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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百二十 节 银行国有化和统一人民银行；作为总会计处的银行 第 一百二十 节 银行国有化和统一人民银行；作为总会计处的银行 关于什么是银行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银行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大部分工人在认识上都相当模糊。银行好象是一个巨大的柜子，富人都把自己的资本送到那里去。工人有了积蓄也往银行里存，他们也知道，存款会有利息，但有时存进私人银行的存款也会蚀掉，致使存款者破产。 首先，银行并不是什么钱柜。经常放在银行里的现金根本就没有多少。银行工作的本质决不是要作为一个供有积蓄的人使用的烧不坏的柜子。确实，银行里经常往来着几亿的存款，但是这些钱并不是放着不用的。集中在银行里的钱是在不断地投入流通。首先，这些钱被贷给企业主，企业主则开办工厂，剥削工人，并为所贷的款子给银行交付一部分利润（银行又将一部分自己的利润付给存款者）。其次，银行自己也用从存户那里得来的钱开办新的企业，或者为现有的企业提供资金。最后，银行还把钱贷给一些国家[①]，并从那里获得利息，即通过政府来掠夺这些国家的人民。则于银行是属于一小撮大的资本家的，所以归根结蒂银行的工作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资本和存户的资本来榨取剩余价值。 但是银行不仅仅是榨取工农剩余劳动的剥削者。它还具有其他意义。比如说假设我有钱将它存入银行，这就是说我有过某种商品，我已把它们卖掉，变成了货币。如果各银行经手的货币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本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就是说，有愈来愈多的价值在投入流通。货币——这是产品的证据，这是产品的一种身份证。根据整个货币的运动可以大致判断出产品的运动。因此，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统计局。 由此可以看出，银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来对待它。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必须占领所有的银行，首先是国家中央银行。之所以必须这样，首先是为了要没收资产阶级的全部存款、资本家的全部有价证券和各种货币凭证。这一占领是给予资本主义剥削的心脏以直接的打击。 在十月革命时期和1917年12月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因而给了俄国资产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 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对待它所占领的银行呢？它应该利用资本家的银行组织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即它应该保留银行，把它作为生产的统计机构和财政分配机构。首先应该使得银行事业全部国有化。这意味着，不仅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来的全部银行要变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而且今后所有的银行业务都要由国家垄断。除了国家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开办银行。 其次，应该把所有的银行合并起来，把不需要的关掉，仅仅留下那些需要的银行，把它们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统一银行的分行。 在统一人民银行里不需要资产阶级银行所惯用的那套各式各式各样的簿计方法和各式各样的银行业务，而是实行统一的和简单的核算方法。这样无产阶级国家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国家应该往哪儿投放多少资金，从哪儿又能得到多少资金。 但是，如果国家的全部收支都由国家的统一银行来核算，国家本身就会愈来愈变成统一的和巨大的国家经济机构的管理处，而到那时，银行又将怎样呢？ 很明显，那时银行将变成某种经济企业的会计室式的机构。银行本身将逐渐消灭，并且如同我们的纲领中所谈到的那样，将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处。 共产主义社会将不会有货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工作者都为集体生产产品，但是他们并不需要领取什么凭证来说明他们为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就是说，不需要领取货币。同样，当他们需要从集体那里领取甚么东西时，他们也不必向社会支付任何货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并起作用。假如我是个皮鞋匠，我想得到一件上衣，我就得把自己的商品即皮靴先变成的货币即商品，通过这个商品，即利用这个商品来进行交换我就可以获得任何其他的商品，比方说我现在需要上衣。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这样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经济仍将部分存在。 即使我们已成功地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并把过去的统治阶级变成了劳动者，但是在我们这里也还保留着不是为集体而劳动的农民。每个农民都力求把自己剩余的产品卖给国家，用它来换取他所需要的工业品。农民仍将是商品制造者。农民无论同自己的邻居的帐目来往，还是同国家的帐目来往，都需要有货币，就象国家同尚未加入总的生产公社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帐目来往需要货币一样。更有甚者，私人商业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暂时还不可能完全用社会主义分配来取代它，这样就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货币消灭掉。最后，发行纸币可以代替税收，它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下来，就这一点上来看，立即取消货币也是不利的。 但是社会主义是建设中的共产主义，是未建成的共产主义。随着建设成就的扩大，货币一定会逐步停止使用，可能国家总有一天要宣布取消货币的最后流通。这一点对于有效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是特别重要的，否则资产阶级就会在这个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里继续用他们私藏的货币来享用劳动阶级所创造的财富。 从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货币就在逐渐失去它的意义。所有国有化的企业，就象一个大老板（这里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开的企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出纳处，它们彼此之间不需要用货币进行买卖。非现金结算在逐步实行。