，俄国革命需要西方革命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后，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相继发生了革命，实现了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的相互支持。当然，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还处于分裂的状态，力量分散，不能一致对外，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都没有最后获得成功。俄国革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想取得革命的最后的胜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那当然也还需要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时，还发现，在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作用是大为加强了。这样，西方帝国主义就成了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而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出了“西方切莫忘记了东方”的指示。他认为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他说，“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还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直接继承和重大发展。说列宁的思想直接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因为马恩都曾认为，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在俄罗斯发生革命并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和西方无产阶级给予俄罗斯以援助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列宁显然继承了马恩的这一思想。说它是列宁的重大发展，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一个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有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的状态下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范围显然是大大地扩大了。这里关键的关键，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得到了加强，可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这些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以巨大的帮助。这和民粹主义所说的无条件的“跨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列宁的世界革命路线的指引和推动下，不仅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一改过去第二国际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先后发生了革命;而东方一大批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的斗争。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在苏联境内，除少数国家如爱沙尼亚北部的爱斯兰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展，文盲已经基本消灭，处于比较发达阶段外，东方的许多民族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很快就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比如西藏还处于农奴社会阶段，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云南的独龙族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族也还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是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也很快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证明，列宁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那种不顾条件变化，认为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观念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陈文说，“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这纯粹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列宁提出“西方切莫要忘记了东方”，他之所以如此关注东方，不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也在东方，世界的东方有着最广袤的土地，居住着最众多的人口，东方还曾是古代几大文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在近代东方却大大地落后了;东方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国家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东方国家的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更受着多重的压迫和剥削。作为具有解放全人类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会对东方国家非常同情和关注;列宁在其著作里曾经多次提到土耳其、伊朗、印度和中国，把这些说成是出于利己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是怼列宁的污蔑。至于说中国是列宁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那也并不符合事实。不错，中国共产党成立得比较早，但是，印度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得更早。这也不奇怪，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中国更早也更发达，产业工人也出现得更早，那里的共产党1920年就成立了，罗易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之一;而印度尼西亚也长期是荷兰的殖民地，因为东印度公司长期在那里经营石油和矿业，产业工人也出现得较早，而受宗主国荷兰的影响，那里也很早就成立了社会党，后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社会党于1920年改成了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马林就是荷兰人，他在来中国之前就曾长期在印尼从事革命工作。显然，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尼，他们都说不上是苏俄的近邻，但是，共产党的成立都比中国早，怎么能说中国因为是近邻所以是首选呢?

　　实际上，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世界革命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拿这些成果和第二国际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陈研究员竟然看不到这些进步和成绩呢?

