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节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要崩溃(而现在它正在我们面前崩溃)。它之所以要崩溃是因为它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导致了竞争、危机和战争;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阶级性,社会的一部分人同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处于、而且也不能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一部结构很糟的机器,其中的一部分经常紧扣着另一部分(参看第十三节《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以这部机器迟早不可避免地要毁掉。 显然,新社会应当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它的结构将比资本主义坚固得多,既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把资本主义炸得粉碎,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必然出现没有旧社会所固有的那些矛盾的社会。就是说,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应当有发下几点:1、它应当是有组织的社会;它不应当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私人企业主的竞争、战争和危机;2、它应当是无阶级的社会,它不应当是由互相永远敌对的两部分人组成,它不能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社会。而这样的无阶级的和全部生产是有组织的社会,只可能是协作的、劳动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我们现在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应当是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这就是说,机器、装备、机车、轮船、厂房、仓库、大粮仓、矿山、电报、电话、土地和耕畜——这一切都归社会占有。不是个别资本家,不是个别财团占有这些资料,而是全社会占有。全社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甚至不是一个阶级是占有者,而是组成社会的所有的人都是占有者。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变为巨大的劳动协作组合。这里没有任何生产的分散和任何无政府状态。相反地,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全部生产都是有组织的生产,其中任何一个企业也不会同另一个企业进行斗争和竞争,因为一切工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在这里好象是一个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的全民大工厂下面设的分厂。不用说,这种巨大的组织要有共同的生产计划。如果所有工厂和整个农业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组合,自然在这里一切都应当计算好: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怎样分配,它们需要生产什么产品和生产多少,技术力量往哪里使用,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预先,哪怕是大体上计算好,并按照这种计算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共产主义生产的组织性。没有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领导,没有准确的统计和计算,就没有任何组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样的计划是有的。 但是,只有组织性是不够的。这里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这个组织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协作组织。除了组织性以外,共产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消灭剥削,它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要知道,也可以设想生产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的:少数资本家占有一切,然而是共同占有的;生产是有组织的,资本家同资本家不角逐、不竞争,而是共同地从变为半奴隶的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这里有组织,但是也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里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这只是一个阶级,即剥削阶级的公有制。因此这决不是共产主义,尽管这里也有生产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可能只消除了一个基本矛盾: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却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矛盾:社会划分为两个斗争的部分;阶级斗争还更加尖锐化。这个社会只是在一个方面是有组织的;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即在阶级是彻底分裂的。共产主义不仅组织生产,而且要把人们从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在自己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组织的。 共产主义生产的协作性质还表现在对这种生产进行组织的一切细节上。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会永久不变的工厂管理者或一辈子从事某一种劳动的人。要知道,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是皮鞋匠,那他一辈子缝制鞋子,除了鞋楦,他什么也看不到;如果这是一个烤大馅饼的人,那他就一辈子烤大馅饼;如果这个人是工厂厂长,那他就总是在进行管理和发号施令;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工人,他就一辈子执行别人的吩咐和安排。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现象。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受过多方面的教育并熟悉各种生产:今天我做管理工作,计算下一个月需要生产多少毡靴或长圆形白面包;明天我在肥皂厂作工,过一星期,可能在公共温室工作,再过三天,可能在电站工作。当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受到应有的教育的时候,这将是可能的。 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为市场生产,而是为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不过这里为自己生产的不是单个业主,也不是单个的农民,而是整个这个巨大的劳动组合。就是说,这里没有商品,只有产品。这些生产的产品不是用来互相交换;不是用于买卖。它们只是存入公共的仓库,然后,谁需要,谁就去拿。因而,这里将不需要货币。有的人会问:那怎么行呢?要是这样做,有的人就会拿得太多,而别的人又会拿得太少。这样分配产品能有什么好处呢?这里必须就此说几句。在初期,大概在几十年时间,当然必须建立各种规章,例如,领取生产品只能凭劳动手册上的登记或出示劳动券。以后当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巩固和发达起来,这些也就都不需要了。任何产品都将非常丰富,一切创伤都早已治愈,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人们没有丝毫兴趣拿取比他所需要的更多的东西。例如,要知道,现在在电车上谁也不想要买三个座位的票,自己坐一个,而让其他两个空着,因为没有这种需要。将来对一切产品都是如此:一个人需要多少,他就从公共仓库里拿取多少,丝毫也不多拿。他也没有兴趣卖掉多余的产品,因为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去拿,所以那时货币就没有价值了。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开始时,产品大概要根据劳动来分配,而以后,那就要直接按公民同志的需要来分配了。 常常有人说,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实现每一个人领取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生产什么,就领取什么。这是不对的。并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都领取各自生产的产品,那生产就永远不可能前进、扩大和改进。生产出的东西总要有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扩大和改进。假如我们把生产的一切全都用于吃和穿,那就不可能生产机器,因为机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任何人都知道,生活是随着机器的增加和改进而得到改善的,机器将生产得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包含在制造机器里的那一部分劳动是不能归还给劳动者本人。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全部领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在使用良好的机器的条件下,不这样做,生产也能满足全部需要。 这样,在初期,产品将是按劳分配(虽然不是按“劳动的全部产品”),而以后就可以充分地按需分配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极大地丰富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在阶级了。既然在这个社会里没有阶级,那就意味着在这个社会里也将没有任何国家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国家是阶级的统治组织;国家从来就是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如果国家是无产阶级的,那它就是旨在反对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地主、资本家、雇佣工人都不存在了,只存在普通人——同志。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也没有了,阶级组织也就不存在了。因而也不存在国家了:国家在这里已无必要,因为阶级斗争没有了,不需要对任何人进行约束,也没有任何人去干这种事。 然而有人会问我们,这样庞大的组织没有任何管理能行吗?谁来制定社会生产的计划?谁来分配劳动力?谁来统计社会收支?一句话,谁来维持整个秩序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难的。主要的领导将是各种形式的计算所,或者统计(计算)局。那里每天都将对整个生产及其需要进行计算:将指示哪里需要增加劳动力,哪里需要减少劳动力,工作多少。由于大家都将从小就习惯于共同劳动,并懂得劳动的需要,也懂得当一切都顺利地按照既定的计划去进行时,生活就最容易,那么大家也就会按照这些统计局的指示去工作。在这里不需要专门的部长、警察、监狱、法律、法令,——什么也不需要。在这里人们将看着计算表,并根据它进行工作,就象在乐队里大家都看着指挥进行演奏一样。 这就是说,这里任何形式的国家也没有。这里没有任何居于其他阶级之上的集团和阶级。况且,在这些计算局里工作的,今天是这一些人,而明天又会是另一些人。官僚制度,固定的官吏必将消失,国家必将消亡。 当然,这将是在发达的、巩固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无产阶级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之后,而且不是在胜利之后很快就会这样。要知道,工人阶级必须长期地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然后同一切旧的残余即懒惰、松懈、犯罪行为和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扫除干净的老爷习气进行斗争。这需要在完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两三代人的时间,一直到不再需要工人国家用法律、惩处和镇压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时期的各种残余时为止。但是如果说在这方面工人国家是需要的,那么在发达的制度下,当资本主义残余消灭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自己将同其他阶层融合在一起,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渐渐地开始被吸引到共同劳动的工作中来,而经过几十年之后就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人民和不同的风尚。 第二十二节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当共产主义制度取得胜利并医治好所有的创伤的时候,它就会迅速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飞速发展,是由于下列原因。第一,人类用在阶级斗争上的巨大精力被解脱出来。可以想一想,如今在政治、罢工、起义、镇压起义、法院、警察、国家政权,以及在每天应付各个方面的事务上,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劳动! 阶级斗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所有这些力量都会被解放出来,因为,人们那时将不再互相斗争了。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力量将用于生产劳动。第二,在竞争、危机和战争中会遭到破坏或耗费的力量和资金将保存下来。即使只计算用于各类战争的费用,那么这也将是一笔极其巨大的数额。而卖主之间、买主之间以及卖主与买主之间的斗争所用去的社会开支不知有多少!在危机中不知有多少财富被白白毁掉!生产的无组织和无秩序,不知要造成多少不必要的花费!所有这些被白白用掉的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都会被保存下来。第三,组织性和适当的计划不但可以防止多余的开销(这里要说明一下,大生产总是很经济的),而且有利于改进各种技术方面的事宜:使生产在一些最大的工厂里进行,采用最好的技术方法。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使用机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有在廉价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资本家才使用机器。如果有廉价的劳动力,那么,资本家就用不着使用机器,因为没有机器,资本家也能赚大钱。只有在机器节省了价钱高的劳动力的时候,资本家才认为机器是需要的。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情况下,劳动力是低廉的,所以工人阶级这种糟糕的状况是阻碍技术改进的原因。这一点在农业上表现得特别清楚。农业劳动力总是低廉的,因此,机器劳动的发展非常缓慢。在共产主义社会关心的不是利润,而是劳动者本身。在那里,任何改进都将立即推广和实施。它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束缚。技术发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将蓬勃发展。因为人们将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潦倒的人(如那些有才干的工人),也将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寄生生活,就是说现存的那些游手好闲、专靠别人生活的寄生虫也将消失。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供资本家用于挥霍、大吃大喝的费用在共产主义社会将被用于生产需要;资本家及其侍从和奴仆、牧师、妓女等等也将消失,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将从事生产劳动。 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将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付出劳动将比以前减少。工作日将越来越缩短,人们将更多地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既然人们在谋取衣食方面花费的时间少了,那就意味着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发展。人类的文化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它将是真正的人类文化,而不是阶级文化。随着人压迫人现象的消失,自然界的压迫也将消失。人类在这里开始过着真正有理性的,而不是兽性的生活。 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总是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平均分配。他们说,共产党人想把一切都夺走,然后再平均分配,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消费资料。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荒谬的了。首先,这种普遍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因为可以平分土地、耕畜、货币,然而绝不能平分铁路、机器、轮船、复杂的设备。这是第一。第二,平分不但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使人类倒退。这种平分意味着会形成大量的小私有者。而我们已经知道,从小私有制和小私有者的竞争中产了大私有制。就是说,如果实现了普遍的重新分配,那历史又要重演,人们又要重复那个说了又说的故事。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大型的、协作的、统一的经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发展和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里产生出来的。需要把它和下列几种情况区别开来: (1)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指责共产党人说,似乎共产主义在未来的社会里还保留国家政权。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更多注意的是分配,而不是生产组织;他们所想象的这种生产组织,不是巨大的协作经济,而是大量小型的“自由的”、自治的公社。显然,这种制度不能使人类从大自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的生产力发展甚至都达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那种限度。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使生产合并扩大,而是使生产分散化小。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践上常常倾向于瓜分消费品,并反对组织大生产,这是毫不奇怪的,而是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即无赖无产阶级的。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很苦,但是却不能做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 (2)小市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依靠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破产者的手工业者、小市民,部分地依靠知识分子。它反对大资本,但为的是小企业活动的“自由”。它多半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希望通过“和平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理想,如通过发展合作社、劳动组合、联合手工业者等等办法。我国很大一部分城市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社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合作社企业逐渐退化成为一般的资本主义组织,而这些合作社的举办人本身同纯粹的资产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3)农业-农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近似农村无政府主义。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从来就是把社会主义想象为小经济,非常近似于主张瓜分和均分的思想;他们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要求有牢固的政权,以保卫自己反对地主,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主义化”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这种“土地社会主义化”想永远巩固小生产,害怕无产阶级,害怕整个国民经济变为大型的协作统一体。此外,在某些农民阶层中还有一些其他型式的社会主义,它们更多地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国家政权,但是带有和平的性质(如教派共产主义,反正教仪式的教徒等等)。农业-农民的情绪只有在多年以后,当农民群众懂得了大经济的一切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多次提到)的时候,才能够铲除。 (4)奴隶主和大资本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这里连社会主义的影子也谈不上。如果说上述三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那么一点迹象,如果说它们还是反对压迫的,那么,在这里,有的只是空话,是以欺骗手段来混淆视听。资产阶级学者曾使这种子观点风行一时,而妥协派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和他们唱一个调子(其中包括考茨基之流在内)。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其含义就是,奴隶主的组织“合伙地”和“共同地”剥削无权利的奴隶大众。在奴隶主之间是完全的平等和普遍的一律。奴隶们则一无所有:他们变成了牲畜。