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
· 第四十五节 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缺乏大规模组织起来的习惯等等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变革的必要性首先是由于俄国非常有力地挤进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事实而引起的。俄国仅仅是这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那俄国怎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指出革命的国际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只能是世界革命。它也正是这样发展的。欧洲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之后，则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如果德国、法国、英国都将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那俄国怎么还能继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事情很明显，俄国必定会被拉入社会主义。如果俄国在经济上和一些先进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际的，或者哪怕仅仅成为一个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么它的落后性，它的工业发展比较薄弱等等，——所有这些缺点都将被它消除。诚然，在战争破坏和革命之后，整个欧洲将变得千疮百孔，虚弱不堪。但是，强大而发达的无产阶级经过若干年后一定能使强大的工业得到恢复，从而使落后的俄国也得到帮助。而另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森林、煤、石油、铁矿、粮食——所有这一切，只要很好地加以组织，只要不打仗，就会十分充裕。这就是说，从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原料帮助西方的同志。将来整个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大家都会有足够发达的工业，而既然政权往无产阶级手中过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很明显，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从自己方面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尽可能多作出贡献。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党十分明确地把尽快建设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任务。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我国的工业尽管小（同农业相比较），但却具有大的资本主义组织。在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知道，我国一些最主要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有些拥有一万和一万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从1907年起，俄国的工业迅速集中，到处都是辛迪加和托拉斯。随着战争的爆发，资产阶级甚至要开始着手组织国家资本主义。而这只能证明这样一种思想，即尽管很困难，但仍然可以在全俄罗斯范围内组织和管理我们的工业。值得注意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方面整天叫嚷说社会主义在俄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始终主张国家对工业的调节和监督。只是他们认为，要这样做就需要使国家的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所有，由资产阶级国家来实行“调节”和“监督”。换句话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标榜自己最富于爱国主义，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却是普鲁士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任何人都懂得，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这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区别只在于：在一种情况下，经济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在另一种情况下，经济是由无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如果我们的生产落后得连任何组织都谈不上，那自然也就不可能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来组织它。要知道，在没人大工业、而只有大量小业主的国家里，甚至不可能按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把这些小业主组织起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时，组织才是可能的。俄国资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集中程度。这一点甚至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也是承认的，因为他们认为工业的资产阶级“国家调节”是可能的。俄国国民经济的落后不在于没有大工厂，而在于整个工业同农业相比只是一小部分。因此，结论十分清楚：俄国无产阶级不管有多少困难，都必须按无产阶级方式来组织工业，并牢固地将它控制在自己手里，直至得到西方同志的援助。在农业中，需要组织一系列社会协作经济的据点。而当我们能够同西方的工业联合起来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共同的工业就能够迅速地把小生产者和农民吸引到共同的大协作组织里来。比如说，如果我们有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共同的欧洲工业，那么这种工业就能够向农村提供大量的城市产品。但是它向农村提供产品是通过有组织的途径进行的。不是通过以百万计的私商、买卖人和投机商，而是由国家工人仓库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农村。那时农民自然也应该通过有组织的途径把自己的粮食拿来作为交换；农村将逐渐习惯于公共经济。然后它将进一步地参加到共同协作的大家庭中来。强大的和有组织的工业也将把农村吸引到公共生活中来。借助强大的工业可以很好地帮助农民，农民将亲身看到，按照新的方式生活会更加美好。 然而要达到这一切是很困难的，要把一切都安排好，要使生活走上新的轨道，还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困难，下面将要讲到这一点。 在世界革命胜利之前，我们只能是单枪匹马地行动。工人阶级在1917年夺取政权以后接受下来的是一份破烂不堪的遗产。俄国成了一个完全破产和贫困的国家。 战争耗尽了一切力量。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被迫为战争工作和为破坏事业浪费材料。在1915年一年里，整个“国民收入”一百一十五亿中为战争就用去了六十亿。到革命爆发之前，战争的严重后果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冶金厂减产百分之四十，纺织厂——百分之二十；煤和钢铁生产开始迅速下降。从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着异常困难的任务：在一个破产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在旧日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光是复员我们的军队就支出了一笔极为巨大的费用；由于战争的破坏，运输业本来就摇摇欲坠和混乱不堪，这时就几乎彻底完蛋了，我们的铁路也几乎停顿。运什么东西都非常困难。生产和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但是这绝不能成为反对工人革命的理由。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掌权，它就会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就要继续付给法国人和英国人巨额利息，而最主要的——它会把全部费用转嫁给工人和农民。我国的贫困和衰竭定会更好地唤起无产阶级以新的方式去改造旧世界；必须更节省地和更有组织地消费原有的东西，必须把费用负担转嫁给资产阶级，必须尽一切力量和用无产阶级政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护工人阶级。而这项必要的工作在几乎是超自然困难的条件下落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对帝国主义先生们留下来的烂摊子不得不加以收拾。 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工人阶级组织生产和着手整个建设工作。从无产阶级胜利之时起，资产阶级就开始广泛地进行怠工：所有过去的大官吏、工程师、教员、银行职员以及他们过去的主人都开始用一切手段搞破坏；阴谋一个接着一个，白匪暴动一起接着一起。俄国资产阶级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同协约国、同德国人、同波兰人等等勾结起来，力图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扼杀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建立强大的军队来抵抗全世界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在向俄国无产阶级展开猛烈的攻击。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进行的战争尽管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真正神圣的和真正解放的战争，但是这一战争毕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必需把工业中仅有的产品供应红军，把成千成千最优秀的工人-组织者送去参军等等。加上资产阶级几乎从一开始就成功地控制了经济方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据点。顿河的将军们使工人失去了顿涅茨的煤，英国人夺取了巴库的石油。产粮的乌克兰、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常常被反革命分子侵占。因此，工人阶级不得不手持武器抵御无数敌人的进攻，而且要在缺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缺乏燃料和原料）建设自己的无产阶级经济。 这就是痛苦发展过程的原因；工人阶级必须彻底击溃自己的敌人。在没有彻底击溃敌人之前，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象应该做的那样来安排好新生活。 当然，资产阶级在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为了能从经济上扼杀俄国无产阶级，是不惜一切的：它对无产阶级实行全面包围，俄国有好几年被封锁（从国外进口不了任何商品）；白匪在撤退时焚烧和毁坏了一切。例如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就烧毁了几千万普特的粮食，把伏尔加河船队烧掉了整整一半等等。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的疯狂斗争，世界帝国主义对它的帮助——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道路上的第二个主要障碍。 第四十五节 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缺乏大规模组织起来的习惯等等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我们的工业是相当集中的，因而可以提出关于工业的无产阶级国有化、关于把工业变为工人国家的财产和关于用新方式组织工业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同整个国家的经济相比还很薄弱。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城市人口，而是农业人口即农村人口。根据1897年的统计，我们有一千六百万城市人口和一亿零一百万农业人口（西伯利亚等地区计算在内，但不包括芬兰）。1913年，根据奥加诺夫斯基的材料，俄国的城市人口按整数计算是三千万，而农村人口是一亿四千万。可见，到1913年，城市人口约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十八。但是，要知道，远不是所有的城市人口都是产业无产阶级。这里还住着买卖人、工厂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阶层，如果把他们加在一起，就有几百万人。诚然，在农村有过去的雇农、半无产者、贫农。他们是支持工人的。但是，他们的觉悟和组织性不很高。 俄罗斯人口很大的一个多数是小业主。虽然他们也在资本和地主的压迫下呻吟，但是他们习惯于单独的、自己私有的个体经济，一时很难适应于共同的事业，适应于建设共同的协作经济。大捞一把，损人肥己，只关心自己的事业——这种习气在每一个小业主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即使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俄国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也是最艰难的事业。 我国的这种弱点也反映在工人阶级中。一般说来，工人阶级是具有革命、战斗精神的。但是，它也有落后的一面，即不习惯于组织。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象彼得堡的工人那样。还有许多落后的和不觉悟的工人，他们同样也不习惯于为大伙工作。很多工人还是不久以前才来到城市的。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想法和农民一样，错误也是在一起犯的。 工人阶级本身的这些缺点会随着它进行自己的斗争和参加工作而逐渐消失。但是，不言而喻，这种情况也同样有碍于我们的任务的实现，但它绝不会使这些任务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书目：《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主要是关于党纲的讨论，列宁和布哈林的发言，还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讲话（散见于各种不同的出版物中）。关于俄国的经济状况，参看：策彼罗维奇《俄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弗·巴·米柳亭《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1914—1918年）》。恩·奥新斯基《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本书的第一章对战争的破坏使社会主义成为更加必要的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论证）。 我们党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1917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我们党提出这个口号以前，这个口号根本没有实现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从头脑里”臆造出来的。相反，它产生了，它诞生于生活自身的深处。早在1905——1906年的革命中就产生了工人的阶级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1917年的革命中这类组织的出现数不胜数：先是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后来又有农民苏维埃，象雨后春笋，几乎到处都纷纷出现。很清楚，这些以争取政权而斗争的机构的形式出现的苏维埃必然要成为政权机关。 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前，很多人都在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现在俄国革命找到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参加自己的苏维埃，并且在农民的帮助下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抗。 以前很多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以所谓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个共和国应由立宪会议来建立，并由阶级的人民选举出的会议来管理。直到今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妥协主义者还在坚持这种意见，说什么只有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能把国家从苦难的内战中解放出来。但是，实际生活证明事情恰恰相反。例如，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曾建立了这样的共和国。然而，那里在1918年和整个1919年进行了流血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始终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国际性口号。世界各国工人都在提这个口号，并把它同工人专政的口号联系起来。生活证明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不仅适用于我们俄国，而且适用于一切有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依靠的是普遍投票和所谓的“全民的”、“全民族的”、“超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等等的拥护者们说我们违背了民族的意志。现在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已经知道，现代社会是由利益互相矛盾的阶级所组成的。这就是说，如果延长工作日对资产阶级有利，那么它对工人阶级就没有利，等等。阶级是不可能调和的，就象狼和羊是不可能调和的一样。狼喜欢吃羊，而羊则必需实行自卫。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且绝对是这样），那么试问：能否确定一种狼和羊的共同意志？是否能找到一个羊与狼的共同意志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说，这是无稽之谈。羊与狼的共同意志是不可能的。二者之中只可能有一个：或者是狼的意志，使被欺骗和被压迫的羊听从狼的摆布；或者是羊的意志，使狼不敢冒犯羊并把这批野兽打死。在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同样，很明显，关于阶级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反对阶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能有什么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正象狼和羊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和工人不可能有共同愿望和志向。只能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用各种方法强加给被压迫的多数人民；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即在旧世界就要垮台的时候，谈论什么全阶级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利益”，那就更为荒唐。在这里，无产阶级想的是要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想的则是要巩固旧的奴役制度。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有什么样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关于全民的意志这种说法如果是指一切阶级而言的，那就是欺骗。这样的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 但是，这种欺骗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资产阶级需要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是少数。它不能公开说是一小撮资本家在实行统治。因此它需要欺骗，说它是以“全体人民”、“一切阶级”、“全民族”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民主共和国”里是怎样实行这种欺骗的呢？无产阶级在这里受奴役的主要原因是它在经济上受奴役。哪怕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工厂也都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土地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手里。工人除了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贫苦农民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终生被迫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遭受自己主人的压迫。