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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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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sdbgj 2016-4-23 22:22: 《完成英烈未竟的事业》南开的学子们，爱国的同胞们，同志们:今天我们相聚在南开，只因为有一个学于斯，教于斯，长眠于斯的艾跃进老师，我们的同志，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把我们从天南地北，从不相识到相识的人会聚在一起。南开的治学是严谨的，南开的过去是光荣的。南开这两个字眼很容易想起97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这里走出一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97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着被颠覆被分裂被侵略潜在的危险，在南开，在这里，我们沉痛悼念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艾跃进老师，我们的好同志，在同敌人与病魔斗争中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在斗争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他投向敌人的是匕首，扔向敌人的是炸弹，他使敌人心惊胆寒。敌人咒骂他，我们赞美他。诗人藏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艾跃进同志就是一位死了还活着的人，他的英名永垂不朽，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完成英烈未竞的事业，继承毛主席遗志，拥护习主席，团结一切爱国的群众同一切汉奸卖国贼，走资派，修正主义做坚決的斗争!]
作者：三打白骨精

引用东鹤人 2015-12-27 22:02: 征文启事似乎是假的。

引用椰林风情 2015-12-7 19:29: 首页设计根本就没有供网友发文章的功能————————请问：怎样才能把文章发出来？

引用雨田 2015-11-2 21:35: 这样的征文毫无意义。对于笔者来说尽管都可以是实事求是的，但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则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好事往往不在意，记忆也都比较淡薄。而对一些坏事，即刺激比较大而深的事情，则记忆较深。这就是常言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因，其间，传言者还会“添油加醋”使之更耸人听闻。这也是邓小平把文革说成是“十年浩劫”之后，“伤痕文学”会铺天盖地的主要原因之一。真正有意义的是，要促使中央如实公布记录在案的走资派的言行，以供全国人民与毛泽东思想对照、参考。这样做兴许对提高人民的觉悟有益。以上意见供本网站决策层参考。

引用山西红旗 2015-10-21 22:25: 请问：新人如何发文章？

引用山西红旗 2015-9-29 23:55: 我发的文章为何不见？也不通知？

引用 yst为了信仰 2015-7-26 07:59: 本人想在贵网发表文章，但不知怎么发，请管理员告知。

引用云淡 2015-2-26 22:04: 参考文摘：
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是人类史上最好的医疗体系
[日期：2015-02-26] 来源：山丹丹红网作者：郑智城
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在广大农村为农民解决医疗保健、防治疾病问题上起到很大作用，在国际上也得到好评。根据省卫生厅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他认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乡村医生)是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组织制度和卫生技术力量的两大核心。
http://www.hsth.org/show.asp?id=1606

引用 huyahaiya 2015-2-20 08:38: 请问，贵网与《大地微微（毛泽东旗帜网）》是一家还是两家？有联系吗？为何搞个“双胞胎”？

引用端阳生 2015-1-14 21:44: 饥饿，是敌又似友
——关于跳舞女孩“饿得皮包骨头”

端阳生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饥饿相伴的历史。因为饥饿，人类学会上山打猎、下海捕鱼; 因为饥饿，人类学会放牧种田，进而开拓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饥饿还将鞭策人类移民到别的星球。
饥饿也是革命的动因，许多皇帝、总统都被饥民推翻。蒋总统的垮台也与饥饿有关。
旧中国的干旱灾害数不胜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载历历在目。新中国的诞生，未能完全避免老天爷施暴，1960年就被老天爷杀了一次回马枪。那年，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数个产粮大省风不调雨不顺，出现了大饥荒。
或因少见多怪，或是别有用心，反正有不少人对那场饥荒极尽扩大与妖化之能事，演绎出不少荒诞不经的文学、影视作品。
近日出版热销全国的《刘亚洲文集》里，就有这样一篇特写：
那些日子，中南海仍举办舞会。岳父对我说：“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可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陪老人家跳。”一次，毛泽东拉岳父陪跳。岳父忍不住叹息：“多好的人民啊。”毛泽东听到后一怔：“为什么？”岳父说：“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毛泽东道：“按李先念副总理的圣旨办。”姑娘们脱下鞋，脚都浮肿了。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毛泽东黯然，说：“以后你们都别来跳舞了。”姑娘们却说：“我们都想来。”毛泽东问：“为什么？”姑娘们答：“来跳舞，至少管一顿饭。
老朽端阳生，是1944年入伍、1958年转业的老兵。虽然没有进过中南海，也未参加过中南海的周末舞会，更没有见过 “饿得皮包骨头”、双脚浮肿的女孩怎样和毛泽东跳舞，但以我的阅历和素质断定，刘亚洲先生的上述描写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有恶意诽谤之嫌。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机关周末舞会从延安窑洞开始，到西柏坡农村，再到北京中南海，一直是中央首长工余之暇集体娱乐、活动腰腿、消除疲劳的一项养生常态，也是领袖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期，首长的舞伴就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女同志，或首长的家属。到北京后，搬进中南海居住的首长逐渐增多，各类工作人员也随之成倍地增加，中南海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社区。为了方便社区居民文娱活动，在中央警卫团设立了一个20多人的文工队。能歌善舞的女队员在周末舞会上，自然就成为毛、刘、周、朱的舞伴。这个文工队早在1958年“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丰盛时期就撤销解散了。
随后的周末舞会，由汪东兴、张耀祠出面，向总政、海政、空政、战友等部队文工团求援，临时抽调政治可靠、身体健康、作风稳重的男女团员前来表演小节目，并陪首长跳交际舞。来者都是现役军人，怎么会饿着肚子来中南海跳舞。
再说，汪东兴、张耀祠，还有周总理、邓颖超，也不会允许“皮包骨头”、双脚浮肿的女军人进中南海陪首长跳舞。
须知，1960年的所谓大饥荒，并不是全国人民都饿肚子。凡是吃商品粮的军人、产业工人、住校大学生和教师，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军人每人每月45市斤粮，产业工人因工种不同有不同的供应标准，住校大学生每人每月36市斤粮。只有机关干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吃商品粮的一部分市民一律减量，每人每月减到30斤、28斤、25斤，最低的是22市斤。老朽当年被下放到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每人每月也有22斤粮食供应。确实饿了肚子，患上了轻微的浮肿病，但始终没有饿到“皮包骨头”、双脚浮肿。
羊年将至，老朽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不愿看到读书看报的年轻人上当受骗，特此留言作证：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绝对不是辛子陵、刘亚洲所描写的那样阴暗恐怖；毛泽东在那时与人民同甘共苦，不是辛子陵、刘亚洲这两个军人描画的那样邪恶无情。
﹙刘亚洲的那一段话，引自《老年文摘》2015年1月12日《刘亚洲文集》选摘﹚ ...