这样，货币就要从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被排挤出去。对农民来说，货币也同样会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意义，商品交换将提到首位。甚至在私人同农民的交易中，货币也会愈来愈退到次要地位，买主只要用某种实物，比方说用衣服、衣料、餐具、家具等等就可以换来粮食。在工业失调引起商品交换的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国家就要实行大量的纸币，这也会促进货币的逐渐消灭。货币愈来愈贬值，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它的自发消亡。 但是给予货币存在的打击最为严重的将会是实行预算手册和用产品来偿付工作者的劳动的办法。在劳动手册里将登记上工作者干了多少活，即国家应该付给他多少。根据这个手册他可以到消费品小店以领取产品的形式领取报酬。在这种制度下，不劳动的人用钱是什么也买不到的。但是只有在国家集中掌握了足够供应社会主义社会全部劳动者所需要的消费品时，这种办法才能实行。遭受破坏的工业得不到恢复和扩大，这种办法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看来，取消货币流通的过程大体上就是这样。首先是在国有化企业（工厂、铁路、国营农场等等）内部产品交换领域里取消货币。然后是在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者之间（即在苏苏维埃政权、职员和苏维埃企业的工人之间）的结算领域里取消货币。下一步是在国家与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进行交易时取消货币，而代之以商品交换。再往后是在小经济内部的商品交换中取消货币，最后可能货币将与小经济一起同归于尽。 第十五章书目：几乎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建议参看下列文献：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银行》。索科里尼柯夫《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此外，在《经济生活报》和《国民经济》杂志中还有一些文章。 如上所说，国家，这个暴力的组织，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组织。既然整个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成为只知道消费而丝毫无助于生产的寄生虫阶段，那么关于站在受剥削的和愤怒的群众的对立的立场上去维护这些寄生虫的安宁和收入的资产阶级国家又该是怎样的呢？在警察、宪兵、常备军、司法机关、以及所有国家管理机关里，集中了相当大的一批人，其中没有哪一个人生产过一普特粮食，一俄尺布、一根针或一个别针。整个这个组织都是靠工人和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生活。国家以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赋税形式来榨取这些剩余产品。例如，我国的沙皇政府就用这种办法从工农身上榨取了三十多亿金币（如果按现在的纸币和它的购买力折算，这将超过三千亿卢布，即相当于整个俄国全部货币的三倍多）。税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生产，例如用来建造铁路、公路、船舶、桥梁、国营工厂等等。 至于说无产阶级国家，那么在国内战争还在继续，资产阶级的反抗尚未被消灭的时期，这个国家部分地说来也是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机关。无产阶级国家许多机关的劳动并不是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相反，许多国家机关是依靠工农创造的产品来生活的。例如我们所有的军事机构和红军、管理机关、肃反机关等等就是这样。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点恰恰不是表现在这一点上，即不是表现在这个国家同剥削者国家相类似的这一点上。无产阶级的特点在于这个组织正在逐渐由非生产的机构变成管理经济的组织。 在卫国战争结束前很久，无产阶级国家就主要是在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服务。只要列举一下各中央和地方人民委员部的情况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苏维埃组织中最大的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分支机构。这是一种纯生产组织。其次是各人民委员部：粮食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这也是生产、分配或为劳动力服务的组织。再就是实行统一劳动学校大纲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部正在成为培养有知识的劳动力的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的卫生人民委员部是保护劳动人民健康的机关（收容所、教养院等等）。甚至于管理人民委员部也变成了主要是帮助和领导地方的、特别是市政经济的组织。整个说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变成了一个领导国民经济，并从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为它服务的巨大组织。研究一下苏维埃共和国的预算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里是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支出。 1919年上半年拨款的数目如下（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国防仍然耗费着大量的金钱。但如果去掉这种由于特殊环境造成的支出，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国家十分之九的支出都是用于生产、管理生产、保证生产进一步发挥效能、保持劳动力的健康等等，这些都是纯经济性质的支出。 不仅如此，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里，无论是生产组织的工作者，还是红军战士和政委，都在为生产劳动尽自己的义务，尽管最初规模还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在经常地为这个国家修理火车头和装卸木柴。 从上面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支出愈往后愈多地变成生产性的支出。有人会问，国家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可以大致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维埃政权在它存在的最初时期曾有某些特殊性质的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在银行里没收下来的资产阶级的存款，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国家现有资金，向资产阶级摊派的捐税，出售从私商和从农场没收来物品所获得的款项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收入同必要的支出比较起来是非常少的。