　　在陈研究员看来，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他们之所以主张世界革命，都是为了苏联自己本身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实际上，世界革命的思想是马恩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提出来的思想，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们革命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提出世界革命来的呢?后来虽然苏俄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共产国际是在苏俄取得革命胜利后成立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和否定像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断定他们是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呢?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所突出、所强调的，恰恰不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利益，而是各个民族共同的利益。《宣言》说，“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如果一个政党所代表的只是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它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党，而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党和国际主义者的党;只有当它代表了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利益，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利益时，它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党和国际主义的党。事实也正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苏俄曾遇到极大的困难，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已疲惫不堪，而且粮食缺乏、燃料缺乏，交通遭到破坏，加之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国外则有若干外国的武装干涉，到1921年春甚至还出现了喀朗斯塔得要塞的武装叛乱，如果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是不会去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的，但是，它支持了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还对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建党和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热请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任何民族利己主义者所做不到的，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领导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做到了。在上世纪20年代初，苏联还为培养东方国家的革命干部办起了一座东方大学，后来又为中国大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办起了黄埔军官学校，而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又在莫斯科办起了中山大学。1936年7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独裁者弗朗哥发动内乱，企图推翻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政府。苏联曾为合法政府的军队提供了武器装备，而共产国际则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当时许多欧洲、北美和墨西哥的许多志愿者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来中国之前就曾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而英国前首相希斯年轻时也曾利用暑假到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他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时还兴奋不已。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援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苏俄是最早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为了中国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还有少共国际曾多次派遣代表来华，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帮助实现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从中国参加共产国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当然不大，但在当时那确实是雪中送炭，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试想，那些抛弃了家庭没有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如果没有经费的支持又如何开开展革命活动呢?当然，在十年内战期间，毛泽东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有了经济来源，还很好地发动了群众，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闹革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苏联为支援中国抗战派来了作战飞机参加了武汉和兰州的对日本飞机的空战。另据《党史信息报》披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的巨额支持，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全部收入的6.2倍。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曾撰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和斯大林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在二战中，苏联在相当时期是单独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实现了大转折，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德国侵略军赶回到了它的老家，并且解放了中欧和东南欧一大片国家;三个月后，红军又挥师东向，与蒙古的人民革命军一道，消灭了日本的陆军主力——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不惜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吗?陈文居然看不到这些事实，完全不顾历史，把苏联和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说成只是为了苏联自身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说成是这些国家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火中取栗”，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苏联和斯大林，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两大阵营。斗争当然仍在继续。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帝国主义眼看南韩李承晚集团不堪一击，于是拼凑了一些仆从国家组织成所谓“联合国军”在元山和仁川登陆，直接参加作战，并且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虽然正处在建国初期，但是为了卫国保家，同时也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苏联也不顾二战造成的战争创伤，经济还在恢复的过程之中，积极给中国和朝鲜以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有一本论述抗美援朝历史的书里曾讲到这样一件事，读来颇为令人感动，特摘录如下：1951年5月2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告以苏联生产的米格-9飞机已经装备了中国6个航空师，而米格-15由于生产不足，装备了4个航空师，现在可以用米格-15取代米格-9了，准备给中国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是无偿的，只需付由苏联运往中国的运费即可。过了四天，即5月26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告以原来以为米格-9即可对付英美的喷气式飞机，实际上不行，这是他们俄国人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会影响到中国的空防，所以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消除，把全部米格-9都无偿地改换为米格-15，而原来说只要中国支付运费即可的话也不提了。(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页)如果心中只有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陈文还污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什么“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这样说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列宁早在1912年7月11日就从孙中山发表于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认识了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际上此时孙中山已经辞去此职)，知道他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在那篇文章里，孙中山说，“因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我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这是典型的在俄国颇为流行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因此列宁说，“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兴趣。列宁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正是从他们俄国人那里学来的。原来，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曾去英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在那里被捕过，后来又在那里进行考察，结识了一些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当然，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一样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孙中山在这篇文章里还强调了一点，他说，“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 tous lestires)。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进步要求这样做。”(《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列宁对此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一个“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他评论说，“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他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还比较了孙中山这个“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和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不同，他说，“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与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等等了。”而孙中山则不同，“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弱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绝不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早在1912年列宁就如此肯定和赞扬孙中山，怎么能够说苏俄和共产国际最青睐的是吴佩孚和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呢?实际上这时的吴佩孚和陈炯明们显然还不为世人所知，更不可能进入列宁的视野，何言“最青睐”他们两人呢?更不用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还没有成立，无产阶级还没有处于执政的地位，说列宁欣赏孙中山，其“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这说得通吗?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演说是1912年4月1日在南京讲的，因孙一度想参加社会党国际，曾让人将此演说翻译为法文刊登于7月11日的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le people)上，当时列宁在欧洲，见报后将其由法文译为俄文，同时自己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呵民粹主义》的评论文章，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于7月15日的《涅瓦明星报》上。列宁如此热心地向俄国的革命者和人民介绍孙中山的文章，如此热情地评价孙中山的思想和纲领，显然是发自内心的赞赏，而绝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陈研究员说的那番话倒是使人感到，他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太主观武断了。当然，后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确也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去做过吴佩孚、陈炯明的工作，那也是先中共而后才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又何来“最青睐”他们二人之说?