引用端阳生 2015-1-13 19:32: 豫西鲁山之夜

王生明（笔名：端阳生）

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以无比激越的革命热情，掀起了科学种田、全民大办钢铁、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那时候，“社会主义”四个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愉快地劳动，就是创造发明，就是为全国、为全省、为全县、为全乡、为全村、为全家争荣誉，争光荣。我当时29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任职，已经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姐姐连续来信，劝我认清“国际和平”的大好形势，力争转业考大学，以弥补战争年代未能在正规学校读书的遗憾。此时，正值我军大裁大减兵员，我的转业报告和部队保送我上大学的请求，获得批准。我即于这年4月底脱去军装，暂安排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共青团地委工作，抓紧自修高中课程，以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不料，共青团河南省委有一位副书记下乡，在信阳与我相遇。他提出调我去河南青年报社工作。我表示：我是为上大学才主动要求转业的，因此第一志愿还是上大学，万一考不上，组织无法保送上学，再考虑到报社工作。他同意了。就在此时，信阳专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活动风起云涌。“老黄忠”、“赵子龙”、“穆桂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炼铁炉、炼钢炉、炼焦炉和试验田头。6月初，信阳地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要我带领“卫星报告团”到全地区18个县作一次巡回报告。当时的组织纪律性，不允许我以任何个人理由推辞这项任务，只能自己抓紧工作，完成任务，力争不误考期赶回信阳。于是，我率领上至70多岁的老汉，下至12岁的孩子，共十余名“三国”和“唐、宋”人物，匆匆启程。每到一县，引来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人对我带的“罗成”所做的“深翻土地三尺深”的报告表示怀疑，或者对我带领的“赵子龙”枪挑铁水炉的讲话表示冷淡。作为这个团体的带队者，我在主席台上与县委书记齐肩并坐，感到十分荣幸。但是，上大学的梦，一刻也未被这种热烈的场面惊醒。风风雨雨地赶路，心急火燎地催程。当走完18个县，唱完18台戏，率队回到信阳时，大学考期已过，共青团省委的调令已下。我只能服从命令，服从命运的安排。
8月初，我去省城郑州报到。报社领导指定我在政治文化小组工作。组长是一位作风严谨的山东籍青年。我以老小弟对待这位兄长，他也以老大哥的宽厚相报。不久，省委召开了一次大办钢铁的再动员大会，会后编辑部根据共青团省委提供的线索，令我去豫西伏牛山采访一位共青团“钢铁书记”。背景是，不知毛泽东同志在什么场合讲过“钢铁元帅要升帐”，于是到处出现“钢铁书记”。共青团也不例外。为了保证完成任务，组长亲自送我下乡，跟踪监督执行任务。但不知何故，到鲁山县城后，组长要我独自去董村乡寻找“钢铁书记”，他留在城里等候我。我二话没说，独自向深山走去。虽然大步赶路，终因起身较晚，还是摸了黑。那时社会治安极好，不怕歹徒拦路，就怕遇到野狗狼群。从下午2时出发，约在深夜10时，终于在一个不大的山村里，找到了“‘六一’青年炼铁厂”。我急忙去寻找“钢铁书记”，却无人知晓“钢铁书记”是何人。再细问，青年人说：他们乡的共青团委书记在别的地方执行任务，根本没有管过这个厂的任何事情。既然如此，我要写的这篇文章便无从下手。第二天我早早下山，在吃午饭的时候，赶回县城，向组长作了如实汇报。并指出：团省委给我们提供的采访线索离实际情况甚远，“钢铁书记”的文章无论如何作不成。没想到，我的组长变了脸色。从他的言谈和表情上不难看出，他对其上级提供的采访线索坚信不疑，要完成报道“钢铁书记”的决心坚定不移。因而，他对我的汇报置之不理，并要我立即重返深山，他要亲自督战。那时，我毕竟年轻气盛，在部队练就一双铁腿，说走就 ...