在文据上他们可以有很多东西，而在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因为一切财富、资本的权利都掌握在他们敌人的手里。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 美国、瑞士、法国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是最卑鄙的帝国主义分子、托拉斯和银行大王，即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在掌权。最民主的共和国是1919年出现的德意志共和国及其国民会议。然而要知道，这是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的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的、完美得多的民主形式——无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在于，它以生产资料转到劳动者手里为基础，也就是以削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实行这种民主时，恰恰是过去被压迫的群众及其组织在变成为管理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因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它们也存在。但是，它们受到富人组织的排挤。相反，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富人没有财富了。而工人、农民-半无产者等等的群众性组织（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则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真正基础。在苏维埃宪法的第一条里规定：“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这些苏维埃掌握。” 苏维埃民主不但不排除工人组织参加管理，而且相反地，它把这些组织变为管理机关。由于苏维埃和其他工农组织吸收了千百万劳动群众，所以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发动起无数从前被遗忘的和在底层奔波的人们去执行新的任务。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工人和贫农通过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参加到共同的工作中来。到处都是这样。在外省的小城镇和农村里，人们开始从事过去从未干过的管理和建设新生活的事业。苏维埃政权还通过这种办法来实行各地方的广泛的自治，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项工作。 显而易见，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应当努力使最广大的无产者和贫农阶层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里的工作。列宁同志早在革命以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就正确地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道路上还有大量的障碍。这些障碍首先就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先进工人是一个比较精干的阶层。例如五金工人就是这样。但是也有落后阶层，农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这样他们就可能使自己置身于事外。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一步一步地把这些阶层也吸引到共同的国家工作中来。当然，要使越来越多的阶层参加这一工作，只有通过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组织性的办法，这同样也是党的任务。 资产阶级总是以“全民事业”的伪装来掩盖自己的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作为一小撮寄生虫又怎能公开承认它把自己的阶级意志强加给全体人民呢？它怎能说国家里它的强盗联盟呢？它当然不能这样做。甚至当资产阶级打出血腥的将军独裁的旗帜时，它也会说这是“全民族的”事业。但是在所谓的“民主共和国”里，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手法则更是巧妙。在这里，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实行独裁总是遵守着某些“看得见的”东西，如它每隔三至四年也给工人们一次投选票的权利，但是并不能让他们参加管理。然而资产阶级却高喊什么“全体人民”管理。 苏维埃政权在所有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对自己是阶级的政权，苏维埃国家是穷人的专政这一点无需隐瞒。它甚至在名称上也突出了这一点；工农政府就是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在宪法中，也就是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中，直截了当指出：“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目前在同剥削者进行决战的时刻，在任何一个政权机关中都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不仅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且要坚决剥夺敌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那些阶级的代表人物的选举权，并把他们从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为什么苏维埃政权能够并且应当如此直言不讳呢？因为它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政权，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权。它对自己是诞生于工人街区这一点无需隐瞒。相反，它越是突出自己的出身和作用，它就越能接近群众，越能顺利地同剥削者进行斗争。 但是这种情形不会永久地延续下去。问题的实质是需要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旦这些剥削者被镇压、被制服、变得规规矩矩；一旦他们得到了改造，并变成象其他人一样的劳动者，那么当然，任何“压制”就将越来越趋于消失，无产阶级专政也将逐渐消失。 这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说（见第2篇第5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在当前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即建立强大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以便彻底镇压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没有阶级区分和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我们党的任务就是由此而来的。党应当不断地揭露资产阶级一面给予工人以某些权利，而一面又使工人在物质上依附于雇主的种种欺骗行径。党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镇压剥削者。但与此同时，党的任务还在于，随着对剥削者及其奴仆的镇压，随着对这些人的“改造”，逐渐地削弱和废除那些原来使用的措施。我们假定，知识分子已靠近工人阶级，他们不再对工人阶级牢骚满腹，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完全站在工人阶级政权的一边，他们同无产阶级和睦相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给这些知识分子以一切权利，接收他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然，在全世界还在向无产阶级共和国进攻的日子里，谈论这种权利扩大还为时过尚早。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地阐明，这一点将会实现，如果能更快地永远制止住剥削者反对共产主义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企图，这一点就会实现得更快。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逐渐地消亡，变成没有国家的、消灭了任何阶级区分的共产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民主最主要的骗局之一就是它只给予皮相的权利；法律条文上规定，工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选举国会，他们拥有和雇主一样的权利（说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可以自由地结社、集会、出版任何报纸、书刊等等。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民主的本质”，并声称这里是一切人、全体人民、全体公民的民主，而不是象在苏维埃共和国那样。 首先需要说明，实际上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存在。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而现在资产阶级老爷们早已把它废除了。 美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争期间公布了这样的法律：禁止辱骂总统；禁止辱骂盟国；禁止说美国和盟国参战具有卑鄙的物质动机；禁止宣传过早的和平；禁止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政策；禁止称颂或赞扬德国；禁止宣传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等等。违者得被叛处三至二十年的苦役。一年期间因违犯这些条文而被捕的工人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整个工人组织均遭破坏，部分领导人被杀害。1917年夏天亚利桑那铜矿罢工可以说是所谓“罢工自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遭到枪杀、鞭打，全身被涂上沥青；大批大批的工人家庭被迫出走，沦为乞丐。再以勒德洛（科罗拉多州）的洛克菲勒采煤场的罢工为例，当是洛克菲勒（银行家）的雇佣军枪杀和烧死了数百名男女工人。在美国，尽管国会是在普选的基础上选出来的，但是它却完全是按照托拉斯大王的命令行事；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被他们收买过去。一批无冕的皇帝控制着一切：洛克菲勒是银行、石油、粮食、牛奶大王；摩根是银行，铁路大王；施瓦勃是钢铁大王；；斯威夫特是肉类大王；杜邦是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火药大王。无须多说，洛克菲勒一小时就能得到一万美元（一美元按战前计算约等于两卢布）；他举行一次宴会就要花去一千一百万美元。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了这样的势力呢？施瓦勃和洛克菲勒一伙人就这样在“民主”的幌子下掌握着一切！ 但是，即使实际上存在这样的民主，那么同苏维埃政权相比，它也分文不值。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重要的不是要有纸上的权利，而是要有行使权利的可能性。而在资本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全部财富都为资本家所有。即使根据法律条文规定工人可以举行集会，那他们也找不到场所。例如，由于大资本家的煽惑或者本人对工人的仇恨，所有的小饭店老板都不肯提供场地，结果事情只好罢休。再例如，工人想出版报纸，而且他们也有这个权利。但是要知道，为此需要金钱、纸张、办公地点、印刷厂等等。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不提供，结果又是一场空：什么也做不成。靠工人赚的几个铜板是积攒不起多少钱的。结果资产阶级拥有几百万份的报纸，可以天天随心所欲地欺骗人民，而工人，虽然他们在法律条文上也有“权利”，但是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 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自由”的实质就在这里。这些自由只是停留在纸上，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它们是“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这里没有任何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的情况也和一切生活领域里的情况一样。按照资产阶级的学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老板和工人是平等的，因为存在着“合同自由”；老板愿意雇用工人，工人可以愿意、也可以不愿意受雇。但是要知道，这只是写在纸上的！实际上老板既有钱又吃得饱，而工人既挨饿又受穷。他不得不受雇于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呢？尽管纸上写有这种平等，但富人和穷人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在资本统治下，“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 相反，在苏维埃共和国，工人阶级的自由首先在于提供了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第2篇第5章）： “第14条
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发表意见的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资本对出版物的控制，把出版报纸、书籍和一切其他印刷品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资交给工人阶级和贫农支配，并保证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传播。 第15条 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集会自由，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享有自由集会、游行等等权利外，还把一切适合举行民众大会的场所，连同陈设、照明和取暖设备，交给工人阶级和贫农支配。 第16条 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结社自由，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摧毁了有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从而扫除了至今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阻挠工农享有结社和行动自由的一切障碍，并且尽可能在物质方面和其他方面协助工人和贫农联合组织起来。 第17条 为保障劳动者真正能够获得知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务是使工人和贫农受到充分全面的免费教育。” 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自由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这里。 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党做了很多事情。贵族的高楼大厦、剧院、印刷厂、纸张等等，——现在一切都属于工人组织和工人国家政权所有。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用一切方法帮助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行使他们的权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应当沿着既定的道路不断前进，并且千方百计地扩大工人自由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尽可能寻找和新建一些新的场所，建立新的印刷厂、新盖工人文化宫等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向落后阶层说明，由于愚昧落后和文化水平低，既有的条件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资产阶级民主口头上宣布了一系列自由，但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这些自由是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顺便说一句，资产阶级民主不止一次地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它夸口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男人和女人，白种人、黄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佛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等等一律平等。事实上，任何这样的平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实行过。相反，在帝国主义时代，到处都在拼命地强化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关于这一点详见下一章）。甚至对妇女，资产阶级民主也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平等。妇女仍然是无权的生物和家畜，是供男人使用的床上用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工特别受压迫，处在无权状态；她们在各个方面的权利，甚至比资产阶级允许男工所享有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权利还要少。妇女的议会选举权只在两、三个国家里存在；在财产继承方面，妇女只能得到最少的一份；在家庭关系方面，她们总是从属于丈夫，总是无辜受过；总之，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到处都实行着一套酷似野蛮人的制度，对妻子就象一件东西，玩偶或者役畜一样，可以进行交换、买卖、处罚、或者偷窃。“母鸡不是鸟，老婆不是人”——在奴隶社会里就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状况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知道，妇女在工人的总数当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的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平等，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会非常软弱无力。没有女性无产阶级的帮助，总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劳动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应该使男女两部分无产阶级成为完整的战斗的集体，并通过实行平等来使这个集团更加巩固，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实行这样的平等；在婚姻、家庭关系，政治权利等等方面，现在妇女同男子处处都是平等的。 党的任务是促进这种平等的实现。这里首先需要不断向广大劳动者阶层说明，奴役妇女对他们是非常有害的。甚至直到今天在工人当中还把妻子只看作是“老娘们”；在农村，当“老娘们”也起来从事公共事业的时候，常常遭到讥笑。在苏维埃共和国，妇女劳动者拥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可以选举各级苏维埃和被选进苏维埃，可以担任任何委员的职务，在军队里，在国民经济中，在国家管理机关里，执行任何工作。 但是，我们的女工比男工落后得多。而且很多人也看不起她们。这里需要进行顽强的工作：在男子当中，要使他们不再给妇女劳动者“挡路”；在妇女当中，要让她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胆怯，不腼腆。 要记住：我们应该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最重要的不是把权利写在纸上，而是要有可能实现这些权利。如果妇女劳动者忙于家务劳动，跑市场，排长队，洗衣服，看孩子，被这些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她们还怎么能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呢？ 苏维埃政权和我们党的任务应当是设法减轻妇女劳动者的家务劳动，把她们从这种旧时的和落后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组织设有中心洗衣站的家庭公社（不是在那里互相骂架，而是在那里过真正人的生活）；组织公共食堂；组织托儿所、幼儿园、运动场、儿童夏令营，开设具有儿童公共伙食的学校等等——有了这些就一定能减轻妇女的负担，使她们有可能从事一切男性无产者从事的事业。 当然，在破产和饥荒的日子里，很难把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是，党应当尽到一切可能，以便使女工也能参加公共的工作。 关于民族、种族平权等等需要看下一章。