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礼赞与礼葬：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革命 唐青钊 五十年前——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88页）——一场前无古例也恐怕后无来者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剧烈地爆发了。这场革命，当时美之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蔑称为所谓“文革”。但无论是美名，还是蔑称，这场革命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文革。 这场革命与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发生文革；没有文革，毛泽东就不可能成就他在人民群众中“神”的地位和人民的敌人心中的“魔”的形象。也许，《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毛泽东的描述显得更生动和更形象：“不同的人摸到毛泽东这头大象的不同部分，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解放战争年代打过仗的老人摸到大象粗壮的大腿，把毛泽东敬为军事家；有着博士学位的老奶奶摸到象牙，她因为毛泽东1949年以后剥夺了地主的财产而不喜欢他；第三个人摸到毛泽东呼扇着的大耳朵，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为了他自己的权力而转向攻击‘右派分子’，是个无原则的人，从而鄙视他；一位曾在1967年以红卫兵身份在中国进行大串联的50岁妇女摸到晃动的大象鼻子，由于毛泽东对年轻人的信赖而会温柔地叹口气。” 文革，在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及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看来，“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 文革，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毛泽东的后继者及后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于是，文革在它不到十六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巩固”、“建设”到“灾难”、“内乱”，从“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到“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进步”，从天堂到地狱的乾坤大挪移、阴阳大颠倒。 的确，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无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全盘否定，似乎都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炮打司令部连打九级”、巩固国体与动摇政体、人民民主与独裁专制、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革命集团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思想解放与个人迷信、倡导文斗与实际武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人农民上天堂与官僚精英下地狱、“巩固”“建设”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限的忠诚与可耻的背叛、社会超稳定与社会大动荡、尊崇人格与斯文扫地、灵肉的痛苦与身心的新生、百花齐放与万马齐喑、全党全民的高度团结与天昏地暗的派性斗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经济社会大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暂时倒退停滞，等等，几乎无处不对立统一、无处不二元背反。文革的对立统一和二元背反要比法国大革命来得强烈得多，这个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也更全面和深刻得多，这个革命比法国大革命对人们精神的冲击和洗礼也来得强烈得多，这个革命更有法国大革命无可比拟的一面：前者是历史的主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革命；后者是历史的被动，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无产阶级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法国大革命差不多一百年之时，周恩来曾这样认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还没有完结，今后还会争论下去，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要交给历史去做结论。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要交给历史去做结论，文革这份遗产更需要交给更长的历史去做结论。 但是，文革不是已经寿终正寝的历史，更不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的历史，文革实实在在是现在的历史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无论是主流意识的全盘否定，还是非主流意识的基本肯定；无论是精英集团叫嚷要控诉文革、将文革钉在耻辱柱上，还是草根阶层呼吁要重新评价文革、还文革迟到的公正；无论是右派公知将中国当代社会斥之为“文革遗风”、将左派人士斥之为“文革余孽”，还是左派人士将中国当代社会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将官僚资本学术精英斥之为“外姓家奴”“第五纵队”；无论是将文革视为禁区、雷区，还是将文革设为主要话题、学术课题，足以说明，文革仍在当代中国，文革仍是中国当代生活，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门”、“阿尔琉斯之肿”。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那个著名的《决议》，实际将文革连同新中国钉在了绞刑架和耻辱柱上，实际将文革变成了新中国的枷锁和“捐门槛”。中国自此就成了“祥林嫂”——带着深深的原罪，走向苦难的深渊。但文革绝不是新中国的绞刑架和耻辱柱、枷锁和“捐门槛”。抛开文革的实质，就文革现象严重的对立统一、二元背反来说，文革至少是新中国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亡，更在“十字架”上复活。而要使新中国复活，就必然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新的科学的历史观重新审视文革的历史、审视新中国的历史，重新认识文革、重新评判文革。因为历史既是人类所创造，又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更是人类社会最公正的判官；因为历史既是过去的历史，又是未来的历史，更是现实的历史；因为历史既是事实的历史，更是观念的历史。因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第85页） 在观念的历史中，新的新中国历史观其实业已形成，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和阐述的“新中国观”——新中国历史“两个不能否定”论。他说：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２０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中国历史“两个不能否定”论，可以说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它实际是唯物辩证的“新中国观”，是关于新中国历史的新史观和关于认识、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具体的指导思想，是关于文革历史的新史观和关于认识、研究文革历史的具体的指导思想。 这个“新中国观”揭示了新中国历史的本质。新中国历史虽然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但这两个历史阶段都是搞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两个历史阶段本质上是基本统一的，而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统一就统一在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也就是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中。正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论是改革开放前的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时期，都取得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诸方面的辉煌成就，尽管两个不同的时期和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取得的成就有所参差；正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错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失误也有错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有失误也有错误。问题是要正确估价这些失误，这些错误。