引用端阳生 2015-1-13 19:29: 大寨行

王生明（笔名：端阳生）

从上次离开大寨，至今已将近一年了。这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未曾到过大寨。
今天，当我远远望见虎头山，跟着两行白杨树，慢慢走近大寨的石窝、瓦屋的时候，内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仿佛游子归故乡，既欢快，又不自在。
傍晚，我径直走进曾经有人把守的大门(那是为了能让村民们避开参观的人群吃饭、午睡)，恰与准备出门的贾进才老汉相遇。我急上前，握住这位老英雄的手，一时不知如何寒暄。还是老贾先开口道:“稀罕，你啥时到的?”他的前两个字，像电流似的触到我的心灵深处。像我这样一个常来常往的、甚至是常驻大寨的新闻记者，为什么会使老贾感到“稀罕”呢？难道贾进才老汉也会使用外交辞令，暗责我“看风使舵”，一年不登大寨的门吗？不! 我从他那粗壮、淳厚的茧掌上抚摸出来的是一片诚挚的感情。
“老贾，你身子还硬强?”
“这一、二年不行了。”
“宋立英同志在家吗?”
“在地里拾茬还没回来。”
“凤莲在村吗?”
“在，今天下午县里的干部都来大寨开会，会议刚散。”
于是，在这天夜晚，我走进郭凤莲同志的家，和倚在锅台上做饭的她呱拉起来。这样的场面大约有过两次。说实话，我与她的每一次见面，都不热火，而这一次更叫人心寒。
她说:“我们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写文章、讲话，要慎重。要多干、少说，希望你再不要给我们帮倒忙了。”
几十秒的寂静，使我感到难堪。她的话使我想起一段往事:
1977年底，也是这个场合。我跨在坑沿上，她倚在灶台上做饭。我说:“凤莲，你要准备作一次新年献辞讲话(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拟在1978年元旦播出。”她也像这次谈话一样，冷冷地说:“讲什么呀?不要讲了吧! 哪有那么多的话?”我早听我的同行们讲过，与这位“铁姑娘”打交道，应有各种思想准备。我沉着冷静地说:“你不讲不行，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做好了元旦报道计划，大庆代表工人阶级讲，好八连代表解放军讲，你或陈永贵同志代表我国亿万农民同志讲话，永贵同志不在，你不讲谁讲?”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 管你冷也罢，热也罢，我不是为了个人的事祈求你，我是为了工作。你郭凤莲有胆量拒绝，我立即给北京挂长途电话。因为心里有了这个准备，在她面前我没有表示出任何惊慌失措。这使郭凤莲屈服了。
“好吧！你准备叫我讲什么，你先去起草个稿子，到时你找我录音就是了。”
今天，郭凤莲同志讲罢“希望你再不要给我们帮倒忙了”，双眼盯着我，唯恐我患有健忘症，逼使我去追思“过去的教训”。
是的，我们双方在宣传“农业学大寨”上都有记取的教训，但是造成大寨人民当前难堪、尴尬的局面，主要责任并不在大寨人民身上，也不在陈永贵、郭凤莲同志身上，而在我们这些“吹鼓手”身上。
记得上次离开大寨前，郭凤莲同志站在她的屋檐下，当众质问我:“你们的大喇叭，今天吹个这，明天吹个那，让我们当小丑，你说公道吗?”
——我无言以对，赤面而去。
同样一份报纸，同样一个电台，宣传了15年大寨搞深翻、造梯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突然间又说，这是劳民伤财。有的报刊登出洋洋大作，说西方农业现代化，不仅不搞什么凿石垒坝、担土垫地、削山平沟、大造梯田，甚至不要耕地，不需除草，只要引进一种技术，购置一种化学药剂，把种子撒在山坡上，就能长出吃不完的“汉堡包”。而纯粹的粮食，特别是玉米，已不成其为“宝中之宝”。太行山山大坡陡，下死功夫改造粮田是徒劳的，应一律栽种果树，有了水果、鱼肉、牛肉，就吃不下多少米谷，“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错误。因此，曾受人尊敬的活愚公(贾进才)、铁姑娘(郭凤莲)等随之而失去魅力，甚至成为被某些人嘲笑的对象。这大概就是我去年很长 ...

引用端阳生 2015-1-13 19:25: 与胡耀邦同志“捉迷藏”
——一篇未能发表的稿件《大寨行》

王生明（笔名：端阳生）

1979年5月26日上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同志，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音乐厅，与这家广播电台驻各省、市、自治区的首席记者见面谈话。
当张香山同志宣布，胡耀邦同志要来跟大家见面时，不少同志欣喜若狂，唯独我在暗中嘀咕：此次接见，凶多吉少。
5天之前，当我离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来到首都，一出火车站便向邮筒里投下一封信和七、八页长的一篇稿件。信和稿件一齐寄给中宣部，要求胡部长把我的稿件批转给《人民日报》或别的报纸予以发表。
我的口气这么大，只为引起胡部长对我的稿件予以重视，制止某些报刊对山西大寨大队的过分嘲弄，并无公开见报的奢望。此时我想，到任不久的中宣部部长，尚未去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拜访，却要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见驻地方记者，实属异常，一定是收到了我的信和稿件，按图索骥，找上门来了。这使我感到些许的不安。
当我们30多位记者在音乐厅等候耀邦“出驾”的短暂时刻，我仍然希望他的到来，原与我的信件、稿件无关。可是，当我看到张香山同志把两页被接见人的名单递给耀邦，耀邦同志低头在那份名单上搜寻什么的时候，我立即感到他的目光已经盯在“山西记者站、王生明”这几个字上——“此人不假，就在眼前”。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默默地念了如下一段潜台词：“我不是个小学生，而是一个见过一些世面的小八路。你耀邦不就是18兵团政治部的一个主任吗？打归绥、打太原、打咸阳、南下四川，我和你一样都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元帅部下的一员，何必如此胆怯!”
当耀邦同志按照名单顺序，叫到“山西省的王生明”时，我缓慢起立，准备应付一切不测。他看了我一眼，问:“今年山西的农业形势怎么样?”我答:“估计夏粮(小麦)可望收获30个亿”(比实际收成多报了5个亿)。他停顿了一下，像似还要提问什么，但没问下去，招手让我坐下。随即，他把话题转向运城开放了自由市场，我国人民的食品结构将发生重大改变等等。看得出来，他不想把“农业学大寨”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直接提出来，而是用开放粮食自由市场和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光辉前景，引导我们不要再去纠缠已成为历史的是非问题了。我也没有勇气逼他谈论“大寨”，我们二人心照不宣地避免了一场对双方都无必要的争论。事后，我一直感叹，他是位多么明智的同志啊!
读者一定会问，在1979年5月21日，当我走出北京站，走近那个绿色邮筒，到底给中宣部胡部长投寄了一篇什么内容的稿件？请读者过目：
附：大寨行
从上次离开大寨，至今已将近一年了。这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未曾到过大寨。
今天，当我远远望见虎头山，跟着两行白杨树，慢慢走近大寨的石窝、瓦屋的时候，内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仿佛游子归故乡，既欢快，又不自在。
傍晚，我径直走进曾经有人把守的大门(那是为了能让村民们避开参观的人群吃饭、午睡)，恰与准备出门的贾进才老汉相遇。我急上前，握住这位老英雄的手，一时不知如何寒暄。还是老贾先开口道:“稀罕，你啥时到的?”他的前两个字，像电流似的触到我的心灵深处。像我这样一个常来常往的、甚至是常驻大寨的新闻记者，为什么会使老贾感到“稀罕”呢？难道贾进才老汉也会使用外交辞令，暗责我“看风使舵”，一年不登大寨的门吗？不! 我从他那粗壮、淳厚的茧掌上抚摸出来的是一片诚挚的感情。
“老贾，你身子还硬强?”
“这一、二年不行了。”
“宋立英同志在家吗?”
“在地里拾茬还没回来。”
“凤莲在村吗?”
“在，今天下午县里的干部都来大寨开会，会议刚散。”
于是，在这天夜晚，我走进郭凤莲同志的家 ...