在这里，我们只引用我国宪法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段落（第2篇第5章）： “第20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各国劳动者的团结出发，对于居住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只要他们从事劳动，属于工人阶级或属于不使用他们劳动的农民阶级，均给予俄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并授权地方苏维埃不经过任何繁杂的手续，给予这些外国人以俄国公民权。 第21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一切因政治罪名和宗教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予居住权。 第22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一切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宣布，凡是在这方面建立或容许某种特权或优待，以及压迫少数民族或限制其平等权利，都是违反共和国根本法的行为。” 在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最高首脑机关是所谓的国会。这是一个通过某种方法选举出来的机构：有的国家，只有富人才能参加选举，有的国家，也准许部分穷人参加选举，有的国家，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都可以参加选举，还有的国家，妇女也可以参加选举。 但是，甚至在那些根据普选权选举国会的地方，国会的首脑即多数人也都是资产阶级安插的人。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呢？读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之后，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看到，在国家占人口多数的工人享有发言权。但我们也看到，一切财富都在资本家手里，所有的报纸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有集会的场所，有为他们效劳的画家、印刷厂、大量的纸张；宣传家们在从所有的讲坛替他们说话；我们也看到，穷苦工人整天疲于奔命，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集会，资产阶级的钻营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各种各样的律师、记者、演说家）在工人中间乱窜，他们提出一些似乎很体面的口号，对工人进行恭维笼络；我们看到，辛迪加老板甚至不惜花费巨大钱财来收买原先是正直的工人当选者，给他们地位，在报纸上对他们大事颂扬等等，等等。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甚至在这样一些国会里大多数也都是资产阶级、金融资本、银行大王的秘密的或者公开的代理人。 因此，要选举劳动群众自己的人是很困难的。 而既然当选为国会议员，——那就一切都完了：那时他就看不起自己的选取民了，因为在三、四年之内，他是有保障的。他用不着他们了。他把自己出卖给各个方面。然而又不能罢免他，因为根据法律是不允许的。 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会制度下，情况就是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寄生虫——商人和工厂主，高级僧侣和地主，将军和富农——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因此对于工人和贫民来说，选举是很简单和很容易的。而且在这以后，任何一个当选的苏维埃代表都能被他的工人选民罢免并由另外的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如果代表失职，背叛了自己的旗帜等等，他就可能被罢免。这种罢免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苏维埃共和国行使得这样广泛。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国会是个“清谈馆”；议员们唯一要作的事情就是进行辩论和发表演说。真正的实际性的工作是由官员、部长们来做的。国会还批准法律并通过咨询来“监督”部长，投票表决政府提议。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立法权在国会，而执行权却在内阁。因此，干事情的不是国会：国会和它的议员只限于清谈。在苏维埃制度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上层的即最高的机关。宪法中指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一年至少应当举行两次会议；它要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总结和通过适当法案，但是，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这不是专业空谈家，而是做日常工作的“实干家”。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同时既颁布法律，又“发布命令”；它既掌握执行的权利，也掌握立法的权利；它的分部是各人民委员部；它的委员分别在这些委员部里工作。所以，中面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办事机构。 无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任何其他的苏维埃机关都和很多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并依靠它们进行工作：苏维埃机关依靠共产党，依靠工会，依靠工厂委员会，依靠合作社。这些组织拥有几千万劳动者，他们都双手支持苏维埃政权。劳动群众通过这些组织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人的共产党或工会把自己信任的人派到各种岗位和担任各种职务。可见，优秀工人到那里去不只是说话，而是去管理。在所谓的民主共和国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在那里，工人选取民只是投了选票，就万事大吉了。正如资产阶级对他们说的那样，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公民义务”，至于别的就用不着他多操心了。 这里是一场很大的骗局。为什么？仍然还是我们前面所知道的那个原因。在纸面上，似乎工人“参加了”什么，而实际上，他们完全与此无关；管理一切和决定一切的是一帮专门的、同群众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官吏即所谓的官僚。管理机关脱离了群众，群众和它毫不相干。 在十六或十七世纪以前，国家的官吏只是从贵族中委任。随着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职业官吏。在现代，这种职业官吏主要是从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招募，而上层官吏是由大资产阶级推荐的。甚至连那些小官吏也是用忠于强盗国家的特殊精神来培养的，其中最有才华的人都得到官衔、勋章、爵位，即所谓的“职务升迁”的机会。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先生们身上都浸透着对“平民百姓”的鄙视心理。这些官吏的数量及其增加的情形是怎样的，可以从下列数字（我们引用奥尔舍夫斯基《官僚制度》一书中的数字）来判断：在奥地利，1874年官吏的数量约为二万七千人，1891年为三万六千人，1900年为十六万九千人；在法国，1891年这种公务官吏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在英国，1891年约有一百万人（百分之二点六）；在美国，1890年约有七十五万人，等等。甚至资产阶级作家奥尔舍夫斯基也认为这个阶层有以下基本特性：刻板和保守；文牍主义；打官腔；琐碎。但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恰恰是这些官吏在进行管理。我们重复一遍，高级官员主要是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圈子里招募的。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群众不但参加选举（而且选举的不是卖身投靠的律师，而是自己人），而且还参加管理，因为苏维埃和几十个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组织都参加了这个管理。 至于苏维埃本身，连它们的选举本身也都考虑到同群众的联系。因为选举苏维埃不是按区域，而是按工作地点（按工厂等等），或者按所谓“生产单位”进行的。通过共同劳动而团结在一起的人们选举自己的委托人、自己的“代表”。 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这是一种最高的、最民众化的民主形式。 党的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呢？总的路线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要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使在职的公务人员（代表当选人等等）更接近群众；吸收越来越多的群众直接参加管理；最后，要让千百万人来监督自己的代表和他们的工作。公务人员应当尽可能广泛地负起责任和报告工作的情况。 这一切任务的实现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在这里会遇到大量的实际障碍。必须克服所有这些障碍，争取达到国家机关和积极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群众的充分的、亲密无间的团结。 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和任何国家政权一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军队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和保护资产阶级的钱包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军队即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阶级目标服务的。所以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不管在本身的状况上还是在政治权利上，都有着深刻的区别。资产阶级只能撒谎说，它使自己的军队立于“政治之外”。事实上，它是在保卫“全民族利益”的旗号下，把军队变成自己强盗政治和反革命政治的工具。它竭力把军队和人民分开。它千方百计地阻挠士兵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在苏维埃共和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第一，在这里，无产阶级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第二，在这里，国家运用一切办法促进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工人和红军战士共同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所以被称为“工人和红军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人和红军战士上同一些学校，一起听课，出席集会，参加示威游行。工人和红军战士不止一次互赠战旗。在苏维埃国家里，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劳动者的伟大共和国，只要红军同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得到保证，就一定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工人阶级同军队，军队同工人阶级，越是打成一片，我们的战斗的革命力量就越巩固，很清楚，我们的党应该支持，发展和加强这种关系。经验已经证明了军队同无产阶级组织的关系对军队的影响。只要回想一下1919年夏季对高尔察克和同年秋季对邓尼金的反击就够了。这些反击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就是因为党内、工会组织等等方面的工人同志帮助了军队，密切了同军队的关系，参加了军队的工作。因此，无产阶级的红军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它是按照劳动者意愿建立起来的，为劳动者所组成，同劳动者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通过自己在苏维埃的代表管理着国家。它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而是同样的工人阶级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前进的农村贫农。它同后方的劳动者生活在一起。不断加强这种关系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们的革命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无产阶级起着先锋作用、领袖作用。无产阶级是最团结和最有组织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的生活条件使它形成了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给它指明了正确的目标和通向这个目标的正确的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是整个革命的领导者和领袖是毫不奇怪的。农民（中农，甚至一部分贫农）不止一次地表现过动摇。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他们才能有所成就。反之，如果他们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那就一定会受到某一个邓尼金、高尔察克或其他地主、资本家和将军的蹂躏。 无产阶级的这种领导作用、领导意义，甚至在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中也有反映。根据我国法律，无产阶级在政治权利上占有某些优势。例如，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城市工人的代表要比农民代表多。 宪法中有下列一些相应的条款：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市苏维埃选出的代表按每二万五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十二万五千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第3篇第6章第25条） “各级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织方式如下： 1．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二万五千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市苏维埃选出的代表按每五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但是全省代表不得超过五百人。如果在省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刚召开了州苏维埃代表大会，则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其比例与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代表的比例相同。 2．州（专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和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一万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市苏维埃选举代表按每二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但是全州（专区）代表不得超过三百人。如果在州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刚召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则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不是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其比例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比例相同。”（第3篇第10章第53条） 诚然，在城市里代表是按选民的比例产生，而在农村则按全体居民（这里不但有劳动者，而且包括富农、神父、农业资产阶级等等，同时还包括没有选举权的儿童）的比例产生的。这就是说，城市工人对农民的优势完全不是象初看起来的那样大。但是优势毕竟无疑是有的。 宪法上所确定的这种优势只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情况，即城市里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着分散的农村群众。 我们党的任务是要首先阐明这种优势的暂时性。随着更多的落后农村群众受到教育，在他们在经验中确信工人路线的正确和益处之后，当他们感到他们不能和资产阶级同路，而只能和无产阶级同路的时候，不言而喻，这种不平等就会成为过去，因为那时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党的责任就在于要运用无产阶级的这种优势，以便尽可能有力地影响农村，把先进工人同农民结合起来，从而使农村贫农受到革命教育。为工人阶级保留这些优势不是为了使它固步自封和与农村隔绝，相反，是为了工人阶级通过使用这些优势，通过它在苏维埃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中所占的很大的比重，使自己同农村联系起来，促进无产阶级同中农和贫农的同志式团结，并把他们从富农、神父、从前的地主的影响下解脱出来。 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废墟上组织起来的。在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权之前，它摧毁了异己的、自己敌人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它彻底粉碎和摧毁了旧国家的残余。无产阶级摧毁了旧的警察、侦察机关的残余，宪兵、沙皇资产阶级的法庭及其检查官和雇佣保镖；清理了大量旧的办公机构，废除了资产阶级内阁及其官员等等。在这里，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党的总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党的总任务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边，即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已经谈过。这个任务在于，要使群众本身来取代旧官吏的地位；要使全体劳动居民插手管理事业（轮流值勤，有些职务任期可以短些，有一些可以长一些）。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困难。 第一，城市里的落后阶层不发达、愚昧、胆怯、而农村则更甚。积极、活跃、勇敢、分析能力很强的“先进分子”只是人数不多的一个阶层。其他的阶层刚刚在起步赶上。但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还害怕担任工作，很多人还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还没有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也毫不奇怪。多少世纪来被宰割和被压迫的群众根本不可能由半野蛮状况一下子就转到管理国家上来。最初涌现出来的最先进的、最发达的阶层：例如彼得堡的工人就是这样，到处都可以遇见他们；他们常常是军队里的政委、工业的组织者、农村里的“执委”、宣传员、最高苏维埃机关成员、报告员。其余的群众也渐渐有所转变，涌现一批新人，他们代替了先前的人，并且自己也在慢慢学习。但是，不言而喻，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第二，缺乏管理技能。这甚至也涉及到一些优秀同志。要知道，工人阶级是第一次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它从来没有管理过，也从来没有学习过管理事业。相反，沙皇政府，包括古契柯夫-克伦斯基的短命政府在内，数十年来一直都竭力设法不让无产阶级参与这件事。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家不是教育的组织，而镇压工人的组织。很清楚，现在，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它要在实践中学习，会不止一次地犯错误。它会在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它仍然会犯错误。 第三，旧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他们。无产阶级使他们服从于自己，强迫他们工作，挫败他们的怠工。无产阶级最终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但这些人暂且还常常保持着一套自己的旧习惯和旧方法：看不起群众，脱离群众，自行其是，文牍主义、办事拖延等等，这些也传染给了我们的人。 第四，吸收优秀力量入伍。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条件下，部队急需特别忠实、正直、勇敢的战士，这就不得不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派往前线工作。这样一来，后方原有的先进分子就越来越少。 所有这些情况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维埃内部官僚主义的局部滋生。