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使这个真理为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理解。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所有的劳动群众，包括最落后的群众在内，坚信这一真理，即认识到宗教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压迫者手中维护不平等现象、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某些觉悟不高的共产党员认为：“宗教并不妨碍我作一个共产党员，——我信仰上帝，同样也信仰共产主义。我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妨碍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与共产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相容的。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把各种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革命、战争，等等）看作是一种根据一定的规律发展起来的现象。正是由于有了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共产主义才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最为完整的阐明。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是不受任何超自然力影响的。不仅如此，同一理论还阐明，关于神和阴间力量的观念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出现的，并将在一定阶段开始消失，因为它是一种幼稚的、在人的生活及其同自然界的斗争实践中得不到证明的观念。正是由于让人民处于愚昧和迷信奇异现象对掠夺阶级是有利的（解释这些奇异现象的钥匙就在人们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宗教偏见才会如此长期地存在，甚至使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也大惑不解。 超自然力对整个自然界的变化不产生任何影响。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利用自然为自己造福，并且能对自然界的力量加以控制，这并不是由于信仰神和得到了神的帮助，而是由于他无视这种信仰，由于他在实践中，在所有严肃的事业上都始终是一个无神论者。科学共产主义是依靠自然科学的材料来理解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而这些材料同各种宗教的臆想是格格不入的。 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在实践上也是不相容的。共产党员的策略为自己的成员规定了一定的行动方式。而每一种宗教道德也为自己的信徒规定了一定的品行（例如，基督教的道德告诫人们：“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那你就把你的左脸也伸给他”）。共产党的策略指示同宗教戒律之间多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抛弃了宗教戒律和按照党的指示行动的共产党员不再是信教者。自称共产党员的信教者，如果为了遵守宗教的戒律而违反党的指示，就不再是共产党员。 同宗教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对这两个方面严格加以区分：首先是与教会的斗争，教会是进行宗教宣传的特殊组织，让人民处于愚昧无知和笃信宗教的状态是出自教会本身的物质利益的需要。第二个方面是同大部分劳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和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的斗争。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教会是由同一种信仰和圣礼等等联系起来的信教者组成的团体。在共产党人看来，教会是靠搜括信教者，靠保持信教者的愚昧无知而得到一定收入的人们结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与地主、资本家等等另一些剥削者的团体联系在一起，即与他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帮助国家压迫劳动者，同时也从国家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教会与国家的联系由来已久。教会与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联系尤为密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贵族国家依靠的是大土地所有制，而教会本身就是握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大地主。这两种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劳动群众，并且结成联盟来加强自己对劳动群众的统治。在城市资产阶级同贵族进行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一度猛烈地攻击过教会，因为教会是土地的占有者，资产阶级很想把这些土地攫为己有；因为教会是从劳动者身上搜括而来的收入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资产阶级对这些收入也同样垂涎三尺。这一斗争在一些国家曾经表现得十分尖锐（法国），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得比较温和（英国、德国、俄国）。因此教会与国家分立的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国家用在教会的钱转交给资产阶级）早已由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过。但是资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未实现过这个要求。原因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普遍开始加剧，抛弃这个多余的同盟者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利的。资产阶级认为最好还是同教会讲和，把教会的祷告词买来准备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利用教会对落后群众的影响来使这些群众继续保持对剥削者国家的逆来顺受的感情（“王权神授”）。 资产阶级在与教会的斗争中没有做到的事，由无产阶级国家做到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教会与国家分立的法令。教会的全部土地均被没收，并转交给了劳动者，教会的全部资本都变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教会从沙皇制度那里得到的和在“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继续顺利得到的一切收入都被没收。宗教被宣布为每个公民个人的事情。同时苏维埃政权反对以任何形式利用教会来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意图。 宗教宣传与学校教育合一是僧侣们用来加强教会的统治及其对群众的影响的第二个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的未来及其青年的命运被掌握在神父们的手中。在沙皇制度下，保持宗教狂热，保持愚昧和无知，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大事。教规成为学校里最重要的课程。即使在学校里，专制制度和教会也是互相支持的。在学校中除了必须讲授宗教课程和必须做礼拜之外，教会还有更大的收获。它已开始把整个人民教育都抓到自己手中，因此，整个俄国到处都是教会学校。 由于学校和教会合为一体，青年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为宗教迷信所控制，根本不可能形成某种完整的世界观。对于同一个问题（例如关于地球起源的问题），宗教和科学给予的回答各有不同，于是学生们敏锐的头脑便变成了准确的知识和黑暗主义者的愚蠢思想进行搏斗的战场。 在许多国家里，教育青年不仅要忠于现存的制度，而且往往还要忠于已被推翻的专制-教会-贵族制度，例如在法国就是如此。甚至从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宣传也是一种反革命的宣传。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也提出过学校与教会分立的要求。他们曾经进行斗争，要求在学校里用资产阶级道德课来代替宗教课，并关闭由教会和寺院开办的学校。但无论在何处这种斗争都未能进行到底。法国便是一个例子。二十年的时期里，法国历届资产阶级内阁都曾庄严地许诺说要解散所有的牧师协会（天主教的团体），没收它们的资本，禁止它们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但是最后每次都是以与天主教和解和妥协而告终。不久以前克列孟梭就曾提供过一个与教会的明显例子，此人一度曾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后来却号召忘掉敌意，并亲自为天主教的代表人物的爱国主义颁发了勋章。无论在剥削其他国家的斗争中（同德国的战争），还是在反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国家和教会是相互勾结，相互支持的。 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这种和解并不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把自己旨在反对宗教的旧的战斗口号束之高阁和停止同宗教的斗争。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本身也愈来愈变成为一个“信教的阶级”。现代欧洲资产者的曾祖辈都是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都是教士和僧侣的死敌。到了祖辈和父辈就倒退了一步。尽管他们本身仍然是无神论者，不相信宗教的那一套，甚至把它当着笑料，但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套保持下来，不要解除人民的宗教牢笼。最后，他们现在的儿子辈不仅认为宗教的牢笼对于人民是必要的，而且连他们自己也堕入了这一牢笼。我们亲眼见到在十月革命之后，原先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巨浪般地涌进了教堂，向他们早先讽刺嘲笑的那些东西顶礼膜拜。所有垂死阶级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已走投无路，只有到宗教里去寻找“安慰”。 在欧洲尚未失去政权的资产阶级中间可以看到这种笃信宗教的倾向。但是，如果资产阶级开始信仰上帝和相信天国永生，那只是意味着，在地球上它们的死期已经来临了。 学校与教会分立在过去和现在都要引起工人和农民中的落后分子的反对。许多家长继续坚持要求学校把宗教课作为一种非必修课向自愿者开放。共产党坚决反对这类倒退的企图，允许在学校开设宣扬宗教黑暗势力的课程，哪怕是作为一种非必修课，那就意味着国家支持加强宗教偏见。那时教会就会直接出面支配现成的儿童课堂（把这些儿童集中到学校里来的目的恰恰是和宗教的任务对立的），支配属于国家的场所，这样一来，它就能继续在青年中散布宗教毒素，其范围之广，几乎和在学校与教会分立之前一样。 必须大力执行关于学校与教会分立的指令，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应对中世纪的落后势力作任何让步。在这个领域中已经作到的事情还太少，一些落后的父母仍然完全有可能用宗教邪说来摧残自己子女的心灵。苏维埃政权允许成年人的信仰自由。但是这种信仰自由在有些父母那里却变成了他们用过去教会毒害他们鸦片来毒害他们自己的子女的心灵的自由，父母们把自身的愚昧无知硬塞给自己的子女，把各种奇谈怪论当作真理，严重地妨碍了统一劳动学校的工作。把儿童从他们父母影响下解放出来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根本的办法是对儿童实行充分的社会教育。但是在最近时期，我们不能仅限于把宗教宣传从学校里驱赶出去，我们还必须使学校主动地向家庭里的宗教宣传进攻，要加强儿童思想上的免疫力，使他们不受一些成年人仍然相信并当作真事加以宣传的宗教神话的影响。 如果说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立的和学校与教会分立的上工作进行得还比较容易和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病痛，那么同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宗教偏见作斗争，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它需要巨大的毅力与耐心。我们的党纲就这个问题指出：“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让整个社会生活环境促使群众的意识去超自然地解释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那就会使宗教宣传、信奉上帝和各种超自然力找到最为适宜的土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环境恰恰对这一点很有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不是自觉的、按一定计划进行，而是自发进行的。市场主宰着生产者。谁也不知道生产的商品是过剩还是太少。生产者弄不清楚整个庞大而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机构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危机和失业；为什么商品的价格会时而上涨，时而下跌，等等。既然对社会上发生的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得不到解释，普通的工人就只求助于无所不知的“神的意志”。 相反，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和分配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每个工作者不仅完成托付给他的那一部分社会劳动，而且他自己也参加制订总的生产计划，至少他完全了解这个计划。在整个社会生产的机构中没有任何秘密的、不可理解和意想不到的东西，因此各种迷信邪说也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一个木匠制造了一张桌子，他完全清楚这张桌子是怎么出现的，他用不着到天上去寻找桌子的创造者，同样，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体劳动者对于他们用集体的努力创造了什么和怎样创造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因此，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本身给宗教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从彻底击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过渡到没有任何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痕迹的社会，将导致一切宗教和一切迷信的自然死亡。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预言了宗教在将来要灭亡之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现在特别应该大力加强对宗教偏见的严肃斗争，因为现在教会已经起着反革命组织的作用，它在竭力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宗教影响来引导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政治斗争。受到教士庇护的东正教正在与君主制度结成联盟。因此，苏维埃政权现在就必须开展最广泛的反宗教宣传。为此可以举行专题讲座，组织辩论会，出版相应的文献，开展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这些措施尽管很缓慢，不会短期凑效，但是一定会消除宗教的一切影响。不久以前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揭露了所谓“不朽的”干尸之迷，这是与教会进行斗争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它使整个宗教，特别是俄国东正教赖以生存的全部卑劣欺骗伎俩在包括信教者在内的广大群众面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但是在与群众的宗教落后思想进行的斗争中，态度不仅应该坚决有力，而且应该小心谨慎。信教的群众对于一切侮辱自己感情的事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不能强迫群众接受无神论，不能对于宗教仪式和崇拜对象采取粗暴和嘲弄的作法，否则不仅不能加速，而且会阻挠与宗教的斗争。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教会就会在群众中得到更大的同情，使群众又联想起他们早已遗忘了的宗教与保卫民族自由的联系，使排犹活动加强，使已经半死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残余又活跃起来。 现在我们引用一些数字来说明沙皇政府用人民的金钱支持教会，人民本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支持教会和神职人员积累财富的情况。 沙皇政府平均每年通过宗教院或其他途径提供给教会的拨款达五千万卢布（每一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卢布）。宗教院在银行里有七千万卢布存款，教堂和寺院有巨大的地产。1905年教堂有一百八十七万二千俄亩土地，寺院有七十四万俄亩土地。六个最富有的寺院有十八万二千俄亩土地。索洛维茨寺院有六万六千俄亩土地，萨罗夫寺院有两万六千俄亩土地，亚历山大涅瓦寺院有两万五千俄亩土地，等等。1903年彼得堡各教会和寺院在房产、店铺和地皮等等方面共有二百六十六笔收入。在莫斯科，房产收入有一千零五十四笔，还不包括三十二所旅馆的收入。在基辅，教会有一百一十四所房屋。还有总主教和大主教的布道收入。彼得堡总教主每年收入三十万卢布，莫斯科和基辅总主教各收入十万卢布，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收入三十一万卢布。 教会学校共计三万所，其中的学生达一百万人。在教育部各初级学校里有两万多名神学课教师在“工作”。 众所周知，沙皇专制制度把东正教教会当作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真正的教会加以支持。东正教从伊斯兰教徒（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天主教徒（波兰人）、犹太人那里以赋税的形式搜括了数千万卢布，并用这些钱来证明除了东正教之外的一切其他宗教的虚伪性。在沙皇制度下，宗教压迫达到了最野蛮的程度。按宗教划分，俄国居民每一百人中有九名天主教徒，十一名伊斯兰教徒，五名基督教徒，四名犹太教徒和一名其他教徒。 至于东正教本身的队伍，它在1909年达到了如下的规模： 在俄国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九所教堂里共计有：