引用端阳生 2015-1-12 21:04: 拜读空军上将《刘亚洲文集》选摘

端阳生

老朽82岁，眼力减退，不敢抱读大页厚书，只订一份薄薄几张纸的《老年文摘》（呼和浩特市出版）以解精神饥渴。
该报元月12日刊登的《<刘亚洲文集>选摘》，全文只有千把字，分为3段，每段都有一个小标题，分别是：反腐、邓小平、岳父。
岳父是何人，一时间感到茫然，但这位“岳父”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一定是一个“大人”的级别了。鄙人最最崇拜大人物，这篇上将的文章不能不读。
该文第一段反腐全文如下：
“近些年，人们说：以前是入党做官，现在是入党做官发财。今天, 老百姓说: 腐败分子变成了腐败分母。贪官污吏皆曰可杀。”
刘将军的上述言论，能经得起推敲论证吗？“以前是入党做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入党是为了做官吗？“现在是入党做官发财”，中共现有党员超过8000万，做了官又发了财的有多少？对这类没头没脑、无边无沿的疯语狂言，刘将军持何种态度？没有下文。请问将军：这和谣言诽谤有什么区别？
该文第二段邓小平
“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却是一块钢铁。中共党内唯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做过检讨，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饶是勇气盖天，更显坚强。……”
刘将军把为了个人目的而做假检讨的哄骗行为，奉为“饶是勇气盖天”，这是歌颂呢，还是讽刺呢？
该文第三段岳父
岳父指李先念老前辈，他是我极其敬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没想到他在乘龙快婿刘亚洲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识别的人。不信，请细看刘亚洲是怎样描写毛泽东和李先念的：
岳父到河南走了一趟，深谙民情，不停地讲坏事。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去。岳父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懒散地躺在床上看书，说：“李先念，你是杞国人。”岳父不语。毛泽东接着问：“知道这个意思吗？”岳父答：“知道。开封西边有个杞县。”毛泽东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岳父说：“太原只够三天的粮食了。”毛泽东脸色沉下来，问：“送救济粮了吗？”岳父答：“送了。可运粮车到阳泉又掉头开往济南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岳父答：“济南只有一天的粮了。”毛泽东挥挥手叫岳父走了。那些日子，中南海仍举办舞会。岳父对我说：“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可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陪老人家跳。”一次，毛泽东拉岳父陪跳。岳父忍不住叹息：“多好的人民啊。”毛泽东听到后一怔：“为什么？”岳父说：“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毛泽东道：“按李先念副总理的圣旨办。”姑娘们脱下鞋，脚都浮肿了。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毛泽东黯然，说：“以后你们都别来跳舞了。”姑娘们却说：“我们都想来。”毛泽东问：“为什么？”姑娘们答：“来跳舞，至少管一顿饭。
上述文字尽管出自李先念同志的女婿、中国空军上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亚洲之手，但毛泽东的为人、毛泽东在饥荒年代的言行表现、中南海周末舞会详情，早有多个亲身经历者写下无可争议的回忆录。广大读者不会被刘亚洲瞎编胡诌的近乎恶毒的流言所困扰。
读罢《刘亚洲文集》选摘，老朽立即打开电脑查阅有关刘将军的写作情况，其成就确实不菲，套装每部460元。《老年文摘》为其拉广告，定有不薄的回报。羊年大吉，恭喜发财！ ...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30 17:39: 审核吧，我就不编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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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盗用马克思主义的袈裟招唯心主义谬论之魂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钉上了棺钉——《卑污的犹太人活动》　
以前，很多揭露和批判御用哲学教授胡福明炮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基本上都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入手，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没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问题出就出在“唯一”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但是加上“唯一”二字就把“实践”绝对化了；有的人认为胡福明把唯物主义认识论中“革命实践”偷换成“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实践”；还有的人认为 “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等等。这些批判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上都是从概念到概念或就事论事，这种扬汤止沸的方法没有从最根本问题上，既认识论的党派斗争上揭露胡福明和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的阶级本质。最近，“真理”同志撰写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试图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论据和论证过程反映出来的认识论，揭露胡福明为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用革命导师的话阉割马克思主义，割裂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等无耻行径。读者可能不赞同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但却不能否定这些观点具有深刻和独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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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30 17:37: 卑污的犹太人活动
作者：真理