确实，某个时期向资本家摊派的捐税几乎是维持苏维埃生存的唯一源泉，但是对于中央政权来说，这笔钱帮不了任何大忙。另外，这个源泉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因为资产阶级确实被剥夺光了，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把积蓄藏起来跑掉了。累进所得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很大的效果。既然这种税收牵涉到职工，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国家以税收形式所得到的这笔钱是以薪金的形式支出的那笔钱的一部分。既然税收牵涉到城市资产阶级，那么由于资产阶级几乎已不正式存在，而且不公开地经营自己的本行业务，所以征税就变得极其困难，而且事实上这种税收也是微不足道的。征税工作在富裕农民当中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但是要走上正轨，必须要有地方政权机关，主要是乡政机关支持的税务机关的经常性的和系统性的工作。但是从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来看，这些机构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至于中农，只要卫国战争还在继续，从政治上考虑，最好是不要向他们征税，以免把他们从无产阶级身边推开。原计划征收一百亿革命特别税的意图失败了，因为尽了极大的努力也只征收了不到二十亿。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只剩下印钞票了。既然用这些纸币还能够购买物品，所以发行纸币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税收。这种发行纸币的办法会造成货币贬值，间接地导致对资产阶级货币资本的剥夺，使得资产阶级的购买力较之过去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东西来看大为降低。自然，发行纸币不能长久地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否则就会引起货币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收入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生产本身就是这种可靠的基础。发行货币之所以还能够作为一种收入来源，那只是因为这种征税的方式不易被人察觉。同样，国家垄断的间接税也完全不易被人所注意。这种形式的国家收入在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家生产的任何产品的生产价值也都应该把生产管理费用包括在内。而这种管理也是由无产阶级国家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运输旅客每年要花费十亿卢布，那么国家就可以把运输费用定为这样一个数字，让国家能从旅客的运输中收回十二亿卢布。如果生产的全部布匹价值为五十亿卢布，那就可以把它的卖价定为六十亿卢布，等等。多出来的钱就可以用来维持国家的需要。当然，这种从垄断组织那里得来的收入不仅可以表现为货币，而且也可以表现为提出的一定数量的产品。 如果整个无产阶级国家变成了管理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关，那么关于国家的维持费用的问题，即我们关于预算的老问题也就简单多了。问题无非是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某种经济上的支出而已。 但是如果说国家预算问题会大大简化，那么另一个问题，即搞清楚有多大一部分产品可以用于消费，即可以在整个经济中消耗掉，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十分善于计算，有多少产品可以毫无保留地用于消费，有多少产品应该储存起来，有多少产品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等等。 由此可见，随着国家作为一个寄生机关而被消灭，国家预算问题就将变成关于分配社会主义社会全部产品的总问题，因为国家预算将变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总的预算的极小的一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专门性的文献。可以参考阿·波嘉也夫《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一书。 资产阶级的特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住宅方面表现得那样突出。各城市最好的房子都被资产阶级住着。所有最好的洁净宜人、花木繁茂的街道都有成为有产阶级的领地。相反，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被驱赶到城市的边缘地区。他们被驱赶到那里，完全不是因为大部分工厂通常都座落到在城市的近郊，即使工厂位于市中心，这个工厂的工人也还是照样要住在拥挤不堪的市郊的工人区里。而那些企业主，尽管自己的企业是建在城市边缘地区，却照样要住在市中心。 资产阶级家庭住的都是单独的邸宅或带套间的住宅，房间的数目比其家庭的人数还多，并享有花园、浴室和各种生活舒适设备。 工人家庭都住在拥挤的地下室、独屋和狭小的套间里，或者常常是住在集体的工棚里，就象罪犯住在监狱的大牢里一样。工人劳动了一整天，肺里吸满了工厂的煤烟、锯末、刨屑和灰尘，又不得不整夜和五六他孩子一起睡在一间房子里。 毫不奇怪，统计学很快就发现，住在工人住宅区里的人死得很快，这些人劳动时间长，而且住房很狭窄，生活很艰苦。具体有这样一些材料。在英国，每年每千人中有二十二人死亡。在资产阶级住宅区死亡率下降到十七人，在工人住宅区提高到三十六，而在最贫穷的工人住宅区，死亡率增加到每千人为四十至五十人。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工人住宅区的人们死亡率为二十九分之一，在条件良好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里死亡率则为五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工人住宅区的死亡率几乎为资产阶级的住宅区的两倍。 住在明亮、干燥和温暖的住宅区里的资产者的平均寿命，比住在郊区的地下室和阁楼的人的平均寿命要长一半以上。 在布达佩斯，五岁以上的死者的平均寿命为： 每个房间住有1——2人的——47.16岁 每个房间住有2——5人的——39.51岁 每个房间住有5——10人的——37.1岁 每个房间住有10人以上的——32.03岁 工人子女的死亡率比资产阶级子女的死亡率要高得多。拿每个房间住有不超过一个人的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和每个房间必须住三个人的住宅区相比，在周岁以前的儿童的死亡率上，前者要比后者少四分之三。资产阶级住宅区一岁至五岁的儿童的死亡率比工人住宅区要少一半。 但是，住在潮湿和闷热的住宅里的工人不仅比资产阶级平均早死十五年，而且他们还得为这种享受向资本家——房东交钱。连住在一个角落、地下室和阁楼里都要向房东交钱，更不用说住真正的房间或住宅了。不交钱——那就要被赶出门去。房租往往占去了工人收入的相当部分，约为工人每月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支出不仅从未减少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例如，在汉堡每一百马克的收入中（按战前的行情计算，每一马克相当于五十戈比）需要付出的房租是：