　　看来，陈文是把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混为一谈了。我们知道，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先锋队，因此他们都是主张“以党治国”论的。显然，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党与党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国与国的关系是第二位的，而领袖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前两种关系以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列宁要继续进行世界革命，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共产国际，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作为第一步，就是要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共产党，无论是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这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最大的帮助。陈独秀说，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中国的革命如果从秦末的陈胜、吴广算起一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前后两千年时间一直连绵不断，但是却一直没有真正成功。其原因就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来作指导，只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功。没有外国人的帮助行么?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的时期，由于共产党还刚刚成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只是掌握着南方部分地区的政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全国的政权，而苏俄要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当时要找北洋军阀政府的实力人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们知道，吴佩孚曾经是一个前清秀才，后来投入淮军，做过曹锟手下的管带和旅长，曾随军入川，镇压蔡锷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任第三师代师长和前敌总指挥，由于段祺瑞乘着前方胜利的形势安插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引起吴的极大不满，遂发出罢战主和之通电。此主张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包括毛泽东也积极参加了“驱张运动”。五四时期，吴佩孚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都使他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在上世纪20年代初，吴佩孚在奉军配合下经过直皖战争，大败皖军;又经过直奉战争，把奉军赶到关外，结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最重要的人物。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提出“四不”：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不贪财。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后当然会注意到吴佩孚，还通过李大钊、白坚武(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时的同窗)到洛阳去见过吴佩孚。李大钊曾游说吴佩孚发了一个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对于吴佩孚，马林(亨德力克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来中国时，也从苏联伊尔库茨克局对吴佩孚进行了一些了解。伊局的一些俄国人认为，可以与之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代表苏联整个官方，也不代表共产国际。而马林的看法显然与之有所不同。他说，“中国现在最有力的军人自然要算洛阳军阀了。洛阳军阀的力量并不是他的思想比别的军阀高明一点;吴佩孚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所以受苦的原因他更是不知道。但是无论哪个留心国事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实际上能指挥北京政府，保曹威权的存在全靠吴佩孚的拥护。他不是一个政客，亦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没有什么主义的，然而他有他的方法宰制中国的势力。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知道组织的重要。”(同上，第158页)应该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那是一个抬举他的说法，其实吴佩孚是一个很懂得权术、善于随机应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至于陈炯明，他也是一个前清秀才，他和吴佩孚一道被称为“南北两秀才”和“儒帅”或“儒将”。陈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后又参加过淡水起义，对光复惠州曾做出过贡献。他1918年到1920年曾在福建漳州实行新政，开办“新闽学书局”，发售《新青年》杂志，并且创办《闽星》半周刊，宣传“民治主义”，甚至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后来接受孙中山的邀约，出任广东省省长和粤军司令。本来孙陈两人是朋友，孙中山对陈炯明也是称赞有加，说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由于陈的政声不错，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曾于1920年秋去造访过陈炯明，以便“就近仔细观察”他。(《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不过，他与孙中山政见并不一致：他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则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由于政见不一，孙中山曾长期犹豫不决;后来孙中山知道他反对北伐是要靠拢吴佩孚，因此解除了他的全部职务。陈对此极为不满，其部下于1922年6月16日举行兵变，炮击总统府和越秀楼，把孙中山赶出了广东，并且解散了南方政府，公开支持吴佩孚。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吴佩孚在1923年2月7日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对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大开杀戒，枪杀工人数十人，伤及工人数百人，并且处决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并且杀害了大律师施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

　　一个搞“6.16兵变”，一个制造“2.7惨案”，彻底暴露了陈炯明和吴佩孚作为反动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

　　对于吴佩孚和陈炯明两人的本质，苏联和共产国际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维经斯基也好，马林也好，都曾在来中国之前在美国和荷属东印度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而且具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之所以要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吴佩孚和陈炯明就近进行仔细的了解，这本身就说明他们采取的是存疑的态度，而绝不如陈文所说是什么“最青睐”的轻信态度。在这方面，作为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的使节的马林，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期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陈炯明道：“从前是孙中山的好友而现在变为他的叛徒的，从前是‘民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走卒之陈炯明，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和他这一年的态度，把它的脸孔丢尽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至于吴佩孚，他的廉洁曾经蒙蔽了一些人，但是他的表里不一和出尔反尔，终于使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号称“儒帅”，虽然很重视名节，声称不进租界，不去国外，但晚年竟在业已沦陷的北平充当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亦可见其虚伪之至。应该说，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林和维经斯基对他不可能毫无觉察，而对他采取“最青睐”的轻信态度，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想与苏联及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都是非常慎重的。那时，他们主动帮助中共建党，而对于稍后想争取参加共产国际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虽然也保持接触，但是对于加入国际的问题却十分慎重，没有轻易答应。对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都心知肚明，他们都很清楚，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把共产党当作正宗来看待的，而没有把国民党和社会党看作是正宗，以致他们在内心深处表现了强烈的不满。这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陈文说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最青睐”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苏联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三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成立无不衷心拥护，对于共产国际积极推行的世界革命的路线更是拍手称快。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来说，他们却如丧考妣，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一幕幕活剧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实际上，包括西方世界一些顶级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官和政要，如凯恩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等，他们都曾到苏联去访问过，对于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连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也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巨大变化而对斯大林表现出谦恭的态度。陈研究员似乎对这些都全然不知，或者只是佯作不知，而企图全盘抹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世界革命和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种鸵鸟作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更不应该忘记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看到世界列强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欺侮中国的人民，他们提出要发奋图强，要向西方学习，但是经过许多次的努力，包括像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也都没有真正成功。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徒有民国之名而并无民国之实。最先觉悟的是孙中山，包括国民党的左派廖仲恺等人，他们看到十月革命比中国晚六年，而成就远在中国之上。孙中山把列宁尊为“革命的圣人”，下决心要“以俄为师”。当然，他不懂得俄国革命胜利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过他也看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奠定理论基础的工作，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具体的样板。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没有苏联十月革命，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实际上也是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唐研究员的《全传》也毫不落后于陈文，针对人们对陈独秀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批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道：

　　“所谓‘反苏’就是反斯大林，也是反共产国际所衍生出来的。原则上来说，‘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都没有错。斯大林有那么多错误，甚至杀人如麻，不应该反对吗?他对别国革命的瞎指挥，不应该反对吗?”