验证某一认识、理论或学说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确是革命导师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得不重复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捍卫者的木魅们继续混淆这个问题。尽管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三十多年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历史已经宣告，当年胡福明之流装扮马克思主义卫士炮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破产，但是，这些戴着马克思主义面具的木魅们依然阴魂不散，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今天继续玩弄这套骗人的把戏，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形成。
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一些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人也欣然接受这种欺骗，他们根据“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自“五评苏联共产党”，“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那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只是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荒谬之处在于”“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实践概念，偷换成实用主义的‘实践’即所谓主观的‘经验’、‘个人体验’”，“将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篡改为‘有用即真理’，用一时一地的是否‘有利于’来衡量一切”等等。因此，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是唯心主义实用哲学，就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说则是十分错误的，甚至会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损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言下之意无非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就等于批判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们的真实思想，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这一命题简单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命题也和当年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把刀子阉割马克思主义一样，完全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及其御用哲学教授胡福明之流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
一、胡福明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解体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理论斗争都是为着实现阶级利益而进行的，例如中国上古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洲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等等，都是为现实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么毫无疑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福明炮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那场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样是为顺利实现他们那个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为了适应邓小平、胡耀邦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的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胡福明的认识论就必然反映在他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的论据和论证过程中。
1、偷运贝克莱的黑货
那么胡福明之流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具有“真理性”的论据和论证过程反映了胡福明怎样的认识论呢？
哲学教授胡福明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如是说：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人帮”篡党夺权、“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等认识，是怎样进入胡福明头脑中的呢？换一种方式来说，胡福明是怎样得到这些认识的呢？如果我们说是上帝印在胡福明的头脑中，或者说是胡福明聪明的头脑中固有的，必然遭到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教授胡福明的激烈反驳，因为这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相信，这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研究哲学的胡福明教授还是具备的。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在胡福明炮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指导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自建国以来，不仅文艺、教育战线始终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黑线专政”，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等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都始终贯穿着这条“黑线专政”。这条“黑线专政”以及它的执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被清除或者被打倒了，或者被人们所识破被赶下台。邓小平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之后，不仅全面恢复了这条“黑线专政”，把贯彻执行这条“黑线专政”的人全部平反，把早在“五•四”运动就被砸烂的“孔家店”重新建立起来，继续用孔孟之道统治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而且随着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暴露出这条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罪恶——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到处泛滥的同时，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龙江风格遭到唾弃，共产主义理想被当成笑柄，甚至“贪官拜佛，和尚嫖娼”都成为妇孺皆知的事实……
尽管这条资产阶级“黑线专政”制造的罪恶罄竹难书，但我们相信，胡福明之流依然不会承认这条“黑线专政”自开国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更不会承认这些罄竹难书的罪恶与他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还是暂且把这条“黑线专政”以及它的推行者制造的罪恶记在他们的历史档案中，以待将来被这条“黑线专政”踩在脚下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时作为审判他们罪恶的铁证。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看看研究哲学的胡福明教授是如何乔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贩卖唯心主义货色的。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条始终贯穿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以及执行这条“黑线专政”的学校如何为资产阶级培养五分加绵羊的驯服工具、作家如何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武训涂脂抹粉等罪恶，研究哲学并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胡福明教授没有看到，除了上帝没有给他启示以外，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始终贯穿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这个不依赖任何人而存在的“客体”以及这条“黑线”制造的罪恶没有与胡福明之流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发生联系并通过他的神经系统传递到他的“心”；更确切地说，这条始终贯穿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以及这条“黑线专政”对广大劳动者的奴役和愚弄等事实没有被胡福明的感觉器官感知到，胡福明因此认为，这条所谓的资产阶级“黑线专政”是不存在的。那么胡福明为什么又坚定不移地认为，“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都是“四人帮”凭空“捏造”、“伪造”出来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呢？
且不说当时那些所谓的“老干部”大部分都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部分又成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功臣，那么另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儒法斗争”不仅持续到现在，而且自儒法两家的理论和学说创立至今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法家”转变成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不然的话，儒家思想文化的垃圾《弟子规》、《三字经》甚至《论语》、《孟子》等决不会成为当今幼儿和小学生的必读之物，更不会把孔老二塑像竖到天安门广场。但是自建国以来，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始终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黑线专政”，大部分“老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广大人民群众还深受封建残余以及孔孟之道的束缚和影响等客观事实，没有被胡福明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感知到。既然胡福明没有感知到这些事物，那就一定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凭空“捏造”、“伪造”和“虚构”出来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至于胡福明这些认识或理论需要不需要拿到社会实践中去证明，或者如何在实践中证明，对哲学教授胡福明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有人认同或者有人需要就够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教授胡福明的认识路线：事物的存在与否都是以他自己的感觉为出发点，他的感觉器官感知到的事物就是存在的，而他的感觉器官感知不到的事物，那怕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例如那条始终存在着的“黑线专政”、“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等等，那就一定不存在。不然就是凭空捏造、伪造和虚构出来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主义大师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时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19页）也就是说，只有被人们感知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没有被人们感知到的事物是绝对不存在的。由此可见，胡福明之流的认识论与贝克莱是完全一致的。
哲学教授胡福明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处心积虑地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打着批判“四人帮”“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旗号炮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认识论上偷运贝克莱主义黑货，在方法论上贯彻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终目的就是歪曲、阉割、否定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争夺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服务。如果胡福明还有一点点人的良知和道德，如果胡福明感知到被那条资产阶级“黑线专政”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乡群众因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被那条“黑线专政”的执行者送到安元鼎，感知到当年那些所谓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凭借自己的特权成为千万富翁而广大工农群众则因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而发愁，感知到大小资本家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幌子下为利润最大化制造成千上万起矿难、火灾、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感知到孔老二的塑像曾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因遭到广大民众的反对才悄悄移走等铁的事实……那就应该在自己脸上写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炮制者胡福明，然后把自己装在笼子里让人拉到全国各地去展览。
2、走向休谟和康德
哲学教授胡福明为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第二条作为他的立论根据：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得太精彩了！胡福明不愧为哲学教授。“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上述论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吗？
胡福明为了论证他提出的这个论点，给我们列举了两个科学发展史上的论据：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所引同上）
这两个论据，是胡福明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借来的，这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的“元素周期表”这一思维在德•布瓦博德朗发现几种元素以前“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如果这个“元素周期表”根本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那么德•布瓦博德朗又如何通过实践发现了几种元素？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以及“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等一系列思维，在加勒发现海王星之前“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假如哥白尼和勒维烈二人的思维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那么加勒又通过怎样的实践能够发现海王星呢？