这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无产阶级摧毁旧的官僚国家并不是为了使它从下面再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党应该努力防止这种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只能靠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办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普遍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教育群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我们党在这方面建议： 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来完成国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应该讨论一般措施，而且自己应该参加一项社会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担任一项社会职务。 经常不断地变换工作。这就是说，一个同志应当过一定时间变换一个工作，并逐渐熟悉所有最主要的管理部门。他不应该成年都呆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那样他自己也就可能变成一个官僚；他应该在熟悉一个地方之后，再转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党建议把不断吸收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当做工作的总方针。这一点实质上是我们的政治基础。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例如，在彼得堡曾经有上万名无产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搜查；几乎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担负了保卫城市的责任；女工代替男人担负起民警工作。比如说，在苏维埃里，可以吸收非苏维埃的成员做助手，让这些人轮流视察执行委员会或各部门的工作；在工厂委员会和工会里也可以这样做，使全体工人都能轮流地担任这些工作。总之，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哪种形式更为合适，这将由实践来证明）继续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前进：简化管理事务，吸收群众参加，消灭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群众参加得愈广泛，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得就越快。当所有的成年人和健康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参加管理的时候，任何官僚制度的最后残余就将消失。有了这一点，再加上反抗的资产阶级的消失，就将埋葬掉任何国家：人们管理的将不是人，而只是物：机器、建筑物、机车、仪器。这将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胜利之后，国家的消亡将会是特别快的。现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期间，我们还必须按照战争的轨道来建设我们的一切组织。因此，苏维埃政权的机构也如此进行了改组。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召开苏维埃会议。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照例是执行委员会决定。 这种现象是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状态造成的：我们这里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军事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是一座武装起来的营垒。当然，不会永远这样，一旦我们一切组织不再需要军事体制时，这种情况就将消失。 第六章书目：尼·列宁（弗·伊里奇）《国家与革命》。尼·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恩·奥新斯基《民主共和国还是苏维埃共和国》。尼·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提纲》。尼·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彼·伊·斯图契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问答》。普通通俗读物：布哈林《代议制的共和国还是苏维埃共和国》（小册子里专门的一章：《共产党人的纲领》）。卡尔宾斯基《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卡尔宾斯基和拉皮斯《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和如何建设这一政权》。 民族压迫是人压迫人的现象之一。除了阶级隔阂之外，民族分离、民族敌视和仇恨也是分离人类的隔阂之一。 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民族毒化方针是对无产阶级实行愚民政策和模糊它的阶级意识的方法之一。 让我们研究一下，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尽快胜利，自觉的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民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民族或部族——这是具有共同语言和住在固定地域的人们的整体。也还有其他一些民族特征，但这是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1]。 什么是民族压迫，最好举例来说明。沙皇政府迫害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在俄国到处居住，不让他们担任国家公职，限制他们入学，制造排犹暴行等等。同样，政府也不允许乌克兰人在学校里用乌克兰语教育儿童，禁止用本民族语言出版报纸，同时不准国内任何一个民族能自由地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俄国国家的一员。 德国政府关闭了波兰的学校。奥国政府禁止使用捷克语言，强迫捷克人讲德语。英国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在欺侮非洲和亚洲的土著人，征服那些落后的、半开化的民族，对他们进行掠夺，并枪杀那些企图摆脱压迫的人。 总之，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民族享有一切权利，而另一个民族只享有部分权利，如果强迫弱小的民族并入强大的民族，并且不顾它的意愿，硬要它采用异族的语言、习俗等等，不允许它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就是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 首先我们应该提出和解决一个最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是否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中国人、鞑靼人，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阶级，一律都是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是否只要他们说的是异族的语言，具有黑色或黄色皮肤，有着不同的风俗和习惯，就可以采取仇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呢？显然，不可以，而且也不应该。德国工人、法国工人、黑人工人和俄国工人一样，也是无产阶级。不管各不同国家的工人说的是何种语言，他们所处的地位的实质都在于他们都受资本的剥削，在贫穷、受压迫和无权这一点上他们都是同志。 俄国的资本家用地道的俄国粗俗语言骂人，按照俄国方式打人的嘴巴，用真正的俄国皮鞭抽打罢工者，这样一来，俄国的工人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可以对本国的资本家更亲一些呢？当然不可以，就象德国工人不能只是因为德国的资本家在侮辱他们时用的是德国话和德国方式，就可以对本国的资本家更亲一些一样，全世界的工人在阶级上都是兄弟，都是各国资本家的敌人。 关于各国贫苦农民的情况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对于俄国农民——贫农和中农来说，匈牙利的半无产阶级、西西里和比利时的贫农要比自己的俄国富农-财主更为可亲和可贵，至于象普里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一类的纯俄国的凶残地主，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全世界的工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意识到他们都是阶级的兄弟，是受压迫和奴役的患难兄弟。如果他们只是在各自用自己的语言来咒骂自己的资本家，如果他们只是在互为对方擦眼泪和只是为了自己才在国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那就很不好。受压迫和奴役的兄弟应该是在结成一个反对资本家的世界联盟这一点上成为兄弟。他们应该忘记妨碍他们的一切民族差别，团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去进行旨在反对资本家的共同斗争。只有结成这种国际联盟，他们才能战胜世界资本。因此，还在七十多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奠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 工人阶级必须克服所有的民族偏见和敌对情绪。这不仅是为了对资本进行全球进攻和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也是为了组织统一的世界经济。不仅仅苏维埃俄国离不开顿涅茨的煤、巴库的石油、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而且整个欧洲也都离不开俄国的木材、苎麻、亚麻、白金和美国的粮食，意大利离不开英国的煤矿，英国离不开埃及的棉花，等等，等等。资产阶级组织不起世界经济，它在这方面遭到过失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为此它应该提出这样的口号：整个世界及其全部财富属于整个劳动世界。但是这样的口号意味着德国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财富，英国工人也完全放弃自己的财富，等等。如果在工业和农业国际化的道路上出现什么民族偏见和民族贪欲，那就要彻底把它搬掉，不管它是在多么动听的借口下出现的！ 但是，只是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偏见宣战，只是宣布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进行国际联合和结成业已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世界经济联盟，对共产党人说来是不够的。还必须设法尽快地克服劳动群众中的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和利己主义、民族保守和自负以及民族猜疑心理。这是人类生活的野蛮时期和封建-资本主义时代实行的野蛮的民族毒化政策留下的一笔遗产，它象一座沉重的大山继续压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头上。 民族的不和与敌对情绪由来已久。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各个部落不仅在为争夺土地和森林而相互残杀，并且干脆要把另一部落里的自己的同类吃掉。这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人种对另一个人种的野兽般的不信任和敌对心理，今天在各国的工人和农民当中继续存在着。随着世界性交流的发展，经济上的接近，在一块地域上不同民族的迁移和混合，特别是在各国工人共同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这种部落性的敌对心理的残余将逐渐消失。但是如果在民族敌对心理中掺合进一些阶级利益上的矛盾，抑或只是这种矛盾的一点阴影，那么，这些民族敌对心理的残余就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 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剥削和压迫本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它却尽一切努力向无产阶级证明，他们的敌人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他们周围的其他民族。德国资产阶级向本国的工人大声叫喊：揍法国人，揍英国人！英国资产阶级也在大声叫喊：揍德国人！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各国资产阶级都在开始大声叫喊：揍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压迫者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转移到民族斗争上去。 但是，为了使工人放弃争取社会主义斗争，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仅仅实行民族毒化政策。它企图从物质上鼓励工人去压迫别国的人民。在不久前的世界大战时期，德国资产阶级高喊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德国国歌），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向本国工人证明，他们将从胜利，即从压迫和掠夺战败国的工人中赢得许多好处。资产阶级实际上在战前就在用掠夺殖民地和压迫落后、弱小民族得来的利润来贿买工人阶级的上层。以部分报酬最高的人为代表的先进欧洲国家的工人，接受了资本家的挑拨，力图使社会爱国主义者相信，既然他们参加了掠夺殖民地和半依附民族的行动，那么他们也是有祖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一变成爱国主义者，就会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真正的祖国即社会主义，成为屠杀落后与弱小民族的刽子手。 共产党宣布对任何人压迫人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战斗，以最坚决的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民族压迫。它尤其坚决和无情地反对工人阶级本身插手这种压迫的行为。但是，光是大国和强国的无产阶级拒绝参与本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压迫其他民族的企图还是不够的。还应使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要对自己在压迫者国家的同志抱有不信任的感情。当捷克人受到奥地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时，捷克工人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通通是自己的压迫者。波兰人受过我国的沙皇的压迫，但是波兰人民不是仅仅对俄国的沙皇、地主和资本家，而是对所有的俄国人，都表示不信任。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对压迫者民族的工人的任何不信任，不仅必须宣布，而且必须在实际上实行完全的民族平等。应该在语言、学校、宗教等等方面都实行这种平等。不仅如此，无产阶级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族自决权，即给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以完全的可能来决定：这个民族是否愿意和其它民族留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它是愿意加入紧密自愿的国家联盟（联邦）还是愿意完全分离出来。 且慢，有的读者会问，难道共产党人能主张民族分离吗？那全体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统一的世界性无产阶级国家还怎么搞得成呢？这里似乎有矛盾。 我们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正是为了有利于尽快地达到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完全统一，有时才必须同意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暂时分离。 让我们分析一下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 假定在加入统一德国的巴伐利亚宣告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可是柏林却仍在由诺斯克和谢德曼的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着。在这种情况下，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能否要求巴伐利亚的独立呢？不仅是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而且整个德国的共产党人都应该欢迎苏维埃巴伐利亚的分离，因为这种分离将不是与德国无产阶级的分离，而是与执政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分离。 现在再作一个相反的假定。整个德国，除了巴伐利亚之外，都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主张脱离苏维埃德国，而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则赞成与它联合。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很清楚，德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巴伐利亚的工人，并用武力镇压巴伐利亚资产阶级的分离企图。这并不是镇压巴伐利亚，而是镇压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 假定在英国和在爱尔兰，即在压迫者国家和在被压迫者国家都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又假定爱尔兰工人对英国工人是不信任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英国曾经压迫过这个国家的工人。假定他们想要完全脱离英国，而且这种脱离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他们绝不能象英国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用强制手段把爱尔兰留在联盟内，他们应该为之提供充分的脱离的可能。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为了能永远向爱尔兰工人证明，过去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压迫过爱尔兰，并以此来争得对自己的信任。 其次是为了使爱尔兰工人在实际中相信，他们作为一个小国而独立存在并无好处。为了使他们在实际中相信，只有同无产阶级的英国及其他无产阶级国家在国家和在经济上结成一个紧密的统一体，才能更好地组织生产。 再假定，某个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希望脱离处在无产阶级制度下的民族，并且这个希望分离的民族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或是相当部分也拥护分离。假定它不仅对资本家不抱信任，而且对曾经压迫它的资产阶级所在的那国家的工人也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也是让这些无产阶级单独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呆在一起，这样资产阶级就无法再向无产阶级张口闭口地说：这不是我，而是某个国家在压迫你们。工人阶级将会很快看到，资产阶级争取独立是为了能够独立地宰割本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将会看到，毗邻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号召它加入联盟不是为了剥削它，也不是为了压迫它，而是为了和它一起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因此，尽管共产党人反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脱离另一个国家，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有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然而，它可以同意暂时性的分离，就象母亲会让小孩去接触一次火，以便他今后十次不会去随便碰它一样。 共产党承认民族的自决权直至分离权。但它认为，体现民族意志的是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而不是民族的资产阶级。因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承认的不是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的自决权。至于对资产阶级，我们在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仅剥夺它的全部公民自由，而且也剥夺它在民族问题上的发言权。 有些民族处于非常或者最低的发展阶段，对待这样一些民族的自决权或分离权应该如何处理呢？