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炼狱之火炙烤中国人灵肉的革命（二） 三、文革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文革，对于文革的时间和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的有三年说、十年说和十一年说。综观文革的整个过程和它的基本内容，本人倾向于文革十一年说。文革十一年说是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即文革以1965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海瑞罢官》为标志，而1976年10月6日，以刑事逮捕的方式粉粹王、张、江、姚“四人帮”，则标志文革全面结束。文革十一年，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以分为若干阶段。 （一）文革第一个时期（1965年冬——1969年4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文革的发动和开始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前是文革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冬到1966年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1965年冬天至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前，全国开展了文化战线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小文革”。“小文革”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组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面文革的开始；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全面文革的全面发动和开始。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迅速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 第二阶段：1967年1月到1968年9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主要任务是：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向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到1968年9月5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祖国江山一片红”。 第三阶段：1968年9月到1969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并进行教育革命。 1、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成为文革的突破口。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做了这样两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了改革京剧的热潮和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当官〉》发表，则直接对准了被毛泽东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成为打倒彭、罗、陆、杨的直接导火索，也成为文艺战线开展文化革命的标志。 2、两个文件使党内路线斗争公开化。1966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形成“二月提纲”，经过中央批准发至全国，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左派整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重要的内容都是由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 第760页）“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从而将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全国标志着“文革”正式全面开始。 3、广播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受到围攻指责。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示中央电台广播，这一下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评官僚阶层领导的大字报，并且《人民日报》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和社论。从此，文革被称为群众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运动。 4、文革之初56天的白色恐怖。文革的主要对象本来就是文革的纲领定了的：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文革之初56天内，党内是有那么一股势力，将文革的主要对象引向社会和党外，在群众中间制造敌人和对立。于是出身不好的、平时言行有差错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就首当其冲，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毛泽东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内后，党内仍然有人派出工作组在全国学校进行第二次“反右”。结果学生人人自危，全体教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工作组单在北京24所高校就把1万多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xx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著名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就是被工作组将其定位四类干部后，在高干子女的指挥下被打死的。 因而毛泽东对工作组做了这样的评价：“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6、“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开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提出要“破四旧、立四新”和“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基本与“四旧”等一切旧的东西及反动权威等价。按照林彪的说法，就是“最本质的旧……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地说，新在一个‘公’字上。”（1966年10月25日林彪的讲话）文革“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的革命化即“斗私、批修、立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打、砸、抢和侮辱人格尊严的违法犯罪行为。 7、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封信和《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文革史上重要的文献。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实际上是文革纲领的补充并预料了文革、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结局。而《我的一张大字报》则愤怒地指责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扭转了文革的大方向。 8、文革“十六条”的通过和执行。文革之初，党内的右派势力，玩弄矛头向下的老手法，派驻工作组，在学生中间抓“右派”，整理黑材料，企图把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全国出现白色恐怖形势。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撤销了工作组。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革“十六条”成为文革主要纲领和行动的指南。文革的成绩，基本就是依照“十六条”的规定取得的，而文革的错误乃至罪行，基本又是违背“十六条”的规定和精神产生的。 9、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全国各地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头走进群众队伍与群众握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1200万红卫兵。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目的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当时曾对戚本禹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接见红卫兵》） 10、红卫兵组织出现分化。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的走资派以后，原来由高级干部领导的老红卫兵暮然回首，发现文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于是高干子弟操纵的老文革与中下层群众成立的新红卫兵组织发生分化。老红卫兵出现过激行动，联动“5.16”，出现乱抄家、乱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犯罪行为，后来竟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由高干子弟操纵的“联动”等造反派组织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的犯罪事实本来是违反文革纲领和政策的犯罪行为。 11、文化革命演化为武化革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是文革“十六条”明确规定的方针。同月21日，毛泽东又说：“倡导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年谱》 第五卷 第645页）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同上 第647页）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发表。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这个政策。”