胡福明既然能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中借论据论证自己上述观点，那么他也一定读过恩格斯下面这段论述：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221页）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也就是恩格斯上面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已经被他们以前和他们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解决了，例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因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也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了。因为思维来源于客观世界，既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只要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那么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思维必然具有客观真理性。至于人的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客观真理性，只能由社会实践来回答。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题纲》第十一条还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8页）也就是说，“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是而且仅仅是解决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问题，剩下来的就是“改变世界”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号召我们，“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不单单是为了让我们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是要求人们在真理的指导下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一点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其他认识论的本质区别。“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例如钢琴能否生出小钢琴，狼是不吃人的等等，无疑“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这才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第二条反映出来的全部思想。毛泽东充分理解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中这段话反映出的全部思想。
“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9页）。
胡福明既然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第二条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为什么不像毛泽东那样解说马克思上述论断？或者胡福明在立论时为什么公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以及许多哲学家都承认“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一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基本观点掖在自己腰里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题纲第一条这样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客观的[gegenst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6页）费尔巴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不是他的自觉活动，而是受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与他认识论的局限和影响。然而，标榜马克思主义卫士的哲学教授胡福明则公然阉割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思想。这种比“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更恶劣的“表现形式”只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他推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帮助邓小平、胡耀邦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没有丝毫积极作用。假如胡福明承认“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个唯物主义前提，那就等于承认“四人帮”关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儒法斗争继续到现”等思维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即使这些思维具有百分之一的“现实性”，那也不过是片面性的形而上学问题，最多是思想认识或思想方法的问题，硬给“四人帮”戴上“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大帽子就没有了合法依据。
第二，根本否认“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就意味着只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维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思维不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就是“捏造”、“伪造”或者是“虚构”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种观点实质上就等于否认人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走向休谟和康德等人反动的“不可知论”，为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奠定哲学基础。
这样的论据还有很多，例如：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比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确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比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切地知道列宁这个结论“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我们就承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那我们岂不像“四人帮”那样在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按照胡福明这种认识论，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关于消灭私有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我们依然不知道，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例如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消灭阶级、消灭政党、国家消亡以及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一系理论或学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我们就更不可能知道这些理论和学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如果我们现在就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和学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那就等于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
我们能看到树叶大部分是绿的、触摸到的石头是硬的，但是，这些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在实践还没有证明之前我们统统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切地知道！总之，在胡福明的认识中，只有“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思维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在实践还没有证明之前，任何思维、认识、理论或学说都不能承认它们“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在哲学发展史上，哪类哲学思想与这种观点相同或相似呢？那就是休谟、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恩格斯在论述了“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并且能够在实践中证明“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之后说，“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387页）
胡福明先生可能会反驳说：你们凭什么说我否认“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呢？我不是在文章中也引用了毛泽东《实践论》中那段论述吗？是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哲学教授胡福明阉割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胡福明怎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解释毛泽东《实践论》中那段论述的呢？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就“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且还在“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中又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学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是，胡福明紧紧抓住的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而把不利于自己论点或者说把自己不需要的内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阉割掉！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为自己的哲学论点服务，这种比“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更恶劣的“表现形式”背后，除了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外，难道不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变成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吗？
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所坚持的指导思想，不正是哲学教授胡福明兜售的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吗？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中国工人阶级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一定会给这位复辟资本主义的伟大功臣胡福明颁发一枚一吨重的超级大奖章！
二、胡福明认识论中的“实践”以及“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由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走向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需要把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就够了。列宁曾举美国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派别唯心主义实用哲学在实践问题上的胡说来揭露经验批判主义的折衷调和，毫无原则：“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他们“依据一般实证论思潮；专门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推演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超越经验的任何界限。”（《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349页注）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哲学既没有任何原则，也不讲任何党性，唯一看重的就是实践的结果，也就是把实践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的标准”。例如“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等等，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真实写照。
“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与理论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那么，胡福明认识论中的“实践”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认识论中“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根据他炮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考察。
1、“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伟大的哲学教授胡福明在炮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曾经煞有介事地用一个专题论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并引证革命导师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教导充当这一论点的论据：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之所以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哲学教授胡福明认识论中的“实践”以及“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不是像他上面那段振振有词地论述的那样光明堂皇呢？