在四百五十五所男修道院里有：
在四百一十八所女修道院里有：
在俄国结婚和不结婚的僧侣共有一十八万八千二百一十八人。 这仅仅是有关东正教的数字。信仰其他宗教的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寄生阶层。这些人本来可以通过体力劳动创造出大量财富，可是相反，他们却是在用维持人民愚昧落后来从他们身上获得大量的金钱。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自己的经济机构的完善，要为僧侣及其他非劳动阶级安排劳动义务，把他们变为工人或农民。 在沙皇时期，国家拨给教会的经费每年有一千二百多万卢布是给城乡僧侣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神父们反对教会与国家分立，因为这等于几千万卢布同他们的口袋分了家）。但是这还不仅仅是僧侣收入的一部分；圣礼收入、地租、教会资本的利息比上面那些收入要多得多。在俄国，谁也说不准僧侣们收入的确切数字。大约年收入为一亿五千万卢布，而那时每一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倍。直至现在，僧侣们有很大一部分收入仍然是从人民那里得来的。 第十一章书目：基利切夫斯基《僧侣们的财富和收入》。卢金（伊·安东诺夫）《教会与国家》。美尔古诺夫《过渡时期的教会与国家》。谢·米宁《宗教与共产主义》。伊·斯切潘诺夫《我们的上帝的起源》，《僧侣，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祈祷和诅咒》。亨·库诺夫《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卡·考茨基《最早的圣经故事来源》，《古代社会、犹太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和社会民主党》。奥·倍倍尔《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施坦普费尔和王德威尔得《社会民主党和宗教》。拉法格《宗教信仰的起源》。斯·达尼洛夫《黑色的军队》。基尔维尔《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尼·布哈林《苏维埃共和国的教会与学校》。雅·布罗夫《信仰自由的法律意味着什么》。拉法格《关于无垢受胎的神话》。尼科尔斯基《耶稣和第一批基督村社》。维波尔《基督教的起源》。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尼科尔斯基的论文）。杰·别德内依《神父》。 无产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或者如通常所说，剥夺资产阶级。不言而喻，这里所指的不是剥夺小生产，也不是剥夺手工业，而是剥夺大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大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即按照新的方式去组织它。苏维埃政权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作到这一点呢？在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谈到，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把工厂分光和抢光，而是组织协作化的社会生产。显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一种办法；只能用无产阶级国有化的办法，即把所有生产资料和流通数据转交给无产阶级国家这个工人阶级最大的组织的手里。 绝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生产国有化和无产阶级统治下的生产国有化混为一谈。国有化意味着收归国有。但是，谁若只谈国家，而不问这个国家是哪能一个阶级的国家，那就意味着他对问题的实质一窍不通。当统治阶级的是资产阶级时，当这个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国有化时，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剥夺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在这里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财产从自己的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已。资产阶级把一切交给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资产阶级照旧是工人阶级的剥削者，工人阶级也照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的阶级敌人干活。这种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它产生了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中说过的那种制度，即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实行的国有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时工厂、交通工具等等都转到无产阶级政权手中，即转到不是老板的，而是工人的组织手中。所以，这里确实是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资产阶级确实是在失去自己的财富、统治、势力和权力的基础。与此同时，剥削的基础也被消灭。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剥削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一个人不能骑在自己背上走路。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己剥削自己。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企业主不再单独存在，而是联合起来掠夺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说来一无所失。在实现了无产阶级国有化以后，工人不再是自己工厂的独立的主人，所有的工厂都属于整个的工人阶级，属于最大的工人组织即所说的苏维埃国家，这对于每个工厂的工人说来，也同样一无所失。 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开始进行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已大体基本结束。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全部运输业（铁路和水路运输）和将近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大工业已实现国有化。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统计局的材料，到1919年9月，在三十个省内，已有三千三百三十个企业实现了国有化，这些企业有一百零一万二千名工人和两万七千名职员。这个数字统计得有些偏低，另有材料说已有大约四千个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在上述三千三百三十个企业中，一些最大的企业已经开工。下列材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到1919年9月，已开工的企业为一千三百七十五个，其中的一千二百五十八个企业共拥有七十八万二千名工人和两万六千名职员。尽管工业的处境极端困难，一百万名工人中大约有八十万名工人在工作。关闭的企业为六百九十一个，共有十七万名工人，有一千二百四十八个企业还情况不明，这些企业共有五万七千名工人（这里所谈的都是比较小的企业）。 到1919年秋，各国有化企业由下列中央管理机构（“总局”和“中心”）归口领导： 一、采掘工业（上面是矿业委员会）： 1、煤矿总局（煤炭工业总管理局）。 2、矿业总局。 3、石油总局。 4、泥炭总局。 5、油叶岩总局。 6、盐业总局。 7、金矿部局。 二、金属工业（上面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 1、国家机器制造总局。 2、航空工业总局。 3、铜业中心。 4、制钉业总局。 5、汽车中心。 6、马尔采夫总厂。 7、卡卢什-梁赞总厂。 8、波多尔斯克总厂。 三、电机工业（国营电机联合企业）。 四、纺织工业（纺织总局）。 五、化学工业（上面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局）： 1、基础化工委员会。 2、苯胺总局。 3、油漆中心。 4、药物总局。 5、火柴总局。 6、玻璃总局。 7、建材总局。 8、水泥中心。 9、石棉混凝土板中心。 10、熟料中心。 11、皮革总局。 12、毛皮总局。 13、猪鬃中心。 14、骨头总局。 15、油脂中心。 16、造纸总局。 17、橡胶总局。 18、胶木总局。 19、植物油总局。 20、酒类中心。 21、烟草总局。 22、淀粉总局。 23、糖业总局。 六、食品加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食品加工局）： 1、面粉总局。 2、糖果点心总局。 3、茶叶中心。 4、牛奶中心。 5、罐头总局。 6、制冷设备中心。 七、木制品和木材采伐工业（林业总局）。 八、印刷业（最高经济委员会印刷局）。 九、“汽车组件中心”（汽车装配与修理）。 十、“被服中心”（小型成衣店等等）。 十一、废物利用等等（废物利用中心）。 十二、水路运输（水运总局）。 十三、建筑业及其它工程建筑（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 十四、军需采购（军需采购局——军需采购中心）。 十五、物资搬运和贮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物资运输局）。 剥夺资产阶级的工作基本完成，应该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党应该完成的第一项任务。这里应该记住，我们不剥夺小私有者的财产。绝不允许对它实行国有化。第一，因为我们无法组织分散的小生产；第二，因为共产党不想也不应该欺压几百万小业主。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应该根据他们的自愿，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能靠采用武力剥夺的办法。在有小生产的地方特别应该记住这一点。 总之，把国有化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要求。 全力发展生产力应该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国家遭到的破坏是极端严重的，战后各种物品极端欠缺，以致于这个任务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生产更多的产品！多生产靴子、镰刀、铁桶、布匹、食盐、衣服、粮食等等，——这就是基本的任务。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有采取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增加生产的办法。任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里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国际反革命对我们的夹击，它想迫使我们半途而废，并把我们的人力、物力全部夺走。我们首先要从地主和资本家那里夺回石油和煤，其次是要正确地安排生产。这对我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当工人阶级不是整个国家的主人的时候，它并不为这些事操心。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成了一切的主人。它为国家的命运负责，它肩负着全部任务的重担：把苏维埃共和国从饥饿、寒冷和经济崩溃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前，它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旧秩序。现在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秩序。从前是由资产阶级组织生产，现在是无产阶级自己组织生产了。显然，在破坏最严重的时刻，无产阶级的全部思想都应该集中在组织工业和增加生产上。增加生产——这意味着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更多的产品，做好所有机关里的工作，天天出成果。说漂亮话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艰苦工作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在莫斯科或彼得堡夺取任何权利，因为工人阶级掌握了这些权利并正在前线捍卫着这些权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生产更多的钉子、马蹄铁、犁、锁、机器和大衣。为了在战争破坏过后不被饿死，为了能穿上衣服，为了使元气得到恢复，为了在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些，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些。 关于增加生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问题：如何增加生产资料（机器、煤、原料）和劳动力的数量的问题；如何正确地组织生产的问题（如何计划整个经济，怎样把一种生产同另一种生产联系起来，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生产管理机构，怎样更经济和更好地分配原料储备，怎样正确地分配劳动力等等）；如何争取更好地工作的问题，因为这取决于工作者本身（同志式的劳动纪律，同粗枝大叶、马虎了草、玩忽职守作斗争的问题）；最后，还有在生产中如何利用科学和有关专家的工作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应该在实际上真心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工厂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一个工厂，而是为了整整一个大国，这里是几百万的工人阶级和半无产者。 显然，在这里我们应该从一个观点出发，围绕着一个目标行动，这就是要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国家正在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新的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资产者等等对我们进行诽谤，说我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主义，分配共产主义。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从资产阶级身上扒下皮大衣，把资产阶级阶级赶出家门，把消费品分光，却不组织生产。这些诽谤一钱不值。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即活人构成的。工人阶级是基本的生产力。机器、工具等等遭到破坏，问题还不算太大，因为有经验的工人是能修复一切的，尽管会遇到困难。如果这些活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如果工人们由于饥寒交迫而离开城市，远走他乡，如果工人阶级瓦解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无论如何应该保存住工人阶级。在这里，有组织地剥夺消费数据是保存劳动力的一个条件。消费共产主义在这里实现我们当前的目的即组织生产的一个条件。资产阶级处处都想把战争的全部耗费和战争造成的一切灾难、饥饿、寒冷等等加到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未来，则应该让资产阶级肩负战时的重担。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当然是组织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留给无产阶级的遗产不仅是极少量的生产力，而且还有全面的混乱状态。俄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同地区的相互联系中断了，各个区域之间的来往变得极为困难。在革命的影响下，工厂主动放弃了管理权，最初有些地方工厂简直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后来开始了工人对企业的自发占领，因为工人已经不能再等待了，这种就地“国有化”甚至比十月革命还开始得早一些。任何人都很清楚，这实质上不是国有化，而是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的工人对企业的无组织地占领；这种占领只是到后来才变为国有化。但是，起初，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国有化的工作也显得杂乱无章。不言而喻，本来应该首先对那些最大的、设备最好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这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被国有化的往往是那些被主人扔下的、不能没有人照管的企业。但是常常也还有这样一些企业被国有化，这些企业的老板对工人的反对情绪是特别强烈的。显然，这类老板在内战时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很清楚，这些企业当中往往有一些很糟糕的、毫无用处的企业。这类企业多得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在战争时期扩充起来的和为“国防”服务的，组织得很匆忙，在革命时期垮得也很快。所有这一切就更加助长了最初时期的混乱局面。 在初期，苏维埃政权及其机构甚至对于究竟有多少家当都心中无数：不知道有多少企业，不知道有多少原料、燃料和商品储存，不知道有多大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没有计算过有多少被收归国有的企业能够进行生产。资产阶级一命呜呼了，但是它并没有给无产阶级留下详细的遗嘱。无产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但这是在残酷的内战中夺来的。显而易见，在最初阶段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统一的经济计划。