有一些民族不仅没有无产阶级，而且也没有资产阶级，或者只有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对待这些民族又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以我们的通古斯人、加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和许多殖民地的民族为例。比如说，如果这些民族要脱离更加文明的民族，或者甚至脱离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呢？这会不会是加强了野蛮而削弱了文明呢？ 我们认为，如果在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国家里实现了社会主义，落后与半开化的民族是十分容易自愿地与这些民族结成统一联盟的。对于掠夺殖民地并强迫它依附于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说来，它们害怕失去殖民地是有理由的。而无产阶级并不打算掠夺殖民地，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商品交换从这些殖民地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原料，让土著人和落后民族按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因此，为了结束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要求。 各国无产阶级都可以利用这种权利来达到消除民族主义和自愿加入联邦制联盟的目的。 等到联邦制联盟对于建立统一的世界经济已显得不足，并且大多数人从实际中也认识到这种不足时，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资产阶级是如何提出和解决（或者常常是搞乱）民族问题的，我们就发现，对于民族问题，资产阶级在它的青春时期是用一种方法解决的，而在它的晚年和解体时期则又完全是用另一种方法解决的。 当资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的时候，当以国王或沙皇为首的贵族掌握着政权的时候，当沙皇与国王把整个民族作为自己女儿的陪嫁的时候，资产阶级不仅在民族自由上说过好话，而且也真正试图实现这种自由，至少是自己的民族的自由。例如，当意大利臣服于奥地利君主国时，意大利的资产阶级领导了本国的解放运动，使意大利从异国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当德国被分裂成为几十个小公国并受到拿破仑的蹂躏时，德国资产阶级从法国奴役者那里夺得了解放，并把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大国。当推翻了路易十六专制的法国遭到欧洲其余君主制国家的进攻时，法国激进的资产阶级领导了保卫国家的战斗并创作了国歌——《马赛曲》。总而言之，无论在何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领导过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最丰富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一批天才横溢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当资产阶级还是被压迫阶级时，情况就是这样。 为什么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渴求解放呢？如果读一读资产阶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如果说他们所说的话能使人相信，那是因为资产阶级反对任何的民族压迫，因为它主张每一个民族，甚至最小的民族都有自由和自决权。但事实上资产阶级当时是渴求从异国的压迫下获得解放，是想建立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是想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独自掠夺本国的人民，攫取由本国工农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和本国人民一起受压迫时，它高喊着所有民族的自由，不容忍任何民族压迫。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赶走了异国占领者，不管这是外国的贵族还是外国的资产阶级，它自己就会来压迫任何一个它可以从中获利的弱小民族。以丹东、罗伯斯比尔以及第一次革命时期其他著名活动家为代表的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曾号召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推翻一切暴政，鲁日·德·李尔歌颂革命士兵的马赛曲，对所有被压迫的人民来说是亲切而平易的。但就是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尽管是通过其他阶层）在拿破仑的率领下，甚至是在同一首马赛曲的号召下，镇压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人民，并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掠夺。以席勒和他的“威廉·退尔”为代表的被压迫的德国资产阶级，曾经歌颂了人民反对异国暴政的斗争，然而就是这个以俾斯麦和毛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夺去和强行兼并了法国的亚尔萨斯-洛林省，占领丹麦的什列斯维奇，压迫波兹南的波兰人等等。从奥地利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开始枪杀特黎波里被征服的贝都因人，亚得亚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人和达尔马戚亚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 为什么会屡次发生这样的事呢？为什么资产阶级处处都提出民族自由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地却从来不曾付诸实现呢？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每一个从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力图进行扩张。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满足于仅仅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它需要世界各地的原料，因而它力图霸占殖民地，以便既能奴役当地的土著，又能毫无阻碍地把那里的原料拿来供应自己的工厂。它需要商品销售市场，它力图占领这些落后国家的市场，完全不顾及这些国家的人民及青年的、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对此抱什么态度。它需要可以输入其剩余资本的国家，从当地的工人榨取利润，它奴役这些国家，在那里就象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为所欲为。如果在强占殖民地和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奴役的道路上遇到别国强大的资产阶级，问题就得用战争来解决，就象在欧洲仍然处于奴役状态，对它们来说只是换了另一个压迫者。但是，除此之外，在被奴役的国家中又增加了战败的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这些在战前曾是自由的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不仅不会减少受别国压迫的国家及其资产阶级的数目，而是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统治导致全面的民族压迫，全世界都受到在战争中获胜的那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 排犹主义，即迫害包括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在内的闪族，是属于一种最有害的民族残害形式。沙皇专制政府残害和摧残犹太人，是为了摆脱工农革命。“你穷，是因为犹太人掠夺你”——黑帮分子这样说，并千方百计地把被压迫的工农的不满不是引向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而是引向反对整个犹太民族。其实，犹太人，就象所有的民族一样，是分成不同阶级的，只有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才掠夺人民，而且掠夺的方式就和其他民族的资本家一样。而在犹太人居住生活的犹太族工人和手工业者经常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甚至比俄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还要贫困。 俄国资产阶级残害犹太人不仅是为了转移本国被剥削的工人的愤怒，而且是为了摆脱在贸易和工业上的竞争者。 结果，近年来各国资产阶级的排犹活动日益加强。各国资产阶级不仅是用这种方法与掠夺无产阶级的竞争者进行斗争，而且还在按照尼古拉二世的方法与日益临近的革命进行斗争。不久以前排犹主义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还不很流行。而现在，甚至英国的大臣们都在发表排犹主义的言论。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号，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处于崩溃的前夕。资产阶级力图摆脱工人革命，所以就把路德希尔德和六德尔森们交出来听任革命处置。在俄国，排犹主义在二月革命时期沉寂了一阵，随后，与之相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愈是尖锐，资产阶级的企图愈是无望，排犹主义就愈加剧烈。 所以这一切都证明，排犹主义是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形式之一。如果工人或农民使自己受到阶级敌人的愚弄，那将是很糟糕的。 第七章书目：尼·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刊登在《教育》杂志上的文章）。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尤·扎列夫斯基《民族问题与国际》。斯·彼得罗夫《关于犹太人的实情与谎言》。尤·考茨基《论犹太人》，奥·倍倍尔《排犹主义与无产阶级》。尤·斯切克洛夫《排犹主义的最后一言》。 我们在第十二节中已经谈到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常备军是如何建成和为谁服务的。十分清楚，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其中包括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取消常备军的要求。同时，社会党人提出用普遍的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取消军官阶层，主张指挥人员由士兵自己选举。 现在，让我们看看共产党人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要求。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上述纲领是为哪个社会提出来的——是为资产阶级社会还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和资产阶级进行暂时的斗争？ 应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本身并不明确它们是为哪个社会而提出自己的纲领的。然而多数认为是为了资产阶级社会。各国社会党人经常引用瑞士共和国的例子，因为那里没有常备军队，只存在着普遍民兵制。 问题十分清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期，上述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兵营——这就意味着取消严格训练工人和农民并把他们变成屠杀自己的阶级兄弟的刽子手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取消唯一能把工人、农民训练成军队的地方，这支军队一旦资本家需要，就可以随时被派去同别国人民作战。取消军队阶层，这就意味着取消能够建立铁的纪律，迫使武装的人民服从资产阶级意志的教官。主张对指挥人员实行选举——这就意味着让武装的工农选出他们的自己人，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指挥部。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可能制造出一支军队来推翻自己的统治。 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在社会分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社会党人所提出的军事纲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斗争愈激烈，当权的资产阶级就愈是不主张武装全体人民，而相反，是要解除人民的武装，而把武装只留在可靠的白卫军手中。因此，如果以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党人的军事纲领能够得到实现，那就只能是可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 但是，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纲领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呢？ 那也不行。资产阶级为了提防企图剥夺其政权的工人阶级决不会同意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资产阶级只有在它认为有把握使来自人民的士兵顺从自己时，才会实行普遍的兵役制和把枪发给工人士兵。一旦人民奋起斗争，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解除人民的武装。所有老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明白这一点。相反，如果工人农民本身打算把自己武装起来，打算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夺取政权，那他们也决不会去要求普遍的全民武装。这就是说，即使在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旧的社会党人的军事纲领也是不可取的。它只是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为了瓦解现存的资产阶级军队=有可用之处。只是在其讲到要取消军官阶层并由士兵自己选举指挥人员那一部分有可用之处。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在1917年也曾利用过旧纲领的这些要求。他们把将军-军官这根毒刺从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军队中拔掉，从而使军队不再服从资本家-地主阶级。 相反，对于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旧的军事纲领是完全适用的。当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战胜了资产阶级并消灭了阶级时，那就可以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那时武装起来的将是所有的劳动人民，因为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劳动者。那时就有可能取消所有各种各样的兵营。那时也就有可能实行指挥部门的选举，但在激烈的内战时期，除了某些偶然事例之外，选举对无产阶级军队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人和为什么需要普遍的人民武装？要知道，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战胜，并且变成了劳动者，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会产生战争。这里必须记住一点，即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某些国家在消灭阶级和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会自然落在其他国家后面。已战胜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并把资产阶级变成为劳动者的国家需要做的或者是对那些尚未宣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战争或准备进行战争，或者是对那些虽已宣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进行到底的国家的无产者给予武力上的帮助。 加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的办法来实现。这些人以这种苟且偷安的小市民的希望来自我陶醉，自然也就不会去考虑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时期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部分社会党人虽然认为=武装的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看不到这场武装斗争的长期性，看不到欧洲可能会经历一段不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战争的时期。因此，没有一个社会党人的纲领提出过要求建立红军，即武装的工农军队。俄国的工人阶级在世界上第一次创建了这样的军队[2]，因为是它第一个在世界上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抵御了本国资产阶级和全世界各资产阶级国家对这一政权的攻击。十分清楚，没有红军，俄国的工农就保持不住任何一项革命成果，就会被国外的反动势力所镇压。红军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斗争尚未结束的时期不能把枪杆子交给城市的资产阶级阶层或农村的富农上层分子。只能把不剥削他人劳动、关心工人革命胜利的劳动阶级的代表吸收入伍。只有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农才能组成红军的核心和基础；只有使中农向这些群众靠拢才能使红军在其成分上成为全体劳动者的军队。至于资产阶级和富农，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他们只能在后方的后备军中服役。当然，这并不是说牢固的无产阶级在适当的时候不会强迫这些剥削者去射击他们在前线对面的白军伙伴，就象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常备军强迫无产者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射击一样。 尽管资产阶级的常备军是建立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的，并且看起来是全民的军队，但在实际上它却是阶级的军队。相反，无产阶级没有必要隐瞒自己军队的阶级性，就象它并不隐瞒自己军队的阶级性一样。红军是苏维埃国家的机构之一。一般说来，它是按照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的形式建立的。例如，在根据苏维埃宪法的规定进行的苏维埃选举中，剥夺了该宪法应在经济和政治上予以打击的那些人的选举权，同样，也不允许红军在内战中应该予以粉碎的那些人加入红军。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劳动者实行普遍军事训练，首先应当把兵营式的训练缩减到最低限度。工人和农民应该尽可能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学习军事。这样将大大减少军费开支并防止生产上的减产和破坏。工人和农民一方面可以在业余学习军事，把自己培养成为革命士兵，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继续成为财富的生产者。 对劳动者进行普遍训练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在每个城市和每个乡村都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农民后备军，以便在敌人逼近时随时都能拿起武器作战。俄国内战的经验证明，这些后备军对于社会主义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例如从白匪手中夺回了红色首都的彼得堡工人后备军，乌拉尔和顿涅茨矿区的工人，奥伦堡、乌拉尔斯克、奥伦堡省的工人和农民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军队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这个军队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集团组成的。被强迫赶进资产阶级军营的工人、农民只要一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不会自觉地去服从自己身戴金色肩章的教官的纪律，而是会自觉地去破坏这种纪律。因此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不可避免地成了棍棒的纪律，因此，鞭笞、各种各样的残酷折磨和集体性的枪决在资产阶级军队中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各种秩序、纪律和“军事教育”的基础。 相反，红军是由工人和农民所组成，是保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在红军中，强制性越来越少，劳动者越来越能自觉地服从内战的纪律。红军的自觉程度愈高，红军和士兵也就愈加懂得，归根结蒂是整个劳动者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及其军事指挥部在指挥他们。由此可见，红军的纪律就是少数人（士兵）服从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每一项明智的决策都不是出自某一个指挥官及其独断专行，不是出自资产阶级少数人及其掠夺意图，而是出自整个工农共和国。