（同上第623页）1967年2月1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之初：“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带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同上第六卷 第44页）1968年10月5日，毛主席在谈到派性和武斗问题时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了武化大革命了呢？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202页）因此，“要用文斗，不要武斗”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文革的一贯政策。1967年7、8、9三个月内相当规模的武斗——“内战”是根本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和文革的政策的。文革武斗据孔庆东转引的数据，造成近50000人的死亡。这一数字，后来被别有用心的反动公知夸张为文革武斗和被迫害造成1000万人死亡。 12、上海“一月夺权”和全国“全面夺权”。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下册 第781页）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意图、战略部署和对1967年文革工作任务的总体要求。毛泽东在他七十三岁生日那天，在祝酒时就说到：“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后来，毛泽东还说过：文革大体要经过夺权、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25页）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前往上海，明确提出要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上海各单位、各部门几百名干部。大会的通令公开宣布：“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随即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9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尔后全国即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全面夺权。上海“一月夺权”之初，毛泽东曾考虑：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破旧国家机器的原则，新的政权采取巴黎公社的形式。毛泽东随即做了深层次的考虑，以为这是牵涉到国体、政体的大事，因此，以后经夺权产生的各级政权和行政事业单位乃至企业的领导机构均统一定名为革命委员会。 13、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造反派组织成为文革的主要斗争组织。196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文革造反组织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成为人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保卫红色江山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最主要的组织。这些造反派组织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串联的形式，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由于官僚集团的消极抵抗，更由于走资派的挑起群众斗干部群众，文革一度造成各级党委瘫痪。1968年3月，建立有革命老干部代表、军队代表和革命群众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后，这一状况实际得到基本解决。 14、批判所谓“二月逆流”。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队领导，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极左势力污蔑为“二月逆流”。这一事件，实际在文革高潮时就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纠正。 15、文革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1967年，武汉“5.20”事件的前后，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重要指示，但并没有弥合文革造反派两大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引起了毛泽东对文革极左思潮的重视，从而在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清查“5.16”风生水起，全国各地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遭到打压，反对当地驻军领导人被打成“5.16”分子的有一大批人。 16、老干部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迫害。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批评造反派：“现在动不动就带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37页）同月30日，毛泽东修改《红旗》杂志社论时写道：“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律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同上第43页）2月6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1967年7月，毛泽东认为：“（对干部）打击面宽了。”“干部多数是好的。”干部“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99页 100页）对于受到冲击的干部，毛泽东认为，“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同上第163页）毛泽东这里说的“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实质是对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包括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人保护起来，比如将他们请到北京写检讨、办学习班等等。 17、刘邓路线一朝倾覆刘邓受到处理。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文革初期在对待群众造反的问题上，被认为是毛泽东依靠革命群众的群众路线与刘少奇和邓小平压制革命群众的反群众路线的严重斗争。但是，正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的路线斗争基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也基本属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基本“靠边站”后——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革是毛刘权力之争的无耻谰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基本就是把刘少奇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只是后来发现了什么刘少奇叛党的证据，才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至于邓小平，虽然高居刘邓路线“二把手”的位置，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将其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问题来处理，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要保邓小平并且在文革中就成为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之一。例如，1967年5月，毛泽东曾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并转达了他“要忍，不要着急；刘、灯可以分开；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的意见，嗣后又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89页）又比如，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对文革成员和其他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人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同上 第169页） 18、毛泽东制止武斗并实现全国大联合。面对全国愈演愈烈的武斗形势，毛泽东力挽狂澜，努力消除武斗。毛泽东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面整顿支左工作，一个省一个省的整顿撤换军方支左负责人，消除群众之间的派性之争，在实现革命联合的基础上成立有支左负责人少数干部 造反派首领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代替了各地党政机关。1967年6月,毛泽东开始南巡华北 华南，批判文化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指在文化革命中极左人员，如中央文革的关峰 戚本禹 王力及红卫兵五大领袖等，他们代表所谓继续革命的极左思潮砸烂所有国家机器，破坏革命联合，建立无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中央文革成员关峰王力等火烧英国驻中国使馆便是极左行为)极左行为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不符合革命大联合的精神。毛泽东南巡并发表指示 ：在二月逆流中，部分省区支左工作犯了错误，经过整顿，逐步正常化；革命群众应该消除派性之争，每个地区、每个单位应实现大联合。中央决定将关峰、王力隔离审查，打击了极左思潮。不久全国各地部分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由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阶级敌人的作祟，造反派内部再立山头，与不同派性的群众大搞武斗，抢夺武器，流血事件不断发生。重庆、陕西武斗事件震动全国。中央军委先后发布命令，要求停止武斗，解放军可以收缴武器，拘捕武斗负责人。1968年7月北京大专院校学生派性斗争激烈，酿成流血事件。7月24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军管人员开进清华大学，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责令他们无条件解除武斗队。不久，红卫兵五大领袖被隔离审查，这是文化革命防止极左的需要。各地单位先后进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有力平息了武斗。经过二十多个月的反反复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努力下，各地武斗趋于结束，各地支左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截止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外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各个单位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19、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极大发展。1965年6月25日，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并发出了著名的“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自此，一向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真正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68年。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自发搞起了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毛泽东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到1978年，新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极大发展是文革期间谁也无法否定的巨大成就。