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崩溃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尚未形成。 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是要根据第一个总的国家计划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统一起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全国的生产力保持在一个水平上，以便进一步使它向前发展。从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知道，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消除混乱，即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应该奠定在这一点上。当然，如果认为在存在饥饿、寒冷，缺乏必要的燃料和原料的情况下，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地取得坚实的和良好的成果，那只能是一种滑稽可笑的想法。但是要知道，当房子还没有盖好和脚手架还没有拆除之前，人们总不能住房子的地基上，但是打地基毕竟还是需要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为它奠定基础，这就是组织工业，首先是按照总的国家计划把工业统一起来。 在实践中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是从统计开始的，就是说要搞清楚，无产阶级政权究竟拥有哪些东西，有多少储备，多少企业等；逐渐地在过去的单个的企业之间建立起联系；建立起中心供应机构（原料、燃料、必要的辅助材料的供应等等）；建立起地方和中央工业管理的机关网，有了这些机关，就能够制定出总的计划，并在全国实行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看，管理工业的机构大体上是这样建立的。在每个工厂上面是工人委员会；通常这个管委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来自工人，即相应的工会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工程师，他们是在取得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确实的；某些不太大的企业由区管理局领导，区管理局隶属于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又隶属于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更大一些的企业则直接隶属于所谓的“总局”和“中心”。这些“总局”和“中心”是一种产业联合组织：例如“纺织中心”管理所有纺织工业，“制钉总局”管理钉子生产行业，“煤炭总局”管理煤炭的生产（参看本章第一节）。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是各个部门的国家托拉斯，而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则是“总局”和“中心”。这些总局和中心的成员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下面将要谈到）和相应的产业工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如果出现分歧，则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来代替这个产业工会，由它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一起来决定该“总局”的成员。通常受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经管的是一些不太大的企业。 “总局”和“中心”有的还根据近似的部门分组来建立。例如，建立了这样一些“总局”：国营机械制造总厂、铜业中心、金矿总局、制钉总局等等。 现以金属局所属各组的情况为例：
（以上材料摘自金属委员会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该报告是由米柳亭同志提供的。） 在“纺织中心”领导的纺织工业中，还有所谓的“联社”（特别是在棉纺织部门），它联合了一些生产半成品或成品的企业。 一般说来，这里的一切都远不是固定的，新的形式在不断产生，旧的形式在不断消亡。在当前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建设时期，而且条件很艰巨，今天我们有乌拉尔，明天可能就会失掉，今天我们还没有乌克兰，明天又可能拿回来。 在这里，不仅单个部门联合起来了，而且这些部门彼此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自然，首先联合起来的是那些相互间有某些共同点的部门。例如，钉子的生产、机械的生产、铜和铜制品的生产等等都属于与金属有关的一类。这一类的总局都统一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管。这种局有好多个：有上面提到的金属局，有化工局、食品局、印刷局等等。在1919年秋天以前，这类局建立得相当多。在金属局里工作和起作用的主要是全俄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五金工人很进步，很有水平，工作很出色，所以他们确实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其它的局就要差一些。例如，化工局直到1919年秋天才刚刚开始有工人参加，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甚至没有统一的工会。 所有的局都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工会理事会和苏维埃全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人民委员组成，并设有主席团负责主持全部事务。这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把全国的经济活动经管起来。它的责任首先是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全国计划。 工人本身经过适当的组织就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一点，从五金工会在其中起决定性影响的国营金属总厂的活动中可看得很清楚。请看下面的一些数字：
（此材料是由拉林同志提供的。） 生产时间多了两倍（两个月与六个月），但是产量却远远多于两倍。
只要加以组织（这一工作已慢慢开始在做），就可以更加有计划地把“总局”负责的供应工作搞好，并且把生产集中到供应情况最好的企业中去。后面这一点是整个计划所要求的。因为很清楚，与其在那些办得很糟、设备很差的企业里徒劳无益地苦干，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去帮助那些最好的企业，这样事情会有利得多。当然，这里也必须考虑到燃料和原料普遍严重缺乏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有时把一些最大的工厂关掉（例如在纺织工业中），所以至今我们还经常看到生产局部破坏的情况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缺乏组织工作，而主要是由于缺乏生产所必需的物资。 下面是一张有关燃料和原料储存的对比表，它同时也反映出在现有资源的统计上的某些进步：
从表中可以看到，某些方面已有所好转。同样也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液体燃料（石油）。
生产的集中仍在照常进行。例如，国营金属总厂关闭了许多办得不好的企业，把生产集中在十六个较好的工厂里；电机工业在资本主义时期是分散的，现在已经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许多其它部门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如烟草工业、面包工业、果酱工业、纺织工业等等）。 正确地与节省地使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最初我们甚至对究竟有些什么都心中无数。大量仓库都被搞空了，储存的货物不断被盗，不知去向，根本谈不上正确地使用问题。但是现在事情正在好转，尽管困难很多。至少现在对许多东西的现存数量已大体心中有数了。（见上表） 自然，调整和组织经济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完善。在许多机构里茫无头绪和杂乱无章仍占统治地位。各机构的工作还远未走上正轨。但是这套机构的架子已经打了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推进这一工作，其中包括要把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统一起来，订出统一的经济计划，实行生产的最高度集中，加强生产的组织性和管理机构的条理性，以及正确地利用国家的原料和所有的物资储备。 我国对外关系的问题涉及到组织大工业的问题。苏维埃俄国四面八方都遭到封锁，这对于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其它国家断绝经济来往对我国的工业和整个经济有何影响，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说明。 俄国的进口额
进口最多的是工业制品，四年之中（从1909年到1913年）共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同一时期，原料和半成品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就是说，进口的重要性迅速增长。首先进口了机器、仪器、农业机械、化工产品、电器用品和其它生产资料。但是消费数据（纺织品、皮革制品等等）的进口额也在不断增加。 战争中止了与德国的一切联系。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也切断了和同盟国的所有来往。根据战前的统计，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总额几乎达到十五亿卢布。封锁给我们带来的了多么大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们党的政策应该是，只要与我们的总任务并行不悖，就要竭力恢复与其它国家的经济来往。彻底战胜反革命是搞好这一工作最好的保证和最可靠的基础。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建立相互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与这些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在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实行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的经济政策：这个机构可以计算一下，有多少德国无产阶级的工业产品需要调拨到苏维埃俄国，有多少熟练（受过训练的）工人需要调到，比如说，俄国的机车制造厂去，而反过来，又有多少原料或黑麦需要调拨到德国。我们已经知道，欧洲要想最迅速摆脱破坏状态，就应把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自然，我们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合在一起。相反，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和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紧密的经济联盟，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实现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国际范围的生产集中——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知道，在俄国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困难之一是，俄国，象所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国家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小生产的国家。这主要指的是农业。但是在工业中也还有旧关系的残余：手工业者、工匠和小企业主有相当大的数量。根据战前的统计，在三十四个省内大约有一百七十万户有固定营业地点的手工业者（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的材料。） 各行业的户数分别为： 1． 矿物业……66万4千户 （陶器、砖瓦、制做磨盘和磨刀石、铜器、石灰）。 2． 木材业……46万7千9百户 （蒲席——树皮纺织物；木桶、木槽；木制家俱；树皮鞋；雪撬、大车；篮子、藤制家俱；车轮、轮圈；木炭、煤焦油和沥青；木制餐勺；造船、放木排——共十八种行业）。 3． 五金业……13万5百户 （锻铁——制钉、制斧；钳工制把手和刀子；精制钟表；铸造；门窗用五金件；水桶及烟囱）。 4． 纤维业……6万5千2百户 （织布；毛毡；纱线；花边；头巾；网、绳索；呢绒；地毯；帽子；刷子等等——共十一种行业）。 5． 皮革业……20万8千3百户 （制靴；熟制毛皮；制革；鞍具；皮大衣、手套；梳毛）。 6． 其它行业……18万5千4百户 裁缝10万4千9百户 杂活7万3千8百户 圣像3千6百户 手风琴 3千1百户 据某些方面的统计，在战争时期，手工业者的数量减少到一百万户，尽管有许多工人由于战争的破坏而转到了手工业。这是由于手工业者为了寻找生路而流落他乡。整个说来，在沃洛格达、诺夫戈罗德等省，即在一些闹饥荒的省份，手工业者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相反，在库尔斯克、奥尔洛夫、辛比尔斯克、坦波夫等省则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一大批小生产者纳入正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系统中来。 首先，很清楚，这里不允许实行任何强制性的剥夺。不能用大棒把小生产者赶进社会主义王国。但是必须尽一切可能来使他们便于接受这种过渡，并认识到这种过渡的必要性和好处。如果为手工业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 第一，要把手工业列入国家原料和燃料供应计划。实际上，如果手工业从无产阶级国家组织那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原料和燃料），那它就会依赖于这些组织。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是由采购商或工厂主为手工业者提供原料。手工业者处在依附于这些人的地位。但是，显而易见，这些采购商或工厂主“供应”手工业者是为了剥削目的。手工业者无非是为资本家干活的家庭工人。如果手工业者依赖的是无产阶级国家，那就业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无产阶级的、工人的国家不想、不会、也不可能剥削手工业者。它只是想帮助手工业者同所有其它的工人一起组织起来。它不会从手工业者那里榨取利润（它也不会从任何人那里榨取利润），而只是力求吸引手工业者及其组织参加到统一的工业劳动组织中来。依附于工厂主和采购商的手工业者，是为工厂主和采购商而劳动。他们是为这些人干活的牲口。依赖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手工业者是社会的工作者。所以，首先必须把手工业者纳入统一的供应计划。 第二，国家必须在财政上支持手工业者。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手工业者在资金方面也是依靠采购商——高利贷者。但是这些人支持手工业者就象用一根绳子吊着一个被绞死的人。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奴役这些手工业者，就象蜘蛛在吸尽他们的血液。无产阶级国家能够用钱来帮助手工业者，给他们以国家定货的任务，不扣任何利息，尤其是不要任何高利贷。 第三，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国家应该以集中的方式向手工业者定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向手工业者供应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并且也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工具，按照一定的计划向他们提出定货，这样一来就可以逐步地把手工业者纳入国家统一的生产计划。 由此可见，手工业者之所以能逐步地被吸收到统一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生产中来，原因不仅在于为他们供应了社会生产的产品，而且在于他们也是在直接地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同时是在按照无产阶级国家机关所规定的计划工作。 第四，必须按上述方式在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条件下给予他们以支持，对那些联合起来并加入劳动组合、劳动协作社、生产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要特别加以优待，尤其是对那些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正在由个体小生产向协作化的大生产过渡的手工业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小业主，手工业者也在内，内心深处总是憧憬着能成为一个大的业主，能“飞黄腾达”，然后开一家象样的具有雇佣工人的“买卖”。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组合、协作社或合作社产生以后，其中一些最强有力的组织真正“退化”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里是工人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组织各种各样的联合团体，掌握着财政，主要是掌握着生产资料。过去有人认为劳动组合能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那是很荒唐的：劳动组合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变资本主义的协作社。现在我们有可能把它们吸收到工人的全国性的组织中来，所有这些联合组织都会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这并不因为手工业者本身向往共产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象所有的小业主一样，都带有反共的偏见），而是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新的条件，过去的道路都已被堵死，已不存在了。 