十分明白,这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现在有一些资产阶级教授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下鼓吹这类“社会主义”,其唯一的区别就是变为奴隶的是现代无产阶级,而代替奴隶主的是高高在上的大资本家。事实上,这里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有的只是国家的、苦役式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 小市民的、农民的和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式,都不考虑发展的实际进程。发展的进程是在引向生产的扩大。而他们的一切却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无非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武力。如果它不掌握这种力量,如果它在一段时间不成为统治阶级,那它就不可能推翻旧世界。不言而喻,不经过战斗,资产阶级是不会交出自己的阵地的。要知道,对资产阶级来说,共产主义意味着丧失从前的强权地位,丧失榨取工人血汗的“自由”,丧失获得利润、利息、地租等等的权利。因此,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会遇到剥削者的疯狂斗争和反抗。由于这种反抗必然会是很大的,所以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政权应当是工人专政。“专政”意味着特别严厉的管理方式和对敌人的坚决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一切人的“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势不两立的。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捆住它的手脚,使它不能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反抗越激烈,它越疯狂地施展自己的力量,它越危险,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应当越严厉和越无情,甚至必要时对采取恐怖手段也在所不辞。只有彻底镇压了剥削者,只有当他们不再反抗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不存在对工人阶级捣乱的任何可能性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日益缓和;同时从前的资产阶级将渐渐地同无产阶级打成一片,工人国家将逐渐消亡;而整个社会将变为没有任何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暂时的机构下,生产资料实质上不是一无例外地属于整个社会,而是只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它的国家组织所有。在这里,工人阶级即人口的大多数暂时垄断全部生产资料。因此,在这里,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里还有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这里还有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这里有这个新阶级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垄断;这里有镇压敌人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但是,随着过去的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将军和主教的反抗遭到镇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将不经过任何革命而转入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镇压敌人的工具,而且是经济变革的杠杆。要知道,这种变革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它必须没收(“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谁将干这件事情而且应该干这件事情呢?很清楚,不是个别人,哪怕他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如果是个别人或者即使是个别集团来干这件事情,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是瓜分,而在坏的情况下简直就会变成掠夺。因此,很显然,必须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来剥夺资产阶级。而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是专政的工人国家。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非难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他们反对任何政权和任何国家,然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却维护苏维埃政权。任何政权都是暴力和对自由压制。所以应当推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专政都是不需要的,任何国家也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他们的反对意见只是从表面看来很革命。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比我们布尔什维克更左,而是更右。实际上我们为什么需要专政呢?是为了有组织地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为了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的敌人(我们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把斧子。谁反对它,谁就是害怕坚决的行动,谁就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谁就不是革命者。当我们完全战胜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就将不再需要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工人阶级的神圣职责就在于坚决镇压自己的敌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必定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其次,反对专政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孟什维克。这些先生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在我们同孟什维克一起制定的旧纲领中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者的一切反抗。”孟什维克也认可了(在口头上)这一点,可是,当见诸于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遭到破坏,为资产阶级的报纸被查封,为“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等等而大喊大叫。其实当时连普列汉诺夫也极其赞同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无情的措施,说我们可以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等等。现在这一切都被转入资产阶级阵营的孟什维克置于脑后。 最后,有许多人从道德方面责难我们。他们说,我们的论断象野蛮的霍屯督人一样。霍屯督人说:“我偷邻居的妻子是好事;他偷我的妻子是坏事。”他们说,布尔雪维克同野蛮人毫无区别,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行暴力是坏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行暴力是好事。” 提出责难的人一点也不了解所谈论的问题。他们谈到霍屯督人,其实那是两个同样的人,他们根据同一理由互偷对方的妻子。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两个同样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人数众多的阶级,资产阶级是一小撮人。无产阶级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资产阶级为保护为保存压迫、战争和剥削而斗争;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资产阶级为保存资本主义而斗争。如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制度,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象两个霍屯督人。而现在只有无产阶级为建立新制度而斗争;凡是帮助它进行这场斗争的事都是有益的;凡是有碍这一斗争的都是有害的。 无产阶级以夺取国家政权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专政。然而什么是夺取政权呢?很多人认为,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把皮球从一个口袋里拿出来放进另一个口袋里一样。原先这个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后来无产阶级赶走了这个资产阶级,并把它手里的政权拿来归为已有。不是建立新政权,而是把旧政权抓在自己手里。 这种观点完全不对,只要仔细地想一想,就能看出它错在哪里。 国家政权是一种组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所有的人都是按一定的方式挑选出来的:在军队里,将军是从上层的富人中挑选,在行政机关等等部门里,部长是从富人中挑选的。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的时候是反对谁呢?首先就是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组织。既然无产阶级反对这个组织,那就是说,其任务就是要打击这个组织,摧毁这个组织。而既然国家的主要力量在于军队,所以要战胜资产阶级首先就必须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军队。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能够推翻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府,就是因为没有摧毁它的白卫军。如果敌人的军队完好无损,革命就不可能胜利;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瓦解和崩溃。因此可以说,对沙皇专制的胜利,就意味着沙皇国家和军队的局部摧毁和瓦解;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意味着临时政府的国家组织和克伦斯基的军队的彻底摧毁和瓦解。 革命就是这样摧毁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不同于过去那样的政权。当然,也有一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进入这个新政权,但是,它们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安排的。 就是说,夺取国家政权不是夺取原有的那个组织,而是建立另外的组织,即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阶级的组织。 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例如,有人指责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就象曾经指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说他们瓦解军队,促使纪律松弛、不服从官长等等。很多人至今还觉得这种指责很可怕。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应当瓦解那些遵照军官和资产者的命令来反对工人的军队,哪怕他们是自己的同乡。否则就会葬送革命。就是说,瓦解资产阶级军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革命者应当把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看作是自己的功绩。在资产阶级的纪律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的。绝不能又想打倒它,同时又怕刺伤它。 无产阶级要想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它就需要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需要拥有自己的共产党,这个党要能够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要能懂得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和真正利益,要能解释这种状况并能参加战斗和领导战斗。任何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使本阶级的所有成员一个不漏地都加入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因为任何一个阶级从来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觉悟程度。通常加入党的都是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这些人最能正确认识本阶级的利益,在斗争中最勇敢、最坚毅和最顽强。因此,党在自己的人员数量上,总是大大少于它所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人数。但是由于党捍卫的正是这些已被正确认识了的利益,所以党通常起着领导作用。它们率领着整个阶级,而争取政权的阶级斗争也就表现为政党争取政权的斗争。为了搞清政党的性质,需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从这个状况中产生出一定的阶级利益,而对这些利益的捍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决定了政党的实质。 地主-土地占有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他们的经济是以农民的半奴隶制劳动为基础的。他们把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此收取实物(例如,对分制劳动,在地主的庄园里劳动等等)或金钱。这种地主阶级关心的是不要让农民到城里去,它反对任何新事物,希望继续在农村保持落后的半奴隶制关系,所以它反对发展工业。这种地主拥有世袭的贵族庄园,他们本人多半不经营自己的农庄,而是骑在农民背上过着寄生生活。与这种状况相适应,地主的政党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支柱。这些政党希望在各地恢复旧秩序,维护地主的统治,地主的沙皇(君主),巩固“达官贵人”的优势,使农民和工人处于完全的奴隶地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保守政党,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反动政党。由于从来军人都出身于贵族地主,所以毫不奇怪,地主的政党和陆海军将军是最有交情的。世界各国都有这种情形。 普鲁士“容克阶级”(在德国把大地主称为容克)可以作为这种范例,军官团都来自容克阶级,而我们俄国的贵族,即所谓的野蛮地主或杜马代表——马尔柯夫第二、克鲁平斯基之类的“死硬派”也在此列。如果以沙皇的国务会议为例,那么可以看出,它的绝大部分成员恰恰是由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组成。古老世袭的大地主一般都拥有各种不同的爵位,例如公爵、伯爵等等:他们都是曾拥有几千名农奴的祖先的继承者。俄国的地主政党有:俄罗斯人民同盟、“民族主义派”(以克鲁平斯基为首)、右派十月党人等等。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它所关心的是要从正在发展的“本国工业”中获取更高的利润,也就是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显然,它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一旦资本侵入到农村,它就会破坏那里的旧关系;它会把农民从农村拉到城市里去,形成了城市里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并引起了农村新的需求;狂暴的“工匠”纷纷出现,从前温顺的农民开始“不安分”了。因此,所有这一切新事物都不合地主死硬派的心意。相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却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亨通的迹象。从农村吸引到城市里的工人越多,为资本家服务的雇佣劳动力就越多,劳动力的价钱也就越便宜;农村破产得越厉害,越是有更多的小业主停止生产自己需要的各种产品,他们就越是需要从大工厂主那里购买这一切;就是说,农村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一切的旧关系消失得越快,工厂商品的销售市场就越大,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就越高。 所以资本家阶级对老的地主提出抱怨(还有地主兼资本家,他们自己依靠雇佣劳动和机器经营自己的农庄;他们在自身的利益上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并且一般都加入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当然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是反对工人阶级。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反对地主和很少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以非常赞许的眼光看待工人斗争的(例如,1904——1905年10月以前)。而当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利益,并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联合起地主共同反对工人了。现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所谓的自由党)都在向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斗争,并正在组织一个总的反革命的政治参谋部。 在俄国,人民自由党或所谓“立宪民主党”,还有几乎消失了的“十月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地主、银行家,以及他们的卫士——大知识分子(教授、待遇优厚的律师和作家、工厂厂长),——组成了这个党的核心。1905年,这个党曾抱怨专制制度,但已经有些害怕工农了;二月革命以后,它就站到了所有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党派的最前列。1918年和1919年,立宪民主党领导了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参加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总之,它成了黑暗反动势力的首领,并彻底和地主政党同流合污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大私有者们的所有派别集团都联合成一个黑暗的营垒,而为首的就是其中那个能量最大的党。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公务员和小官吏。实质上这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相当混杂的一部分人。所有这些人多少都受到资本的剥削,他们的工作常常超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程度。其中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被毁灭了。然而,他们的劳动条件使他们大部分人都意识不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己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以手工业者为例,他们象牛一样勤劳。资本运用种种方式剥削他们:高利贷者剥削他们;再者譬如,他们为之工作的商店也剥削他们,等等。但是手工业者却仍然觉得自己是“业主”: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劳动,他们表面上是“独立的”(虽然实际上他们周身被缠在资本主义的蜘蛛网上);他们还希望自己“出人头地”(他们常常想:“一旦事业好转,我就可以为自己买这个买那个。”);他们竭力不与工人接近,他们效仿的榜样不是工人,而是大业主,因为他们一心想成为这样的业主。所以说,尽管他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但他们对待自己的剥削者却往往要比待工人阶级还要亲。小资产阶级政党常常打着“激进党”、“共和党”的旗号,有时也打着“社会党”的旗号(参看第二十二节)。要改变小业主的错误的立场是很难的:这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 在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比任何地方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更善于给自己戴上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人民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部分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革命党主要是力图依靠农村中的中农和富农分子。 农民。农村中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很相似。他们实质上也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总是不断地分化到各个阶级中去。在任何一个村落里,经常有一些农民外出谋生,随后完全变成为无产者。另有一些人则爬上了富农的地位。农民中的中等分子,即所谓的中农,情况也很不稳定:一部分中农破产了,成为无马的农民,以后又成为雇农,成为作坊、工厂的工人;另一部分人时来运转,“成了事”,变为富人,成为“善于经营的农夫”,自己雇用工人,购置机器,一句话,成为企业主-资本家。所以可以说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在农民中至少应当区分出三部分人:富农或剥削雇佣劳动的农业资产阶级;自己进行劳动,但不剥削雇佣劳动的中农;最后,半无产者和无产者。 不难理解,所有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地位不同,所以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看法也不同。