由此可见，收入越少，房租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就越大，而且每年这一部分增加得就越快。相反，资产阶级在每一百卢布的收入中花在房租支出上的百分比几乎要少六分之五，而且这个百分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无产阶级革命在住宅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苏维埃政权将资产阶级的房屋收归国有，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取消了工人所欠的房租，或降低了房屋的租金。现已开始制订并部分地实行了住在收归国有的房屋里的工人免交任何房租的计划。其次，在一些最大城市里，正在有计划地让住在地下室、破旧房屋和卫生条件很差的街区里的工人迁到资产阶级的独家住宅和中心街区的大房子里去。除此之外，还在开始有计划地向工人供应家具和一切生活用品。 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改善住房事业，反对把收归国有的房屋闲置起来的现象，不允许这些房屋的修缮和清洁工作恶化下去，要维护好所有的电线、下水道、暖气等等设备。 苏维埃政权在把资本家的大房产全面收归国有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必要去触动小房产主（工人、职员或普通居民中的房产主）的利益。在一些省份曾出现过对一些不大的房屋也广泛收归国有的做法，结果造成了对这些收归国有的大小房屋的无人负责的现象，房屋开始毁坏，常常没有人愿意住进去，同时还在小房产主中间引起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抱怨和不满情绪。 由于停止了新的建筑工程，苏维埃政权在城市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为了合理地分配所有公民的住房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各苏维埃房产局对城市中的空闲住房进行了登记，并按照一定的计划把住户们迁进这些住房。同时这些房产局还调查了每个大城市的所有房屋的数量和面积，并且对那些超过了住房标准的家庭和个人的住房面积进行了压缩。 随着卫国战争和生产破坏的结束，城市居民的人数开始大大增加。逃到农村的无产阶级陆续回到城市。农村的多余人口也不断来到城市。这样，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着新的建筑工程问题，即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住宅需求的建筑工程问题。至于哪一种类型的建筑好，是带有全套设备、花园、公共食堂等等的大房子好，还是设备完善的工人小住宅好，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住宅的规划不应同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规划相抵触。它应该促使城市向城郊的农业地区发展，而不应该使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都密集在一个地方，使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远离大自然而过早地死去。 第十七章书目：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费捷罗维奇《工人的住所》。杰缅季耶夫《工厂，它对居民的利弊》。斯维特罗夫斯基《西方和俄国的住宅问题》。波克罗夫斯卡娅《英国工人住宅的改善》。 工人阶级之所以要为争取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是因为这个制度能使它摆脱剥削，并能把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人们不再为生产最必要的物品而成天地疲于奔命。因此，工人阶级在自己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取得的一切成就，实质上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种劳动保护，因为这些成就有助于劳动力状况的改善。以苏维埃共和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为例，很明显，这种政治状况从劳动保护的意义上来说是前进了一步。关于工人阶级的一切成就也完全可以这样说。然而，应当把“劳动保护”的这种广义的概念同更为专门的概念区别开来。这里谈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而是工人阶级在工厂、矿山里的状况，换句话说，是工人阶级在劳动本身过程当中的状况。确实，在工厂里的工作，机器那么多，而且常常四周充满有毒气体，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由于劳动时间过长而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劳动时间过长会使工人精疲力竭，注意力减弱，从而使工作事故增加。况且劳动时间过长本身就严重地有害于身体健康。 为了说明劳动者的状况同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的关系，实际上有了上面的那些例子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这里仍然有必要在这点上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一、首先是关于“工伤事故”的问题。下面列举几个数字。在彼得堡的涅瓦造船厂有关工伤事故的统计如下：
工伤事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措施，但即使是这样，一千名工人中仍有二百一十人受害，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工伤事故伤害的人数有时达到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七十。据一位医生证明，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野外作业使得那里的地方医院变得就象战时的急救室一样。当然，工伤事故不仅在俄国有，而且在其他各地方也都有。在英国社会里，社会主义者麦唐纳曾引用过一个数据，说明在矿山死去的一千二百人中，有一千一百人的死因是因为资本家没有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造成的。 上述最后一个例子向我们表明，只要资本家愿意，工伤事故是可以大大减少的。但是，在资本家看来，花钱添置许多必要的设备是不上算的。 二、有害的劳动环境和由此而产生的职业病、死亡率等等，这是第二个主要问题。 以磷厂的情况为例。据拉扎烈夫的材料证明，俄国的这类工厂设备没有任何改进，只要在其中劳动五年就足以把人变为“活尸”。化工厂、玻璃厂、矿山等等的生产引起了一系列所谓的职业病。而在其他生产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站着劳动的人会患静脉曲张，工人经常接触磷会造成颌骨损伤，另外还发现许多部门的工人都患有汞、砷中毒和肺结核（肺痨）等等现象。 下面举几个数子。
根据巴拉诺夫医生的材料，无产阶级中死于肺结核的比例是：