由于我们鼓励手工业者联合起来，所以我们就能促使他们很痛快地变成联合的、有组织的、“机械化的”社会大生产的工作者。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过一些。例如在1919——1920年冬，已经分派了一系列的国家定货，其中二百万双毡靴，二百二十万双手套，许多针织品、树皮鞋、短皮袄等等。工作的实效也有了提高。1918——1919年的一个季度，到3月1日为止，只生产了三十万双毡靴（！）；而在1919——1920年的一个季度，到10——11月份为止，已生产了五十万双毡靴。 有计划地发放了预支款；配给了原料、煤油、灯具（照明用）、燃料。1918——1919年，组织了这样一些活动：召开了合作社组织代表会议，手工业者联合会（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央分社、莫斯科分社、手工业制品经销社等等）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手工业局的代表会议，制定了总的计划。手工业制品经销社（手工业和劳动组合商品生产销合作总社）是被纳入整个组织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手工业者的组织。它包括二十九个联合会，拥有一千三百零六个合作社，组织起六十三万一千八百六十户手工业者。供应工作直接由各总局或国民经济地方委员会担负。 应该指出，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联合会的数目增加得很快。 当然，究竟如何把苏维埃经济机构各个不同部分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里有许多事情变化得相当快。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一点：要使机构更加健全，组织更加严密，全部行动更有计划。 在俄国，在组织和管理工业方面，最能适应新任务的机构就是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初按行业（有时甚至是按车间），后来按生产部门联合工人的工会，是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工具，首先是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在斗争激烈的时期，它们和工人阶级的党——布尔什维克在一起，领导了对资本进行的总攻击。党、工会和苏维埃一起齐心协力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夺取政权以后，工会的作用自然应当有所改变。比如说，从前它们举行罢工来反对资本家。现在资本家作为统治阶级，作为老板，作为企业主，已经不存在了。过去工会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破坏工厂里实行的制度。1919年10月以后，自然也就出现了建立新秩序的时期。 组织生产——这是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工会在其存在时间团结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它们是最大的、同时是直接和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组织。此外，它们在俄国革命中完全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不难理解，在现实中管理工业，包括管理最重要的生产力即劳动力的工作，正是应该交给这样的组织。 工会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可以回想一下，为了争取最大的成果，资产阶级是怎么做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并把自己所有的组织，首先是经济组织（辛迪加、托拉斯、财团）都集结到国家政权里来。无产阶级应把反对资本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它同样也必须集中起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有工会；有了合作社。很清楚，这些组织应该彼此紧密配合，同心协力地把工作搞好。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所有的组织应该向哪一个组织靠拢呢？回答并不困难。必须挑选出一个最大的、最有力量的组织。而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这样的组织。这就是说，无论是工会还是合作社都应该沿着把它们变成经济部门和国家政权机关的道路发展，也就是说沿着自己“国家化”的道路发展。 妥协主义政党总是把阶级斗争置于脑后，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会问题上，持着所谓工会运动“独立”的观点。这些先生说：工会是阶级组织，因而它应该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 这种以虚假的“阶级”观点伪装起来的骗局是不难看穿的。绝不能把“国家”与“阶级组织”对立起来，因为国家也同样是阶级的组织。孟什维克和其它人反对与工人国家的联系，从而反映了他们对工人国家的敌视，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而且恰恰是他们拥护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依赖。 他们常常谈论“官方”工会。但是现在官方是工人的官方。而孟什维克希望官方永远是资产阶级的。离开工人政权的独立性实际上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 摆在工会面前的新任务要求尽快地把这些工会变成大产业工会。因为很清楚，如果工会的任务是组织生产，那么工人就应该按企业和生产联合，而不是按车间和职业联合；换句话说，要完成新的任务就需要这样来组织工会，即使一个企业的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参加同一个工会，而且在每个企业只能存在这一个工会。过去工会是这样建立的，即工人是按照细小的职业原则来联合的。如果说后来出现了按生产原则联合的要求，那也是混乱得很：比如说，五金工人工会不仅会接受金属加工工业的同伴入会，而且还接受任何五金工人入会，尽管这些人是在离得很远的生产部门中工作。当然，这对于组织生产是根本不适宜的，因为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部门都是一个有活力的组织；要把它组织起来，人们就必须去适应它，并通过相应的方式，即按照生产部门组织起来，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联合在一起（彼得堡五金工人的例子就是把过去的小工会联合成为大产业工会的例子。）
这样，大的、集中的产业工会便代替了根据细微的职业判别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分散的工会。我们党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是要加速这种联合，促进产业工会的建立，以便把相应生产部门的全体劳动者都吸收到产业工会里去。 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统计局的初步材料，工会会员的数量为： 1917年上半年………………………………………………………………335938人 1917年下半年………………………………………………………………943547人 1918年上半年………………………………………………………………1649278人 1918年下半年………………………………………………………………2250278人 1919年上半年………………………………………………………………2825018人 1919年上半年，三十一个全俄工会（铁路总会和水运总会除外）联合了二百八十万一千名会员（其余的人加入了地方工会）。如果再加上七十二万二千名铁路工会会员和将近二十万水运工会会员，工会会员总数可达到三百七十万人，他们隶属于三十三个中央一级工会；此外，还有许多非中央级的工会。统计局认为参加工会组织的人数总共有四百万人（包括被占领的省份），应该注意的是，有些工厂尽管停产，但那里的工人仍应继续认为是这些工厂的工人，并且可以继续作为会员。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既成的事实，工会（产业工会）是各级地方和中央工业管理机构的参加者。这就是说，无论在各委员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还是在各总局、中心和工厂工人管委会里，——总之，在所有的地方，工会都起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工会掌管生产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不少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人还没有象应该做的那样，掌握起方向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某些“总局”和“中心”里，有一些胆大妄为的资产阶级专家经常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他们不肯抛弃自己那套组织经济的办法，指望“旧的黄金时代”重新来到，以便他们能迅速地将总局变成为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使工会更加广泛深入地参加工业管理工作，直到整个国民经济这一统一整体都实际掌握在各级产业工会手中为止。 在基层工业管理机构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工厂委员会的活动。它实际上是相应产业工会所属工会的一个支部。工厂工人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掌管企业内部的事务，因为这些事务都牵涉到劳动力。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要管工人的“雇用”和解雇，关心家庭的生活保障、工资的发放、生产的定额和纪律等等。此外，工厂委员会对于广大工人群众来说还是出色的学习管理的初级学校。 因此，工会（产业工会）应该保证国家中央管理机关、国民经济以及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 日益广泛地引导群众参加经济生活的管理，这是产业工会头等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产业工会应该依靠工厂委员会，把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联合起来，造就出越来越多的生产组织者。在直接实践中（在工厂委员会，工厂管委会，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局等机构里）学习管理的活动和工会开展的专门教育工作（指导员训练班等等）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建设工作也是与苏维埃政权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好手段。这种官僚主义有时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在工人很少，而“苏维埃职员”很多地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粗暴武断、敷衍塞责、消极怠工，——这些现象在经济组织里屡见不鲜。只有提高基层工人的水平，才能根除这些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所有经济机构里真正建立起人民对工作的监督。 正确地利用我们现有的劳动力对于我们的整个未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生产资料已经陈旧，原料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就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一切都取决于对劳动力的合理利用。总的说来，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些任务：利用所有的人力；换句话说，把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利用起来，为他们安排工作，使他们有事情可做。应该记住：在我们的饥饿时期，每一个人不从事任何有益工作的人，都是社会的直接累赘。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而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生产资料就能干得了的工作却多得是：例如，城市卫生工作，维护桥梁、公路、铁路，清理道路，修筑个别地方的防御工事，清扫营房和各种场所；在提供原料和燃料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工作：如砍伐和运输木材，采掘泥炭等等。当然，这里困难很多：人也有，斧子也有，但是却没有东西给这些人吃，——于是砍伐木柴的事也就停了下来，等等。但是十分明显，只有把活的劳动力利用起来，我们才能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这样，就提出了为完成某项社会工程而进行普遍动员的问题。在抢修防御工事时，很好地利用了平时闲散的劳动力。应当使这一工作经常化。普遍劳动义务制已经写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然而这条规定在实际生活中还远远没有完全实现。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即把劳动共和国所有劳动力都利用起来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力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很清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将取决于这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部门合理分配的程度。 劳动力的分配与调动要求在劳动力的统计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如果真正做得正确和有计划的话。因为不计算一下究竟有多少人力，就不可能正确地分配人力。只有通过工会和在工会的参与下，苏维埃政权才能解决这一任务。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状况不仅取决于它有多少机器、工具、原料等等，而且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而现在，在生产资料特别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状况与活劳动便具有直接头等的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实行严密控制，逼着他们为老板工作，强迫他们服从棍棒的纪律。 革命彻底冲破和废止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劳动纪律，就象它在军队里破坏了帝国主义的的纪律并消除了士兵对沙皇将军的顺从一样。但是显然，没有新的纪律要想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这里和军队里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消灭了旧的军队。在一段时间里曾出现过“无政府主义”，秩序混乱，各行其是。但是我们在新的原则上，为了新的目的，建立了新的军队。这支军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与管理过旧军队的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战斗。 “劳动大军”、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是这样。瓦解旧纪律的时期已经过去。正在开始安排新的、劳动者的同志式的纪律，执行和维护这一纪律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资本家的鞭子，而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即工厂委员会和工会。 在组织生产时，必须注意工厂中的劳动组织。 所以，劳动者的同志式的纪律是组织整个生产和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同志式的纪律应该同工人阶级的高度主动精神结合起来。这并不是说，工人应该坐等上面的命令，永远不要发挥主动首创精神；相反，任何生产改进，任何劳动组织新方法的发明等等都应该为自己开辟道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往往看不见指引工作方向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是有的。工人联合成工会，这些工会又管理着生产；工人们每天注视着工厂委员会和工厂工人管委会。只要积极肯干，不胆怯，而感觉到工人阶级现在是生活的主人，那么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组织办到。 劳动纪律应该依靠的是每一个工作者对本阶级的责任感，是使他们认识到粗枝大叶和纪律松弛是对全体工人的共同事业的犯罪。现在我们已经不存在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工人现在不是为资本家，为高利贷者，为银行家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他们是在为自己做事情：他们建设属于劳动者所有的大厦。过去，在资本家统治下，考虑如何为资本家攒更多的钱并不是我们的任务。现在则不同了。对全体工人阶级负责的这种意识应该渗透到每个工人的灵魂。 最后，劳动纪律应该依靠最严格的相互监督。应该认识到，降低劳动生产率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来说就是毁灭，不前进我们就将死亡，因此每一个同志都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来监督这一从自然界取得生机的共同事业。要知道，劳动也是斗争，是同自然界的斗争。我们必须战胜这个自然界，用它来做衣服、燃料、面包。我们应当相互监督，就象在和阶级敌人——资本家、地主、将军们进行斗争的战线上那样，我们衡量着我们的成绩，注视着有谁在逃跑、叛变和出卖。谁背叛了工人的事业，谁就不是在帮助我们把工人阶级的大车从泥沆中拉出来，谁就是工人事业中的工贼。