胡福明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说：“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胡福明是怎样在实践中证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捏造”出来的呢？胡福明在文章中又说：“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那么胡福明又是如何在实践中证明大多数老干部拥护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由民主革命的英雄蜕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走资派的观点是“四人帮”故意“伪造”的呢？胡福明在文章中还说，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那么胡福明又是怎么在实践中证明“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是“四人帮”“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呢？这些本应该由社会实践或者今后的实践来回答的问题，都由胡福明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用他聪明的脑袋和口臭熏天的嘴巴完成了：
“四人帮”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好一个“实践证明”！胡福明给出的答案和历史事实让我们看到，在胡福明之流的认识论中，“‘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华汪和走资派叶李邓组建起来的反革命政权“摧毁”就是他所谓的“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这种“实践”，就像我们把一辆自行车送给从来没有见过自行车的人，然后根据大多数人都能学会骑自行车的事实鼓励他说，“你肯定能学会的。”结果那个人还没有骑上就摔倒了，或者即使骑上去就东扭西歪一阵撞到墙上。胡福明就因此得出结论说：实践证明“你肯定能学会”这一思维是错误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因为那个人的“实践”没有成功，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你肯定能学会”这一思维是正确的。马赫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认识和谬误》中说，“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列宁对马赫所谓的“成功说”评论道，“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139页），这就是哲学教授胡福明认识论中的“实践”！
这种经验主义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实用主义的“实践”，只能证明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是“真理”、只能证明袁世凯的洪宪帝国是“真理”、只能证明赫鲁晓夫、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是“真理”；只能证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成王败寇”的理论是“真理”！列宁早就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引书同上，第143页）如果我们沿着资产阶级奴仆胡福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引的道路前进，得到的只能是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
2、胡福明认识论中的实践和理论可以分离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哲学教授胡福明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告诉我们：“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但在他的认识论中，“四人帮”关于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认识，大多数老干部拥护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由民主革命的英雄蜕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人民群众依然受着封建残余思想以及孔孟之道的束缚和影响，儒法斗争必然继续到现在等思想，都跟中国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上帝植入“四人帮”头脑中的观念，都是他们凭空“捏造”和“虚构”出来的，因此都是唯心主义的、是先验论的，因而他们的理论也就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
上面我们还看到，哲学教授胡福明以马克思主义卫士的口吻教导我们：“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但在他的认识论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理论，既不需要经过“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而且还可以凭他的脑袋和嘴巴证明这些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
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哲学教授胡福明还板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孔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但在胡福明的认识论中，“实践”仅仅对“四人帮”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而对他自己和他所在的那个阶级不仅是相对的，也是可有可无的。“可有”是因为胡福明需要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摧毁”这一“实践”来证明“四人帮”那些认识和理论是“捏造”、“伪造”和“虚构”出来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可无”是因为胡福明关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等认识，一经他思维出来就“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既不需要当时当地的“实践”来“回答”，更不需要“以后的实践”来“回答”！
这些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哲学教授胡福明一方面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另一方面对实践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既坚持“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观点，又否定实践与理论的同一性，认为理论只有在实践中证明之后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从而走向不可知论。也就是说，在胡福明的认识论中，“实践”是一回事，认识或理论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哲学教授胡福明关于“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列宁在揭露波格丹诺夫之流企图用马赫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离开实践而想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同上，第139页）这正是穿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服装的马赫主义者胡福明的真实写照！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揭露资产阶级御用哲学教授说，“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们研究认识论的目的，就是企图用“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那么哲学教授胡福明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从贝克莱的“唯我论”跳到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成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又在休谟和康德“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面纱掩盖下，挑着“实践是唯一的标准”这面实用主义破旗，跳到企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搞折衷调和的马赫主义的“实证论”，在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者中跳来跳去，目的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从理论上为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开辟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实践”以及“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曾经反复论述过，我们只需要简要地复述一下导师们的论述，就足以驳斥资产阶级奴仆胡福明之流在实践和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实用主义的阉割和歪曲！
什么是“实践”呢？简单地说，“实践”一方面是指我们通常所讲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某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或蔬菜等等，甚至我们读书、打球、赛跑、练习骑自行车等活动都可以称为“实践”。另一方面，“实践”又指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包括各种思想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等等。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例如，原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等等。从哲学意义上说，不管这种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活动还是以集体或阶级的名义进行的活动，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8页）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实践”这一概念与“物质”概念一样是一个既高度抽象，又非常具体的概念，既指人类社会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活动，又是对现实社会中人类一个个生动的具体活动的抽象概括和总结。换句话来说，“社会生活”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没有现实社会中人们一个个生动的具体活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就失去了认识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因此，列宁深刻地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142页）
关于实践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中这样论述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客观的[gegenst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6页）
马克思上述论断说明，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不管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主体和客体以及主体的认识活动产生的观念（判断、结论、理论、学说等等）都是互不相干、彼此脱离的。主体和思维活动是一回事，观念是一回事，而客体则是另一回事。黑格尔的认识论虽然实现了主体和观念的统一，但是黑格尔依然把认识的客体当成认识主体和观念的附庸。即使当时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客观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毫不妥协地把主体的认识活动即思维过程、认识的客体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客体是主体认识活动的本源，而实践既是主体以及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客体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也是说，实践是人类社会连续不断发展的运动。
换一种方式来说，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对客观事物获得初步认识之后，把获得的感性材料经过思维上升到理论，然后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改造现实世界的具体活动中，再从这些活动中研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然后再上升到理论。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73页）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的确切涵意，也是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正因为如此，任何把实践与主体、认识或思维活动的结果和认识客体割裂开来的思想或行为，或者把“实践”理解为单纯的人的活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歪曲和阉割，都是把“实践”庸俗化的表现。
四、实践是验证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方法或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考证。人们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个问题也早就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但是，胡福明之流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像牧师传教那样一本正经地背诵着革命导师们的语录，另一方面则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革命导师著作中有关“实践标准”之类的概念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摘取出来，用他比“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更恶劣的“表现形式”炮制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标准”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阉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
那么什么是“标准”呢？顾名思义，所谓“标准”，就是衡量、鉴别或检验某个人或某一事物具不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依据、准则、尺度、规范、样板或参照物等等。例如，检测两个城市之间距离远近的“标准”是米尺，测量气温的“标准”是温度计，检验人具备什么品质的“标准”是社会道德，检验某个政党是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标准”是替哪个阶级服务等等。米尺对于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这一客体不仅具有“绝对”真理性，而且独立于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这一客体之外。社会道德作为检验人具有什么品质的“标准”、为哪个阶级服务作为检验某个政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同样是独立于被检验的客体之外的“绝对”真理。但是，我们用米尺测量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以此判断两地距离的远近、根据社会道德对某个人的言行举止进行对比并以此判断某个人是否具有某种品质的过程，按照为哪个阶级服务对某个政党的纲领和路线进行分析并以此判断这个政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则是检验的方法、步骤或途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实践”呢？或者说，“实践”究竟是衡量、鉴别、判断或者验证人们的认识或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尺度、准绳、规范或参照物，还是过程、方式、方法、途径或道路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都曾经反复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引证革命导师的全部论述，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评价黑格尔在哲学上的革命性贡献的那段论述就足够了。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12页）