根据德国的统计资料，在佐林根市的磨床工和五金工人中，肺结核病的死亡率比这个病的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 三、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除了发生明显的疾病以外，工人阶级的机体也在全面退化。从征兵时发现淘汰率增长的现象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肺弱和身矮小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而且这类人在无产阶级中间比在其他居民阶层中间要多得多。在瑞士，身体有毛病的工人人数占整个参加体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而农村居民中身体有毛病的人数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妇女的机体普遍退化，因而有些人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通通都是和生产条件有关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关心劳动保护，他们对劳动力采取惨无人道的政策：榨干了血汗以后便把人扔出门去了事。最“进步的”美国资本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政策。在那里，工厂只招收身体健康的人，甚至从各个方面察看和触摸他们的肌肉。气力小的工人根本不允许进入这个国家，他们被认为是劣等牲口。但是在美国，工人能活到四十五岁的微乎其微。“资本”老爷用最先进的方法榨尽了工人们的全部血汗。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有可能把劳动保护真正提到日程上来。工人阶级最关心保护劳动力。它必须提出以最细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最宝贵和最重要的生产力的问题。共产主义制度不能建立在对人力的无意义的、罪恶的和有害的浪费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高度的目的在于保护这些人力的技术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劳动保护在人类生活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 所以，劳动保护就意味着在有害于健康的生产条件下对劳动者的保护。 保护工人阶级，防止工人阶级机体退化、患病和死亡率提高等等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实行正常的工作日。因而毫不奇怪，工人阶级总是把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作为自己斗争的重点。工作日决定着人们的精力的消耗，这种消耗转化为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因而资本家对延长工作日最为关心。工人过度地耗费自己的精力就会削弱继续劳动的能力：工人的“磨损”加快，身体日益衰弱，更容易得病并很快死去。过分延长的工作日是对人的精力的强盗式的掠夺，劳动保护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确定正常的工作日。 第二方面是保护工人阶级中体力比较弱的人。工人阶级并不仅仅由成年的男子组成。还包括老人、小孩、少年和各种年龄的妇女。显然，工人阶级中的各部分人对有害环境的抵抗力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事情成年男子做起来并不困难，也无损于自己的健康，但对于妇女可能是极其有害的（例如搬运重物），而对少年则可能是极度危险的。此外，妇女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候需要特殊的保护（怀孕、分娩、哺乳期等等）。这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措施。这就是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 最后，第三方面，工厂的技术和卫生设备是十分重要的。在同工伤事故、同生产的有害影响和劳动的恶劣条件（尘埃、光线暗、寒冷、过堂风、污秽等等）进行斗争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做极大量的工作。 这就是“劳动保护”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使它可以完全实行所有社会党提出的那些要求。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比得上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我们的事故尽管还很多，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法律不好，而是由于我们的东西太少，许多东西都很缺乏。然而这一点，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是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的斗争，由于工人阶级的敌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 至于我们在劳动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和苏维埃共和国作了哪些法律规定，归结起来可以得出下面几种情况： 一、限制劳动时间。 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1、彻底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妥协主义政府力图逃避这一点），对脑力和办公室的劳动则定为六小时工作日。 2、通常禁止加班，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加班，但要限制时间，工资应该按一倍半计算。 3、把特别有害于健康的生产部门的工作日缩短，例如烟草部门缩短为七小时，煤气部门为六小时。 4、每周规定要有四十二小时的政党休息（因此把每星期六的工作日普遍缩短到六小时）。如果有谁星期日得不到休息，他就可以在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补休。 5、每个劳动者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工资照付（根据劳动法典），在当前困难时期（1919年秋）休假定为两周。 6、对于在特别有害于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和教养院里的少年，额外多给两周的休假。 二、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 1、通常禁止妇女做夜班、加班加点或做零工。 2、禁止招收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参加劳动。要把他们逐步从工作岗位上替下来（首先是从有害于健康的生产部门），同时要向他们提供物质保障，并安排他们上学。 3、缩短未成年的人的工作日（对留在工作岗位上的童工的工作日定为四小时。对于十六至十八岁的少年定为六小时）。 4、禁止所有未满十八岁的人加班加点、做夜班和做零工。 为作母亲的妇女的劳动保护专门实行了下列法律： 1、规定给所有的孕妇和产妇以补助金，包括女工本人和男工的妻子在内，在怀孕和生产时脱离劳动的整个期间，工资照付。 2、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孕妇，给予八周的产前假期，对从事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外工作的孕妇给予六周的产前假。 