自然，建立新的劳动纪律的工作要求在群众的再教育上大力进行工作。要知道，许多人还保留着奴隶式的心理和奴隶式的习惯。就象在军队里一样：沙皇一声令下——人们拔腿就走；可是一要捍卫自己的事业，反倒有些怵头。然而我们还是建立了军队，因为工人的先进阶层是很懂道理的，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如今在生产中也同样需要这样做。现在对工人进行再教育的工作更便于开展了，因为工人群众亲眼看到，并且通过每天的实践确信，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特别是在某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又短时间出现过反革命政权的地方，群众得到的教训最深，例如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的情况就是如此。 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通过组织所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新的同志式的纪律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进行了自愿的和无报酬的劳动，把劳动生产率比平时提高了许多倍。 列宁同志曾经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作“伟大的创举”。第一批组织这种劳动的人是莫斯科的一些铁路员工——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生产率猛烈提高的情况。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铁路所属的五个旋工四个小时内做了八十个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二十个粗工在同样的时间里收集了六百普特废旧材料和七十个各重三点五普特的车辆板弹簧（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三百）。事情就是由此开始的。后来星期六义务劳动传到了彼得堡，那里也立刻大规模地行动起来。 请看下面的数字：
后来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到了外省，并开始扩及到非党群众。莫斯科铁路员工的创举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探索到了建立纪律的正确道路。
当然，建立新的劳动纪律而没有工会参加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正是应当由工会来推动这一工作，试行各种新的形式，寻找各种新的途径；因为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新的、不寻常的，用老一套办法是行不通的。 从已得到运用并应该用一切方法加以发展和改善的措施中，我们党指出了以下几点： 1．建立报告制度；这一工作在我们这里还非常薄弱；可是没有报告制度则什么事情都组织不成，既无法考察，也无法监督，更不能发现罪恶的根源； 2．制订生产定额；这一工作同样也是在刚刚开始。资本家在自己的企业中制订生产定额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定额是由老板的机构制订的；在我们这里定额则是由工会即工人的组织来制订的并予以发展的。工人组织计算工作量时，既照顾到饥困与寒冷，也考虑到材料的缺乏与机器的不良状况。但是定额一经制定，谁要是完不成，那就不好了。我们应该树立职业的劳动荣誉感，每个工人应该把那些无故不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视为可耻的懒汉； 3．建立同志劳动审判会制度。这就是说，对每一个人不仅要实行同志监督，而且工作不好的还要追究责任。这里不是老板对他的雇佣奴隶追究责任，而且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对自己的个别成员追究责任。 还可以想出更多的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把劳动大军建设成为一支为新社会开辟道路的战斗队伍。 搞现代化的大生产，如果没有工程师、机械师、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那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在工人中间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无论是地主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政府都没有给工人以学习机会。但是事业绝不能等待，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利用那些曾经死心塌地为资产阶级服过务的人。党清楚地知道，技术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以及过去的经理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者，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除此之外，在这个阶层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极端敌视，随时都会把我们出卖给我们的阶级敌人。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应该利用他们来为我们服务，因为没有别的什么人，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阶层对无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首先是采取怠工的形式。苏维埃政权摧毁了这种怠工。其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逐渐地转到我们一边，因为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不仅破坏，而且也建设，他们看到，工人阶级的党根本不打算把俄国出卖给德国帝国主义；有些人开始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似乎确实活不长了。这个阶层开始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不断加强这种分裂。 当然，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专家”都会忠于共产主义。如果以为这些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会在短时间内改造过来，那是愚蠢的。但是在这里，无产阶级应该象一个能精打细算的老板那样行事，他需要这批人，他应该强迫这批人来为自己工作。 这里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做法：给埋头工作的人以各种鼓励，不吝惜对他们的报酬——这是经济核算所要求的。但是对于反革命，对于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背叛行为，对于怠工——那就要进行无情的镇压。无产阶级应该珍惜并学会珍惜真正忠实的工作者。但是它不能容许对它伤害，特别是现在，因为现在本来就在遭受着饥饿和千千万万的其它痛苦。 很清楚，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督，特别是对过去的经理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中的那些“专家”。这些人一再企图暗中破坏。在前线用来对付旧军官和将军的背叛行为的措施，在这里也同样是适用的。 另一方面，党必须与那些不正确的、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进行斗争，这些观点认为，我们没有任何专家也完全可以过得去。这是蠢话。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那些极端自负而又不学无术的人，这些人从来不去认真考虑无产阶级现在所担负的任务。 无产阶级必须按照最新技术来组织当前的现代化生产。它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当然，他需要造就、培养（而且已经在培养）一批自己的红色指挥员和技术员，就象它正在培养一批红色指挥员一样。但是时间不等人，这里只好利用现有的一切，同时采取措施来排除可能造成的危害，预防这种危害，并对那些异己分子的工作组织监督。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报酬的问题。共产主义力求报酬均等。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马上一步就跨进共产主义。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向这个目标迈步。在这里我们应该遵循的仍然是简单的核算。 如果我们给这些“专家”以粗工的待遇，那对他们说来，作壮工、工程师、通信员和服务员都是无所谓的。要这些习惯于另一种生活的人好好工作，而又让他们处于这种环境，这是不明智的。最好是多给他们待遇，只是要能够出成果。在这里，无产阶级应该象一个机敏的老板那样：多给点钱。但回过头来可以使这些人好好工作，因为在当前没有他们我们还不行。 然而，十分清楚，我们的基本政策是要力求实行均等的报酬。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过去高级职员（经理、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组织家、科学家、顾问等等）的报酬加上各种奖金要比粗工高几十倍；现在只高三倍。这就是说，从上述情况看，我们把这些阶级在待遇上的差别大大缩小了。 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的待遇也趋向拉平。根据施密特同志的材料，在1914年有百分之四点四三的工人日工资为五十戈比，但与此同时，也有日工资超过十卢布的工人（百分之零点零四）。由此可见，这里的工资的差别是，高工资是低工资的二十倍。当然，1914年领取日工资为十卢布的幸运儿是极少数，但毕竟还是有一些。1916年，日工资不到五十戈比的男工人占百分之零点五，而超过十卢布的为百分之一点一五。 现在，根据1919年秋天的决定，最低工资为一千二百卢布，最高工资为四千八百卢布，而后者涉及的只是“专家”。 苏维埃政权愈是巩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便会愈快脱离
资产阶级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而既然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必不可免的，因而知识分子也必不可免地会象潮水般地涌来。不言而喻，把他们推开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应该使他们在同志般协作的环境中为我们工作，使他们对我们的人熟悉起来，使他们在和我们共同的工作中改造成为我们的人。他们有许多偏见、成见和荒唐想法。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和将会和我们协调一致。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慢慢通过产业工会参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对于新的环境逐渐习惯和熟悉起来，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接近那些愿意向我们靠拢的人。在产业工会里和通过产业工会，经过共同的组织工作，原先被资本主义分隔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将重新接近起来。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科学相结合。资本主义大生产也曾大规模地把科学运用于生产。美国和德国的工厂都附设有专门的实验室：人们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研究，发明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私人资本家增加利润。现在我们应该从整个劳动社会的利益出发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过去发明家的发明都是保密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装进了企业主的口袋，供他们发财；现在我们的企业发明不会相互隐瞒了，而且会被推广到所有企业。 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立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经济机构，组织了各种实验室和试验站；进行了许多科学调查与考察（明确提一下，已经发现了一些油叶岩矿和石油；发明了从锯末中提炼糖的方法等等。）；查清了共和国现有的科学力量并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在这一工作中，从燃料到精密的科学仪器，我们还缺乏许多最必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工作是必需的，应当全力支持科学和同生产组织的进一步结合。共产主义就是正确地、合理的、因而也是科学地组织生产。因此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解决科学组织生产的任务。 第十二章书目：恩·奥新斯基《社会主义建设》。弗·巴·米柳亭《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专政》和1919年在《国民经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对纲领的讨论），《资本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建设》。伊·斯切潘诺夫《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档汇编。格·策彼罗维奇《辛迪加和托拉斯》。米·托姆斯基《俄国工会运动概论》，《共产国际》杂志上的论文，工会代表大会档汇编，《五金工人公报》上的文章。阿·哥尔茨曼《劳动定额》。列宁《伟大的创举》。 · 第一百一十一节 国家耕种空闲土地，动员农业技术力量，租赁站，土壤改良，移民 革命前，我国的农业主要是农民经济。十月革命以后，即在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后，我国的农业变成了几乎清一色的农民经济和几乎清一色的小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在为建立大集体经济而斗争的事业中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但是这一斗争甚至在最困难的时期，即在最初时期就开始了，并已取得了某些成果。 为了弄清共产党人在俄国农村实现自己的纲领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这里列举一些材料来说明革命前我国的农业情况和革命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情况。 革命前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占有情况是这样的： 官地……………………………………………………138 086 168俄亩 农民的份地……………………………………………138 767 587俄亩 私产和公产……………………………………………118 338 688俄亩 几乎所有的官地都是林地或现在不宜耕作的土地。至于私产和公产，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私产和公产主要为 地主土地………………………………………………101 735 343俄亩 皇族土地…………………………………………………7 843 115俄亩 教堂土地…………………………………………………1 871 858俄亩 寺院土地……………………………………………………733 777俄亩 城市占用土地……………………………………………2 042 570俄亩 哥萨克军占用土地………………………………………3 459 240俄亩 其他土地……………………………………………………646 885俄亩 至于份地，根据1905年的统计，这些份地分配给了一千二百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五十五户农民，即每户平均占地十一点三七俄亩。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边疆区占的份地比较多（但不适于耕种），这就掩盖了中央省份多数农民地少的现象。实际上在过去构成我国农民多数的地主的农民，每户所占的平均份地为六点七俄亩。在某些省和县里，这个数字甚至还要低一半。到1916年，农户数目超过了一千五百万户（15492202户），而农民的土地使用面积却增加得很少。少地的农民大大增加了。 由于官地只有很少一部分适于耕种，农民要扩大自己使用面积就只能依靠占用上面所提到的“私产和公产”。 在私产中，首先应该剥夺的是占据着五千三百一十六万九千〇八俄亩土地的地主、商人和富裕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富农类型的村社和协作社。占有二十俄亩以上土地的私人土地占有者总共拥有八千二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十三俄亩土地，协作社占有的土地为一千五百七十八万八千六百七十七俄亩。这就是农民革命首先应该打击的方向。至于说到公产，那首先应该将教堂、寺院和部分皇族土地分给农民。 革命前私人，首先是地主占有的土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抵押出去。抵押出去的土地共计有六千万俄亩以上，折价三十四亿九千七百八十九万四千六百卢布。换句话说，地主土地的真正主人是俄国和外国的银行。正是由于这一点，以社会革命党为首的各妥协派政党一方面声撕力竭地叫嚷要将所有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而在另一方面，当事情真正要兑现时，他们却又畏缩不前，把没收土地的事束之高阁。除了进行殊死的战争之外，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同资本没有任何瓜葛，只有共产党才能与妥协派抗衡，把旨在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支持到底。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和由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法令使这一革命具有了法律效力。 根据这一法令和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土地法，土地私有制宣布废除；共和国的全部土地都属于一切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耕种的人（土地的使用既不受民族，也不受国籍的限制）。土地以不超过劳动标准数量为限，按现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根据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宣布共和国的全部土地归整个工农国家所有，国家拥有土地的最高支配权。 由于这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土地革命，俄国的土地关系经历了根本的改革，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变化。 首先在整个大俄罗斯广阔的土地上完全废除了地主的和所有大的和中等的土地私有制。富农的土地已与中农拉平。 另一方面，贫农和土地最少的农民从富农和被毁坏的庄园那里得到了牲畜和农具，他们的土地使用面积已达到个人份地的平均水准。 