富农一般是和资产阶级结盟,甚至常常和地主结盟(例如,在德国,所谓的“大农”和牧师及地主共同加入同一个组织;在瑞士、奥地利以及法国部分地区也是这种情况;在俄国,富农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支持所有的反革命阴谋)。半无产者和无产者阶层在他们同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斗争中自然支持工人。至于中农,这里情况要复杂得多。 假如中农能够很快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少数人能挤进富农的行列,而其余的人则注定要过着半乞丐式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坚决彻底支持工人。然而他们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同手工业者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一样。每一个中农内心里都想出人头地、想发财致富。但另一方面,资本家、高利贷者、地主、富农又压迫他们。所以中农大多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站到工人的立场上来;但同时他们怕地主比怕火还厉害。 在我们俄国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中农支持工人反对地主富农;但事后又常常担心,要是实行“共产”,是否更坏,于是又去反对工人:富农对他们的引诱常常得逞;而当重新出现了地主(邓尼金、高尔察克)的危险时,他们又开始去支持工人。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政党的斗争。中农有时拥护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有时拥护富农和大农的政党——社会革命党。 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而一无所失”的阶级。它不但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成为一股团结一致的,习惯于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的重要力量。所以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所以,只要有可能存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政党。 这个党的目标自然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了这个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毫不妥协的。它的任务不是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而是推翻资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它——这个政党——应该“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我们旧的纲领就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也是签了字的;可惜,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一点,而和资产阶级接吻去了)。 然而我们党对小资产阶级、城市非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证明和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欺人之谈或是自我欺骗。我们应该耐心地和经常地向中农解释,他们应该坚决地投入到无产阶级的营垒中来,不怕任何困难,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我们必须指出,如果资产阶级胜利了,只有富农会得到好处,他们会变成新的地主。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号召所有的劳动人民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使所有的劳动人民转到工人阶级的观点上来。小资产阶级和中农充满着偏见,这些偏见是由他们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揭露事物的真实状况:手工业者和劳动农民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主——老的(来自贵族)或者新的(来自富农)总是骑在他们的脖子上;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和巩固的条件下才能以新的方式改造生活。然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和坚决的党,所以我们应该号召所有那些向往这种新生活并学会按无产阶级思考方式和斗争的劳动人民加入我们的队伍。 从德国和俄国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团结和战斗的共产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德国无产阶级是很发达的。但是在战前却没有一个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政党。只是在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同志等才开始组建单独的共产党。所以在1918年和1919年期间,尽管多次起义,德国工人却未能战胜资产阶级。在俄国就有一个这样不妥协的政党,这就是我们的政党。由于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有了好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俄国无产阶级却成了能够如此团结一致和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我们的党在这方面可以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其他共产党的榜样。它的团结性和纪律性是遐迩皆知的。它确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有战斗性的、领导的党。 第三章书目: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弗·伊林(列宁)《国家与革命》。格·普列汉诺夫《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奥·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未来国家》一章)。亚·波格丹诺夫《红星》(乌托邦)。科尔萨克《法律的社会和劳动的社会》(收在《现实主义世界概论》文集)。关于无政府主义,参看:斯·沃尔斯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弗·巴扎罗夫《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参看:卡·考茨基《阶级利益》。关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卡·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以及《法兰西内战》。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崩溃) 我们在上面看到,在各个企业之间经常不断地进行着争夺买主的残酷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经常不断地取得胜利的是大企业主。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小业主纷纷毁灭和破产,而资本和整个生产集中在大资本家的手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资本已经集中得相当可观了。还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公司或“合营公司”来代替以前的单个企业主;不用说,这些“合营公司”也是资本家的公司。它们的用意是什么呢?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呢?回答是不困难的。在这以前,每一个新企业都必须一下子就拥有一笔很可观的资本。如果创办起一个资本不足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极少有可能生存下去,因为势力强大和资本雄厚的竞争者即地工厂主会从四面八方把它包围起来。这就是说,一个新企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不毁灭,而相反取得繁荣,那就必须一开始就建立在很大的规模上。而企业要想在很大的规模上创办起来,那只有立即为此筹措一笔数目很大的资本。股份公司正是由于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实质就在于,在这里,几个大资本家使用着小资本家的资本,甚至使用着一些非资本家(职员、农民、官吏等等)的小额储蓄。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份额,即自己的“一股”或“几股”。他由此得到一张票证即“股票”,使他有权得到一定数量的收入。这样一来,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起一笔数额很大的“股份资本”。 股份公司一出现,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和跟在他们身后的妥协派社会党人就开始说道,现在,一个新时代到来了:资本不再会引起一小撮资本家开始统治的局面了,相反地,每一个职员都能够用自己的储蓄购买股票因而也成为资本家了。说什么,资本变得愈来愈“民主”。最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不经过任何革命就会消失。 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实际上,情况完全相反。大资本家只不过是在利用小资本家达到自己的目的,资本集中的和比以前更快了,因为相互斗争的已经是巨大的股份企业了。 为什么大资本家-大股东事实上把小股东变成了自己的地地道道的奴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小股东往往在外市,不能从几百里地以外地赶来参加股东大会。即便某些小股东赶来了,那他们也是没有组织的,象瞎狍一样乱撞一通,可是大股东是有组织的,总是执行着一个共同的计划,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经验证明,他们只要占有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他们就足以成为整个企业的名副其实的和绝对的主人和支配者。 但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发展并没有到此停止。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资本家财团即辛迪加(或卡特尔)和托拉斯代替个别企业主和个别股份公司。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呢?这是一种什么组织呢? 我们假定,在某一个生产部门中,譬如说在织布或冶金部门中,小资本家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五六家最大的企业,它们生产着几乎所有织布或冶金生产部门的商品。它们相互进行竞争,为此降低价格;因此所得的利润减少。现在我们假定,这些企业中有两家比其余各家势力更强和规模更大。这时它们就会把这种竞争进行到其余各家破产时为止。但是,假定它们的力量势均力敌:它们的生产规模一样,机器一样,工人数量大体一样,它们各自生产商品的费用也一样多。那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时,谁也不会取得斗争的胜利,大家都同样精疲力竭,大家的利润都下降。于是资本家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压低价格呢?联合起来共同掠夺公众岂不更好吗?要知道,只要我们联合起来,任何竞争都不会发生,全部商品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可以随意抬高价格。 这样就产生了资本家财团即联合组织:辛迪加或托拉斯。辛迪加和托拉斯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组织辛迪加的时候,加入辛迪加的资本家们商定:不低于既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共同分配定货或者划分市场(你只在那里卖货,我只在这里卖货),等等。但是,在这里,辛迪加的董事会不能,譬如说关闭任何一个企业;每一个企业虽然加入财团,但是也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在托拉斯的情况下,它们却联合得十分紧密,各个企业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托拉斯的董事会可以关闭它,改组它,把它迁移到任何合适的地方,只要这样做对整个托拉斯有利,当然,这个企业的资本家仍会不断地处到自己的利润,甚至利润还在增多,但是,一切事情是由资本家紧密团结的财团即托拉斯主管的。 辛迪加和托拉斯几乎控制着全部市场。它们不害怕任何竞争,因为它们抑制了任何竞争。资本家的垄断即一个托拉斯的统治代替了竞争。[1] 这样一来,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逐渐地消灭了竞争。竞争吞噬了自己。竞争发展得愈激烈,集中进行得就愈迅速,因为力量薄弱的资本家毁灭得更快了。结果,竞争引起的资本集中便消除了这种竞争。企业主垄断财团——辛迪加和托拉斯的统治代替了“自由竞赛”即自由竞争。 只要举几个例子便可以看出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巨大势力。美国在1900年即二十世纪一开始,辛迪加生产所占比例是:纺织工业——百分之五十多,玻璃工业——百分之五十四,造纸工业——百分之六十,金属工业(钢铁除外)——百分之八十四,铁制件和钢铸件工业——百分之八十四,化学工业——百分之八十一,等等。不用说,现在辛迪加生产的比例会有更大的提高。实际上,现在辛迪加生产都集中在两个托拉斯手里:石油托拉斯和钢铁托拉斯;其余的都隶属于这两个托拉斯。德国在1913年之前,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区(这有点象我国的顿涅茨矿区)的采煤量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六是集中在一个辛迪加手里;钢铁辛迪加生产了几乎全国钢铁产品的一半;糖业托拉斯生产了国内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十和国外销售额的百分之八十,等等。 俄国的许多部门也已经完全由辛迪加的老板们统治了。“煤炭”辛迪加的生产占整个顿涅茨煤矿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金”辛迪加联合了百分之八十八至九十三的生产企业。“屋顶制件公司”——百分之六十(瓦垄铁),“车厢公司”集中了十六个制造厂中的十四个厂,铜业辛迪加——百分之九十,糖业辛迪加——整个糖业生产(百分之百),等等。根据一位瑞士学者的统计,到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资本的一半已经掌握在辛迪加和托拉斯手里。 辛迪加和托拉斯不仅集中了同类的企业,而且愈来愈经常地出现同时包括几个生产部门的托拉斯。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切生产部门相互间首先是由买卖关系联结起来的。我们以铁矿石和煤生产为例。这里所生产的产品是炼铁厂和冶金厂的原料;而这些工厂——譬如说——还制造机器;这些机器是作为许多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等等,等等。现在假定,我们这里有一家炼铁厂。它购买铁矿石和煤。就是说,它关心的是廉价买进铁矿石和煤。而如果矿石和煤是掌握在另一个辛迪加手中,这时该当如何呢?这时,一个辛迪加和另一个辛迪加之间就要展开斗争,结局或者是其中一个辛迪加取得胜利,或者是两者合并起来。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或是在后一种情况下,都会产生把两个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新的辛迪加。不言而喻,这种联合可能不仅是两个部门,而且可能是三个以至十个部门。这种企业叫做综合(或“联合”)企业。 这样一来,辛迪加和托拉斯不仅把个别部门组织起来,而且把不同类的生产结合在一个组织中,把一个生产部门同另一个、第三个、第四个……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以前,在一切生产部门中,企业主是彼此独立的,而全部生产分为几十万个小工场。到二十世纪初,这种生产已经集中在把很多生产部门组织起来的一些规模极其庞大的大托拉斯之中了。 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通过建立“联合”企业的途径产生的。这里需要谈一谈比这种联合企业更重要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银行的统治。 首先应当谈一谈这些银行。 我们已经看到,当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高度发展的时候,为了能够一下子建立起大规模的新企业,就出现了对资本的需要。这种需要也就是出现股份公司的原因。就是说,创办新企业需要数额愈来愈多的资本。 另一方面,我们看一看资本家怎样处理他获得的利润的。我们知道,他把一部分利润用于吃喝穿戴,一句话,花在自己身上,而另一部分则“积聚起来”。试问:他是怎样使用这笔钱的呢?他是不是随时都能够扩大自己的生产,把这一部分利润用到事业上去呢?不,不能够。其原因如下述。要知道,钱是不断地零散地到他手里的。卖掉一批商品,就有一笔钱进入钱柜,再卖一批商品,又得到一笔钱。显然,要用它们扩充企业,那是需要相当数额的。就是说,比方要购买新机器,在进款没有达到必要数额的时候,就需要等一等。而在这以前呢?在这以前,钱是不能利用的。钱不免要被闲置起来。不是一个或两个资本家的情况是这样,而在不同的时期所有的资本家都是这样,经常有一些游资。可是,在上面我们看到,存在着对资本的需求。一方面闲置着一笔笔剩余的钱,另一方面存在着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集中愈快,对大笔资本的需要就愈多,而游资的数目也就愈大。正是这种状况提高了银行的作用。为了不让钱空放着,资本家便把钱存入银行,而银行则把这些钱贷给那些需要钱来扩大旧企业或创办新企业的资本家。一些工业家把钱存入银行,银行把这些钱贷给另一些工业家。这些工业家用借到的资本去榨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偿还银行;而银行则把所得的一部分付给存款人,一部分作为银行利润留给自己。整个机器便是这样一直转动着。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最近一个时期,银行的作用、它的意义、它的活动发展到空前的程度。银行吸收到数额愈来愈大的资本。银行也愈来愈多地把资本投入工业。银行资本经常地在工业中“活动”,它自己也日益成为工业资本。工业开始依赖银行,银行用资本来维持和供养工业。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这种资本就叫做金融资本。就是说,金融资本是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的银行资本。 金融资本能通过银行在更大的规模上把所有的工业部门都联合起来,这是联合企业所比不了的,为什么呢? 假定说,我们前面有一家大银行。这家大银行把资本不是贷给(或者说“提供资金给”)一个企业,而是贷给很多企业或许多辛迪加。这样,它关心的事就是它们彼此不要吵架;它把它们联合起来,它实行的政策是要不断地把这些企业联合成一个整体,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即银行的领导之下;银行开始统辖整个工业,统辖一系列的生产部门:银行的心腹人被任命为托拉斯、辛迪加、各企业的经理。 最后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全国的工业联合为辛迪加、托拉斯、联合企业;所有这些都是由银行联合起来的;控制整个工业的一小撮最大的银行家左右全部经济生活,而国家政权则完全执行这些银行家和辛迪加大王的意志。 从美国的一个例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美国威尔逊的“民主”政府是美国托拉斯的真正傀儡。议会只是通过那些在辛迪加老板和银行家的幕后的会议上早已决定的提案。托拉斯花费巨额金钱去贿买议员,进行选举活动等等。一个美国作家(迈尔斯)报道说:1904年“王惠”保险公司托拉斯用于贿买花费了三亿六千四百二十五万四千美元,“公平”——一亿七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美元,“纽约”——二亿零四百零一万九千美元,等等。威尔逊的女婿、财政部长麦卡杜就是一个大银行家和辛迪加老板。参议员、部长、议员——都是大托拉斯的职员或是股东。国家政权、“自由共和国”——这无非是勒索群众的一个事务场所。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完全变为规模巨大的联合托拉斯,银行是它的首脑,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它的执行委员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无非是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剥削和统治千百万工人、雇佣奴隶的辛迪加老板和银行家的强大组织。 在个别国家里,金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互争斗的各个企业不见了,一切都联合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可是,那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会是怎样的呢?要知道,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是一定要垮台的,因为资本主义没有组织性,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阶级革命。但是,如果两个矛盾(见第十三节)中的一个矛盾消灭了,那么,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不是没有根据了呢? 这正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主要之点,实际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并没有消除,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它在一个地方消除了,而在另一个地方更尖锐地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就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一切国家都互相联系着:互相有买卖关系。现在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不受资本统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 许多产品只能出产在一定的地区:寒带国家长不出橙子,地下不蕴藏铁矿的地方不可能采掘铁矿石。咖啡、可可、橡胶只出产在热带国家。棉花产在美国、印度、埃及、土耳其斯坦等地。从那些地方运往世界各地。英国、德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拥有煤矿;但是,例如意大利就没有煤,因而意大利完全依赖英国或德国的煤,如此等等。美国、印度、俄国、罗马尼亚向世界各国输出小麦。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上远远走在前面,另一些国家则落在后面。