3、对上述产妇分别给予六周和八周的产后假。 4、哺乳的女工在工作时每隔三小时有一次半小时的喂奶时间。 5、发给所有的母亲以七百二十卢布的婴儿护理用品补贴，在产后的九个月内，每天发给二十四卢布的婴儿伙食补助。 在已实行的措施中，有某些脱离“劳动法典”的做法。这些做法表现为，在非常时期，容许加班加点，但一年仅限五十天；允许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四小时；暂时将为期一个月的休假改为两星期；夜班工作时间可以增加到七小时。 所有这些退一步的做法都是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对苏维埃共和国穷凶极恶的进攻所造成的极其困难的局势而产生的。 三、工厂的技术和卫生设备。 这方面实行了以下措施： 1、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大大改进工厂劳动条件的有关技术安全、清洁和职业卫生的强制性决定。 2、在所有在害健康的生产部门要发给防尘、防瓦斯、防潮等等的专门服装。 3、给所有的工人发工作服，工作服是企业的财产，供工人们在劳动时使用。 4、为了真正实现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所有创举，建立了由广泛的工人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劳动检查院。对于某些劳动条件特殊或工作人员分散的工种（运输、建筑、农业等），由相应的联合会选举出专门的区段性的劳动检查院。 下面是较为详细的材料（截止于1919年8月1日） 检查员的职业情况如下：
和在这之前的那半年相比，工人的数量略有增加（由原来的47%增加到54.5%，从占已查清的总人数的60%增加到62.5%）；技师和技术员的百分比几乎未变（从10%增加到11%）；职员的人数有较大增加（从8%增加到13%）。大学生人数的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二（从6%减到2%），绝对数量则减少了一半（从8%减到4%），其他小工种的人数几乎未变。 由此可见，我们确实有了一套真正的工人检查机构，无论从它的任务还是从它的成分来看，都是属于工人的。 然而，正是在工厂里的劳动保护方面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许多地方的劳动条件还相当恶劣，特别是一些落后的企业，那里的工人组织得很不好，自觉性和文化水平都很低。在这些角落里，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仍然照旧。的确，要进行必要的改进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增添新的设备和装备。但是，如果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改善劳动环境的工作中来，那么即使不新添也还是可以做出不少的事情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就是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利润，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无非是资本家追逐暴利的工具。一旦这个活的工具坏掉，或是变得不中用或成为多余，它马上就会象一只被挤干了的柠檬皮或鸡蛋壳一样，被无情地抛弃掉。资本对于失业的灾难、疾病、衰老、残废全然不管：它把大批大批的人赶出大门，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帮助他们，即使有所帮助，那也仅仅是帮助那些最忠于自己的人，即那些已被它榨取了全部脂膏的可靠的官员。 在苏维埃共和国，劳动者和贫民不是剥削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巨大的灾难。我们的国家受尽了敌人的摧残。从四面八方遭到封锁，煤、石油和原料的供应均被切断，灾难是巨大的。不是资本家把工人抛出了工厂，而是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工厂有时不得不停工，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失业。这不是过去那种类型的失业，它完全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但失业毕竟还是存在。帝国主义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残废者和重伤号；我们大量的反革命的受害者；有老人、病人和儿童——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得到关怀和资助。工人政府并不认为对所有这些人的帮助是施舍、恩赐或行善。帮助这些人，特别是帮助那些从劳动战线和红军队伍里下来的伤病员，是工人国家的直接义务。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造成一种社会现象：所有的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失去劳动能力而不能工作时，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老人能有安静的晚年和舒适的生活；儿童能有他们童年所必需的一切；病人和残废者能生活在良好的、最适合于他们的环境中；身体疲劳和虚弱的人能得到如同过去最富有的资产者才能得到的治疗；人们不会再为想起“黑暗时代”而经常心惊胆寒。 当然，这一点同我们当前的状况大不一样。由于全世界强盗们的捣乱，我们现在成了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连最普通的东西都没有：例如药品，帝国主义者不向我们出口，因为他们封锁我们……但是苏维埃政权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只要有可能去帮助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保障他们的生活，苏维埃政权是不会吝惜钱的。 社会保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从事某种劳动的（体力的或脑力的）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工作的人给予保障。这里包括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有的是暂时的（疾病、受伤、怀孕、分娩），有的是长久的（残废、年老、长期的慢性病）。第二，对不是在工作中和生产中受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给予保障。这里包括过去战争中的残废者、受伤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的家属、反革命的受害者、各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火灾、水灾、流行病等等）。最后，对于其他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即旧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社会关系的受害者，也必须给予关怀。属于这一类的人有乞丐、流浪者和无依无靠的人、有残疾的人（机体退化的人、疾呆者等等）。 此外，对遇有丧事的家庭也要给予帮助。 所有这些应该给予保障的人数量是相当大的。其中的第一类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了工作的，但这些人都是与生产有联系的）归劳动人民委员部管，该部实际上掌握在工会手里；第二类人由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管。 