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错误要正确估价，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改革开放后的失误和错误也要正确估价，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要正确对待这些失误和错误，以便吸取教训，轻装前进。要分清这些失误和错误的责任，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这个“新中国观”实际上拉开了重评文革历史的序幕。长期以来，文革“浩劫”说、“国民经济崩溃说”甚嚣直上、成为主流，文革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沉重枷锁、“捐门槛”。然而，既然“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那么，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当然包括十年文革的历史，“本质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既然文革“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那就必然是有成绩也有失误和错误，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成绩，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揭示失误和错误，否则，文革就不是社会主义；既然文革“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那它绝对不是什么“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而是有相当意义的“革命或进步”，否则，文革就不配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也不会成为一部光明的历史；既然文革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既不逊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更远胜于“大跃进”时期，根本不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期，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发展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那我们就必须还文革以本来面目，否则，文革仍将是黑暗史学的黑衣女仆，不仅文革黯淡无光，而且新中国也因此惨然。但是，“理性之光”已经喷雾而出，这就是文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真理性认识。这是普照的光。这缕普照的光，会让人们进一步看清文革的实质；这缕普照的光，会让人们理性地认识和评价文革；这缕普照的光，会让人们走出“就是好、就是好”和“就是坏、就是坏”的误区，还文革以本来面目，让文革的历史成为真实可信的历史。 这个“新中国观”实际上拉开了重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序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错误和所谓严重错误又是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的错误和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大跃进”和文革“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事实上的辉煌成就，那就必然成绩是主要的，失误和错误是次要的，那么毛泽东虽有错误，但绝然就没有了所谓的严重错误，更没有了什么悲剧性的错误；既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什么所谓的严重错误，更没有了什么悲剧性的错误，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得进一步肯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就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个“新中国观”必然使得毛泽东的形象更加“伟光正”，毛泽东思想愈加显示出真理的光芒。 这个“新中国观”实际上拉开了反思改革开放历史的序幕。谁都无法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改革开放的历史绝对不是“特别是”的历史，更不是另一种“就是好、就是好”的历史，它同样有失误和错误。否则，就不会将胡耀邦、赵紫阳拉下马，贪污腐吧败就不会“发如韭，剪复生”，中国就不会重生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事实上拉开了反思改革开放历史的序幕。 这个“新中国观”实际上拉开了新中国“光明史学”的序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将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统一了起来，乃至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统一了起来，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光明史学”的序幕。 自然，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普鲁东，自以为有了“万能的神秘公式”——唯物辩证的新中国历史观，就什么历史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相反，观念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它只能在历史事实中形成观念。以这样的历史观认识和研究文革，就必须走进文革历史；不仅要走进文革的历史，而且要走进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不仅要走进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还要走进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历史。一句后，就是要以文革自身的历史为核心，以新中国整个历史为参照，庶几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文革。当我们比较充分地掌握文革的历史事实和比较详细地掌握了新中国的历史事实，并且以唯物辩证的“新中国观”做指导时，我们会发现：文革值得礼赞，文革也需要礼葬。文革值得礼赞，是因为文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炼狱之火，不经过文革的苦难辉煌，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会像蛇一样缠绕着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文革需要礼葬，是因为文革是早产的社会主义婴儿，它有先天的不足和缺陷，并且在生产时产生了足以将这个新生儿淹死的污血浊水。这些污血浊水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新生儿，它不能只是被埋葬，它需要和有资格礼葬。 文革值得礼赞。 文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乍看起来，文革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忽发奇想的产物，然而人类历史可能因杰出人物的意志而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但绝不会因杰出人物的意志改变社会发展的规律。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又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严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社会存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可能性的必然产物，是全国人民还不能适应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新的社会制度总体上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产物。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构想的文革，不过是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的统一罢了——没有中国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想文革也革不起来；没有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文革就不会在那个节点爆发，也不会那样如火如荼、势如燎原。文革的历史似乎更多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意志，但文革历史的实质决定性地表现为历史的意志。 文革欲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凤凰涅槃。文革虽然号召夺权，但是是号召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向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且，夺权虽然是“文革”的一个直接目的，但不是“文革”的根本目的。