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发展前进的革命进程是反复的，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中国而言，孙中山等推翻满清王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旋即失败，袁世凯复辟称帝葬送了革命，复辟倒退势力得逞了。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三十年后，党内的走资派复辟势力“告别了”继续革命，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回到旧路上去了。和袁当年重当皇帝时的说法实质上一模一样。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一夜退到解放前。
三十多年以来，吃饭问题牵涉的粮油肉等供应，一直是否定贬损毛式社会主义，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例证。大肆宣扬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成功的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是弥天大谎，其理由有三：
一、粮油肉蛋奶基本满足供应是种粮食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按现在的18亿亩计算为6亿亩上下，此前还要更多一些。“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实际是粮食供应不足不稳。如何保证全国人民吃饱穿暖始终是毛主席关注人民生计的当务之急，是青年时代就确立的救国救民的目标之一。“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都是毛主席郑重提出的，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一贯的大政方针。
粮食问题的有效解决得益于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化纤项目在国际形势有变时，不失时机的陆续引进发挥作用，腾出大量棉田地改种粮食，根据陕西关中一个县的统计资料分析，就能证明这个结论。
这是个典型的农业县，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一个县上交给国家的公购粮比陕南陕北的一个地（专）区还要多。1965年全县总播种面积46.14万亩，粮食播种面积31.06万亩，占总面积的67.32%；棉田播种面积为13.93万亩，占30.2%。1965年前的比例大约是57︰40左右。以后逐年下降，到 1978年，总播种面积47.22万亩，种粮土地为36.78万亩，为77.89%；棉花10.18万亩，为21.55%。
解散农业社、分田单干之初，适逢先后引进的化纤设备工程陆续投产发挥作用之时，所有种棉田全部改种粮食作物，按当时该县粮食亩产已“跨黄河过长江”的产量指标，亩产年两季小麦玉米1500斤左右。当时全县因种粮土地面积增加13.9万亩，增加粮食20850万斤，平均每人增加了869斤粮食，相当过去人均一年的毛口粮。
据有关资料测算全国黄河中下游区，包括其它的种棉省份二十多个省市，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近七、八亿亩上下，并不是“分田单干”，一分就灵验的一下子解决了粮食供求矛盾。如若现在仍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如新疆一样种棉花，粮食还能保证供应吗？相信上下知情人会找出更加准确的资料。只要实事求是的比较现在和过去的粮食种植面积，更加有利于了解真相。
中国从1970年开始逐步有计划的上市供应化纤衣料，人们争相购买，当时的参考消息报导说日本人爱穿纯棉的，中国人爱穿化纤的。到1980年前后全国全部解散农业社前后，穿衣问题主要由化纤布料解决。这不会是几个人知道的事情吧！
二、毛主席的强国战略出现成果，核武器卫星已成功，国际关系缓和，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敌视的封锁禁运政策。粮食可以进口。解散人民公社前后，因粮食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内地粮食多的卖不出去，沿海地区从国外进口比国内购买还便宜。针对内地粮食卖不出，“谷贱伤农”，党内一个领导讲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出面予以制止，要求调整有关粮食政策。
本来此时可以搞些轮流耕作，以缓解土地长期复种得不到休养，土壤大量板结的问题，但就是不干，任由全国大量土地持续板结。因土地板结不得不用化肥“刺激”粮食生产，致使粮食等品质下降，生产成本加大，又使投资和产出剪刀差拉大。这是为什么？因为要和毛主席的路线对着干。毛主席针对土地长期复种引起土壤板结，粮食生产难以稳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增加农业成本，多次指示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在改良土壤结构上有所突破。之后提出禾杆还田，多施有机肥，少用无机肥，深翻土地，提高土壤腐殖质，促进农业稳步发展。当时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观看了大寨的土壤改良情况。
当时有一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农业机械化考察》的书，较为全面的介绍了美加英法广种广收低成本高产出，实施农业集约化经营，高度机械化，实施免耕法、喷灌自动化，比较中国的精耕细作，虽然产量高，费用也高，其中韩丁农场的调查介绍占了很大的篇幅，大体勾画了农业的发展前景。而中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把土地重新划成小块块、窄条条，怎能迈进现代农业之门？
大凡祸国殃民者并不是只干一件坏事就此罢手，而是多次祸及各个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十多亿，尽管缓慢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绝对数，可耕地不被制止的逐步减少和其不可再生性，采用非土地种植的方式生产粮食遥远无期，改种粮食的棉田地被全部抵消，当土地和人口突破极限时，就会发生难以排除的粮荒危机，那时能否在国外买到粮食，是难得而知的事。急功近利使河流湖泊重度污染，资源能源过度消耗；滥砍滥伐滥牧造成植被破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源短缺，河水断流，诸多全局性的危机很快逼近，挖尽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你缺什么它封锁什么，你需要的它却禁运，故意制造麻烦。当中国粮食需要进口时，宁愿放坏也不给，唯独加拿大卖些粮食给中国，那个年代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而今却要求中国放开粮食市场让粮食等随意进来。
三、农业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化肥供应充足，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有效减少了收割到储藏过程中的损失。“你说农业社好，为什么粮食不够吃？”很多人都这样说，“分田单干不好，为什么粮食多的吃不完？”用前30年比较后30年，这违反定性定量的分析。现在这么严重的“三农”和农民工问题是分田单干的恶果，土地允许买卖以后将会加剧这一矛盾。中国土地私有化几千年农民有过好的出路吗？