整个说来，苏维埃政权对于各种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中包括失业者，都给予了保障，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对第一类受保障的人实行了如下措施： 1、所有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一律免交社会保险费。 2、所有企业主均被禁止插手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组织的工作，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各工人组织代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 3、对各种丧失劳动能力和失业的人都给予保障。 4、劳动者的家庭成员遇有死亡情况时均给予保障。 5、劳动者在生病、受伤、检疫隔离和其他原因而暂时失去劳动能力时，工资照付。 6、对所有的劳动残废者，不管其残废的原因是什么（年老、伤残、职业病等等），不管其工龄有多长，均给予生活补助，数额每月为一千八百卢布（在莫斯科市区）。 7、发给丧葬费，劳动者的丧葬费为一千四百四十卢布，家属的丧葬费，视其年龄大小的不同，定为四百卢布至八百卢布。 8、在劳动者死亡的情况下，给予其家庭经抚恤金待遇，视其家庭人口多少，每月最多可发给一千二百卢布（在莫斯科市区）。 9、为了更合理地解决有关补助金的使用问题，在各劳动局内设有专门确定补助金用途的工人委员会。 10、各省设有由工人主持的鉴定局，由鉴定局来确定残废的等级。 11、各县设有由工人主持的监督委员会，专门对治疗情况和对病人进行检查和监督。 12、为了保障工作更接近于基层，在工人生活的各个地方建立了一些接受有关补助申请和发放补助金的点，在一些大企业里发放补助金的工作由企业本身负责。 13、取消补助金的期限。现在对病假的补助是发到本人痊愈为止，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补助一直发到死。 14、对所有从事雇佣劳动的人，对手工业者和农民，都一律实行社会保障。 15、1919年下半年共和国用于工人和职员保障方面的拨款为五十亿卢布。 在第二类受保障的人中，特别重要的是对红军战士的家庭和对红军战士本人的保障。 红军战士——残废军人在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情况下获得的残废金相当于他所在地区中等工资的数量；残废金的数额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来定（丧失劳动能力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的，领取的数额可以定为工资的五分之一）；红军战士的土地应该得到代耕，并应供给播种材料；按其家庭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的数量发给口粮；红军的家属免交房租，并发给粮食补助配给证；一旦红军战士死亡，其家中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无着的成员或获得抚恤金，如果家庭中有一个无劳动能力的成员，抚恤金的数额可定为该地区中等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如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无劳动能力的成员，抚恤金的数额可定为中等工资的百分之百，等等，等等。 1919年上半年给予红军家属的补助金达到十二亿卢布，下半年又拨款三十五亿卢布。根据维诺库罗夫同志的材料，到1919年秋，已在约有四百五十万红军战士的家庭领得了补助金。 此外，从
社会保障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我们的机构工作不力：对需要得到保障的人进行的统计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很好地把钱送到各地方上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各机关中的工作拖拖拉拉等等。改善组织机构已成为我们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劳动法汇编（法典）中所收入的一系列其他措施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的直接根据是：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因而它所提出的要求要比所有社会纲领中所提出的要求走得更远。这些措施主要有三点： 第一，工人组织参与解决工人的雇用及解雇问题。这个问题由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管委会决定。 第二，工资由国家来调整。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率由工会拟定，并通过劳动人民委员部执行，该部实际上是由工会运动的代表组成的。 第三，失业者的工作必须由苏维埃和工会下属的特别机构（即所谓的劳动力分配统计局）来负责安排。 这一切措施是与所有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的。 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彻底和广泛地实现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决定。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现实和法令不一致，纸上说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又是另一回事。要保证充分、准确和正确地实现所有的措施，首先要有得当的组织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广泛地吸收群众本身来参加这一工作。为此目的，就必须： 1、加强组织和扩大劳动检查院的工作；必须把工人当中的新生力量不断吸收到这个组织中来；任何人都不会比工人更熟悉劳动条件，更能发现各种缺点，更能采取消除这些缺点的实际措施。 2、必须加强对小工业和家庭工业的检查。这种工业往往很容易被人忽略。可是恰恰在这里劳动条件是最恶劣的。工人检查院在这个领域里是大有可为的。 3、必须广泛开展各个领域里的劳动保护工作，其中包括建筑工人、水陆运输工人、女仆和农业工人的劳动保护工作。这些分散、难于组织的部门同样应当被纳入到总的规划中来。 4、必须彻底禁止吸收童工工作，并大大缩短未成年工的工作日。 从我们党的观点看来，作为劳动保护的基础的八小时的工作日，绝不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终极限。从这一观点看来，一种事先定好的界限是没有的。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状况。现在，一般生产下降的情况极其严重，并仍然继续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日不可能象通常那样缩短；有时甚至（根据战争的发展状况等等）还可能增加。但是，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将对所有的工人实行正常的六小时的工作制，如同现在对许多职员已经实行了的一样。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实行工资奖励制度是很有益的。 