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它是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内整顿“三风”，即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运动的继续，是对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是为了实践谢觉哉同志所说的与中国 “官国”传统的彻底决裂，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文革欲通过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势力，实现共产党的自我更新，把党建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政党。 文革欲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凤凰涅槃。毛泽东试图通过群众运动这种大民主的方式，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活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的社会主义新型制度，（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保障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繁荣兴旺。 文革欲实现中国人民精神的自我更新。文革提倡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张的是灵魂深处暴发革命，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改造”和“互帮互学”。比如，全国人民学雷锋，全体干部学焦裕禄，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等。通过自我改造和互帮互学，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精神支柱，使中国成为”道德的渊薮“的君子之国。 文革欲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革”的经济理论是“抓革命、促生产”，基本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基本方法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通过上述经济理论、方针和方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文革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文革的政治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通过改革旧的官僚式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型的人民的国家制度。之所以要对旧的国家机器包括某些基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是因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王力反思录》）因此，要建立一个新型的行政机构，“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王力反思录》）——当年的“革命委员会”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我们如果不因名废实，因名据实，毛泽东提出的“党的领导、联系群众、人民民主、精兵简政、精简效能”的行政机构改革原则，不正是社会主义行政机构改革方向吗？不也正是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必须遵守的政改原则吗？ 2、通过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的权利，使人民群众实际拥有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利。毛泽东率领全国人民制定的《一九七五年宪法》——将上述人民民主权利，变成了根本大法的条文。事实上，在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整个时期，一直主张并赋予了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的权利。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人民群众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贵贱，直接跨越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三大门槛，拥有自由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拥有反抗顶头上司和各级、各部门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抗衡“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压迫的手段，从而拥有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了世界的最高峰。 3、通过从人民群众中直接推举人民代表、推举各级官吏，让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拥有了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协商会议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政治有了坚强有力的核心，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民代表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而人民政府的官员，则主要是由来自于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和普通老百姓，像陈永贵、李淑文、吴桂贤、孙建等人组成，这样就有了保证“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爱人民政府”的可能。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是世界上迄今为上最能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其最优最特之处，就是让人民群众获得了直接或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4、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人民群众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上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毛泽东一方面既给各级官员定位，又给各级官员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另一方面，又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使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5、建立“权利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使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基本成为人民勤务员。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6、创造“以民为本”的现代法律制度，使人民群众成为法律的主体。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使人民不仅是法律的遵守者，而且是合法的创立者、执行者，人民真正成为了“人赋人权”、“人定人权”的人。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文革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巨大成果。 文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文革的思想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认为，当今世界的思想交锋，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一家。文革通过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2、用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的事业，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并不天生具有无产阶级的头脑。而无产阶级的事业却非需要无产阶级的立场、方法不可，这就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掌握自己的哲学——唯物辩证法。文革中，工农兵群众学哲学、用哲学，使人民群众成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自为的力量。 3、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树立全社会的平等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要的也是限制领导干部和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意识，也主要是破除领导干部和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他们的合法而不合理的权利的让渡，只有他们让渡这些合法而不合理的权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文革通过执行和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进一步限制了领导干部和大知识分子的特权，进一步提高了工农兵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有所差别的平等。 