所以,各种各样城市工业品由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抛售:向全世界供应铁制品的主要是英国、美国和德国;供应化学产品的首先是德国。 这样,一个国家依赖另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购买或出卖产品。这种依赖关系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从英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英国所需要的全部粮食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所需要的肉类数量的一半要靠输入,而它的工业品大部分却要输出国外。 现在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资本能否消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呢?它能否用各国资本家实行联合的办法建立起一个世界组织呢?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能。在单个国家内,生产无政府和竞争所以能或多或少地停止下来,是因为各个最大的企业主联合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但是,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彼此之间的搏斗更加激烈了。要知道,在资本集中的情况下,情况总是这样的:当弱者毁灭的时候,竞争者的数目自然就会减少,因为只剩下强者;但是,这些强者又进行大规模的搏斗;最后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就会开始代替各个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托拉斯的数量当然比工厂主的数量少。但是,这里斗争的规模、激烈程度和破坏性却更大。而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把一切小资本挤垮而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时候,那时竞争者的数目就更加缩减。但是,这些竞争者都是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它们的竞争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耗费和毁坏。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竞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军备竞赛,而最后则表现为毁灭性的战争。 可见,在单个国家里金融资本消灭了竞争,但是它在一定时期使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竞争变得极端残酷。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最终会导致掠夺政策,导致战争呢?为什么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和平的竞争呢?要知道,当两个工厂主彼此竞争的时候,他们不是拔刀相见,而是在和平斗争中争夺对方的买主。为什么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成为如此残酷的和武力的竞争呢?对所有这些问题,需要给予详尽的答复。 这里首先需要看一看,随着自由竞争盛行的旧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左右一切的新资本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的政策应该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们从所谓的关税政策谈起。在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中,保护本国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早就想出了关税这种斗争手段。比如说,如果俄国织布工厂的厂主害怕他们的英国或德国竞争者往俄国输出他们的商品,并使俄国的价格降低,那时,准备效劳的政府就对英国和德国的布匹课以关税。这自然就使外国商品难于进入俄国。工厂主们通常说,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关税是需要的。可是,如果现在仔细看一看不同的国家,那么,立即就可以看出,“这里是别有用意的”。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提高关税的呼声最高和课税最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最强大国家的资本家。难道外国竞争者会欺负他们吗?“你是台柱子,谁能欺负你呢?是你欺负了别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假定说,在某个国家里,织布生产是由织布业辛迪加或托拉斯垄断的。如果实行关税,那会怎样呢?那时,这个国家的组织辛迪加的资本家们就可以一箭双雕:第一,他们避开了外国的竞争;第二,他们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把自己的商品价格几乎提高到关税所提高的程度。假定说,一俄尺布的关税提高了一卢布。那时,织布业辛迪加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织出的每俄尺布再抬价一卢布或九十戈比。如果没有辛迪加,那么国内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立即使价格降低,如果辛迪加统治一切,那么它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加价:外国人进不来,因为关税壁垒加高了,而自己家里又没有竞争者。辛迪加的国家从关税中获得收入,而辛迪加本身从加价中得到额外利润。这种事情只有当存在辛迪加或托拉斯时才是可能的。但是,事情并不限于此。辛迪加老板由于掌握着这种附加利润,就可能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商品,并在那里亏本出售,只要能够在异国挤走自己的竞争者就行。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大家知道,俄国糖业辛迪加在俄国保持比较高的糖价,而在英国却卖得极其便宜只是为了能够在那里打垮自己的竞争者。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闻:在英国用俄国糖来喂猪。这就是说,辛迪加利用关税可以尽力掠夺自己的同胞,以便把外国买主控制在自己手里。 从这一切产生重大的后果。实际上,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辛迪加来说,可供剪毛和圈囿在关税界限之内的绵羊越多,额外利润就越多。如果关税界限包括的地域不大,那么所得利润就不会多。相反地,如果关税界限包括了人口众多的大量土地,那么就有利可图。那时额外利润就会很多,那时就可以大胆地在世界市场上活动,那时就有获得巨大成功的希望。但是关税的界限通常也就是国界,那么怎样来扩大这个国界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夺取一块别国的土地,把这块土地归为自己,把它划入自己的疆界,纳入自己的国家联邦。而这也就是战争。就是说,辛迪加老板的统治必然同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强盗式的资本国家都力图“扩大自己的疆界”,因为辛迪加老板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扩大疆界不外就是进行战争。 由此可见,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关税政策是同其在世界市场上的政策紧密相联的,它导致极其激烈的冲突。但是,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在发生作用并促进战争。 我们看到,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价值经常不断地积累起来。因此,在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过剩资本不断地增多,和在落后国家里相比,这种资本获得的利润要少一些。国内的过剩资本越多,输出资本即把资本投放到另一个国家的欲望就越强烈。关税政策也在极大程度上助长这种欲望。的确,关税对输入商品是很大的阻碍。譬如说,如果俄国工厂主对德国商品课以很重的关税,德国工厂主往俄国销售自己的商品就比较困难(当然,我们说的是在工厂主统治下的俄国,而不是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俄国)。 但是,如果他们销售商品出现困难,那他们还有另外一条出路:那时德国资本家便开始往俄国输出自己的资本;他们建立各种工厂,购买俄国企业的股票或投资创办新的企业。关税妨碍这样做吗?一点也不妨碍。相反地,不仅不妨碍,而且有帮助,并成为资本输入的香饵。这是因为这个德国资本家在俄国办有工厂,并且的加入“俄国”辛迪加,这样俄国关税就在帮助他获得超额利润:俄国关税在掠夺公众方面对他是有好处的,就象对他的俄国同行是有好处的一样。 资本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不仅仅是在另一个国家中创办和维持企业。它往往是按一定的利息贷给另一个国家的(就是说,另一个国家增加自己的国债,成为前一个国家的债务国)。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通常也不得不向贷出货币资本的那个国家的企业主借各种借款(特别是军事借款)。于是,大量资本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一部分用于企业和工程,一部分成为国债。在金融资本统治下,资本输出(出口)达到惊人的程度。 我们引一些数字为例,这些数字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但仍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法国到1902年在二十六个国家投资三百五十亿法郎,其中一半左右是贷款形式借给各国的。这笔钱很大一部分是投给俄国(一百亿)。顺便说一下,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非常痛恨我们废除了沙皇的债务和拒绝将其偿还给法国高利贷者。在1905年,输出的资本总额已经超过了四百亿。英国1911年在国外拥有约十六亿英镑(按战前的比值一英镑约为十卢布),如果算上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这个数目字就超过三十亿英镑。德国战前在国外拥有大约三百五十亿马克,等等。总之,每个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巨额资本,都是为了借此掠夺别国人民。 资本输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显然,各强国开始争夺它们想输出资本的那些地域或小国。而这里应当注意的地方恰恰就是这一点。当资本家往“别的”国家输出资本的时候,他们不是拿一批商品去冒险,而是拿为数几百万和几十亿的一大笔钱去冒险。不言而喻,因此他们产生强烈的欲望,要使他们投放这笔资本的小国完全受自己支配,强派自己的军队去保护这些资本。而这就是说,输出国家力图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地方置于自己的国家政权的管辖之下,干脆强占这些地方,用武力加以吞并。由于各个强盗式的大国都袭击这些力量薄弱的地区,自然这些强盗最终必定会彼此发生冲突(而且已经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说,资本输出也导致了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原因。不用说,随着实行辛迪加关税,争夺商品销售市场的斗争极度尖锐起来。从十九世纪末,可以运去自己的商品、没有任何资本家盘踞的自由土地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诸如金属、羊毛、木材、煤炭、棉花等原料又大大涨价。最近整个时期都在发生争夺销售市场的疯狂角逐和争夺新的原料产地的斗争。资本家们四处寻找新的矿藏和新的市场,以便输出金属制品、布匹和其他商品,并掠夺新的“新鲜的”公众。从前,在一个国家中,往往只是几家公司在“和平地”竞争,关系不大,还处得下去。随着银行和托拉斯占据统治地位,情况自然就改变了。假定说,发现了新的铜矿。这些矿床立即就会被某一家银行或托拉斯控制起来。它把这些矿床完全攫为己有,开始独家占有它们。不会给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留下分毫,真是“物从车上落,再也找不着”。不仅原料产地的情况是这样,销售市场的情况也是这样。假定说,一个外国资本渗入到某个遥远的殖民地。这里的商品销售马上就大规模地组织起来。通常依然是某家大公司把生意抓在自己手里,它立即开设自己的分公司,竭力通过对地方政权施加压力和使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来把全部销售业务夺到自己手中,加以垄断,而不容竞争者插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垄断资本即辛迪加和托拉斯是按辛迪圆满的方式行事的。这不是“过去的好时光”,这是垄断资本家强盗和敲诈勒索者的斗争。 因此,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的斗争必然会尖锐起来,并引起最大规模的冲突。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几个大的强盗国家全力以赴地抢光了他人的、属于弱小民族的土地。从1876年至1914年,所谓的“大国”占据了大约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一公里约等于一俄里)的土地;换句话说,他们抢劫到手的他人土地的总面积等于整个欧洲土地面积的两倍。整个世界已被几个大强盗瓜分完了,他们把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进贡者和奴隶。 请看几个例子。英国从1870年起在亚洲获得了俾路支、绚甸、塞浦路斯、北加里曼丹、威海卫、香港对面的一些地区,扩大了海峡殖民地,侵占了西奈半岛等等;在澳洲,它侵占了许多岛屿,新几内亚的东部、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汤加岛等等;在非洲,它侵占了埃及、连同乌干达在内的苏丹、东非、“英属”索马里、桑给巴尔、奔巴岛;在战争中又并吞了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罗得西亚、“英属中非”,占据了尼日利亚等等一些地区。 法国从1870年起征服了安南、夺取了东京湾,并吞了老挝、突尼斯、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地区、苏丹、几内亚;获得了象牙海岸、达荷美、索马里等国的一些地方。结果,到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殖民地几乎比法国本土大二十倍(英国的殖民地比英国本土大一百多倍)。 德国参与这种掠夺比较晚,大约从1884年开始,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抢夺了相当大的一片土地。 沙皇俄国也同样实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政策,最后一个时期主要是在亚洲,它与从另一端着手掠夺的日本发生了冲突。 美国把美洲附近的很多岛屿攫为己有,然后开始在本大陆掠夺别国的财富。特别可恶的是它对墨西哥的掠夺政策。 总之,六大强国到1914年时,共拥有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原有本国土和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掠夺来的土地(殖民地)。 这种抢劫者当然首先及于小国,即无力自卫和力量软弱的国家。它们最先毁灭。正如在工厂主和小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中,这些小手工业者先于所有的人毁灭一样,大托拉斯国家,强盗式的有组织的大资本首先消灭了小国并使之隶属于自己。世界经济中的资本集中就是这样进行的:小国毁灭了,最大的强盗国家富足了,领土扩大了,势力增强了。 但是,当它们把全世界劫掠净尽的时候,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斗争加剧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出,强盗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大搏斗,余留下来的大强盗国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要开始了。 金融资本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而实行的侵略政策就叫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由金融资本发展而来的。就象老虎不能吃草一样,金融资本过去和现在除了实行侵略、掠夺、暴力、战争的政策以外,不能实行另一种政策。每一个金融资本主义托拉斯国家实际上都想统治全世界,建立一个由战胜民族的一小撮资本家独霸的全球帝国。例如,英帝国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大不列颠”,由英国的辛迪加老板压榨黑人和俄罗斯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一句话,压榨千百万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红种人奴隶。英国现在已经接近于这一目标。但是,劫掠得愈多,贪欲就愈大。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俄帝国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如此等等。“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其他一切国家进行卑鄙的掠夺。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会使全人类陷入血腥的深渊而使银行家和辛迪加老板得到好处,——这种战争不是保卫自己土地的战争,而是掠夺他人土地的战争,是战胜国的金融资本征服世界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战争。 金融资本、银行家和辛迪加老板的统治还表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军备费用,陆海空军的数量空前增加。这也是很自然的。过去,任何一个强盗头子都不敢梦想统治全世界。而现在,帝国主义者却认真地这样想了。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强大的托拉斯国家之间的争斗。不言而喻,这些国家都相应地增加了这种争斗的武器,加强了它们的武装力量。列强不断地抢掠别国的财富,同时又经常环顾左右:邻国的强盗不会从后边咬我一口吧?因此,每一个强国必定要有军队,不仅对付殖民地和自己本国的工人,而且为了同劫掠中的伙伴作战。当一个强国采用了一种新式武器,别的强国也会马上急急忙忙赶上来,惟恐落后吃亏。于是开始了疯狂的军备竞赛:这一国追逐那一国。枪炮大王的大型企业和托拉斯,如普梯洛夫、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维克斯等等,在不断发展。这些枪炮托拉斯赚取到巨额利润,同总参谋部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火上浇油,使各种冲突更加激化。因为它们就是靠战争发财致富的。 这就是战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景象。各个托拉斯国家都在剑拔弩张,在陆地、水上和空中全都在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大战作准备;陆海军费支出越来越被提到整个国家开支的首位上来。例如,英国1875年的军费支出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也就是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在1907——1908年度就已经达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即差不多是整个国家开支的一半;美国1908年的军费支出是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即已超过了一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所有大托拉斯国家里,“普鲁士军国主义”最为强盛。枪炮大王大发不义之财。而全世界则飞快地滑向最血腥的战争,滑向世界的帝国主义大战。 英德两国资产阶级的竞争是特别有趣的。从1912年起,德国每建造两艘装甲主力舰,英国就决定造三艘。1913年德国在北海大约有十七艘主力舰,英国有二十一艘;1916年德国有二十一艘;1916年德国有二十六艘,英国有三十六艘,等等。 陆海军军费支出的增加情况如下:(百万卢布)
在二十年[2]内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日本增加了十二倍。战争之前军备狂热更为变本加厉。法国1910年用于军需的开支是五亿零二百万卢布,1914年达到七亿四千万卢布;德国1906年是四亿七千八百万卢布,而1914年达到九亿四千三百万卢布,就是说八年间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英国军备费用增加得更厉害。1900年是四亿九千九百万卢布,1910年已经是六亿九千四百万卢布,而1914年达到了八亿零四百万卢布;1913年,英国单用于它的海军的支出就比各列强在1886年的海军支出总额还多;至于沙皇俄国,它在1892年用于军需的开支是二亿九千三百万卢布,1902年是四亿二千一百万卢布,1906年是五亿二千九百万卢布;1914年海军部的预算达到九亿七千五百万卢布。 军备支出耗费了大量的国民资金。例如,俄国为此花费了几乎整个费用支出的三分之一,而算上支付借款的利息就更多了。请看下面的数字: 沙皇俄国在每一百卢布中用于:
其他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拿“民主的”英国来说,1904年每一百卢布中用于:
从各“大国”实行的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中显然可以看出:迟早它们要发生冲突。十分明显,所有“大国”的这种掠夺政策正是战争的起因。现在只有傻瓜才相信,战争是由于塞尔维亚人打死了奥地利的皇太子或是德国进攻比利时而引起的。在战争初期,关于谁负有战争罪责问题,人们争论不休。德国资本家断言是俄国先进攻的,俄国商人则到处散布是德国先进攻的。英国人说,英国人说,英国打仗是为了保护受害的小比利时。在法国,人们用写文章、喊叫、唱歌来颂扬法国为保护英雄的比利时人民布表现出高尚行为。而与此同时,奥地利和德国散布说,奥地利和德国是为防止俄国哥萨克的进攻而进行神圣的自卫战争。 所有这些议论,自始自终都是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欺骗,为的是让士兵去打仗。资产阶级采用这种手法已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前边已经看到,辛迪加老板实行高关税,为的是掠夺自己的同胞,同时能更顺利地在别国市场上进行竞争。就是说,关税是他们的一种进攻手段。然而资产阶级却叫喊说,它要保护“本国工业”。关于战争的情况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战争把世界置于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其实质正在于在战争中它们全都是进攻者。现在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沙皇的走狗说他们是“自卫”。可是,十月革命打开了内阁的秘密保险柜,证据确凿地说明,无论沙皇,还是克伦斯基都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狼狈为奸,他们都进行了掠夺战争;他们想要攫取别国的君士但丁堡,洗劫土耳其和波斯,占领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现在这就象二二得四一样地明白了。 德国帝国主义者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只要回想一下布列斯特和约,回想一下他们在波兰、立陶苑、乌克兰、芬兰所干的掠夺行为就足够了。德国革命也有所揭露,我们现在确凿地知道德国为抢劫准备好了进攻,并梦想侵占几乎所有别国的殖民地和国土。 而“高尚的”协约国呢?它们现在已完全露出了马脚。它们利用凡尔赛人和约把德国抢劫一空,处以一千二百五十亿赔款,夺走了所有的舰队,并吞了所有的殖民地,攫取了几乎所有的机车,拉走了奶牛等等来作为对赔款的偿付,这样一来,自然谁也不再相信它们的高尚了。现在它们又从北方、从南方来掠夺俄国。这就是说,它们也是为了掠夺而作战。 所有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但那时很少有人相信。可是现在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金融资本,这是一个贪婪的嗜血强盗,不论它是俄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都是一路货色。 因此,谈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一些帝国主义者是有罪的,而另一些是无罪的;或者这一些帝国主义者是进攻的,而另一些是自卫的,这是荒唐可笑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而杜撰的。实际上,它们都有首先向弱小的殖民地人民发动了进攻,它们都抱有掠夺全世界和把全世界置于本国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的打算。 爆发的战争必定是世界战争。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差不多全世界那时已被划分成地段,被各“大国”所瓜分,而列强彼此又联系在一起,处在同一个世界经济联系之中,所以战争波及到所有的人,波及到世界的两半球,这是毫不奇怪的。 英国、法国、意大利 、比利时、俄国、德国、奥匈、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黑山、日本、中国,以及几十个其他小国——一句话,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卷进了血的漩涡。地球上大约有十五亿人。这十五亿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了一小撮资本主义罪魁所带来的战争灾难。世界从来还没有见过在地球上有这样庞大的军队,这样可怕的杀人武器。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资本势力。要知道,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强迫为它们的财富去打仗的不仅有英国人和法国人,而且还有无数殖民地的黑种人、黄种人和其他人种的奴隶。“文明的”强盗几乎动用了吃人的野人,尽管这些野人也是受他们在意摆布的。所有这些都掩盖在最高尚的口号之下。 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1914年大战的前奏。这样的战争包括有:“文明的”列强远征中国;西美战争;1904年的俄日战争(为争夺朝鲜、旅顺、满洲等地);1912年的意土战争(为争夺非洲的殖民地的黎波里);二十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当时“民主的”英国野蛮地扼杀了两个布尔共和国;战争有好几次的险些燃成大战火。为仅分非洲的领土险些引起英法战争(为争夺法索达),以后又险些引起德法战争(为争夺摩洛哥);在同一时期为瓜分中亚细亚,沙皇俄国也几乎同英国交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和德国为占有非洲、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等地,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利益冲突。结果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指望从德国手里夺走亚尔萨斯—洛林的法国,想染指巴尔干和加里西亚的俄国都同英国站在一边了。强盗的德国帝国主义找到了奥匈为自己主要的同盟者。美帝国主义参战比较晚,因为它想在欧洲国家互相削弱之后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军国主义以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最卑鄙的工具之一就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采取秘密条约和阴谋手段,甚至不惜采取暗杀和爆炸等等。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恰恰表现在那些秘密条约之中,一方面,是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有密约,另一方面,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也有密约。在战争前夕,制造暗杀奥地利皇太子一事,大概协约国的秘密间谍不会不知道。但是,另一方面德国的外交丝毫也没有反对这件事,例如,德国帝国主义分子罗尔巴赫曾写道:“由于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兰被刺,反德大阴谋比预定的期限更早地找到了自己的结局,我们应当认为是一件好事。假若战争推迟两年,对于我们就困难得多。”只要能引起战争,德国挑衅分子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王子;而英法俄的密探也决不会在暗杀之位王子面前表示手软。 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不仅在于其规模和毁灭性后果,而且在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的整个经济都必定服从这事任务。从前资产阶级只要花钱就能够打仗。而世界战争的规模竟是那样巨大,交战国又是那样发达,以至于单单有钱是不够的。为了这场战争,要铸钢厂专门铸造一个比一个大的炮,要矿井采出的煤都用于战争,要使金属、布匹、皮料等等全部都用于战争。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中谁的生产和运输能更好地为战争服务,谁就有希望获胜。 究竟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呢?很清楚,只有把全部生产集中起来才可能达到这一点。要想使生产顺利进行,就得组织得好,听军方即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准确地执行那些佩有带穗肩章和星形勋章的大人物的一切命令。 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需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并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那就是国有化。既然一切都交给了国家,那资产阶级干什么,它又怎么肯这样做呢?资产阶级却这样做了,这是事实。但是,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这里私人辛迪加反正不是交给工人国家,而是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又有什么可使资产阶级害怕的呢?它只不过是把财产从自己的这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而已:财产绝不会的因此而有一点减少。 应当时刻记住国家的阶级性。国家不是什么超级的“第三势力”,而是彻头彻尾的阶级组织。如果是工人专政,这就是工人的组织。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就是那种象托拉斯或辛迪加一样的雇主的组织。 因此,资产阶级把私人辛迪加转交给自己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自己的强盗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它就等于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工厂主舒尔茨或者史密斯是从辛迪加的账房支取利润,还是从国家银行的钱柜里支取利润,那还不是完全一样吗?资产阶级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反而还得到了好处。它之所以处到了好处,是因为有了这种集中,军事机器的动作就更灵便,并且提高了在掠夺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 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例如德国曾一度占了上风,并能够长时间地抵抗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攻击,就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得很好的原故。 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有各种方式,种种方法。最常见的是在生产和商业方面建立国家垄断制。这就是说,生产和商业变为国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国家手里。有时这种过渡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只是表现在某些部分里。这常常表现为由国家某一辛迪加或托拉斯的部分股票。 那时,这种企业就变成了半国营的、半私人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在那里实行自己的政策。此外,甚至在那些还属于私人的企业里也实行了强制性的规章:譬如说,一些企业则必须按新法律向另一些企业购买商品,而这另一些企业则必须按一定的数量和规定的价格把商品卖给这些企业;国家还实行强制性的工作方法,指定材料等等,对所有的重要产品实行凭证供应制度。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从而代替了私人资本主义。 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单独的组织被其统一的组织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代替。例如,战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除有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以外,还有单独的辛迪加,托拉斯,企业主联合会,地主组织,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记者、学者、艺术家联合会,宗教协会,牧师联合会,青年白卫军团体,私人侦探局,等等。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单独的组织都同资产阶级国家融为一体,成为国家的分部,执行一个共同的计划,服从于“最高统帅部”:在矿井和工厂里人们所做的也就是总参谋部所要求做的;人们在报纸上发表的东西也就是总参谋部所要讲的;教堂里宣扬的也就是总参谋部的强盗们所需要的;人们画的、写的和唱的,都同一个总参谋部所吩咐的;发明机器、炮弹、武器、毒气,也都是总参谋部所需要的。因此,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血腥而肮脏的赚钱生意,全部生活都“军国主义化了”。 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产阶级大大加强。犹如在工人专政下,在工人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工会、共产党等等愈是齐心协力地合作,工人阶级就愈是有力量一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所有的资产阶级组织彼此之间联系得愈是紧密,资产阶级也就愈有力量
。国家资本主义把戏这些组织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成为统一组织的机关,从助长了资本的巨大势力的发展。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杰作。 战争期间在所有大资本主义国家里都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在沙皇俄国本来也在开始产生(军事工业委员会、垄断制等等)。但是后来,俄国资产阶级被革命吓坏了,害怕国家政权连同生产一起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所以二月革命以后,它不但不努力组织生产,而且对生产实行破坏和怠工。 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丝毫也不废除剥削制度,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和其他妥协分子竟然鼓吹说,这种苦役般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国家的,那就意味着是社会主义了。他们没有看到,这里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凶恶的死敌和刽子手的。 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加强了它的力量,自然也就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工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强盗国家的白人奴隶。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他们被动员起来和军国主义化了,任何反对战争的人立即以叛国罪论处;在很多国家里废除了来往自由,不允许从一个企业转到另一个企业,等等。“自由的”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他们注定要在战场上不是为自己的事业,而是为敌人的事业去送死;命定要拼命地工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同伴,更不是为了孩子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压迫者。 由此可见,战争在初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和组织。辛迪加、银行、托拉斯、联合企业没有做到的事,国家资本主义在开始加紧地去做。它建立了一套调节生产和分配的机关。这样它也就在更大的程度上为无产阶级掌握集中化的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可是战争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必定要引起无产阶级群众的愤怒。首先,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一架绞肉机。死尸的生产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无产阶级在战场上不断被消灭。根据一些统计,仅仅到 在各交战国的大中心城市里甚至出现了许许多多严重畸形的、四肢不全的残废人的市区:这些已完全毁容,只剩下脑袋壳,戴着假面具的不幸的残废人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活生生的证据。 然而无产阶级不仅是在野蛮的战争中被宰割。活着的人还肩负着异常沉重的负担。战争需要巨额的费用。工厂主得到了惊人的好处,即所谓的“战争利润”,而工人却被课以重税,以偿付战争的损耗。战争的费用确实高得可怕。1919年秋,法国财政部长在和会上宣布,战争使各交战国耗费了一万零五十亿法郎。甚至不是任何人都理解这种说法的意义。过去人们把这种数字当作计算星际之间距离的天文数字。而现在竟用来计算罪恶的屠杀费用。一万亿——这是一百万个百万。这就是资本家们发动的战争所耗费的钱财。根据其他方面的计算,战争的费用如下:
当然,从那时以后战争的费用更是不断增加,而且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要偿付这些费用。需要很大一笔款额。于是十分自然,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课以相应的重税:或者以直接税形式,或者以商品税的形式,或者——有时也从资产阶级那里收取一点——以爱国名义来提高商品价格的形式。物价飞涨。而工厂主、特别是为战争而服务的工厂主却捞取了前所未有的利润。 俄国的工厂主把自己的红利增加了一倍多,个别企业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利息。请看数字:米尔佐也夫兄弟石油工业公司——百分之四十的红利;达尼舍夫斯基兄弟股份公司——百分之三十;卡尔法烟厂——百分之三十等等。在德国,1913——1914年间,四个部门(化学,炸药、钢铁、汽车)的企业中的纯利是一亿三千三百万,1915——1916年,已经达到二亿五千九百万,就是说,一年间增加了一倍,美国钢铁托拉斯1916年上半年的利润超过了1915年上半年利润的两倍。1917年同1915年相比,利润从九千八百万美元增加到四亿七千八百万!利润率经常达到百分之二百。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银行的利率也同样大大地增加了。在战争中,小企业主破产了,贪残的大剥削者却大发横财,而无产阶级则处于赋税和物价飞涨的压榨之下。 战争时期生产的主要产品有:榴霰弹、手榴弹、炸药、大炮、装甲车、飞机、毒气弹、火药等等。这些东西的生产是大量的。在美国,甚至在火药厂的附近发展起许多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匆忙建立的,工厂也是仓促建成的,它们常常会被炸得飞上了天:这都是赶制火药和大把捞钱的原故。制造军火的工厂主们自然也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的事业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对于人民来说情况却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坏。因为,那些可供吃、穿的物品的生产日益减少。火药和子弹可以用于射击和爆炸,但是绝不可能用于吃、穿。而交战国的全部力量都用于生产火药和其他杀人武器。正当的、有益的生产却不断消失。劳动力去当兵,整个工业都为战争服务。实用的商品越来越少。其后果则是饥饿和物价昂贵。粮食缺乏,煤炭缺乏。一切实用的物品都缺乏,并且是世界性的饥荒和世界性的衰竭,这就是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后果。 请看几个不同国家的例子。 法国的农业生产在战争的头几年减产的情况如下:
英国的铁矿储量消耗如下:
换句话说,铁矿储量到1917年年底已经耗尽了。 德国1913年的熔铁量是一千九百三十万吨;1916年已经只有一千三百三十万吨了;1917年——一千三百一十万吨;1918年——一千二百万吨,而1919年则更少了。 全世界工业极不景气的状况是由于缺煤矿所造成的。在欧洲,英国是煤炭的供应者。而英国到1918年中采煤量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十三;1917年实用工业几乎没有煤:电机厂得到的煤比所需要的少六分之五,纺织企业——比战前少十一分之十。到凡尔赛“和”会时,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可怕的煤炭危机之中:工厂因燃料不足而关闭,铁路运输也减少了。这样就出现了整个工业和运输业的大破坏。俄国也是同样的情形。1917年,战争已经使煤炭的情况糟透了。莫斯科地区每月需要一千二百万普特煤。克伦斯基政府只答应提供六百万(标准的一半)普特。而实际得到多少呢?1月——一百八十万普特,2月——一百三十万普特,3月——八十万普特。毫不奇怪,俄国的工业不“炸”自毁了,因为象全世界一样,资本主义的解体开始了。1917年(在克伦斯基的统治下),俄国关闭的工厂数目如下:
破产是非常快的。 要了解由于商品的奇缺和大量发行纸币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只要看一看受战争破坏最少的国家——英国就足够了。 下面就是五种主要产品(茶、糖、油、面包、肉)的平均价格:
战争期间,甚至英国的物价上涨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工资总共增长了百分之十八。就是说,物价上涨的速度比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快五倍。这就是英国的情况,而其他国家还要糟糕。特别是俄国的情况更坏,战争使国家破产,变成了一个衣不遮体、皮包骨头、向资本家老爷乞讨的老太婆。 甚至在受战争破坏最小的美国,从1913年至1918年,十五种主要产品的价格也上涨百分之一百六十,而工资在这期间仅仅增加百分之八十。