因此，在红军中，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进行宣传鼓动，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 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劳动者都享有通过苏维埃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工人和农民把共产党员选进执行机构已有两年了。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共产党是按照群众的意志管理共和国的政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把胜利的工农革命领导到底。结果我们的党变成了某种巨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委员会。因此，共产党员在红军中也起着领导的作用。政治委员是军队中体现无产阶级意志的向导，他们是由党和军事中心机关委派的。这一点决定了政治委员同部队的指挥机构和党支部的相互关系。共产党的支部是执政党的一个部分，而政治委员是全党的派出人员。由此产生了政治委员在部队中和在部队党支部中的领导作用。由此产生了他对指挥员的监督权利。他监督指挥人员，就象一个政治领导人监督具体工作的执行者一样。 支部的任务是向红军战士说明国内战争的意义以及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劳动者利益的必要性。支部的任务是以自身的榜样来证明对革命的忠诚，并以此激励部队中的同志。支部每个成员都有监督自己和其他政治委员的共产党员行为，并可以通过更高的党组织或地位更高的政治委员同志采取必要的措施。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在党员红军战士不违反全军纪律的情况下对全体党员进行全面的监督，防止所有党员滥用权利的行为。 除了支部和政治委员之外，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的还有师、军和方面军政治处以及后方军事委员部宣传鼓动处的一整套系统。俄罗斯无产阶级国家正在通过这些组织为自己的军队建立起一套强大的教育和组织机构，力图用最少的力量获得最大的效果。有了这一套机构，我们军队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就不会带有偶然性，而是带有系统性和计划性。读报纸、听大会报告和参加学校学习，正在成为每个红军战士享有的权利。 遗憾的是，上述组织没有能避免苏维埃政权中几乎所有大组织的通病：它们染上了官僚主义，它们既脱离群众，又脱离党，在实际上往往变成了懒惰无能的党的军事官员的避难所。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比起同一般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懒惰作风进行的斗争，更是当务之急，因为这场斗争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国内战争是否能很快取得胜利。 普遍训练应该把兵营训练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便在将来完全取消红军的兵营。红军的组合应该逐渐同劳动者的生产组织一致起来，以便消除军队组织上的人为性。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沙皇或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典型常备军是由属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组成的，入伍的人硬性被迫脱离了自己自然的基地：工人脱离了工厂，农民脱离了村庄，职员脱离了企业，商人脱离了柜台。然后这些入伍的人被人为地集合到兵营和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割断入伍的无产者和农民同工厂和农村的一切联系是有利的，这样可以更容易地把他们变成压迫劳动者的盲目工具，可以更容易地迫使一个省的工人和农民去开枪射击另一个省的工人和农民。 共产党在红军建设上竭力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尽管内战的环境有时使它不得不向旧式的建军方式让步，但在实际上它在尽力采取另一种方式。它力图使新组合起来的部队，比方说，连、营、团、旅，尽可能地和工厂与农村保持一致。换句话说，它力图把人为的军事组织建立在劳动者自然的生活组织的基础上，从而缩小人为的性质。用这样的办法组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部队会更加团结，生产方式本身使它们更有纪律性，不必更多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纪律。 建立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对于红军的建设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少数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多数农民（中农），使他们跟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前进，并在政治领导和建设中给他们以充分的信任。红军中的情况也完全如此，红军纪律性高不高，坚强不坚强，就要看红军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骨干的坚强程度如何。收集骨干人材，正确地分配骨干，按适当的比例把他们配备到分散的，但人数要多得多的农民干部中去——这就是共产党在建设常胜的红军事业中的主要组织任务。 红军是在旧的沙皇的废墟上创建起来的。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红色的无产阶级军官。为了掌握和运用世界战争的经验来进行国内战争，为了掌握和运用被推翻的制度的军事技术经验来对自己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无产阶级只能从下列三种方法当中选择一种：1、培养自己的红色指挥员，只允许他们担任指挥，让旧军官仅仅起教员的作用；2、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旧军官，由政治委员进行相应的监督；3、两种办法同时采用。时间不等人，国内战争开始了，必须迅速建立并立即投入战斗。因而无产阶级政权只好采取第三种方法。着手建立了红色指挥员学校，这些学校培养的军官多数只能担任低级的指挥职务。与此同时在建设红军和指挥部方面大量起用了旧的军官。 起用旧军官带来了一系列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克服。这些军官可以分为三类：少数人多少是同情苏维埃政权的；还有少数人过去和现在都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一边，并且给敌人以积极的帮助；多数中级军官只要谁的势力大，就跟着谁走，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就象工人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服务一样。因此，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对自己抱有同情态度的少数军官，采取一切非常的镇压措施来制止少数白卫军军官的破坏活动，牢牢地稳住在国内战争中在政治上守中立的中级军官，争取使他们在后方能认真工作和在前线忠实作战。 起用旧军官使我们在建设红军的事业中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我们在这里吸取了资产阶级地主制度有益的军事技术知识。但是这种作法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关系到后来指挥人员的大规模叛变和受欺骗与被出卖的红军战士的大量牺牲。 因此，共产党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加强培养真正的工农军队的指挥员——红色指挥员，在苏维埃政权创建的总部红色学院里加快对共产党员的培训工作。其次，要紧密地指导全体党的政治委员和全体党的军事干部团结起来对所有非党指挥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 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而管理军队的则是由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军官。我们在过去的旧纲领中提出要选举指挥人员，是为了要把军队的指挥权从剥削阶级的手中夺过来。这个要求考虑的是，政治权力保留在资产阶级手中，而军队则要实行民主化。当然，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不经过战斗而同意把自己的军事压迫机器交出来。但是对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官阶层的特权来说，选举指挥人员的要求是有巨大意义的，就同它对摧毁整个帝国主义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意义一样。 相反，红军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通过由它自己选举出来的中央苏维埃机构对红军进行管理。无产阶级通过党的政治委员对军队实行层层管理，而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多数政治委员都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选举指挥人员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现在全部问题的实质在于怎样做更有利，如何使得军队在当前的状况下更有战斗力：指挥人员是由下面选举好，还是由上面委派好。既然我们知道，我国红军中农民的人数占优势，红军必须忍受物资缺乏的困苦，由于接连两次战争，部队疲惫不堪，农民战士的自觉程度还很低，那就十分清楚，对指挥人员实行选举的办法只能瓦解我们的部队。当然，这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个别志愿的、紧密团结和革命觉悟高的部队中，选举的原则可能不会有害处，因为那里选举出来的人往往就是想要委派的人。一般说来，选举指挥人员，尽管是一种理想，当前在实际上却是危险和有害的。而如果现在加入红军的劳动群众的水平都达到了实行选举已成为有益的和必要的那样的程度，那大概地球上就不会存在任何军队了。 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制度，它的统治是永久性的，因而它的统治的工具即军队要建立得十分牢固，而且即使不是永恒的，那也要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无产阶级对自己的红军的看法则不同。红军是劳动者为了与资本家的白军进行斗争而建立的军队。红军产生于国内战争，而当这一战争胜利地结束之后，在消灭了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自行消亡以后，红军就将消失。资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军队是永恒的，因为这种永恒所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不可取代性。相反，工人阶级希望自己的产儿能够自然地和光荣地消亡，因为能够解散红军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取得彻底胜利之时。 共产党应该向自己的红军战士说明，如果红军战胜了资本的白卫军，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后一支军队的士兵。但是党也应该向所有参加红军建设的人，向所有成长起来的无产者农民干部说明，无产者成为军人是暂时的和出自于必需，只有生产领域才是他进行劳动的自然领域，绝不能因参加红军而形成某种长期脱离工业和农业的阶层。 当红军开始从无产阶级赤卫队建立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对共产党人极力进行中伤，说他们背叛了普遍人民武装的口号，说他们是在建立常备的阶级军队。红军不可能是永久的，因为很清楚，国内战争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我们的军队是有阶级性的，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小市民空想家才会又承认阶级斗争，又反对阶级的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时期，资产阶级本身并不认为有可能和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军队的阶级性。在这方面，德国、英国和法国常备军的命运是极其有教益的。德国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投票选举出来的。而支持立宪会议的却是诺斯克的志愿白卫军部队。在德国，阶级斗争极其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的军队已经不能成为资产阶级德国的支柱了。1919年在法国和英国，政府的支柱已不是通过普遍招募而建立起来并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队，而是志愿的白卫军部队，宪兵和警察。因此，不仅是俄国从1917年底开始，而且整个欧洲从1918年底开始，都明显地在取消普遍兵役制而转为采取阶级军队的制度。在这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而他们的西方伙伴诺斯克和谢德曼自己却在组织资产阶级的白军。由此可见，打着普遍人民武装和“民主”的旗号而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的斗争。 至于说民兵，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最民主的国家——瑞士的例子，对于这种民兵在阶级斗争激化时，会起什么变化，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瑞士的民兵在国内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同样变成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就象次等民主国家的任何一支常备军的情况一样。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存在资本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普遍人民武装”的命运莫不如此。 共产党主张的不是普遍的人民武装，而是劳动者的普遍武装。只有在除了劳动者而外不再有其他人的社会里，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存在普遍的人民武装。 第八章书目：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文献。可参考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详见波德沃依斯基和巴甫洛维奇编《革命战争文选》。其中有列·托洛茨基《国际形势与红军》，列·托洛茨基《苏维埃政权与国际帝国主义》。格·季诺维也夫《我们的处境与建立红军的任务》，格·季诺维也夫《关于建立红军的演说》。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新的军队》。 · 第 七十 节 资产阶级社会的法院 · 第七十一节 由劳动者选举法官 · 第七十二节 统一人民法院 · 第七十三节 革命法庭 · 第七十四节 无产阶级法院的惩罚措施 · 第七十五节 无产阶级法院的未来 资产阶级法院是资产阶级国家中为压迫和欺骗劳动群众服务的另一类机构。 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机关在判决中所遵循的是为剥削阶级利益而制定的法律。这样一来，无论法院的组成如何，它的决议是早已为一卷卷条款限定好了的，这些条款规定了资产阶级的各种特权和劳动群众的无权地位。 至于资产阶级法院的组织本身，它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地方，资产阶级国家不那么公开露骨，而在有的地方则不能不丢掉伪善来争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判决，所以在那里，法官是由上面任命的，即使实行选举，那也只能由社会上享受特权的那一部分人来选举。相反，如果群众已经完全被资本所驯服，完全听命于资本，并把它的法律视为自己的法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允许劳动者本身当法官，就象可以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剥削者及其奴才选进国会一样。这样就出现了有陪审官参加的法庭，由于有了这种法庭，就可以把有利于资本家的判决冒充为“人民自己的”判决。 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纲领中提出了由人民选举法官的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要求同普选权或普遍的人民武装的要求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反动的。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就不能允许它的阶级敌人成为自己的法官。它不可能设想资本或大地产的代表会去维护消灭资本统治的法令。另外，许许多多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都应根据新的、正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进行。 因此，苏维埃政权不仅取消了全部为资本服务的、冒充民意的旧法院机构，而且建立了毫不掩饰自己的阶级性的新法院。过去剥削者少数阶级通过旧法院来审判劳动人民多数。无产阶级专政的法院则是劳动人民多数审判剥削者少数的法院。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官只能由劳动者选举。法官也只能从劳动者当中选举产生。剥削者只有被审判的权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院的组织是极其庞杂的。资产阶级律师十分自傲，认为有了一整套的诉讼审级，就可以保证完全公正的判决和把判决的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实际上案件在经过各种诉讼审级审理之后，就会变得对有产阶级更加有利。有钱人可以请到大批律师，有充分的可能在更高一级的诉讼机关得到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那些贫穷的原告人往往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不得不放弃诉讼。所谓案件通过各种诉讼审级的审理可以保证“公正的”判决，这只能说是可以保证判决符合剥削集团的利益。 无产阶级国家的统一人民法院把案件从起诉到最后判决所用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在审理方面，拖延现象大大减少，如果说还存在，那也只是由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年月整个苏维埃机构普遍不够完善的缘故。结果，对于居民中最穷苦落后的阶层来说，法院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了，而且随着国内战争紧张时期的结束，随着共和国公民的相互关系日益稳固，法院会变得更加容易使人接近。罗马人曾经说过：“战争时期法律是保持缄默。”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法律并没有保持缄默，人民法院一直都在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已经了解到新法院的本质和认识到它的全部优点。 在摧毁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时期，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很重大的。苏维埃的立法工作还跟不上生活的要求。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法律已被废除；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只是定了一个大的框框，而且永远也不会写全。工人阶级并不想永久维持自己的统治，它不需要去搞那种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款。工人阶级通过各种主要法令表达自己的意志，它可以委托劳动者选举出的人民法官在实际中去解释和运用这些法令。只是重要的在于，这些法院作出的判决要反映出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习俗和心理的彻底决裂，人民法官要根据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良心，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良心来处理案件。在摧毁各种旧关系、实现无产阶级权利的过程中，会产生无数的案件，人民法院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就可以把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和应深入到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全部相互关系中去的变革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在审理大量与革命时期的条件无直接联系的居民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应该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对待这一类罪行所采取的崭新的态度，并在采取的惩治措施上进行一次大的革命。 人民法院由选民选举和更换，应由每一个劳动者在其中轮流行使审判员的权利，共产党把这种法院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规法院。而在国内战争最严峻的时期，除了人民法院以外，还有必要设立革命法庭。