与其说恩格斯这段论述的意义在于阐明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不如说他给我们指明了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和道路。既然“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那么在“认识过程本身”以外再树立一个所谓真理的“标准”，无论这个“标准”以怎样美妙的名称来命名，都是把真理和“认识过程本身”即人们获得这一真理的实践过程割裂开来。道理非常简单，只有这个“标准”绝对正确，才能比照这个“绝对正确”的“标准”判断所检验的理论正确与否。例如米尺对于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来说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而对于同样是测量距离的千分尺来说则是相对真理。如果我们发现了世界上的“绝对真理”，那就不仅意味着我们掌握了宇宙间的全部奥秘，也意味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彻底终结，“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为了便于理解问题，我们不妨举个实例来说明。
木匠李根据自己对原始人制作的石案到后来又用木材制作桌子这一过程的认识、了解和研究，得出制作桌子的初步认识：“桌子是方形（或圆形）的，有桌面儿、桌面儿下面有四条腿，四条腿之间还几根连接着的撑，而撑的作用就是使桌子放置或使用时保持稳定。这些理论和认识是否正确呢？木匠李根据这些认识制作出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因此，木匠李认为自己关于桌子的理论和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木匠李收了三个徒弟并向徒弟们传授制作桌子的理论，又亲自教徒弟们如何把原木锯成木板和木条、如何刨平开榫和凿眼等方法。根据木匠李关于桌子的理论和制作方法，第一位徒弟制作出一张如茶几那样的条几，第二位徒弟制作出有腿、有面还有撑的木柜，第三位徒弟则制作出一架纺车。第一位徒弟制作的条几虽然形状与木匠李的八仙桌稍微不同，但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这位徒弟得出结论说，师傅关于桌子的认识或理论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制作木柜的徒弟得出的结论则是，师傅关于桌子的认识或理论是片面的或者是不完全的；而制作纺车的那位徒弟则认为师傅关于桌子的认识和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显而易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把桌子制作成木柜的徒弟既没有严格按照师傅关于桌子的理论指导自己制作桌子的实践，也没有严格按照师傅传授的制作方法和路径去实践。而把桌子制成纺车的徒弟则是另辟蹊径，完全违背了师傅关于桌子的理论和方法或路径的指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脱离原来的认识路线“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就是脱离恩格斯在上述论断中指出的“认识过程本身”的实践，不仅不能检验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而且还会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同时，这些事实还说明，实践既是认识或理论的来源，又是验证自己的认识或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方法或途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实践的过程既是检验自己认识或理论是否正确的过程，同时也是用这一理论指导自己实践的过程。
毛泽东在总结人类通过实践认识真理，又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经验时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除了“实践”这种“办法”以外再也没有检验真理的其它方法或途径。这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理解，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实践”的真实思想。因此，如果把“实践”理解为测量距离的米尺、测量气温的温度计那样“绝对正确”的“标准”或“尺度”，那么“实践”岂不像米尺、温度计那样独立于主体、思维活动和客体之外的、甚至是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吗？人们的认识、理论和思维活动岂不是“离开实践”而存在的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胡福明之流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把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关于“实践标准”之类的字眼单独摘引出来，用他比“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更恶劣的“表现形式”和猥琐心理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实践”的意义，使“实践”成为像米尺、温度计那样至高无上的“绝对标准”和“绝对真理”，割裂实践与认识、实践与理论、实践与思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打着批判“四人帮”树立“绝对权威”、制造“绝对真理”、设置“理论禁区”的幌子，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炮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树立自己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最终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变成实用主义和庸俗哲学的胡说，为邓小平、胡耀邦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服务。
五、“真理标准”争论中几个亟需解决的认识问题
有人肯定会质问我们，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明白白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1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同上）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也明确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 ——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53页）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都坚持这个观点和提法，你们居然认为“实践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是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难道你们比两位革命导师还聪明，比两位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高吗？
这种质疑，无疑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需解决的认识问题。现在我们就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1、如何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
不错，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的确是那样说的。但是不要忘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中还有下面这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3页）
“没有法子解决”同我们上面引证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都是同一个意思，都在说明实践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方法或途径。在同一部著作中，毛泽东一会把“实践”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会又把“实践”当成检验真理的“法子”，而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难道“实践”这一哲学概念在革命导师毛泽东的思维中就是如此混乱，甚至自相矛盾吗？稍微懂得汉语常识的人都知道，从概念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来看，“标准”是静态的，具有不能轻易改动的稳定性和绝对性，而“办法”则是动态的，具有随时变动的伸缩性和相对性，二者在本质上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难道革命导师毛泽东连这些汉语中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吗？
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关于“实践”与“理论”之间辩证关系的全部论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位革命导师在论述问题时使用的概念与他们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思维混乱甚至前后矛盾，只有哲学教授胡福明这类戴着马克思主义面具的资产阶级奴仆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导师的著作和他们的思想进行歪曲和阉割，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成为资产阶级维护他们统治的理论工具。我们学习革命导师们的著作是学习他们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固守导师们使用过的某些概念或词句？如果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过的某些概念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坚守，如果革命导师著作中的某些概念或词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维护，这岂不是革命叛徒们“两个凡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翻版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革命导师们说过什么，使用过什么概念，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根据这些概念得出什么判断和结论，这些概念、判断和结论表达出他们什么思想；反过来又如何从革命导师著作中反映出来的整体思想去理解他们使用过的某些概念并得出怎样的判断和结论。所有这些都必须用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胡福明以及那些直到现在还继续步着胡福明后尘的木魅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把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真理标准”的词句专门摘引出来，并把这些脱离具体语言环境的词句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招摇撞骗，谁揭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谁就是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的评论员文章”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混为一谈”，谁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谬论，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面革命“红旗”当成“黑旗”给“反掉了”；另一方面，他们标榜辩证唯物论者却又背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静止的、孤立的或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把毛泽东著作中关于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纠正谬误这一过程的论述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法子”或“办法”等提法统统抹杀掉，让我们彻底忘记它或抛弃它。这种比“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更恶劣的“表现形式”，难道不是借列宁和毛泽东表达思想的具体形式阉割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列宁又为什么在他的著作中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 ——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不是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吗？
稍微懂得论文写作常识的人都明白，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文章作者经常使用比喻、夸张或借代等多种修辞方法来表达思想，用具体的、浅显易懂的或熟知的事物来说明生疏的、抽象的、深奥的哲学道理。列宁和毛泽东在论述问题时也经常使用比喻、夸张或借贷等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气势和活力，以此表达他们朝气蓬勃的斗志。从这一浅显的道理出发，那么列宁和毛泽东把“实践”这一过程或者把“实践”这一感性活动本身作为喻体用来比喻或者借指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尺度”，既生动形象，又深入浅出地说明了问题，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们经常说漂亮女子是一朵鲜花，但谁要是把“鲜花”当成美女执意跟它结婚，或者把“美女”当成礼物赠送给他的亲朋好友，那他不是神经出现了毛病，就一定是别有用心。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胡福明以及现在依然跟在胡福明屁股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心主义实用哲学的胡说，当成“马克思主义真理”招摇撞骗的先生们，正是这样一伙丧心病狂、别有用心之徒。
2、列宁为什么说“这一点要回头再看”？
我们一点也不否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多次使用过“实践标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30 17:31: 还用这种老套路“干革命”？让网友自由发帖是不是害怕早就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回归到从前的社会主义？鞍山钢铁下面这篇从哲学的党派斗争上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否通过你们的审核呢？

引用老骥 2014-12-24 16:09: 请问：新人如何发表文章？

引用老骥 2014-12-24 16:08: 请问：新人如何发文章？

引用 mzg1939 2014-12-12 16:41: 怎么没有看到有征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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