结果,由于没有煤,没有钢和其他一切必需品,军事生产也开始破产,世界各国除美国以外,都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饥饿、破产、寒冷几乎遍及全球。十分清楚,所有这些灾难都极其严重地影响到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阶级曾试图反抗。但是战争把资产阶级强盗国家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压迫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国——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工人不但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而且一有反抗就惨遭镇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统治就引起了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 工人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迫害,在第三国际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中有很详细的描述,其中说:“战争一开始,统治阶级就使一千多万人死于沙场,使更多的人成为残废,并在国内建立了血腥的(资产阶级的)独裁制度。俄国沙皇政府枪杀和绞死工人,煸起排犹暴行,在国内进行窒息一切生灵的活动;奥地利帝国使乌克兰和捷克工人和农民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中;英国资产阶级杀害了爱尔兰人民的优秀代表;德国帝国主义在国内兽性大作,革命海员是这帮助野兽的第一批牺牲者;在法国,不愿保卫法国银行家利益的俄国士兵惨遭枪杀;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用私刑加以杀害,叛处优秀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二十年苦役,枪杀罢工的工人。” 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四分五裂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战争,战争又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资本主义开始从两个基本方面(参看第十三节)倒垮。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到来了。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一看这种崩溃。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部分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构成的:工厂组织得就象一个机关或者帝国主义军队的一个团:上层是发号施令的富人,下层是俯仰由人的穷人、工人和小职员;在这两层人之间是工程师、军士、中级职员。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只能是在工人士兵听命于地主将军或者军官,即贵族或资产阶级长孙的时候;只能是在机关里的听差服从于有钱的长官的时候;只能是在工厂的工人执行高薪的经理先生或者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厂主本人的命令的时候。但是,只要劳动群众意识到他们只是自己敌人手中随意支使的小卒,那系在士兵和将军,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绳索就要开始挣断了。工人不再听从工厂主,士兵不再服从军官,小职员也不再听从自己有钱的长官了。富人统治穷人、资产阶级任意摆布无产阶级的旧纪律解体的时期来到了。这个时期必然一直延续到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服从于自己,迫使资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整顿好新的纪律的时候为止。 旧制度被破坏,而新制度还没有整顿好的这种混乱,只有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完全胜利才会结束。 国内战争是当阶级斗争转变为革命时的一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各集团间为瓜分和重分世界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通过资本的奴隶之手进行的。然而由于战争给工人带来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这就使阶级斗争变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国内战争,马克思把这种战争开始称为唯一正义的战争。 资本主义引起了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阶级之间的战争,这是十分自然的。还在战争一开始,即在1914年,当任何人还没有想过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党就预言过这一点。很清楚,战争加给工人阶级的前所未有的沉重负担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愤怒。而另一方面,很清楚,资产阶级不可能提供任何巩固的和平,因为这些掠夺者的各个集团之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利益冲突。 这一切现在已完全被证实了。经过一段可怕的屠杀、兽行和野蛮的岁月之后,反抗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开始了。1917年2月和10月,俄国革命掀起了这种战争;芬兰革命,匈牙利革命,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继续了这种战争;以后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开始了……而此时,资产阶级显然已不可能提供巩固的和平。协约国在1918年11月就已战胜了德国;而凡尔赛的掠夺和约只是经过好几个月以后才签订的;什么时候和约才会得到最后赞同——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到,这个凡尔赛和约是不牢靠的:和约签订之后,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立陶苑人,拉脱维亚人和德国人彼此之间都打过仗。而随后,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又一起进攻胜利了的俄罗斯工人共和国。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就以国内战争而告终,无产阶级一定会成为国内战争的胜利者。 国内战争并不是某一个政党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某种偶然性:国内战争是革命的表现,革命是必定要发生的,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最终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 如果认为可以有没有国内战争的革命,那就同认为可以有“和平的”革命是一样的。谁这样认为(例如叫喊国内战争有害论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认为),谁就从马克思那里倒退到原始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去了,这些人认为对工厂主可以规劝。这就等于用“爱抚”去劝告老虎吃青草,而不要去碰小牛。马克思是国内战争即无产阶级手持武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拥护者。关于巴黎公社(1871年巴黎工人的起义),马克思写道,公社社员们不够坚决。马克思在他写的第一国际的宣言中责备说: “对市警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逃到凡尔赛马去。对‘秩序人物’(所谓反革命分子)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巩固了在巴黎正中心的很多重要阵地。”[3]……“当梯也尔(法国的邓尼金)……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4]在这里,马克思明确主张在内战中以武装粉碎白卫军。恩格斯也写道:“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恩格斯给革命下了这样的定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5] 可见,社会主义的导师们对待革命是非常严肃的。他们懂得,无产阶级不能劝服资产阶级;懂得,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在运用“枪杆、刺刀和大炮”的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来强迫它接受自己的意志。。 国内战争使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相反的阶级手握武器相互对抗。资本主义社会被分成两部分的情况,即实质上它至少是两个社会的这种情况,平时是被掩盖着的。为什么?因为奴隶对自己的主人只能默默地俯首听命。在国内战争时,这种沉默结束了,社会上被压迫的一部分人起来反抗压迫者了。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分成了贵族、资产阶级、有钱的知识分子等等组成的白卫军和由工人与农民组成的红军。这样,工厂主和工人共聚一堂的任何立宪会议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当他们在大街上相互枪击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和平地”坐在立宪会议上呢?国内战争时期,是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因此,内战不是以这个阶级的完全胜利,就是以另一阶级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而不是以妥协、以任何折中的办法告终。我们看到的俄国和其他国家(德国、匈牙利)国内战争的情形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只能或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和将军们的专政。中间阶级及其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等)的政府只不过是向这一方或那一方过渡的桥梁而已。孟什维克帮助推翻了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立即出来代替这个政府的是一个所谓的“联盟”,后来又是旧的君主制度;立宪-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成功地夺取了乌法、外伏尔加、西伯利亚,——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就被以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为靠山的高尔察克将军赶跑了。高尔察克自己用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了工农专政。 对敌人的决定性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这就是世界上国内战争的必然结果。 俄国革命开创了国内战争的时代。而俄国革命只是整个世界革命的表现、开始。革命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开始得早,因为资本主义的瓦解在这里开始得早。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地主梦想得到君士但丁堡和加里西亚,并同其他国家一起于1914年挑起了血腥的战争,但是由于其本身的虚弱和涣散,他们早早地就垮台了:崩溃出现得早,饥荒出现得也早。因此,正是在俄国无产阶级能比较容易地战胜自己的敌人,所以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实现了自己的专政。 这绝不是说,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上最完备的革命,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就越革命,国家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如果这样推论,那社会主义首先应在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几乎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完全实现。而这样,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也就是不正确的了。 谁这样推论,谁就是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革命的开始,另一个是它的性质、它的“完备性”。革命在俄国开始得早,是由于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薄弱。但是正由于这种薄弱,由于我国是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占少数,有很多小商贩等等,我们组织公有的共产主义经济就很困难。在英国,革命会来得晚一些,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后,组织共产主义会更快一些,因为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它习惯于共同劳动,那里的生产无比集中。这就是说,革命在英国会开始得晚一些,但是它要比我国的革命更高一些,更完备一些。 很多人认为,国内战争之所以那样残酷,是由于俄罗斯的“亚细亚性”、俄国的落后性。西欧的革命反对派常常说,俄国盛行“亚细亚式的社会主义”,而文明国家的革命将会避免残酷性。但是,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反抗必定更强烈;在这样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技术员、工程师、军官等等)同资本的联系更紧密,因此也就更仇视共产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必然要比俄国的国内战争更激烈。确实,德国的革命也已经证明,那里的斗争采取了更多的流血形式。 抱怨布尔什维克恐怖的人忘记了,为了保护自己的钱财,资产阶级是不顾一切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就这一点说过:“当帝国主义战争已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当它们的整个血腥制度已濒于灭亡的时候,这些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穷凶极恶的统治阶级变得更加疯狂残暴……俄国的将军们,这个沙皇制度的活生生的体现者,他们在社会党叛徒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还在继续成批地枪杀工人。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被投进监狱,将军们借口不听指挥而杀害整团的士兵。现在,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在协约国的大力资助下,为了杀掉‘十分之一’,打死和绞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绞架上悬尸三天以儆效尤。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实行活埋。在西伯利亚,沙皇的将军们杀死了成千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 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者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蛮,他们在乌克兰用铁制的流动绞架绞杀被他们掠夺一空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在芬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里,他们帮助芬兰资产者杀害了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折磨死一万五千人。在赫尔辛福斯,他们把妇女和儿童驱赶在自己前面,用以阻挡机枪的扫射。在他们的支持下,芬兰白匪军和瑞典走狗对被战胜的芬兰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捉弄。在塔墨尔福斯,他们强迫被叛死刑的妇女和儿童自挖墓穴。在维堡,他们杀害了几千名俄国男人、女人和儿童。 德国资产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内对共产主义工人起义实行血腥镇压,野蛮地杀害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屠杀斯巴达克工人,表明他们的反动狂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集体和个人的白色恐怖——这就是资产阶级高举的一面旗帜。 其他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民主的瑞士,工人如果胆敢触犯资本主义法律,那就要受到惩治。在美国,隔离、私刑和电椅成为民主和自由最文雅的象征。在匈牙利和英国,在捷克和波兰。到处都是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刽子手们是没有任何羞耻可言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鼓吹沙文主义,对犹太人进行骇人听闻的摧残和蹂躏,远远超过了沙皇警察的排犹暴行……波兰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氓杀害了俄国红十字会的代表,这在垂死的资产阶级的食人罪恶和残暴行为中,只是沧海一粟。 随着国内战争的发展,战争也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当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受到压迫时,他们就会把这场战争变成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起义。但是现在无产阶级在某一国家获得了胜利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在这种场合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就会有一个有组织的国家暴力,无产阶级军队,全部政权机关。那时,无产阶级就会同组织阴谋暴动的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那时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斗争的。当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作斗争的时候,国内战争就采取了新的形式,即真正的阶级战争的形式;这里不单单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起义,而是工人国家同资本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不是为了掠夺别国,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为了工人阶级的专政。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德国和法国的,美国的和日本的等等)对俄国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全面的进攻。俄国革命的榜样对其他国家工人的影响愈大,整个国际资本就愈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并企图建立资本家的强盗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 根据狡猾奸诈的美国资本的首脑威尔逊的倡议,资本家们在所谓的凡尔赛和会上实现了这一企图。他们把这个强盗联盟称为“国际联盟”,即“各民族联盟”。实际上这不是各民族的联盟,而是各资本家及其国家政权的联盟。 这种联盟等于要建立一个世界大托拉斯来征服我们整个地球,剥削全世界,并且到处残酷地镇压工人阶级的愤懑和革命。关于这个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和平事业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它的真正目的有两个:无情地剥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有的殖民地及殖民地奴隶,破坏正在发展的世界革命。 在“国际联盟”中居领导地位的是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的美国。美国现在成了欧洲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债权人。美国是有势力的,还因为它有原料、燃料和粮食。因此,美国想使所有其他强盗国家都归顺自己。它在“国际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得到了保证。 有趣的是美国标准的强盗政策都冠以各种高尚的名称。它进行掠夺性战争打的是拯救人类、帮助弱小民族等等的旗号。支解欧洲,把欧洲分成十几个表面上“独立的”,但在实际上依附于美国的国家,这本来是对美国有利的。而这种利益却被戴上“民族自决”的高雅面具。资本主义的宪兵,即白卫军和警察,按照威尔逊的思想,本来是为了扼杀各地的革命,而名义上却说是为了惩罚“破坏和平”行为。1919年,所有帝国主义者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和平的爱好者,并开始嚎叫说,真正的帝国主义者和和平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直接摧残革命者的活动都是在“和平”与“民主”的幌子下进行的。 “国际联盟”已经表明了自己是国际宪兵和刽子手。它的活动成员扼杀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摧残俄国无产阶级:英、美、日、法等国的军队同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一起从北方、南方、西方和东方向俄国进攻。“国际联盟”甚至还唆使黑人奴隶来反对俄国和匈牙利工人(敖得萨、布达佩斯)。这个联盟卑鄙已极,例如,这帮戴手套的“文明”强盗掌握着一个“杀人犯同盟”,为首的就是那个所谓“西北政府”的头目尤登尼奇将军。“国际联盟”始终都在唆使芬兰、波兰等国攻击苏维埃俄国。借助各国的领事进行阴谋活动;指使奸细炸毁桥梁,用炸弹来杀害共产党人。无论多么卑鄙龌龊的勾当,“国际联盟”都干得出来。 无产阶级的进攻愈有力,资本家集团就愈加团结。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6]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已成为有血有肉的实体。反对它的已不仅仅是“旧欧洲”了,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国际联盟”不可能担负起它的两个任务:组织统一的世界经济托拉斯和扼杀世界各地的革命。甚至在各大国之间也没有完全的一致。美国在反对日本,这两大国都在继续扩充军备。如果认为战败的德国将对协约国那些“无私的”强盗怀有友好的感情,那简直是可笑的。就是说,这里仍然存在着裂痕。各小国在互相交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殖民地发生了起义和战争,如在印度、埃及、爱尔兰等。被奴役的国家开始了反对它们的“文明的”欧洲奴役者的战争。有助于动摇和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的起义同无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的、阶级的战争联合起来。因此,帝国主义体系已摇摇欲坠,这一方面是由于遭到起义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战争,以及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的起义和战争的打击;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和不和的影响。全面混乱代替了“持久和平”;残酷的国内战争代替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征服。在这场国内战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战争必然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绝不是轻易得来的。国内战争如同任何其他战争一样,都要有人力和物力上的牺牲。任何革命都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不言而喻,在国内战争初期,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在某些地方会显得更加突出。十分清楚,如果优秀的工人不是在工作或生产,而是手持步枪在前线抵御地主和将军的进攻,那么,工厂的生活自然会因此而受到损失。显然,国内战争中的一切破坏都是有害的破坏。显然,在战争中死去的同志都是最宝贵的牺牲。但是,这在任何革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在1789——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推翻法国地主的时候,国内战争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当战胜了地主贵族之后,法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任何人都懂得,在象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样大的革命中,由于要推翻若干世纪形成的压迫制度,革命的损耗是特别大的。我们知道,现在国内战争是世界规模的;它部分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抵御帝国主义强盗的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的阶级战争,是真正神圣的战争。