至于各乡、县和省的份地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完成，而且还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现在还不能对土地关系的革命进行总结，但是总的说来情况是这样的。几乎所有大的和中等的私人占有的耕地都已交给农民使用。 地主的土地都已得到耕种。苏维埃政权在自己手中仅仅保持着近二百万俄亩国营农场土地。农民还耕种了部分城市土地。所有教会、寺院的土地和部分皇族土地都转到农民手中。总的来说，有将近四千万俄亩的私人土地已归农民支配。 属于苏维埃国家支配的，除了国营农场和制糖厂的土地以外，还有几乎全部过去的官地和已收归国有的私人林场。 可见俄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极不利的条件下为争取农业中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实际上归国家支配的大多数土地不适于耕种，国内大多数适于耕种的土地都掌握在独立的小农经济手中。 但是，尽管在俄国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的条件很不利，尽管小资产阶级经济的抵抗很顽强，在农民的俄国，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的大经济。 资本主义大经济挤垮了小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而且的确，这种情况在工业比在农业发展更快、更明显。共产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优越，更有成效。至于说比起小农经济，就更不在话下。如果说一俄磅比一所洛特尼克重，那么一普特又比一俄磅重，而一普特就要比一所洛特尼克更重。 现在必须以最一目了然的形式来证明所有这一切。 首先，在社会主义的农业中，对共和国的全部土地都应该加以划分，以便在各区、州和每块土地上根据土质的情况和特点，种植当地最适于生长的谷物、蔬菜和经济作物（亚麻、大麻、甜菜、向日葵等等）。这个问题应该由农业科学来确定。在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经常却与此相反：在亚麻可以长得很好的地方去播种粮食，在可以种植小麦的地方却去种植黑麦，诸如此类的事屡屡出现。 即使在其他方面工作按老的方式进行，但只要在所有耕地面积的规划上都能实行总的科学计划，土地的生产量也还是可以提高的。 只有在中等和大型农场（大型农场比中等农场更容易）才能实行多区轮作制。实行作物轮作制的土地能得到巨大的收益。而我国农民由于实行三区轮作，每年都会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空闲起来。 农民都是单干户（土地很少），尤其在村社，土地都被分成块。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行正确的作物轮作制和多区轮作制是不可能的。 在大农场里，土地不会白白浪费在地段小路或地界上，相反，在整个俄国，我们的农民光是在地界这一项上每所就丢掉了几十万俄亩的土地……我们计算了一下，我国农民光是在这一项上每年就要丢掉六千万至八千万普特的粮食。 保持土壤肥力的主要源泉是肥料。大农场能够喂养较多的牛羊（即使马匹少一些也无妨），因而能够得到较多的粪肥。大农场在购买化肥上条件更有利，或者说他们自己也能制造某些种类的化肥。这对小农经济来说就很难做到。 要做到不误农时、深耕和尽可能地少花钱（即劳动消耗最少），是最不容易办到的。在这方面，小农经济比起社会主义大经济（甚至比起资本主义大经济）来就更无能为力。要花钱少、速度快和耕得深，就要使用拖拉机。但拖拉机是无法在农民的小块土地上工作的。而且使用单个的拖拉机比起一次使用八至十部拖拉机同时耕作就更不合算。 在使用其他大型的，因而也是最节省劳动的机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大农场才能使用蒸汽脱粒机和蒸汽收割机。 最后，也只有在大农场中才能使农具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例如，农具的充分利用情况为： 一部马拉犁可以耕种二十七俄亩地； 一部普通的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可以对付六十三俄亩土地； 一部蒸汽脱粒机可以为二百二十五俄亩土地的庄稼脱粒； 一部蒸汽犁可以耕九百俄亩地。 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光是应用蒸汽犁和拖拉机这一项就能使土地的收获量增加三分之一。 如果需要使用马来耕种，那么，在这里优势也是在大农场一边，因为在大农场里，每一匹马能耕作更大量的土地。椐计算，在大农场里耕作同样数量的土地需要的马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只有大农场才能利用电。其次，几个大马厩和牛棚就可顶替一百个简陋的小马厩和小牛棚，一个大的厨房就可以顶替一百个简陋的小厨房，等等。 只有在大农场中，牲畜单栏饲养业才是最有利的。 但是最重要的节约是劳动力的节约，人们有可能减少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农业劳动时间，而且不仅不降低，反而能提高土地的生产量二至三倍。例如： 根据1916年的最新统计，俄国全部播种面积为七千一百四十三万零八百俄亩。如果我们假设，所有这些土地一年翻耕一次（事实上每个农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翻耕这些土地，农民必须动员全部劳力，即两千万人和全部耕畜。如果用拖拉机翻耕这些土地（拖拉机每天可耕地八至十俄亩，如果不间断地工作，那就更多）。那只要有一百万个劳动力就足够了。 比原来节约了百分之九十五[1]。 如果每一个单独的小厨房只能做出一百份午餐，那么改用一个大的公共农村食堂就可以做更大量的午餐，这样，一百名做饭的妇女就可以腾出九十名去做更为有益的工作，从而也就业减轻了其他人的劳动…… 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力量争取最完美的东西，即争取农业中的共产主义经济，因为共产主义经济可以使农村把小经济造成的人力物力的野蛮浪费，把它在土质上造成的野蛮破坏，把野蛮的亚细亚式的畜牧业，把野蛮的家庭厨房，统统排除掉。 共产党准备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伟大目的呢？办法有好几种。我们先从收效最快的办法谈起。 1917年农民夺取地主土地时，很多先进庄园都被毁坏了。本来这些庄园经营很出色，它们拥有经过挑选的良种牲畜和复杂的农业机器。但是也有一部分庄园由于苏维埃及时想到要予以保护而被挽救下来。这些受到苏维埃关照的庄园就获得了国营农场的称号。此外，还有一些庄园由于农民已经根据国营农场的标准得到了足够的份地，其土地不宜再完全分配给农民，所以这些庄园的土地也被划入了国营农场。 国营农场——这是建立典型的、具有许多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只有通过国营农场，我们才能在事实上向农民证明大型集体化农业的全部优越性。 在国营农场我们能实行正确的轮作制，并通过实践来证明三区轮作的缺点。 国营农场是唯一能够保护和繁殖良种牲畜的地点。我们只有通过国营农场的牲畜交配站才能逐步改善周围农民的牲畜的品种。 在国营农场中最便于为农民建立示范田，并通过选种来改良种子。现在选取种机已经开始不仅为国营农场本身，而且也为周围的农民挑选谷物良种。 在国营农场里办起了农业学校，经常举办农艺学讲座、农业展览等等。 在国营农场，我们使用所有的农业机器，直至最复杂的机器。 在国营农场建立了农具修配厂，最初这些厂只为农场本身的需要服务，后来的服务又扩大到周围的农村。 共产党的任务是，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增加国营农场的数目及其土地的面积（尽可能不触犯农民经济的利益）。逐步把共和国内所有最珍贵的良种牲畜都收集到国营农场里来。要以最好的方法来进行农产品的技术加工。要消除官僚主义和经营不善的情况，因为有些国营农场已变成了地主的寺院，只为本单位的职工服务，不为苏维埃国家作任何贡献。要挑选出一批熟练工人队伍，这批工人要不仅能实行工人监督，而且能逐步转入实行工人管理，要使周围的所有农民都关心国营农场，吸收他们参加讨论国营农场的经济计划，并使他们把国营农场看成了是国家全体劳动居民的事业。到1919年秋天为止，国营农场的数目已达到三千五百三十六个，拥有二百一十七万俄亩适于耕种的土地（不带森林）。 可怕的粮食危机是战争和革命的自然后果，正确地安排城市的农业对于使城市无产阶级免于饿死有着巨大的意义。这种农业已开始组织起来并具有远大的前途。城市农业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每个城市有足够的土地，以便顺利地建设大农场。革命前我们的城市拥有二百多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有的用来建了房屋，有的用来作为牧场、公园或菜园，这些土地至今大部分仍归城市所有。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或耕地现已归了农民。必须把这部分土地还给城市，不仅如此，而且必须没收城市周围的所有土地，因为这对于建立合理的和大规模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某些城市的苏维埃土地局还在1919年就已经把种菜的工作承担起来，并且收获了足够供应城市工人居民一年所需要的蔬菜。必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须使每一个城市拥有足够数量的菜地，以满足全体市民的蔬菜需要。必须使每一个城市都能拥有一个至少能为所有的病人和儿童提供所需牛奶的大牧场，并且还要有足够的饲料地。今后如果能把城市农业办好，就不仅能供应工人以土豆和白菜，而且还可以供给他们一些粮食（乔麦、黍子）。可以用自己的饲料来喂养所有城市的马匹，这样就能更顺利地实行运载行业的国有化。经验证明，上述纲领（因为它并没有妄想把所有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都包下来）再用一年时间，除各共和国的首都以外，实际上在所有城市里都是可以实现的。 此外，城市国营农场还有两个方面的巨大意义。首先，它能使城市以垃圾、废物和粪便的形式提供的肥料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现在这种肥料的大部分都被白白丢掉。其次，它可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最近几年，一部分城市居民可以参加农业工作，这并不会给工业造成损害，而且这一工作仅仅是在大城市的农业土地上进行的。 国营农场和城市农业不仅应该起示范农场的作用，而且应该对粮食危机的缓和产生最积极的影响。经验证明，在收获前的最紧张时刻，即当农民尚未开始或刚刚开始打谷时，是国营农场为粮食机构救了急。1918年和1919年新收成的第一批粮食都是来自国营农场。国营农场的这种作用今后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只要把国营农场的全部土地都利用起来，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得到将近半数的城市工人和职员所必需的粮食，从而大大减少自己对农民经济的依赖性。 国营农场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能依靠郊区现有的空地，或者依靠经过改造（即改造土壤，清除障碍，排水等等）才能用于耕种的官地。至于我国整个农业，那只有当农民经济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时，农业才会变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在国营农场里农民将体会到集体经济的好处。他们只有联合成为公社或劳动组合才能得到这种好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农经济向大经济的过渡通常是靠小私有者的破产和无产阶级化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要通过把许许多多的小经济联合起来的办法，才能从小经济中产生出社会大经济。 在农民中间，“劳动组合”与“公社”这两个词通常有着同样的意义。有许多公社被称为劳动组合，因为农民不喜欢公社这个名称，甚至在实践中公社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他们也害怕使用这个名称。通常劳动组合与公社的区别在于，劳动组合仅仅是生产的联合（劳动中的协作），而公社则不仅是生产的，而且是消费的联合（即不仅在劳动方面协作，而且也在分配和消费方面协作）。 在苏维埃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的数量迅速增长。下面就是到1919年秋季为止的这方面的最新材料：
以上数字表明，成立公社与劳动组合的运动带有群众性，而且在不断发展扩大。但是这些数字也表明了这种联合形式的不足的一面。首先，公社的平均规模不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由小经济向大经济的过渡，而是向中等的和甚至是向低于中等的经济的过渡。因此，公社无法向自己的成员以及所有周围的居民证明大经济的一切好处。在只有几俄亩大的土地面积上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充分有利地得到利用，也不总是都能实行作物轮作。然而，即使联合成为中等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也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劳动分工的长处得到发挥，部分妇女从厨房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助于更快地完成所有的农活，有可能以较少的马匹来完成任务，所有的农活都能及时结束，土地耕种得更好，因此产量也比农民的小块土地高。 公社对劳动力的节约也在另一点上表现出来，即大部分公社已开始从事一系列非农业性质的劳动：建筑磨坊，开设手工业作坊，修理工场以及其他等等。 公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下一步骤只能是更进一步的联合。 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把两个相邻的公社合并起来，或者由公社从邻近农民协作组织那里接受几十户新成员，或者把一个或几个公社合并到邻近的国营农场去。 当前共产党在农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使所有的小农经济进入更高的阶段，首先是进入中等公社经济的阶段。可以有充分的根据作这样的设想，未来农村的生产力将主要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有计划的理论上和实践（国营农场）上的宣传，而且可以通过向正在成长的公社经济提供一切物质便利的办法（财政上的援助，种子、牲畜和农具的供应，农业技术指导）来加速这一过程。 公社不仅是农民在劳动方面的联合组织，而且也是他们在分配和共同友好生活方面的最紧密的联合组织。劳动组合仅仅是在劳动方面的经常性联合组织，而土地的共耕社，这是比劳动组合更为松散的、更为随便的联合组织，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有的农村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建立不起公社，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建立不起劳动组合，然而他们却能够做到土地共耕，尽管其成员彼此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联系。结果是一切照旧，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除外，即公共的土地不会被分成碎块，而是由村社来进行耕作。家家户户都有菜园，每户农民的全部财产都保留下来。只有机器和马匹要在一定的时间供全村使用。 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已对集体经济最初阶段的这种情况有所说明。这种联合形式的好处是，每个农民除了劳动过程之外，在所有方面都保留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因而能比较容易地加入这种联合，而不会有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危险。共耕社已经显示了大量的优越性：消灭了耕地交错的现象，有可能实行多区轮作制，能充分地使用农具，在工作中实行分工，能对缺乏人力、农具和牲畜的家庭进行帮助，等等。 可以预料，土地共耕社这一集体经济的初级阶段，将在我国农村得到最广泛的发展。现有的材料说明，在1919年的农忙季节，这种耕作形式已经在一系列地区普及开来。一些大的村庄分成了几十个小的单位，实行土地共耕。有的时候，对部分公共的土地也用这种方式来耕作。 农民中加工各种不同的农产品的合作社还在革命以前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里包括制造乾酪和奶制品的劳动组合，这种组织非常普遍，主要是在北方各省和伏尔加河上游非产粮地区。另外还有亚麻初加工、生产糖浆、干菜、压缩干草等等的劳动组合协作社。苏维埃政权对所有这些联合组织给予各种支持。共产党的任务是，鼓励农村的劳动阶层去组织这类合作社，扩大它们的规模，改善加工的方法，同时要同小资本暗自在劳动组合中抵制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 第一百一十一节 国家耕种空闲土地，动员农业技术力量，租赁站，土壤改良，移民 由于战争造成的农业上的巨大破坏，经常使得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得不到耕种。在城市和非产粮区粮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对土地的荒废漠不关心。因此苏维埃国家把耕种荒地的任务担负起来，不管这些土地原来是属于谁的。这一措施特别在那些国内战争打得最厉害的地区具有更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农村所有的富农往往扔下自己的土地随敌跑掉。另外国家还收割了被原主人抛弃或原主本身无力进行收割的庄稼，这一点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 只采取一系列彻底的和革命性的措施才能治理好完全遭到破坏的俄国农业。措施之一就是要动员农业技术力量，即宣布所有农学家进入现役军人的状态。俄国的农学家一向就很少。现在，由于我国面临着改造农业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工作，农业技术力量就越感到不足。动员农业技术力量，这实质上就是使科学知识社会主义化，让国家更合理地来使用这些知识。 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没有可能从国外获得农业机器。我国的农业机器制造业一向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许多机器包括几乎所有最贵重和最复杂的机器，我们往往是从德国、瑞典和美国进口的。同时，由于金属和燃料不足以及许多其他原因，我国机器制造厂的生产缩减到了最低限度。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农具的严重不足。一方面大量需要机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所拥有的机器储备又极少，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分配和充分地使用农具，便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在农具私有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的时候机器会在其所有者那里闲置不用，而与此同时，邻居们却又没有机器用来耕种或收割。 