党在解决社会保障的总任务时，决不是从行善或鼓励寄生虫和懒汉的思想出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义务，就象帮助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回到劳动生活中去是它的义务一样。 第十八章书目：卡普隆《劳动保护及其机构》。马留金《通向共产主义光辉事业的道路》。黑尔费尔博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保障》。普雷斯教授《什么是社会技术？》，《劳动通报》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出版物中的文章。哥尔茨曼《冶金工业中的奖励制度》。 资本主义总是让工人阶级居住在充满了传染病的肮脏的街区里。只有资产阶级本身受到传染威胁时，他们才会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一下这些受雇佣奴隶所有街区的卫生状况。那是在1784年，英国国会忽然慷慨起来，开始关心起工人来，这是因为，特别国会委员会查清了以下一个事实：可怕的伤寒传染病是从工厂里传过来的。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关心居民的保健事业，不如说害怕资本家自己本身会生病。 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使广大工人阶级的状况大大恶化。整个条件，加上饥饿和寒冷等等，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霍乱、斑疹伤寒从四面八方向人民袭来，新的病种“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接连出现。“新”病种的出现明显地与战争有关。人们劳累疲惫和虚弱不堪的身体再也经受不起疾病摧残了。世界各国的死亡率在异常提高，并具有真正的灾难性。 但是战争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产：花柳病，其中包括梅毒，广泛蔓延。先是大量士兵染上了这种病，后来又把这种病带到了广大农村。 花柳病从来没有蔓延得象现在这样厉害。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在人民保健方面进行专门的工作。当然，在与疾病的斗争中，许多事情还要通过其他办法才能解决，例如，正确地解决生活中的住房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随着工人住房的改善，传染病的根源会自然消失；另外，劳动保护也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因为谁都知道，几乎一切都取决于居民的饮食和营养状况。如此等等。 但是这丝毫也不排除采取一系列专门的全社会范围的措施的必要性。 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很糟糕，所以在同病害的斗争中就更加需要给予各种帮助。这样就十分迫切地需要建立一种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即人民保健工作部门。 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疗工作系统也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私人医院，疗养院，休养所，水疗、电疗和光疗机构，药房，诊所等等，都是从追逐利润着眼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专门为治疗肥胖病、痛风症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其他贵族病开设的。工人是去不了疗养院的，休养所也没有任何工人的份。 制药业也完全是为赚钱的目的服务的。所有这些机构在经济方面同其他企业没有任何区别。 必须使所有这些机构从为资本家的钱袋服务改为劳动人民服务。要达到这一点，第一步就要对这些机构实行国有化。 由于存在大量的流行病和需要迅速地将它扑灭，所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和大规模地同这些流行病进行斗争的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在医务人员的数量比较起来不很多的情况下，自然就十分必要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动员他们到同流行病作斗争的第一线上去。 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即由于把几乎全部的医务人员，从名教授到一年级大学生和医士都统统利用起来，最后终于杜绝了霍乱和斑疹伤寒这些最严重的流行病的蔓延。 然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不单单具有这种“消防的”意义。它同医疗机构的国有化一样，是未来有组织的社会卫生保健事业的萌芽之一。 在最必要的物品（医院的食品、药品、医疗设备和用具等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工作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发展这些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党的目的。 第一，坚决实行广泛的卫生措施。这里必须提到改善居住区的卫生状况：许多传染病就是通过肮脏的水井、沟渠、积水沆、恶臭的“垃圾场”、污水池等等蔓延的。保护地面、水和空气是公共健康的首要条件。其次，这里还涉及到根据科学卫生的原则管理公共饮食业的问题；在我们的食品储存如此贫乏的情况下，当前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在公共食堂、儿童食堂、医院以及所有的公共场所，要使伙食合乎卫生要求现在是有条件的。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传染病的发展；要对机关、私人住宅和学校进行卫生检查；对水要进行过滤，组织供应开水的工作和消毒的工作，对内衣必须进行消毒等等，等等。 第二，必须有计划地同所谓“社会性疾病”进行斗争，这些疾病都带有群众性，它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这类疾病首先有三种：结核病，这是由恶劣的劳动条件引起的，花柳病，主要是随着战争蔓延开的，最后是酒精中毒，患这种病的人有的是由于野蛮和粗犷，有的是由于寄生性的堕落。这些病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对我们的后代也有极大的影响。人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且特别可怕，因为现在人们身体都很虚弱，这些疾病的危害性特别大。 最后，第三，必须保证居民人人都可享用免费的医疗和药物帮助。现在的困难是药品极其缺乏。这种困难与其说是由于我们的生产遭到破坏，不如说是由于封锁造成的，因为“人道的”盟国不仅想通过切断我们的原料和燃料的来源，通过“瘦骨棱棱的饥饿之手”来掐死我们，而且想通过流行病的蔓延来扼杀我们。这里的问题要靠我们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总的斗争来解决。 第十九章书目：谢马什柯《苏联医学基础》。林杰曼教授《与斑疹伤寒作斗争的措施》，《卫生人民委员部一年来的工作》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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