革命法庭的任务在于迅速地和无情地惩治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这种法庭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之一。就这一点来说，它如同赤卫队、红军和非常委员会一样，是无产阶级防御和进攻的机构。因此，革命法庭在组织上就不如人民法院民主。它是由苏维埃任命，而不是由劳动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 在和资本家的浴血奋战中，工人阶级不能拒绝对自己明显的敌人采取最高的惩罚措施。只要国内战争还在继续，就不可能取消死刑。但是如果将无产阶级法院和资产阶级反革命法院作一个纯客观的比较，那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法官比起资产阶级司法系统的刽子手来是非常温和的。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头判处死刑。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几个月中所处理的一些诉讼案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彼得堡著名的普利什凯维奇当时只被革命法庭判处了两个星期的监禁。社会上新兴的进步阶级对自己的敌人总是宽宏大量，而垂死的阶级则总是心狠手辣，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法院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 至于说无产阶级法院对不带有反革命性质的罪行所采取的惩罚，那么它和资产阶级法院的惩罚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大部分犯罪都是因为侵犯了所有权，换句话说，都是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国家自然就要对这些罪犯进行报复，所以这个社会所采取的惩罚也就表现为凶狠的所有主的形式的复仇行为。对于一些带有偶然性质的犯罪行为，或对于一些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关系的不完善而产生的犯罪行为（由于家庭、爱情、酗酒、生活堕落、无知、社会本能受压制等等原因而造成的犯罪），在处置上也同样存在着不妥当的情况。无产阶级法院不得不同残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壤上产生的各种犯罪行为打交道。无产阶级法院不得不从旧制度那里把由这个旧制度培养出来的职业罪犯的骨干接受下来。但是报复对无产阶级法院来说是格格格不入的。它不会因为人们曾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生活过而对人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的人民法院的判决现在就已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彻底革命。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缓刑的办法：这是一种没有惩罚的惩罚，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犯罪行为的重演。运用舆论的谴责，——这种措施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里，在社会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提高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沙皇制度下经常运用不劳动的监禁，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寄生生活，现在这种现象正在由社会劳动所代替。一般地说，无产阶级法院力图用犯人参加强制性劳动的办法来补偿他们给社会造成的损害。最后，如果有的罪犯一再犯罪，甚至在刑满释放后仍会对其他公民的生命造成危险，法院就可以采取使罪犯与社会隔离的措施，但是仍然给予罪犯以改过自新的充分机会。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措施，标志着常用惩治办法的一种演进，就连一些优秀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多半也都表示赞成。然而，这种措施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属于幻想。只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才能将它们付诸实现。 至于说到革命法庭，那么无产阶级法院的这种形式，同战胜了白卫军的红军、同非常委员会、同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一切机构一样，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随着无产阶级战胜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这些机构就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相反，作为以选举办法产生的人民法院的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法院，在内战结束后仍将继续存在，并将用很长的时间以自己的判决来斩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新茎。消灭阶级既不能消灭阶级心理（阶级心理总是比产生它的社会关系要存在得更为长久），也不能立即消灭各种阶级本能和习俗。此外，消灭阶级的过程本身可能时间会拖得非常久。把资产阶级变成劳动者和把农民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后面这个过程将会相当长，而且会孕育着许多带有司法性质的程序。同样，在完全实行共产主义分配之前，消费资料的私有制也是造成许多过失和犯罪的原因。最后，由个别人的个人主义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罪行和各种侵犯社会利益的罪行和各种侵犯社会利益的罪行都将长期成为法院审理的对象。的确，那时法院将改变自己的性质；随着国家的消亡，它将逐渐变为表达社会舆论的机构，近似于同志审判会的性质，判决不是依靠强制手段来执行，而仅仅具有道德的意义。 第九章书目：共产主义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法院的文献几乎没有。可参考下列一些老的材料：卡·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的发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拉萨尔《辩护词》，《工人阶层的思想》，《工人纲领》以及全集中的其他文章。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国家的部分。卡·考茨基《政治罪行的性质》。万-康《犯罪现象的经济因素》；格尔涅特《犯罪现象的社会因素》。 现代的材料有：彼·斯图契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问答》，《人民法院》等。阿·哥伊赫巴尔格《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法院》。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有关法院的法令。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学校执行着三个主要任务：1、用忠于和敬仰资本主义的精神来培养年青一代的劳动者。2、从统治阶级的青年中为劳动者培养“有教养的”教练人员。3、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利用科学来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 为了完成第一任务，在学校同在资产阶级军队里一样，首先要建立一批相应的“国民教育军官”。资产阶级学校用来教育人民的教师，要接受一定的训练，要把自己培养成教练员式的人物。在学校里担任教学的只能是那些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可靠的教师。资产阶级教育部门监视着这一切，并且无情地把一切有害的分子，即社会主义分子驱逐出教师队伍。革命前的德国国民学校作为威廉皇帝兵营的一种补充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范例，它证明地主和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地通过学校造就出资本的忠实的和盲目的奴隶。在资产阶级的初级学校里，教学是根据一定的、完全为资产阶级训练学生的目的服务的教学大纲进行的。所有的教科书也都是根据相应的精神编写的。甚至所有资产阶级的书籍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些书籍的作者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天然的、永恒的和一切制度中的最好的制度。这样一来，学生便不自觉地渗透了资产阶级的心理，也会跟着赞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道德：追名逐利，投机钻营，只顾个人的幸福等等。资产阶级教师通过自己对教规的讲授起了神职人员的作用，由于资本与教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些教规始终都是有产阶级的法规。[3] 资产阶级社会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故意阻挠劳动者阶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学习费用昂贵，劳动者是花不起的。 这种学习时间长达十几年，因而工人和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到工厂或地里干活，或者是从事家务劳动。中等和高等学校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青年的学校。在这里统治阶级的青年受到培养，以便接替他们的父辈的剥削者的岗位或资产阶级国家官吏与技术人员的岗位。在这些学校里，教学带有严格的阶级性。如果说在数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由于这些学科本身实质原因。这一点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决定学生世界观的社会科学方面，这一点表现得却是十分清楚的。讲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和讲授最完善的“击溃马克思”的方法同时进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也是按纯资产阶级精神讲授的。法学史把资产阶级的权利说成是“人和公民”的自然权利，等等，等等。结果，高等和中等学校向资产阶级子弟讲授的一切就业是为了为资产阶级社会服务和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剥削制度所必须的东西。即使某些最有才华的劳动者子女进了高等学校，那资产阶级的学校机构也多半能成功地使他们脱离自己出身的阶级，使他们养成资产阶级的心理，最后利用劳动者的才华来压迫同一些劳动者。 至于第三个任务，资产阶级学校是用下列办法实现的。在阶级社会里，科学与劳动相脱离。科学不仅为有产阶级所享用，更有甚者，它成了一定的，范围很小的一部分人的职业。无论是科学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与劳动过程相脱离。为了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研究所来促进科学发明在技术上的应用，并建立一系列技术学校来使生产能够与“纯”科学，即脱离劳动的科学的成就保持同样的水平。与此同时，综合技术学校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了精通技术的人材，而且还培养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人员。此外，为了加速商品流转过程，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学校，商学院等。在所有这些组织中，一切与生产有关的东西都将保留，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关的东西都应废除，一切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都将保留，科学与劳动分离的现象将被废止，技术知识的讲授将保留，脱离体力劳动而孤立地讲授技术知识的方法则应废止，在生产中应用科学的做法应该保留和扩大，在这种利用上设置的阻碍应该排除，因为资本利用科学是以科学在当时能为资本增加多少利润为前提的。 共产党在学校事务中，同在一切领域一样，不仅面临着建设任务，而且首先面临着破坏任务。应该立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系统中那些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东西破坏掉。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高等学校是剥削阶级的财产，象那些漫漫无期的古典中学、实科学校、专科学校、中等武备学校等，都应该予以取消。 资产阶级学校的全体教学人员是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欺骗事业服务的。应该毫不留情地把旧学校那些不能或不愿成为群众共产主义教育工具的教师驱逐出无产阶级学校。 在旧学校中使用的是按资产阶级精神编写的教材，采取的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服务的教学方法。所有这一切在新学校中都应予以抛弃。 旧学校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硬性规定讲授宗教课，必须作祈祷和去教学礼拜。新学校必须把宗教从学校里驱逐出去，不允许宗教以任何方式钻进校门，不允许某些落后家长以任何温和的形式把宗教引起学校。 旧高等学校建立起一个排他性的教授集团，即阻碍新的教学力量进入到大学里的学术行会；资产阶级教授的学术行会必须解散，大学讲坛应该成为一切有教学才能的人的场地。 在沙皇制度下，用本族语言教学是犯禁的。俄语是法定的国家和学校语言。新学校要消除教育领域里的一切民族压迫影响，使得所有民族都能用本族语言进行教学。 资产阶级是全体居民的极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利用其他阶级压迫机构的同时，也利用学校来按照自己的精神培养和训练千百万劳动者，以便将极少数人的观念和道德强加给居民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构成居民的大多数。在俄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占少数，而在政治上则是全体劳动者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很自然，工人阶级在把学校掌握到手中以后，首先就应该利用学校把劳动居民中其他阶层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资产阶级利用学校对劳动者进行奴化教育。无产阶级则要利用学校清除奴化教育的影响，消灭劳动者思想中的一切精神奴役的残余。资产阶级依靠学校用资产阶级的精神的来培养无产阶级的子弟。新的、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在于用无产阶级的精神来教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同在经济领域里苏维埃政权对生产工具实行国有化一样，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共产主义学校也应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同样的破坏和剥夺。必须增进人们对新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如果群众在精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两条腿继续站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偏见一边，那他们就很难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新学校的任务在于使成年人的意识能跟上已经变了的社会关系，而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年青一代，使他们自己的整个心理都立足于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下述有关学校工作的各种改革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些改革有的已在实行，有的正在准备实行。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儿童即使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自己父母的财产。当父母说到“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时，这里不仅意味着存在血统关系，而且还意味着父母有教育自己子女的权利。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这种权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每一个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社会——人类。只有由于社会的存在，个人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儿童属于他赖以出生的社会，而不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父母的那个“社会”。教育儿童的最首要的和根本的权利应属于社会。从这个观点来看，父母通过家庭教育以自己的局限性来影响儿童心里的要求，不仅应当予以拒绝，而且应当受到最无情的嘲笑。社会可以委托父母来教育孩子，但也可不委托，而且愈往后，委托父母教育儿女的理由就愈少，因为能教育儿童年的人比起能生育儿女的人毕竟是少数，在一百个母亲当中，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有资格担任保育员。未来是属于社会教育的，社会教育是使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以最少的人力和财力来培养年青的一代。 但是，所以需要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不仅仅是出自单纯的教育学上的考虑，它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社会教育，可以使千百万母亲腾出手来参加生产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她们将从使人变得目光短浅的家务劳动者和数不清的有关儿童家庭教育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所以说苏维埃政权力求建立一系列机构来改善社会教育，逐步使它更普及。属于这类机构的幼儿园，忙于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把孩子托付给学龄前教育的专家们。托儿所，它和幼儿园一样，只是孩子们在那儿呆的时间更长，儿童保育院，在那里生活和受教育的儿童有的是永久脱离父母的，有的是在很长时期内脱离父母的。还有托儿站，这类机构专门抚育四岁以前的儿童，当父母上班时，孩子就可以送到那里照看。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一方面，通过苏维埃的机关更快地发展学龄前儿童教育机构和改善这些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父母中加强宣传工作，消除所谓家庭教育必不可少和有优越性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偏见，并通过苏维埃政权的优秀教育机构的范例来加强这一宣传。有时恰恰是因为保育院、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机构办得不够令人满意而影响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去。共产党的任务，特别是党的妇女工作部门的任务，在于号召父母们都来改进社会教育工作，其办法不是拒绝，而是争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相应的机构里去，并由父母所在的组织对这些机构实行最广泛的监督。 学龄前的教育机构是为七岁以下的儿童设立的。下一步的培养和教育就应该是由学校来管。教育应该是义务性的，这和沙皇时期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这更是一大进步，甚至那些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情况也比不了这一点，在那里，只有初级小学教育才是免费的。教育对所有的人都自然应当是平等的，这就取消了任何一部分居民在受教育方面所享受的特权。这种对所有人都是普遍平等的和对所有人都是义务的教育应该普及到从八岁至十七岁的所有青少年。 学校应该是统一的。这意味着，首先应该取消男女分校的现象，应当让男孩和女孩共同在一起受教育。这意味着，应该取消把学校分为互不联系，在教学大纲上相互脱节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的作法。这意味着，不应再把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又为普通教育学校、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分为普及学校和阶级-阶层学校。统一学校意味着一个统一的阶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这个阶梯，即从最低层——幼儿园起，到最高一层，即到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那一级的各种普通学校教育和各种综合技术教育止。 