玩弄文字技巧游戏，所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国有的，使用权是个人的，使用权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的土地买卖，这不是耍花招是什么？一个所有权姓公的东西，长期被姓私的占有，并可自由买卖，收入归私人，还说成是国有的，国有的实质含义又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接手烂摊子百废待兴，又要将大量土地种植棉花以解决中国人民长期衣不遮体的问题，全党动员大兴水利，大办农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机械化，为后来的农业进步奠定了基础。1949年同30年后的1979年不可同日而语。硬要把粮食问题的缓解“狐假虎威”的说成是农村改革（分田单干）的成果是不真实的，也是骗人的。搞阴谋诡计的常常以假乱真。样板戏《龙江颂》中有一个给棉花幼苗打农药的场面，相信知道的人绝不会少。现在在什么地方还能见到这个场面。
建国初期粮食供应未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放开消费，并不是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搞错了，恰恰相反。如若不走集体化道路，问题将更加严重。过去有一个叫“槐树桩”的戏，非常具体生动的叙述当时因不走集体化道路，许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因卖地又如旧社会一样一无所有。李顺达、王国藩等几个带头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村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不是个别的。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
毛主席时代粮油不如现在丰富，有不可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主要是农业基础条件很差，基本是靠天吃饭，雨多了成涝灾，雨少了成旱灾，农业科技水平很低，肥料，优良品种等农资供应不足。一切从零开始，机械化从无到有，粮食种植面积少，而且产量不高。要解决穿衣问题的棉田面积占很大的比例，国外的封锁禁运，上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断的干扰破坏等。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从1949年到1963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农业发展上了台阶，连续15年农业获得丰收。湖北学者“老田”通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农业社已经得到巩固，完全能解决人们高水平的吃饭问题时被解散。深深惋惜八亿农民重走旧路的不幸，并预言必将出现历史上农民一再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其看法精湛深远正确。
如若从1949年以来按历史上一再重复的，继续按小农经济模式走分田单干的道路，一定会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荒问题反复不断。1949年以前什么时候走过集体化道路，解决了粮食问题吗？长期反复鼓吹分田单干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从不论证1949年前的民国、满清、明朝等时代人口也不多，为什么一直未改变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命运？
社会实践有不共融性、排他性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的范围内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而会为谬论提供证据。有了毛式农业集体经济体制，干不成分田单干，干成了邓式的分田单干，就干不成毛式，这就是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形成了人们认识社会制度优劣的两难判断。
社会实践受政治制度的支配约束，与科学试验截然不同，并不是什么先进按什么办，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宗教力量一贯排斥无神论、唯物主义、并死守旧规，但不排斥先进技术，教堂寺院也能随科技的发展使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成果，使用电灯、电话。虽讲神的庇佑，从不排斥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之类。社会制度不是这样，受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驱使，比如讲，西藏的农奴制，失去了奴隶主地位的人们还要竭力恢复。骑在奴隶身上耀武扬威，喝人血、剥人皮习惯了，要使其放弃怎能甘心？复旧势力顽强的利益动因就在这里。资产阶级从未放弃反对与人民有利益的社会主义。毛主席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只要符合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国家和人民再好的事业，也要反对，解散农业社是其中一例，还有很多其它的。深受重压剥削，成为苦役的人民一定有更深的体会。
毛主席逝世后这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学马列，也不愿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世界观也未得到改造。他们熟悉旧社会，习惯于按旧社会的旧规矩办事。他们是“大本事”人，但不是干社会主义的大本事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臣，打倒蒋家王朝是为了坐江山争官位，同旧社会一样的争得高官厚禄和权力，扬名显身，荫及子孙，不是要消灭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因而真正的“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用完全的社会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这一关过不去成为反革命。这种反革命不是人们熟悉的，容易判断的那种“先杀党，后杀团，把积极分子都杀完”的那种还乡团式的反革命，是反对公有制的、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那种反革命，以各种名义逐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要打社会主义的旗号，高明的如铁路拐弯一样不易为人们所觉察，终于葬送了社会主义，也使共产党成为贵族化、特权化、腐败化的党。当许多人辨明方向时已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了，前苏东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埋葬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化纤等项目的成功将大量土地改种粮食，与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适时对接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毛去邓来，似宿命论中的气数轮换一样不期而至。如若1960年解散农业社搞分田单干，又要吃又要穿，还能有丰衣足食的效果吗？开倒车的专家们是利用人性弱点的行家里手，把无数有自发思想的无辜者推进火坑，迷误的还对其大赞大颂，至今不被识破揭穿，还如愿以偿的得到“被卖者争相帮其数钱”的最佳效果。
利用前人的成果，实现了对前人的否定，又把前人的功绩记在自己的帐上，达到了自己希望已久的目的，还得到无数人的追捧颂扬，三落三起，以到“门槛”的暮年高龄，成为政治斗争中世所罕见的赢家。拭目以待，就看复辟势力把这人民的悲剧还能续演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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