为了帮助农村中急需农具的阶层，为了使农具得到充分利用，必须使农具不为私人所有，应当通过租赁站把机器租给需要机器的农民使用，换句话说，就是要为农民指定一些农民具，并按一定的地区（村、乡、区）进行分配，不是出售给个别的农民，而是放在库房里，通过库房把农具提供给所有需要农具的人短期使用，并收一定数量的补偿费。这样的库房就称为租赁站。在那里农具得到保管，工作完了以后被收拾得井然有序，在组织良好的赁站里农具还能得到修理。租赁站现在已经出现并已开始工作，尽管数量还不多。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应该是使指定给农村使用的全部农业机器，特别是所有复杂的机器，都尽可能地放到租赁站里去。这样就能保证农具在机器的整个工作阶段得到充分利用，更不用说还能帮助那些没有钱为自己购买机器的贫苦农民。应当把从富农那里没收来的农具都放到租赁站里去。归根结底，有了租赁站这一供应农具的广泛系统，就可以逐步地和准确地导致到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因而它不仅能给予农民经济以直接帮助，而且能促进农民经济的社会化。在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土地纲领中，土壤改良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政权拥有几百万俄亩的土地，这些土地现在还不宜于耕种，但是只要稍加清理，把树根挖掉，把水排净，把水渠挖好（通过地下管道和沟渠排水），把人工灌溉等等搞好，这些土地就能变为良田。国营农场在现有或过去的耕地面积上扩大自己的面积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年青的社会主义农业通过土壤改良的办法向大自然夺得的土地面积将是无限的。 改良土壤的工作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工程，在这一工作中，首先应该利用社会上所有的寄生阶层。 移民政策。在我们的纲领里这一点没有写上，但是应该谈谈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迟早需要在实际中解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移民政策的问题。 尽管分了地主的土地，在一些省份现在仍然十分尖锐地感到土地不足。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空闲土地。在不久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要把人口从中央地区向边远地区转移。那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将不是为新地区的移民划分单独的地段进行小农经济，而是为他们准备共产主义大经济所必须的一切（公共建筑，计划用来进行多区轮作制经济所需要的公共的土地面积，复杂的机器，等等）。 国营农场、公社和劳动组合以及上述的措施都能通过组织集体大经济的办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的收成。这条道路是直接通向目的地的一条唯一正确的捷径。但是无论我们在组织国营农场和公社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小农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在耕地面积方面还是在产量方面，都将是俄国农业的主要形式。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农民经济提高土地的生产量的问题，尽管它还要继续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自己身上那层小资产阶级外壳。 我们的纲领拟定了一系列苏维埃政权能够实行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经济的措施。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些措施。 首先是帮助划分地段。现在我国农村中农民本身愈来愈不能忍受的主要灾难是，耕地交错和地块狭长。常常是一个村的土地紧靠着另一个村的菜园，或者相反，有的地段距离村子七至十俄里远，常常得到不到耕种。为了消除耕地交错和地块过长的现象，农民常常自发地要求搬家，力图改变这种已经过时的人口分布状况，因为在分配了地主的土地之后，这种状况已多半不适应新的土地分配情况了。既然要求迁居是同耕地交错和地块过长的现象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是进行文明经济的一个前提，既然农民在划分地段方面普遍需要帮助，那么苏维埃政权就应该派自己的土地测量和农业技术力量去帮助他们。 俄国农民播在地里的种子同他们送去磨粉的种子多半是一样的。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播下的是经过挑选的种子，那么收成就会高得多。如果播下的是良种，收成就会更高。农民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到这种种子，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从在国外购买的良种中或从保存在国营农场的少量良种储备中抽出一部分给农民。 农民的牲畜已经大大退化了。必须改良农民牲畜的品种。但是所有俄国仅存的良种牲畜现在都集中在国营农场和国营牧场里，或者属于国营畜牧业机构的财产。应当在每一个拥有良种牲畜的国营农场建立牲畜交配站，并给每一个区的牲畜交配站分配种畜，这样国家就能给已经衰落的农民畜牧业以极大的帮助。 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对一系列的最基本的和非常重要的农艺知识都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农艺知识本身对于改善土地的耕作就一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要作到这点，可以组织苏维埃苏维埃的农学家在各区段的农学点上搞一些农艺讲座、短训班、示范田、农业展览会，出版一些通俗的农艺学书籍等等。 除了传播农艺学知识以外，苏维埃政权还应给予农民以直接的农艺学方面的帮助。虽然我国农学家非常缺乏，但是对农学家的动员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就是说，过去几乎仅仅为地主经济服务的农学家，现在已经在为农民造福了。除此之外，苏维埃政权必须从农民当中大量培养农业人才。除了增加农业学习班和农业学校的数目之外，在目前最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从公社和劳动组合中抽调一些最有才干的人进行专门培训，这样一来，这些人就会成为农民当中具有农学知识的先进阶层。 当前对于农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修理使用坏了的农具。在目前钢铁缺乏的情况下，任何小私人手工业作坊都担负不起所有必需的修理任务。只有国家才能以相应的规模组织这一工作，办法就是扩大国营农场的修配厂，有计划地建立为农民修理服务的作坊网。 农民有几百万俄亩的土地不适宜于耕种，但是要把这些土地改造成为适于耕种的土地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之所以未能办到，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工作常常不是一个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懂得改良土壤的方法。无产阶级国家如果能在这一方面给农民以帮助，那是特别重要的，而国家已经在这样做，尽管在许多地方国内战争还在继续。 从1901年到1910年每一俄亩土地的平均收获量如下：
由此可见，尽管俄国的土质比西方好，但是我国土地的收获量却处在最末位。我们每一俄亩土地所产的燕麦只相当于丹麦和比利时的七分之二；小麦只有丹麦的四分之一和德国与英国的三分之一；黑麦只有比利时的三分之一；甚至于土耳其每一俄亩所产的各种谷物都要比我国农民的耕地高出一倍。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实际上俄国的农民土地的产量比表上所指出的还要低，因为平均产量是根据所有的土地计算而来的，其中包括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土地的产量比农民的土地要高出五分之一至一倍半。 因此，如果去掉古老的祖传的耕作方法，改用新的完善的方法，即使不增加土地的数量，农民也有可能使收获量比现在提高一倍至两倍。 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扩大，引起了城市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这种发展完全是畸形的。所有农村中的优秀力量不断地从农村跑到城市。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不仅比农村快，而且农村人口仍在外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绝对减少。另一方面，某些城市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所有这一切无论给城市还是给农村都带来了极其有害的后果。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后果是：农村变得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农村脱离城市文化，城市居民脱离自然界和健康的农业劳动，结果城市居民体力迅速退化，许多加工农产品的生产盲目地迁到城市，城市只是从农村运走粮食，却不以肥料的形式归还农村，结果土壤的贫瘠现象十分严重，等等，等等。 使城市接近农村，使工业与农业结合，吸引工厂的工人参加农业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建设在这方面最近期的目的。现在正在开始把许多万俄亩国有土地划分给各工厂、机关和企业，正准备有计划和有组织地把城市工人调到国营农场，一些工厂在建立蔬菜基地，城市工人到郊区农村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动员苏维埃的职员去参加菜园的收获工作等等。 共产党在这方面今后还将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因为它坚信，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将会有广阔的前途，它将会使发展过于庞大和人口恶性膨胀的城市逐渐分散到农村去。 我们在我们的农业纲领中谈到了我们对农业的设想。现在我们要谈谈，我们准备如何实现我们的纲领，要依靠哪些阶层，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农民的大多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或者至少要保持他们的中立。 在同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进行的斗争中，全体农民，包括富农在内，都是拥护无产阶级的。正是由于这一点，十月革命迅速地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妄图把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拖延下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业已实行的所谓土地社会主义化和土地平分法却把富农阶级推到了反革命阵营一边。富农失去了革命前买来的部分土地，失去了他们原来享有的、从贫农的份地中租来的土地。他们失去了在捣毁地主庄园时所夺得的一切。最后，他们失去了使用雇佣劳动的可能。如果我们的革命只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范围内，富农阶级就肯定会取代地主的地位。富农就其本性来说是誓死仇视一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意图的一个阶级。相反，这个阶级所追求的是要推动我们的农业按照丹麦和美国资本主义农场的模式发展。如果不是因为有无产阶级政权和它的社会主义政策，那么在清除了地主的俄国土地上，中等资产阶级的农场就会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就会使用雇佣劳动，采取优良的土地耕作方法，何况这里又有大量的半无产者和农民阶层。富农怀着极其美妙的希望和预感参加了革命，然后又在甚至把他们在革命前所拥有的一切都输光了的情况下脱离了革命。富农在其未完全消灭以前，肯定要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土地政策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从苏维埃政权那里等来的也只能是对他们的反革命的企图的最无情的斗争。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苏维埃政权可以有计划地对富农进行剥夺。动员他们参加社会性劳动，首先是参加农民和国家土地的土壤改良工作。 中农是俄国农民中的主要群众。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中农获得了地主的土地，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他们才能冲破资本家-地主反革命的压力来保住这些土地。同样，只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只有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农才能摆脱世界资本的压迫，免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拒绝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下的数十亿债务。最后，只有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破产和无穷的痛苦，并从在任何情况下都注定要灭亡的小农经济过渡到最有利的、生产效率最高的大协作化经济。 相反，小私有者的灵魂却在促使中农一心想去和富农实行联合。特别是想到今后必须同城市的工人分享剩余的粮食，想到今后不可能通过交换很快得到城市里的工业品，这样就更加深了他们这种念头。因此，共产党应该努力使中农脱离富农，因为富农实际上是世界资本的走卒，他们想方设法要使农民失去自己在革命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其次，我们的党应该十分清楚地向中农证明，诱使他们跟着富农和资产阶级走的只是一时的、短暂的利益，相反，更加长远、更加重要和更加根本的利益则要求中农要作为劳动者阶级同城市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最后，在争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我们不应该用草率过激的措施来激怒中农，要尽力避免用强制办法把中农拉入公社和劳动组合。当前俄国共产主义的基本任务在于使工人和农民都各自根据自己的动机去粉碎反革命[2]。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便不会遇到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至于农村的贫农，尽管这些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的相当部分由于革命已不再存在，并在经济上提高了中农的水平，但是恰恰农村中的这一部分人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决的基本力量。正是因为有了同贫农的联盟，苏维埃政权才能够给予富农一系列最严重的打击，并使中农脱离了富农。正是因为有了富于共产主义情绪的贫农，我们才能够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构，并对农民进行第一批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动员。最后，贫农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公社和劳动组合成员中的多数，并在帮助我们实行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和其他各种法令。 共产党对待农村贫农的主要任务在于使贫农脱离由于解散了贫农委员会而陷入的分散状态。最好是能在生产的基础上把贫农团结起来，如果能有一种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方式把他们稳定下来，那他们在农村中的影响就会更加巩固。只要所有的贫农都加入到劳动组合或公社里去，上述的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富农在农村中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是一些能干的业主。富农经济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的精华。贫农如果参加到公社里去，就会成为比一般农民生产要更为完善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在经济上就会比中农甚至比富农更有力量。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的公社社员对小业主的物质优势，就可以在农村里建立起贫农的专政。但是这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贫农专政，不是富农在贫农委员会时期所抱怨的那种“叫花子和懒汉”的统治，而富农在当时的抱怨不全是没有根据的。这将是劳动农村中比大多数人觉悟早两个世纪的先进阶层的统治。 但是要把全部贫农团结到公社里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近来是中农在纷纷不断地大量加入公社，特别是加入劳动组合。必须建立一系列的贫农职业联合组织，因为贫农本身还没有断绝同小农经济的联系。这种贫农联合组织应该把贫农委员会所未完成的对富农的斗争继续下去。贫农应该在互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应该与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能够从国家那里得到一定的工作，并在优惠的条件下通过交换得到各种产品和取得各种经济上的支持。在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贫农联合组织，但这些组织都带有地方性或者仅仅是些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组织，应该把这些组织团结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在一些不生产粮食而从事非农业劳动（提炼柏油和树脂，采集与存放木柴，加工各种木材等等）的省份里，贫农的联合组织将会有极远大的前途。 其次，共产党在贫农问题上的任务还在于要更紧密地把贫农与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习惯，放弃力图发展独立自主的巩固的个体经济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在一切有大批贫农存在的地方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同情者小组。