文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革的文化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破剥削阶级文化，立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文化。之所以要破剥削阶级的文化，是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这些剥削阶级的文化却在顽固地统治着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文革通过争得文化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为工农兵所创作，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让工农兵写工农兵，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推陈出新、积极扬弃中外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逐步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文化，让无产阶级文化成为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2、通过争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文革通过“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基本建立起了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3、通过给“人民哲学的头脑”，使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归根结蒂是同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劳动人民本身创造了自己的劳动文化，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文艺（化）的源泉，因此，文化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如同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一样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文化应该也必然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的”——一部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史实质也是一部人民大众文化的创造史和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历史。文革又将这部文化史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文革通过给劳动人民建立起阶级的主体意识，给人民安上哲学的头脑，让劳动人民知识化，从而使劳动人民成文化的主力军，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表现对象。 文革需要和有资格礼葬。 “文革”是有严重错误甚至是罪行的。“文革”的错误就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在“文革”运动高峰时，严重冲击了生产；就是“文革”中的派性斗争。然而，“文革”的这些错误恰恰又是没有正确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政策所造成的，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造成的，因而应当礼葬而不仅仅是埋葬。 文革具体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毛泽东曾经说过：“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岂止是一时搞不清楚，很可能是长期搞不清楚。正因为长期搞不清楚，在干部问题上、知识分子问题上和人民群众问题上，都犯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将相当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了敌我矛盾，伤害了相当一部分不应该伤害的人，尤其是使各级领导干部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结果很快使文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2、文革革命造反组织发生严重分裂。文革红卫兵造反组织，是文革初期毛泽东极为倚重的革命群众组织，认为他们能继续革命，能把文革进行到底，红卫兵中间会产生无产阶级接班人。可是，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号称为拥护毛泽东思想、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到底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竟然发生严重的分裂，有的竟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毛泽东虽然苦口婆心地劝告“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文革造反组织硬是走向分裂，硬是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硬是不走向大联合，文革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3、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本来是文革基本的政策，可是一段时间，红卫兵造反组织不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是爆发肉体革命，真刀真枪打派仗，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有段时间我也管不了了。据说文革武斗死了数万人之多，文革变成了武革，文革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4、严重逼供信。1970年12月，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抓了俘虏，虐待。”可是，文革有段时间，动不动就给人带高帽子、搞‘喷气式’，甚至往死里打人，文革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5、极“左”思潮严重泛滥。文革本来是“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文革《十六条》）可是，一段时间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像陈伯达那样的极“左”分子，就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甚至连毛泽东都要打倒，文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文革发生已五十年了，文革的命运却比毛泽东的命运更为悲催：人们还可以像瞎子摸象一样地摸毛泽东，文革至今却还是中国政治的禁区，并且任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们进行诋毁、谩骂和赌咒。然而，历史的现实必然走进现实的历史，早被判处政治死刑的文革却被另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复活。看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是堵不住的，禁是禁不了的。与其堵，不如疏，与其禁，不如放。不是指责文革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吗？为什么还要重复文革的错误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行其道、所向披靡吗？为什么不能探讨文革的是与非、成与败、得与失、对与错、功与罪呢？对历史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中国共产党负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负责，就必然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对文革进行客观的研究、认真的反思；对历史虚无，对中国人民蔑视、对中华民族轻视、对中国共产党试图推翻、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否定，那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武器对文革禁止、禁止、再禁止，批判、批判、再批判，二者必居其一。所有爱国、爱党、爱毛泽东的人们必然采取前一种立场和方法对待文革。拙作《文革的礼赞和礼葬》不过是一个社会草根的一孔之见，也实在是一孔之见，但确实是一个社会草根仅就自己掌握的那点唯物辩证法发出的一孔之见。这个一孔之见的使用价值仅仅在于：它是一块砖，可能能引出爱党、爱国、爱毛泽东的人们的“玉”；它是铺路石，可能有一点助于普罗大众承受艰辛的功能；它是一把锈蚀的钝刀，虽不能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们受伤但可以将他们割痛！来吧，“这里是罗洛斯，就在这里跳吧！”——文革已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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