正如每一位读者所看到的那样，统一学校不仅是每个进步教育家的理想，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的或力图变为无阶级的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学校模式。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家也曾提出过这类学校的设想，但是统一学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学校应该是劳动的学校。这意味着，教育应该与劳动相结合，并且应该依靠劳动。这一点很重要，其中原因很多。首先是为了教学本身的效果。儿童最容易、最渴望和切实掌握到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或是从教师的讲授中得来的，而是用自己的双手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立志于改造自然，就能比较容易地认识周围的自然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早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学校里就已有过。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有意识地培养社会寄生分子，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次，劳动是出自儿童的纯体力发展及其各种才能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实践已经验证，在学校中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不但不会减少，而且相反，会增加儿童在掌握各种知识方面的成绩。 最后，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劳动学校是真正必要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公民至少应该在大体上对每一种职业都有所了解。这个社会不会有任何排他性的行会、因循守旧的职业和在专业上不求进取的团体。甚至最有才能的学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体力劳动者。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个统一劳动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你可以不成为教授，但你必须成为价值的生产者”。儿童从在公园里作儿童游戏开始，应该转向劳动，无形中把这种劳动变成游戏的继续，这样，从一开始他就习惯地把劳动不是看成不愉快的必须或惩罚，而是看成能力的自然的、情不自禁的表现。劳动应该是一种需要，如同想要吃饭和喝水一样，这种需要应该在共产主义的学校中养成并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大规模地和迅速地从一些生产部门调到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现象。例如，纺织工业中一旦出现某项发明，就可能需要减少纺织工人的数量，而增加种植棉花的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在各职业之间就不免要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而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者不仅熟悉一种职业，而且熟悉一系列职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资产阶级社会只能靠使用产业后备军，即靠使用经常性的失业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失业军；任何一个感到劳动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后备力量在于其他部门的工作者有能力来补充这种不足。只有统一劳动学校才能培养出能够完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各种职能的工作干部。 共和国的所有青少年在十七岁以前都必须进统一劳动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获得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公民所必需具备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但是教育不能到此为止。除了一般知识以外，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 每一门必要的科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以致每个人都绝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掌握。统一劳动学校完全不排除专业教育。它只是把这种教育放在更高的阶段去进行。在统一劳动学校的第二阶段，即从学生十四岁到十七岁时，必然会发现学生们侧重于某些课程的倾向。就在这个阶段，在不妨碍劳动学校统一的教学大纲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必需根据学生的天资引导学生更踏实地去熟悉各种不同的科学。 但是真正的专业教育应该在十七岁以后开始。从另一种原因上来说，这个年龄也是一个界限。在十七岁以前，劳动学校的青年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学生，而不是工作者。在学校劳动的主要任务不是创造价值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主要是受教育。在十七岁以后，学生就要变成一个工作者了。他应该把自己的那一份劳动，他制成的那份产品供献给人类的公社。他只有在首先完成他对社会的基本义务的前提下，才能够接受专业教育。因此，十七岁以上的青年通常只能在业余时间学习专业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作日应该减少到八小时以下，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便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专业教育。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有特殊才干的人来说也可以有些例外，如果认为有社会必要，就可以让这些人暂时脱离几年劳动，或把他们的工作日比一般法定工作日缩短一些，以便让他们接受教育或从事科学研究。 现在还难以完全预见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高等专业学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也许它们会多种多样，从长期或短期的训练班到综合技术学校和实验学校。在这里，教学与科学研究将同时进行，教授与大学生之间不再有任何界限。但是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现在的大学及其现在的教授的职称是一种过时的设制。它们仍在继续教育那些读完了资产阶级旧式中学的青年。现在可以对这些大学进行改造，由另一些人来更新教授的组成，这些人可能够不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博士”的资格，但是他们能成功地在社会科学教学方面进行彻底的革命，铲除资产阶级科学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可以改变学员的组成，使工人在大学的课堂里占优势，从而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为工人阶级的财产。吸收工人参加学习自然就会提出工人在学习期间由国家负担其生活费用的问题。有关这一切，在党纲关于国民教育的第三条中已有说明。 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摧毁了沙皇的学校机构，这些机构即使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也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在旧的阶级学校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统一劳动学校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正规劳动学校的萌芽。它力图把资产阶级高等学校里一切帮助资本统治的东西连根拔掉，把有产阶级统治时期所积累的知识变成全体劳动者的财产，以便着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正规的高等学校。 但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所拥有的全部科学中，没有哪一门科学是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在资产阶级建立的学校和现在人们开始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学校中，也没有哪一个学校是教育人们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的。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学校，这种学校将为当前的革命和苏维埃机关建设服务。党-苏维埃学校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这种学校在我们眼前是以一种短期的和十分偶然的训练班的形式出现的，它已经变成并且仍在继续变成培养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一种正常的设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建设苏维埃国家是全新的、史无前例的事业。苏维埃机构的工作日益发展与完善，每一个苏维埃的工作者为了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必须了解前人已经获得的经验。党是通过全体工人参加苏维埃这种自学的办法来学习管理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方面的经验予以收集、整理和研究，使它成为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所有工人的财产，以便使参加管理国家的每一批新的工人不再重复前人的错误，使他们能够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而是从别人已经犯过的，国家已为之付出过代价的错误中学习。苏维埃工作学校应为此目的服务，它也正在这样做，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全俄执行委员会已经有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学校这样的常设学校。毫无疑问，在每个省城里很快也将建立起相应的学校。 至于说到共产主义的党校，它们在向共产主义实际过渡的时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质。它们将从依靠无产阶级的党的学校，从纯粹的政治学校变成社会共产主义改造学校，即变成国家学校。同时它们也正在变成国内战争的军事学院。只是由于有了这类学校，无产阶级才能够理解他们半自发、半不自觉地实行这场变革的意义和客观任务，因为过去他们眼前所见到的只是狭窄的具体任务，没有可能去观察整个改造的全部过程。党校不仅能够向无产阶级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最终目的，而且能够教会他们用最短的时期，以最小的代价，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沙皇制度有意识地使俄国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无知和文盲的状况。苏维埃政权从专制制度那里接受下来的是人数众多的文盲，因此自然就要采取各种最果敢的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为此，国民教育部门为成人中的文盲开办学校，并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扫盲措施。但是，除了利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机构之外，共产党还应采取一切措施使群众都能参加到扫盲工作中来，由与教育工作有关的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为这一目的服务。为了这一目的，还要动员所有不识字的人。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都开始了这一动员，党组织应争取使这一工作在所有的地方按照一定的计划开展起来。 除了进行扫盲斗争之外，苏维埃政权还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帮助主要是成年人的自我教育。为止目的就要组织图书馆网，以满足劳动读者的需求，并在有一切可能的地建立人民文化馆、俱乐部和人民大学。电影院过去被用来作为腐蚀人民和使老板发财致富的工具，现在则逐渐地、尽管还不是那么很快地变成用社会主义精神宣传教育群众的工具。由于缩短了工作日，全体劳动人民都有可能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或参加对所有人开放的、免费的讲座。在将来，为了教育的目的，将有计划地组织劳动者通过休假期间的旅游活动来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一点将有巨大的意义。将来，这种旅游活动对于加强各国劳动者的交往将起巨大的作用。 苏维埃政权在学校改革上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改革或建设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人民教育方面所花费的预算比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多得多。实现统一劳动学校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先进教师作了准备。俄国的部分优秀教师在苏维埃制度下正在部分地实现他们从纯教育学观点出发认为是本来必须实现的东西。在从资产阶级-地主制度投向苏维埃政权的学校工作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过去和现在一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却是无产阶级在学校事业中进行的革命的拥护者。 然而，这种有利的情况一点也不会降低无产阶级国家对真正共产主义学校工作者的需求。在教师中，象在所有专家中的情况一样，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党员。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却要多得多。而数量最多的是那些官气十足的工作者，他们准备为任何制度服务，肯于遵循任何纲领，但是他们更倾向于他们的父亲和爷爷遵循的纲领。因此，共产党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方面，把教师中的所有优秀分子动员起来，通过加强他们中间的工作，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工作干部；另一方面，从青年中培养完全新型的教育工作干部，让他们一开始就受到共产主义精神，其中包括受到共产主义学校纲领的精神的教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被视为其直接所有者的财产和发财致富的工具。在这个社会里，才能创造的成果是一种商品，可以按这种或那种价格出售，谁出的价钱高，它就归谁所有。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造的天才作品，可以被俄国的某个科鲁帕夫或是美国的摩根买去，他们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把它加以篡改，或者予以毁掉。如果有那么一天著名的莫斯科商人特列奇亚科夫想起要烧掉自己的画廊，而不是把它交给莫斯科市，那么，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对他是不能追究社会责任的。由于艺术作品、珍本书和历史手稿等，可以自由买卖，结果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不能为社会广大阶层所享用，而是成了剥削者阶层所专有的东西。 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所有艺术品、收藏品等，均属于社会的财产，并且要消除一切影响社会享用这些东西的障碍。为此，发布了旨在没收私有的大书库的命令，这样一来，这些书库也就成为社会的财产。 共产党还应该争取使国家政权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步骤。在书籍极端缺乏、出版和再版工作又不可能很快大量开展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地限制这一方面的私有权，必须把各种书籍集中到公共图书馆、学校等地方去。 此外，为了有利于教育，为了使广大群众都能到剧院去观看演出，对所有剧院实行了国有化，从而间接地使戏剧、音乐和声乐艺术领域里的才能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化。 这样一来，从前在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用劳动群众的血汗和通过劳动群众创造的一切科学和艺术作品，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其真正所有者的手中。 在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开始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不能只是属于共产党的事情，不能仅仅依靠党的那一点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共产主义宣传对于整个正在改造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它应该加速这个必然的过程，它应该向往往是不自觉地建设新事物的人们揭示他们所努力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因此，不仅无产阶级学校，而且整个
无产阶级国家机构都应该为共产主义的宣传事业服务。在军队里军事政治组织应该进行这种宣传，整个苏维埃机构也应该进行这种宣传。 国家出版社是国家宣传共产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全部纸张和印刷厂的国有化，使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在纸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印刷出成百万份群众当时所急需的出版物。结果，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印刷品不仅价格便宜，群众能买得起，而且逐渐有一些书籍、小册子、报纸和宣传画可以完全免费地提供给群众。国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正在最终变成消除过去时期毒化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的手段，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者建立新思想、新风尚和新世界观的强有力的工具。 国家用于人民教育的经费开支情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用于人民教育经费很快就增加了将近八倍。 到 1917—1918学年，共有五万二千二百七十四所初等学校，有四百一十三万八千九百八十二名学生。 1918—1919学年，将近有六万二千二百三十八所初等学校。 1917—1919学年，中等学校有一千八百三十所，而1918——1919年已发展到三千七百八十三所。 在沙皇时期根本没有学龄前教育。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从零开始组织这项工作。尽管不利的条件很多，到 关于劳动学校问题的书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章程》（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版）。《统一劳动学校——维·马·波兹涅尔的报告》（1919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版）。《劳动学校》，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国民教育局公报。勃隆斯基《学校与工人阶级》，勃隆斯基《劳动与学校》，第一与第二部分。列维金《劳动学校》，列维金《社会教育学的国际问题》（泽伊杰尔，格·克尔申什捷伊涅尔等等）。克鲁普斯卡娅《人民教育和民主》。久伊《学校与社会》。沙列尔曼《劳动学校》，《在人民教师的实验室里》。加涅别尔格《教育学》，《学校中创造性工作》。《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周刊》。《人民教育》（起初是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副刊出版的，从第十八期起开始独立发行，最后发行到五十一至五十二期，周刊中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劳动学校的文章）。《第一届全俄教育代表大会记录》（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版）。 在非共产主义文献中可参考：克尔申什捷伊涅尔《劳动学校的概念》，《劳动学校》（1918年莫斯科大家庭出版社第四版）。古尔利特《普及统一学校的问题》（国家出版社）。费利耶尔《在新学校里》（哥尔布诺夫-彼萨多夫出版社版）。维捷卡姆普《独立性与创造性》（哥尔布诺夫-彼萨多夫出版社版）。舒勒茨《社会民主党的学校改革》（国家出版社版）费多罗夫-哈特维希《劳动学校和集体主义》（1918年莫斯科人民教师出版社版）。扬茹尔《欧洲学校中的劳动创举》。（1918年莫斯科人民教师出版社版）。沙茨基《朝气蓬勃的生活》。明赫《未来学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