　　我们说，“从原则上来说”，提出“反苏”、“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极为反动的。这里没有提到“反列宁”，其实，用唐研究员的话说，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斯大林也好，都是和列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的，都是列宁主义的“衍生物”。既反上述三者，就必定要反列宁，反列宁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全传》里早就把列宁主义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曾说陈独秀“误入列宁主义”一语就是《全传》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二节的一个标题。显然，“误入”二字已经包含着了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正像国民党在为变节者设计“反共启事”时所常用的语言所说的，“本人因择友不慎，误入歧途”一样，信仰列宁主义也被说成是“误入歧途”，就跟入了“邪教”一般。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的污蔑，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污蔑。

　　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不能反对，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提出要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只要看一看历史，就会知道，什么人反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呢?是帝国主义者，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是沙皇，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分子，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难道唐研究员真的愿意与这些人为伍，真的愿意和他们一道大骂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吗?

　　至于说“斯大林杀人如麻”，他杀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么?他杀的是人民的敌人。而对于人民，斯大林其实充满着爱。列宁在1919年派斯大林调运粮食，他一方面考虑到城市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给他们留下了他们之所需，并没有全部调走。还有一件小事同样也可以说明问题：十月革命后，他的一位老战友阿尔乔姆(是一位中央委员，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21年6月在莫斯科郊区牺牲，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对其家属的安置问题，由于阿尔乔姆的妻子身体不好，而她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要好的朋友，斯大林主动提出，领养了战友的儿子。当时，小阿尔乔姆才5个月大，阿尔乔姆的妻子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斯大林家抚养。小阿尔乔姆成了斯大林的养子，他和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同吃同住，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斯大林家的房子很小，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只好住在餐厅的角落，而小阿尔乔姆和瓦西里则同住一间房子。他还回忆了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的感情，说他们俩关系很好，有时在孩子们面前也拥抱亲吻;并且指出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所说的阿利卢耶娃是因为斯大林语言粗鲁而自杀并不正确，因为她当时并不在家，而那时她只有7岁，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她母亲去世的。阿尔乔姆的母亲说，阿利卢耶娃是因为头痛病太厉害而无法挣脱为自杀的。由于阿利卢耶娃去世时阿尔乔姆才11岁，他母亲对他所说的话可能还有顾忌和不便，看来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不过阿尔乔姆参加了葬礼，亲眼看到斯大林失声痛哭的情景，他不相信维斯特兰娜的说法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阿尔乔姆离开了斯大林家，但是斯大林对他仍然十分关心，他曾经背着阿尔乔姆给学校校长打过电话，希望学校能对他严格要求。后来他参了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成长为一位将军。但他从未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养子，他沉默了几十年，几乎是一辈子;但是在2004年接受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的采访，记者以《领袖的养子》为题的文章刊登于2004年8月3日该报，而2004年8月18日《参考消息》曾予译载，题目改为《重感情的斯大林》。对斯大林妻子的自杀，莫洛托夫另有一说，认为是因为阿利卢耶娃吃醋，不过他坚决否认斯大林有外遇;只是因为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政治局的成员在伏罗希洛夫家聚餐，斯大林大概多喝了一点酒，当着大家的面捏了一个面包团并将其扔给了叶戈洛夫元帅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一位茨冈(吉卜赛人)，在这方面比较敏感，当时有些心理变态，她感到受不了，于是就和莫洛托夫的妻子一道离开了宴席，两人在克里姆林宫散步，谈话中对斯大林的行为十分不满，以致后来发生了用手枪自杀的事情。莫洛托夫也说，“我从未见过斯大林哭泣，可是，在阿利卢耶娃灵柩旁我见他流泪了。”他还听到斯大林自责说，“我是个坏丈夫，我没有时间带她去看电影。”(见《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3页)看来，莫洛托夫的说法要更可信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独秀的文章里还一再提到斯大林的独裁，陈唐的论著显然也很赞同这一说法。实际上，斯大林平易近人，和同事相处也很友善。和斯大林共事40年的莫洛托夫曾经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跟他讲过一件事：一次，斯大林请他去，问到他父母的情况，可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神父，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斯大林说，“忘记父母不好，不过您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偿还欠账了!”他走近保险柜去取一叠邮局汇款收据。原来斯大林按时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汇款，而老人还以为是儿子汇的呢。“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华西列夫斯基说。莫洛托夫讲了这件事，他感叹地说，“斯大林的这些事情可真够细心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在政治局内部，斯大林对一些重大问题也能够和大家进行商量。本世纪初，俄罗斯的报刊——《独立报》公布了1931年到1936年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包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等人的通信摘录，我国《参考消息》也译载了一部分这些信件或电报的摘录。在这些摘录里，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计划外进口的问题，对日本和所谓“满洲国”的态度问题，和美国及英、法、德、意等国的关系问题。这些信件既表现了斯大林的原则性和睿智，也表现了他对同事的尊重，一些问题都是通过商量的口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作为苏联和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这样做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主的作风，而绝不像有人说的，斯大林是一个大独裁者。(见《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载《参考消息》20014月20日地12版)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和罗斯福、丘吉尔也有许多信件和电报来往。据莫洛托夫说，仅仅和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丘吉尔的通信就有两卷之多。他善于和别人商量，也善于说服别人。因此，斯大林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甚至西方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斯大林也十分崇敬。丘吉尔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我们知道，丘吉尔在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时，曾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俄成了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丘吉尔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进攻时，丘吉尔在当天就表示，“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并且保证援助苏联人民。后来三巨头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多次举行会议，他对斯大林的了解更多了，他甚至对斯大林抱有极大的好感。有一次，在三巨头的小型宴会上，丘吉尔甚至对罗斯福说，“我早上起来祈祷，祝愿斯大林活着，祝愿他身体健康。只有斯大林能够拯救世界。”丘吉尔表示相信，正是斯大林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那种特殊的作用。说着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滚落下来。(见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莫洛托夫在讲到此事时说，“说来并不奇怪，在我们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的情况下，英国总共只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单单为这一点英国人也该为之动心。”(同上)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过了六年又九个多月，即1959年12月21日，当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发表了一个满怀激情的讲话。他说:

　　“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里，是不屈不挠的天才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俄国的大幸。斯大林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严酷无情的时代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印象。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他在交谈时表现出来的敏锐、犀利和无情，就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斯大林最富幽默感，言辞辛辣，善于准确领悟别人的思想。斯大林的力量如此之伟大，显示出他是历代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领袖中最难得的人才。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处乱不惊和富于逻辑思维的深邃睿智。他是一位能在艰难时刻从绝望中化险为夷的常胜匠师。无论在危急关头，还是胜利时刻，斯大林始终保持冷静，从不沉湎于幻想。他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缔造并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是一个善于以敌制敌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独裁者，他把一个拥有锄犁的俄国变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俄国。

　　“是的，历史和人民不会忘却这样的人。”(同上，第73页)

　　丘吉尔对斯大林给予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但是其中却没有一句是虚饰或溢美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说，丘吉尔都没有必要在斯大林逝世多年之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甚至还自愧不如地说“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来称赞斯大林;而丘吉尔讲这样的话，显然会冒犯当时正在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但他也毫不忌讳。我相信，丘吉尔上述那些话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知道，二战前，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而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了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他对斯大林更了解了，也更佩服了，他很清楚，如果没有斯大林，没有强大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斯大林当然也有错误和过失。毛泽东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他强调，斯大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极其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要求他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的指责却是出于他们的偏见，是很不客观的。列宁在世时就驳斥过这类资产阶级的偏见：

　　“资产阶级的奴仆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现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牺牲50万人到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6页)

　　至于说“斯大林错误那么多”，那也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斯大林的功劳大得很：他和列宁一道领导了十月革命和苏联最初几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继承了列宁的遗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的大革命进行了有力的帮助，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在他逝世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是“最伟大的友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提出反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

　　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大肆宣扬所谓苏联革命的错误时，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里也做过非常精彩的反驳。他说：“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地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和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这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

　　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页)

　　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是整个劳动阶级，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进代表，对于他们的领导机关，对于他们的领袖人物，也是完全适用的。

　　恰如斯大林的亲密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85年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修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他还说：“斯大林起了巨大的作用。我相信会名声再振，在历史上荣膺应有的地位。”(《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他这样说，因为那时他就知道，尽管几届苏共中央领导人都没有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有许多人到斯大林墓前给他献鲜花。据说，那时，除了斯大林，安德罗波夫墓前也有些鲜花。人民是最公正的。而自普京上台以后，肯定斯大林的事情就更多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莫洛托夫的上述预言，包括他晚年说的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将其改称“伏尔加格勒”——引者)“将来仍会叫斯大林格勒”(同上，第447页)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