但是它要付出血的牺牲。这种战争范围愈广,牺牲就愈大,破坏也就愈惨重。 但是革命的损耗绝不是反对这场革命的证明。若干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可怕的帝国主义战争,血流成河。哪一种国内战争能同人类积累的全部财富所遭到的这种野蛮破坏和毁灭相比呢?很清楚,人类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资本主义。为此,经受一段国内战争的时间,为共产主义开辟道路是值得的,共产主义将治愈一切创伤,并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地向前发展。 可见帝国主义战争已成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基于同样的原因,正在发展着的革命也是世界性的。所有主要国家都相互联系着,所有国家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并由这场战争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联结在一起;战争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引起饥饿,使无产阶级遭到奴役;战争在世界各国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日渐腐烂和解体,使军队和工厂里的棍棒纪律趋于瓦解;同时战争也必不可免地引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的解体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既已开始,那就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的崩溃开始了。任何想使人类社会停留在旧的资本主义轨道的企图都早已注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群众已经觉悟到,他们不能够,不愿意,也不再会为资本工作或为资本和殖民地的利益等等而互相残杀。现在已不可能在德国恢复威廉的军队。同样,军队里已不可能恢复帝国主义的纪律,给无产者士兵套上枷锁,使他们听命于地主-将军。同样,现在也已不可能做到恢复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强迫工人为雇主、农民为地主干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新型的军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实行新型的劳动纪律。 因此,现在或者是全面解体,彻底混乱,血肉横飞,更加野蛮,毫无秩序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或是共产主义,只能二者居一。在群众即将掌握自己政权的国家里,一切确立资本主义的企图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论芬兰资产阶级,还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不论高尔察克、邓尼金,还是斯柯帕茨基都办不好经济事业,甚至不可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血腥制度。 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共产主义。由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现在无产阶级是全人类真正的救星,它将使全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灾祸,摆脱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带来的野蛮剥削、殖民政策、经常性的战争、饥饿、残暴和兽行。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就在这里。无产阶级在某些斗争中,甚至在某些国家里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它的胜利是必然的,正象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必然的一样。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主张恢复资本主义或者认为现在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的集团、阶级和政党,不管它们愿意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实际上起了反革命、反动的作用。所有的社会妥协主义的政党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看下一章。 第四章书目:列·加米涅夫《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尼·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格·策彼罗维奇《俄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卢金(安东诺夫)《军国主义》。巴甫洛维奇《什么是帝国主义?》。巴甫洛维奇《伟大的铁路》,《军国主义和海霸政策》,《世界战争的结局》。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该书读起来要困难一些,但却是主要的著作。 除此之外,还可以参看:卡·考茨基《夺取政权之路》。凯尔任策夫《英帝国主义》。洛佐夫斯基《铁和煤(争取亚尔萨斯-洛林的斗争)》。格·季诺维也夫《奥地利和世界战争》。波克罗夫斯基《战争时期的法国》。赫拉斯科夫《战争时期的英国》。米·卢利叶(拉林)《战胜国》,《战争的后果》。格·季诺维也夫《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阿·洛莫夫《资本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的组织》。恩·奥新斯基《社会主义的建设》(第一章)。 在文学书籍方面可以参考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铁蹄》。 [1]“垄断”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国家、管理、统治的意思。我们这里的垄断就职是指国家对酒的垄断,即只有官家一家能够生产伏特加酒。但是,垄断可以不仅是针对伏特加酒,也可以针对一切物品;同时不仅有国家的垄断,而且还有私人工厂主的垄断。 [2]原文为十三年,显然是错误的。参照了其他版本,现在这里改为二十年。——译者注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7-368页。——译者注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9页。——译者注 [5]参看同上,第554页。——译者注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在某一个国家里工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心甘情愿地委身于资本,那么最终这个国家就会被那些大强盗国家所扼杀。在1917、1918和1919年,所有大国都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1919年,它们把苏维埃匈牙利扼杀了。但是,它们之所以未能把苏维埃俄国扼杀掉,是因为这些大国的国内情况使它们不得不考虑它们本国工人要求从俄国撤出军队的压力,不然它们自己就要垮台。这就是说,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其他国家工人的支持,基本身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第二,在工人仅仅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要进行经济建设,组织经济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国家从国外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它遭到全面封锁。 既然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工人之间的互相支持,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单独一个国家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每一个工人都依附于自己的雇主,那工人就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只有当各个不同工厂的工人互相支持,建立共同的组织并进行反对一切工厂主的共同斗争时,他们才能赢得这场罢工的胜利。生活在各个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有当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彼此之间不互相敌视,相反,各个不同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有着同一利益的一个阶级的时候,他们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互相充分信任,结成兄弟般的联盟,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全世界资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工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胜利。 人们早已认识到无产阶级国际性斗争的必要性。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848年革命前夜,已经有了称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国际秘密组织。领导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同盟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们接受委托代表这个同盟起草了《宣言》。这样就出现了《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在《宣言》里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 1864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很多工人运动领袖,但是,它的队伍还不够统一。此外,它还没有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很象一个革命宣传的国际团体。在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时期,国际的会员参加了起义。在这之后,到处都开始了对国际支部的迫害。1874年,再加上马克思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内部斗争对国际的削弱,国际解散了。第一国际解散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在各个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发展越快,这些政党的成长也就越迅速。相互支持成为十分强烈的需要,于是1889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实际上存在到1914年,战争宣告了它的结束。其原因下面将会谈到。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就这一点写道(这几行是《宣言》的结尾):“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于工人来说决不是装饰品或漂亮话,而是切身需要,没有它,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注定要毁灭。 当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除了俄国、塞尔维亚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以外,都转到了本国政府一边,并且亲自支持这场掠夺性的屠杀,而不是向战争宣战和发动工人进行起义。就在同一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国会里投票赞成本国政府的战争拨款,从而发出了支持强盗政府的信号。社会党不去进行反对罪恶的资产阶级的总起义,反而各自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旗帜之下。战争在社会党的直接支持下爆发了,社会党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出卖了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从此就可耻地灭亡了。 有趣的是,一些社会党的机关报及其领袖们就在背叛前几天还在痛斥战争。例如,法国社会主义的叛徒古·爱尔威在他的《社会战争报》(他把该报又改名为《胜利报》)上写道:“为拯救皇帝的威望(尊严)而战!……为如此高尚的事业而死是多么快乐!”在战争前三天,法国社会党发表了反战宣言,而法国工团主义者在自己的报纸上呼吁:“工人们!如果你们不是胆小鬼……那就要起来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抗议集会。大家对于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记忆犹新,决议中说,在战争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唤起民众”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然而就在第二天,还是这些政党及其领袖则又说必须“保卫祖国”(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国家),而奥地利的《工人报》又断言说,需要保卫“德国的(!!)人类”。 要搞清第二国际为什么会崩溃和可耻地灭亡,就需要分析战前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在这场冲突之前,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都是靠疯狂掠夺殖民地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肮脏和血腥的一面主要就表现在这里。通过野蛮的剥削、掠夺、欺骗和暴力从殖民地人民身上不断榨取的财富,成为欧美金融资本豺狼的利润。哪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感到自己在世界市场上越强大越有势力,那它剥削殖民地所得的利润就越多。有了这种额外的利润,它付给自己雇佣奴隶的报酬可以略高于通常的工资。当然这不是付给所有的人,这只是付给“技术熟练的人”,即所谓受过训练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中的这个阶层常常被资本收买过去。这个阶层开始这样盘算:“如果‘我们的’工业在非洲殖民地拥有市场,这就太好了,它将更好地发展,我们雇主的利润就要增加,我们也将得到一些。”资本家就是这样依靠殖民地掠夺收买一部分雇佣奴隶,豢养他们,把他们和自己的国家拴在一起。 对于这种现象,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弗·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2] 在这种土壤上,一种特别的下流无耻行为,工人对本国资产阶级的依恋,对资产阶级的奴性滋长起来。恩格斯在1889年写道:“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3] 工人群众不习惯而且也没有机会进行国际范围的大规模斗争。他们组织的全部活动多半都是在自己资产阶级国家里进行的。而这个“自己的”资产阶级以殖民地政策引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技术熟练阶层。那些过着某种殷实生活和习惯于“和平的”、“安定的”、“合法的”活动的工人组织的首领、工人官僚和议会代表都被诱惑上钩。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血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在欧洲本土和美国,工业发展很快,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多多少少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从1871年起,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革命(俄国除外),而从1848年起,在大多数国家里,所有人都习惯地认为,资本主义将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甚至连那些经常谈论战争威胁的人自己也不大相信会有战争。一部分工人——其中也包括工人首领——越来越渗透这样一种思想:殖民政策对于工人阶级也有好处,工人阶级应当和本国资产阶级共同关心这种“全民事业”的繁荣昌盛。在这个基础上,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开始涌向社会民主党一边。例如,在德国就是这样,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有相当多的工人餐馆的店东、老板;1892年有四人(三十五人中),1905年有六人(八十一人中),1912年有十二人(一百一十人中)。 所以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依恋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心理就压倒了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大托拉斯的殖民政策和垄断地位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中造成的依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的心理也就成为第二国际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工人运动史上,以前也常常出现过工人与自己的压迫者携手共进的情况。例如,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工人和自己的雇主都围在同一张台子跟前工作,那时工人把自己的雇主的工厂几乎视为自己的工厂;在工人看来,雇主不是敌人,而是“提供工作的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工厂的工人才开始互相联合起来反对所有的雇主。当一些大国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时候,工人对于它们,就象从前对待个别雇主那样,也抱有依恋心理。 只是战争教育了工人,不应该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国家一边,而应该共同起来推翻这些资产阶级国家和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以所谓需要“保卫祖国”来为自己背叛工人事业和工人阶级共同斗争的行为进行辩护。 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在战争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自卫,而在进攻别国。保卫祖国(资产阶级的)的口号纯属欺骗,这批领袖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叛卖行为。 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祖国?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是什么?指的是讲同一语言的人们或者“民族”吗?不是的。因为,譬如说,我们拿沙皇俄国为例。当俄国资产阶级高喊保卫祖国的时候,它所指的绝不是一个民族,比如说大俄罗斯人生活在其内的那个地域;不,这里是指居住在俄国的各民族。实际上,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家政权。主张让俄国工人去“保卫”这个政权(实际上不是保卫,而是把它的疆界扩大到君士但丁堡和克拉科夫)。当德国资产阶级叫喊保卫“祖国”时,这里指的又是什么呢?仍然是指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指扩大威廉的强盗国家的疆界。 在这里需要搞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有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他是正确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没有政权,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这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而绝不是要保卫它。只有当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并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有祖国。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无产阶级才会有祖国,也才会有责任来保卫它:因为在那时,它要保卫的是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自己的敌人的政权和自己的压迫者的强盗政策。 资产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非常了解这一切。下面的例子就是证明。当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就开始起来反对俄国,而宁肯同任何人结成联盟:同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同魔鬼及其祖母。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失去了政权,它在俄国失去了自己抢劫、掠夺、资产阶级剥削的祖国。它随时都准备摧毁无产阶级的俄国,即苏维埃政权。或者我们以匈牙利为例。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号召“保卫”它,但是随后不久,资产阶级就同罗马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奥地利人,同协约国达成协议,共同起来扼杀无产阶级的匈牙利。这就是说,任何资产阶级都非常明白问题的所在。资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以祖国为幌子让所有的公民都来巩固它的资产阶级政权,谁若不同意这样做,就以叛国罪论处,反之,资产阶级则邀集一切力量,肆无忌惮地摧毁无产阶级的祖国。 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学习:摧毁资产阶级的祖国,而不是去保卫或者扩大它;而对自己的祖国,要竭尽全力来保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对这一切,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异议:你们不是承认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助长了大国的工业发展,工人阶级也因此而得到一点阔老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吗?