每一个贫农都应该成为公社社员。每一个公社社员都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者。 第十三章书目：弗·恩格斯《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革命后出版的通俗读物：热古尔《农业中的共产主义经济组织》。基伊《农村公社》。尼·美舍利亚科夫《关于农业公社》。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农业公社》。尤·拉林《农业都市化》。尼·美舍利亚科夫《土地国有化》。尼·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待中农态度的发言》。苏马托欣《让我们生活在公社中》。尼·列宁《为粮食而斗争》。 有许多小册子已经过时，这里不再列举。在米·凯尔任策夫的小册子《共产党员必读》里有较详细的目录。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套相应的专门分配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工具所有制的消灭，苏维埃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机构，即和它的商业发生冲突，并且要逐步把它消灭掉。首先是没收了大型商业仓库。这一点之所以必要，原因还在于粮食危机尖锐和商品匮乏。我们把投机商藏起来准备卖高价的商品都分配给了劳动群众，这或多或少地缓和了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周的危机。 但是商业仓库的国有化仅仅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实行大商业的国有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与投机商作斗争，为了对共和国现有的商品进行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商品首先分配给劳动阶级。苏维埃政权不仅对粮食，而且对布匹以及一切生活日用品都实行了阶级定量分配。 不过，苏维埃政权如果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也许会更有利：没收私商所储存的全部商品。按阶级定量进行分配，但不破坏商业机构本身，而相反，是对它加以利用，让它为我们服务。 实际上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商品是没收了，遗憾的是没收得太晚，以致大部分商品已换成了现金并被原主藏匿起来。所有的大商店都完全转到苏维埃政权手中，并在商业工会的协助下开始工作。只有企业的上层人物被停止了工作，这些人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寄生分子。的确，在过去，商品需要采购，得到处寻找，再进行交易。现在，无产阶级国家本身已成为国营工厂的商品的主要生产者，这样，如果国家再把商品拿来自己同自己交换，同时再养活着一群商人，那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另一方面，既然已经实行了粮食垄断，那么在农民与国家、国家与消费者之间，商业中介人就完全是多余的了。他们既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诱使农民将粮食交给国家，又无处寻找粮食的买主，所以他们已毫无用处。 因此，既然无产阶级政权掌握了大量最重要的食品的生产，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粮食是由自己的机关去采购，所以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分配机构。私人商业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但是如何对待那些小的私人商业呢？这类商业从事的工作是分配独立小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掌握这部分生产。它还未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独一无二的买主。有些产品要靠苏维埃的代理机构按照固定的价格来收购是办不到的，这些产品是由小商业在居民中实行分配（当然，价格很高），而对这些小商业又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问题无疑要比大商业的问题复杂得多，消灭大商业的问题是由剥夺所有的资本的这一事实预先决定了的。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能通过自己的分配机构来代替小商业，那么单纯地禁止小商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地方苏维埃和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在一些清除了白卫军的地区，还未建立起自己的粮食机构，或者更重要的是，还未等这些机构那怕多少能保证居民的正常供应时，就禁止了自由贸易。结果是私商转入地下，价格提高了许多倍。只有在愈来愈多的产品通过国家的手供应给居民时，小商业才能随之逐步消灭。如果现在粮食人民委员会和活跃的苏哈列夫卡并存，那就会仅仅意味着一件事：在分配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还要继续下去。现在这场战争是在小商业的阵地上进行，只有当国家政权变成小工业产品的主要买主时，或者说只有当国家政权本身变成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时，这场战争才会结束。这里当然还不包括这类情况，即小私商在倒卖本来是属于粮食机关掌握的食品，也就是关系到同苏维埃分配机构里的盗窃行为和其他缺点作斗争的问题。总而言之，只要城市的大生产尚未恢复起来，只要居民主要消费品的供应工作不是在事实上由国家垄断组织来进行，小商业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因此，尽管消灭分配中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私人中介人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目的一定会达到，但是从近期来看，要完全消灭小商业机构是不可能的。 既然居民需要的大部分食品是通过或者将通过国家的粮食机构来供应，那就应该有一套相应的社会主义分配机构。这些机构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这些机构应该是集中的。这样可以保证最合理的和平均的分配。这样可以减少机构维持费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机构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总是比私人商业机构要少得多。社会主义分配机构的工作效率应该是最高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这些机构做到不仅它们本身向国家要求的人力和物力是最少的，而且它们能不额外多占用消费者一分钟的时间。否则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在私人商业存在的条件下，消费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了钱，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东西。社会主义机构在这方面不应该比私人商业更坏。然而，正因为这些机构非常集中，所以就很容易变成一架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和工作效率极其缓慢的机器，可能使许多商品在未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就已腐烂掉。应该怎样来建立这些机构呢？ 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两种出路：或者是重新建立一套分配机构，或者是把资本主义建立的全部分配机构利用起来，使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分配目的服务。 苏维埃政权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苏维埃政权在一些必须建立自己的机构的地方，特别是在破坏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时期，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与此同时，它也注意到了合作社，提出利用合作社的机构来进行产品分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于，使消费者摆脱商业中介人——投机商的剥削，把商业利润留在联合起来的消费者手中，保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合作社组织或多或少地成功达到了这一目的，但这仅仅为的是自己的社员，即为的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至于说合作社的创办人关于借助于合作社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革的幼稚幻想，那么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要说合作社有成就，这一点仅仅是在排挤小商业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对于大商业则几乎不有触及到，它们本身反而享用了大商业为自己提供的便利。至于合作社的生产企业，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总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根本微不足道的，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进程不起任何影响。总之，庞大的资本组织从不把合作社看成什么了不起的竞争者。只要有必要，它随时都完全有可能象掐死一只小猫似的在经济上把合作社干掉，因而它可以容许合作社的思想家们去安静地做自己的排挤资本主义的美梦，听任合作社的会计员为他们从小店主那里夺得的一点好外而狂喜不已。合作社本身完全适应了资本主义，并在其分配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甚至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减少分配机构的费用，从而挤出一部分多余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社减少了小商品中介人的数量，并使消费者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更加接近，所以就加速了商业中的商品流转，使货款能按照保证条件及时如数地得到偿还，最后使产业后备军处于更加绝望的境地，因为通常有相当一部分失业者都从工业转到小商业。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农民的合作社，许多调查材料都说明，这种合作社到处都在为殷实富裕的农民带来极大的利益，而对贫农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就其阶级组成来说，消费合作社可分为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和城市普通公民合作社，即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官吏的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在总的合作组织网中往往是最左的，而在无产者的阶级组织网中又往往是最右的。在农民合作社中殷实的大农户说了算。在城市合作社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导地位，他们扮演着整个合作组织的思想家的角色，他们宣称，在用合作社的面包和土豆来打击资本主义方面，合作社有着远大的前途。 俄国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揭露了合作社的真正实质。除了部分工人合作社之外，所有其他合作社，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富农领导者，都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极其敌对的立场。西伯利亚的购销合作社和其他联合组织的合作社都明确地站在白卫军反革命一边，拥护让世界帝国主义势力来镇压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张。 到1917年10月1日为止，俄国共计有六百一十二个合作社联合组织，这个数字看来比实际上要少一些，因为根据1918年1月1日以前的某些材料，估计可能有一千个这样的联合组织。到1918年1月1日为止，共有二百八十一个联合组织加入了中央合作总社。在二百六十九个联合组织中共计有三万八千六百零一个合作社，社员人数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四千一百九十六人。但是由于有的合作社同时加入两个至三个联合组织，因此俄国合作社的数目比实际上所说的数目要少些，社员的人数也同样如此。至于俄国合作社在工业方面的活动，那么在1918年所有的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组织共有四百六十九个企业，其中大部分为小企业。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合作社在其总的体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合作社的机构注定会或者逐渐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分配机构同时消亡，或者加入到社会主义分配体系中来，起国家分配机构的作用。合作社原先的主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各种高尔察克式的“社会党人”，都希望使合作社不依赖于无产阶级国家，即保证它以消亡的自由。相反，苏维埃政权从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从合作社劳动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采取了另一种办法。苏维埃政权不会为知识分子合作社上层人物的情绪所左右，也不会因为这些上层人物的反革命意图而抛弃整个合作社机构，它力图不断地把合作社的分配机构纳入到自己的分配机构的总体系中来。它力图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合作社的活动范围。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在这里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总的来说可以归结如下： 一般资产阶级类型的合作社是投入一定股份的公民自愿组成的联合组织。通常合作社只为自己的社员服务，只有在无损于自己的社员的利益时，才可以向所有的居民出售产品。我们认为必须使所有的居民都合作化，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加入某个合作社。只有在那时，通过合作社进行的分配才意味着是对全体居民的分配。 在消费合作社里，工作是在合作社的全体社员自治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如果在实际上只是由几个理事在掌权，那只能是社员们自己的过失。合作社的章程规定，全体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主事人。）如果共和国的全体公民都参加到合作社中来，他们就有充分的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全部分配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如果群众有了足够的主动性，他们就能对分配工作中形形色色的舞弊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有效的斗争，从而使国家合作社组织的工作做得迅速和井然有序。由于这一点，由于消费者本身参加到分配工作中来，分配机关就从原来高居于群众之上的机关变成了群众自己的机关，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遵守同志式纪律的自觉性，并帮助群众了解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分配机构的工作。其次，在全体居民都实行了合作化以后，必须使居民中的无产者阶层在合作社中起领导作用。在城市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城市工人更积极地参加合作社的活动，在选举中让共产主义的无产者在理事会里占多数，而更主要的是要把工人的合作社，而不是把普通公民的合作社变成城市消费公社。为了同一目的，还必须力求在合作社与工会之间，即在生产机构和分配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巨大的前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作用会缩小到一个中央统计局的作用，到那时，生产组织和分配组织之间的灵活多样的联系将具有特别得重要的意义。最后，共产党员必须作为团结一致的集体参加合作社的建设，并争取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在农村必须把富农排挤出合作社的理事会，取消农村富裕阶层在分配上的各种特权，使农村合作社的机构掌握在贫农和有觉悟的中农手中。 从十月革命的时候起，在俄国就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由革命建立的分配机构。这些机构的中心就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在各省、县的所有分支机构。粮食机关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粮店和粮站作为自己的分配机构。在农村，有一个时期为了同合作社的分配相抗衡，贫农委员会曾起着分配者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合作社在分配所获得的食品多半都是照顾到富裕农民的利益，而贫农委员会则力求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食品拿出较多的部分交给贫农。大城市的住宅委员会和公社之家在分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工会，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也从事过分配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要用一个统一的分配机构来代替这种多头绪的分配机构，或者把这些机构纳入到统一的总分配机构的环节中去。例如，住宅委员会和公社之家就起了良好的作用，它们使消费者能及时得到食品，而不必再成天地排长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