这岂不是说,仍然需要保护和帮助自己的主人竞争吗?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假设我们这里有两个工厂主:舒尔茨和彼得洛夫。他们在市场上互相叫骂。舒尔茨对自己的工人们说:“弟兄们!全力保护我!你们要尽可能地去破坏彼得洛夫的工厂,害死彼得洛夫本人以及他的工人等等。那时,我的工厂将大有作为,我打倒了彼得洛夫,我的事业将灿烂辉煌。我就可以给你增加半个卢布。”同样,彼得洛夫向自己的工人说的也是这一套。我们假定舒尔茨胜了。那时他最初可能会多给工人半个卢布。而以后,他会全部赚回去。如果工人想罢工,并向从前彼得洛夫的工人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就要说:“怎么啦?你们把我们害得好苦,现在又来求我们了?趁早走开吧!”共同的罢工就搞不成了。工人分裂了,资本家就有了力量。现在,即在战胜了自己的竞争者之后,他就可以打击分裂了的工人了。舒尔茨的工人暂时得了半个卢布的好处,而接着却失去了一切,在国际斗争中情况也是一样。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业主的联盟。当一个这样的联盟靠吃掉另一些联盟而发了财之后,它就可以来收买工人。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正是因为这些领袖们决定“保卫”和增加从阔老们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然而在战争期间,当工人由于这种背叛行为而被分裂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就在工人身上压上了可怕的沉重负担。工人们看到自己受骗了,社会党的领袖们把他们廉价出卖了。社会主义就这样开始复活了。十分清楚,这种抗议首先是来自低薪和非熟练工人。工人贵族阶层(如各国的印刷工人)和老资格的领袖们还会长期地继续他们的叛卖行径。 除了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的口号以外,所谓的和平主义也是欺骗和愚弄工人群众的一种手段。什么是和平主义呢?这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须任何革命,无须任何无产阶级的起义等等,就会在地球上建立起永久的和平。只要建立起大国之间的仲裁法庭,废除秘密外交,解除武装,那怕开始只是裁减武装等等,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和平主义(“和事老思想”)的根本错误在于它看不到资产阶级是不会去做象解除武装这类好事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内战时期,鼓吹解除武装完全是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举动。资产阶级将把自己很好地武装起来,而如果无产阶级将自己的武装解除,或者不去武装自己,那简直就等于自杀。和平主义口号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性就在这里。其目的是要转移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不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武装斗争。 威尔逊的政策及其十四条可以说是和平主义的虚伪性的最好典范,这里假借高尚事物的名义,包括打着国联的幌子,进行世界性的掠夺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和平主义者卑鄙到何等地步,从下面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来: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是美国和平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是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分子;著名的美国汽车工厂主福特组织了很多考察团到欧洲并散布和平主义。但是,因为他的企业都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他同时又捞到了几亿美元。一位最有声望的和平主义者阿·弗里德,在他的《和平主义手册》(第2卷第149页)一书中把1900年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竟然看作是“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中国的事业证明了和平思想对当代事变的影响。它显示了军队的国际性联合。联军在一位欧洲的最高统帅的指挥下,作为世界力量出动了。我们,作为和平的朋友,认为这位世界的最高统帅(这就是威廉二世任命的瓦德西伯爵)只是一位世界国务活动家的先驱者,他将能够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赤裸裸的联合掠夺在这里被说成是“各民族的兄弟情谊”。这同给强盗的资本家同盟挂上“国际联盟”的招牌的做法是毫无区别的。 资产阶级每天都运用它们所有的书报、杂志和传单等等向群众散布骗人的口号,这些口号也成为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口号。 差不多各国老的社会党都分裂成三派:公开的和无耻的叛徒——社会沙文主义者;隐蔽的和摇摆不定的叛徒——这就是所谓的“中派”;最后是那些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后来由这些人组成了共产党。 差不多各国社会党的领袖都成了沙文主义者,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鼓吹对人类的仇视,在保卫祖国的骗人口号下鼓励人们支持强盗的资产阶级国家,如,德国的谢德曼、诺斯克、艾伯特、大卫、海涅等等;英国的韩德逊;美国的罗索、赛米尔·龚帕斯(工会领袖);法国的列诺得尔、阿尔贝·托马、茹尔·盖得和茹奥之类的工会领袖;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右派孟什维克(李伯尔、罗扎诺夫);奥地利的伦纳、扎伊茨、维克多·阿德勒;匈牙利的加拉米、布欣盖尔等等。 他们人人都主张“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公开拥护强盗政策,要别国割地和赔款,拥护掠夺殖民地(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不仅对拨款投赞成票,而且动用全部宣传机器来支持战争。沙皇大臣赫沃斯托夫在俄国到处张贴普列汉诺夫的宣言。科尔尼洛夫将军任命普列汉诺夫为自己的内阁大臣。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策烈铁里(孟什维克)向人民隐瞒了沙皇的秘密条约;他们镇压了七月事变中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右派孟什维克参加了高尔察克的政府,罗扎诺夫成了尤登尼奇的奸细。一句话,他们同整个资产阶级一样,主张支持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祖国和赞成摧毁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的祖国。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强盗内阁(盖得、阿贝尔·托马)支持协约国的所有掠夺计划,主张扼杀俄国革命和派出军队镇压俄国工人;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在威廉时代就参加了内阁(谢德曼),支持威廉扼杀芬兰革命,掠夺乌克兰和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里加的温尼格)指挥了反对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工人的战斗;以后,他们杀害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最残暴的和血腥的方式镇压柏林、莱比锡、汉堡、慕尼黑等地的共产主义工人们的起义。匈牙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过当时的专制政府,以后又出卖了苏维埃共和国。一句话,在各国,他们证明自己是屠杀工人阶级的真正刽子手。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革命者的时候,他在国外的《火星报》上曾写道:注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大概将会看到社会党人中的大分裂和他们之间的巨大而激烈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说,在二十世纪,大概就象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时期极端革命党(“山岳派“)同温和的、以后成为反革命的政党(“热月派”)进行内战一样,从前的志同道合者将开始互相反对,因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将转到资产阶级一边。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预言完全被证实了。只是他那时还不知道他自己将也成为叛徒。 因此,社会沙文主义者(也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即真正的妥协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敌人。在世界大革命时期,他们加入白党的行列反对红党;他们同将军、大资产阶级、地主走在一起。不言而喻,必须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就象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样,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这些党企图扶持第二国际的残余,实质上只不过是“国际联盟”的一个办事处。这仅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 原来的社会党的另一批人组成了所谓的“中派”。这个派别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动摇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两者之间。属于这一派别的有:在俄国——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左派孟什维克;在德国——以考茨基和哈阿兹为首的“独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法国——让·龙格集团;在美国——以希尔奎特为首的美国社会党;在英国——不列颠社会党的一部分和独立工党等等。 战争一开始,这些人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叛徒一起主张保卫祖国和反对革命。考茨基曾写道,最可怕的事就是“敌人的入侵“,并且说,只有战争过后才可以起来斗争。按照考茨基的意见,在战争期间国际是无法有所作为的。缔结“和约”之后,考茨基开始写道,现在一切都完了,也用不着幻想社会主义了。因此,这就是说,在战争期间不能进行斗争,因为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将斗争推迟到和平时再说了,而在和平时期也不能进行斗争,因为战争使一切都耗尽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考茨基的理论是一种对无产阶级起腐蚀作用的、使人完全无所作为的说教,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更恶劣的是,在革命时期,考茨基除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中伤外,什么好事也未干。他忘记了马克思的学说,总是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恐怖等等的活动,他没有发觉正是他自己帮助了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他个人的希望——就是通常和平主义者的希望(仲裁法庭等等),这样他就同任何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沆瀣一气了。 我们这样重视考茨基,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使人对中派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尽管考茨基是“中派”的右翼。 “中派”的政策正在于它无所作为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脚跟不稳,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并在关键时刻背叛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中派(马尔托夫之流)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发出哀号,力图“调和”一切,从而在战斗中帮助了白匪,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孟什维克党甚至没有开除那些起着将军的密探和阴谋者作用的党员。在无产阶级困难的日子里,这个“中派”为了维护立宪会议而出来煽动罢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高尔察克进攻的时候,这些孟什维克中一部分人同资产阶级阴谋者同流合污,提出了停止国内战争的口号(孟什维克普列斯科夫)。在德国,“独立派”在柏林工人起义中扮演了叛徒的角色,正当战斗的时候,他们起来“主和”,因而促成了起义的失败;在独立派当中有很多人主张同谢德曼派合作。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不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起义,而用和平主义的愿望来麻痹无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中派”虽然也“谴责”反革命,口头上抗议扼杀革命,但对群众的行动却表现出完全的无能。 现在,“中派”集团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有害。“中派分子”——或者称他们为“考茨基分子”——也企图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并要它同共产党人“和解”。很清楚,不同他们决裂和斗争,要战胜反革命是不可能的。 恢复第二国际的尝试是在强盗式的“国际联盟”的亲昵庇护下进行的。这是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的和最后的支柱。帝国主义战争之所以能够闹腾五年之久,只是因为一些社会党对社会主义实行了彻底的背叛和出卖。随后,当革命时期开始时,资产阶级就直接依靠它们,通过它们的手来扼杀无产阶级的运动。首先,社会党成为工人阶级推翻资本斗争中的主要障碍。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社会主义叛徒党都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谰言。凡尔赛和约之后,“国际联盟”成立了,第二国际的残余(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开始重复着实质上是“国际联盟”所发出的口号。“国际联盟”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恐怖活动、破坏民主、是“红色帝国主义”;第二国际做的也是这一套。它不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是支持帝国主义者的口号。正如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党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柱一样
,第二国际是最腐朽的“国际联盟”的支柱。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在战争期间提出了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的口号,即保卫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国家组织的口号。由这个口号产生出另一个口号,即“国内和平”的口号,也就是竭尽一切可能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口号。这一点是很明白的。既然普列汉诺夫或者谢德曼认为需要“保卫”沙皇和凯撒的祖国,那么,当然,他们一定要对工人们说,要避免做某些有害于保卫强盗国家的事。这就是说,譬如,不能罢工,更不用说举行反对罪恶的资产阶级的起义。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的是这样判断的:首先要平定“外部敌人”,然后我们再等看看。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宣言里也这样宣称,既然沙皇俄国遭到了危险,那就不能罢工。其他国家的工人也是这样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但是,从战争开始起,一些正直的社会党人就已经看出,“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会束缚住无产阶级的手脚,这些口号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就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它就声明说,需要的不是同罪恶的资产阶级讲国内和平,而是进行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首先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党从战争一开始时的论断。在德国也出现了以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一批同志。他们自称为“国际”派,并且声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高于一切。不久,卡尔·李克内西公开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起来号召工人阶级以武装起义反对资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斯巴达克派。其他国家一些老的党也出现分裂。在瑞典出现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派(即所谓“左派社会党”),在挪威“左派”掌握了全党。意大利社会党人始终表现很好。一句话,主张革命的那些党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在瑞士出现了联合的尝试。在齐美尔瓦德和昆塔尔的两次会议(代表会议)上出现了建立第三国际的萌芽。但是很快就发现这里掺杂的进一些“中派”的嫌疑分子,这些人只能阻碍运动的发展。在“齐美尔瓦尔德的”国际联合组织内部产生了所谓以列宁同志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张坚决地行动,并严厉地批评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俄国就成为国际运动的主要场所。我们的党为了同社会主义叛徒划清界线和恢复老的、光荣的和战斗的名称,把自己称作共产党。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成立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匈牙利成立了以原俄国战俘贝拉·库恩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奥地利、捷克、芬兰等国也都成立了共产党;后来法国也成立了共产党。在美国,“中派”把左派开除出党,于是被开除的人也组织了自己的战斗的共产党;在英国,共产党也于1919年秋诞生。总之,各地在同社会主义叛徒分裂以后,真正的革命的工人政党开始发展和壮大起来。这些党的产生实质上是新的共产国际的产生。1919年3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德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共产党人的代表,以及法国、美国和英国同志的代表。 代表大会采纳了德国和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大会是在前所未有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它表明,无产阶级现在稳固地站立在工人专政、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 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和早先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第三国际以其全部的工作证明,它是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进的,也就是沿着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前进的。毫不奇怪,国际无产阶级中一切富有朝气的、正直的、革命的事物都越来越多地与联合先进工人力量的新国际联系在一起。 共产国际在自己的名称上就已经证明,它同社会主义叛徒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名称用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党是不正确的。“民主主义者”——这是指某种政权形式的拥护者。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未来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国家,而在过渡时期则必然有工人专政。工人阶级的叛徒们不会走得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更远些。我们则要走向共产主义。 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说过,社会主义一词意味着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才是纯粹的工人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依靠的只是工人,而社会主义叛徒所依靠的则是工人贵族、知识分子、小饭店和小店铺老板,依靠一般小资产阶级。 可见,共产国际在事实上是实行马克思的学说,并清除了学说中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所滋生的赘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六十年前所宣传的学说现在正在得到实现。 第五章书目: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社会主义和战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逆流》。格·季诺维也夫《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尼·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赫·哥尔特《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齐美尔瓦德委员会公报。《共产国际》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