20、 文革砸烂“公检法”后全国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秩序。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的杰作。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会议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自谢富治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即出现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因此，始作俑者，谢富治也。（《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109页）但谢富治在这个讲话中又说道：“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另据其它资料记载，196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长沙说：“过去好像说，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后来他又主张：“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关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这样看来，砸烂公检法的发明权，又属于毛泽东了。事实已经表明，毛泽东才是砸烂“公检法”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难道不懂得公检法机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毛泽东不知道公检法机关的重要吗？毛泽东是出于自己的好恶而砸烂“公检法”吗？不是的，一个主要的证据是文革高峰时期的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还通过颁行了《《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33页）毛泽东之所以要砸烂“公检法”，直接的原因，是针对文革初期专政机关乱抓人，甚至跑到北京乱抓人的问题，因此，搞了一个公安“六条”。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过去中国公检法那一套是学苏联的，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一套的移植，因此，要“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其基本含义是，把“公检法”等国家机器中属于苏联那一套官僚机器的和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机器的“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旧机器彻底打碎”。但是，不是为了砸烂而砸烂，打碎而打碎，而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就是说，要通过砸烂旧的“公检法”等国家机器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建立新型的“公检法”等国家机器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机器。基本的就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专门的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切实落实劳动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最根本的民主权利，切实落实和推广“枫桥经验”，改革公检法制度，精简公检法队伍，大规模、整建制地撤消监狱和劳改单位，让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单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留在监、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员，也经历了一场监狱史上仅见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文革中实行的专门机关专政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专政制度，使中国成为社会风气最正、犯罪率最低、公安和法院队伍最少、监狱最少、犯人最少、执法人员按人口比例最少并且敢于将一大批犯人放回原籍、原单位接受群众改造的国家。 21、教育事业遭遇暂时的挫折。学校和教育改革是文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文革之初的主要阵地。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能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186页）因此，“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十六条”）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曲折发展的过程。1966年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文革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第593页），因而学校和教育战线的文革大致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驻学校”和“工农兵管理学校”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反复和曲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革命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起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同上第六卷 第186—187页）这实质告诉我们：学校和教育战线上的文革和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文革开始，以大学、中学为主的红卫兵造反势力受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势力的打压，红卫兵奋起抗争、造了走资派的反。接着幕后一些势力违反文革纲领，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群众，导致红卫兵造反组织“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斗是斗，只是武斗，进而导致红卫兵造反组织演变成“武卫兵”组织，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头头，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22、科技事业在进一步稳步发展。文革之初科技事业得到发展、取得成果的标志是：青蒿素得到立项并取得进展，导弹试飞成功，氢弹爆炸成功，红旗高级轿车出厂，制成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合成胰岛素合成成功，载重159吨平板车制造成功，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自动化立体计算机研制成功，当时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万吨巨轮“东风”好建成，特大型轴承制成，液压传动内燃机制造成功，等等。我国的科技事业之所以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还能取得成果，最根本的原因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科技人员的头脑，实现了科技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了举国一致的科技体制。按照“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老的话说，就是高度的团结和协作，（科技人员）高度的奉献精神。（2015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那些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默默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例如，1966年10月1日，就邀请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周培源、金善宝、沈鸿、陈中伟等六十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到天安门观礼。 23、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普及。“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同时文革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毛泽东思想得到大普及的标志是，毛泽东诗词和著作大量发行。据新华社1969年1月3日报道：近三年来，《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亿五千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一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语录》出版七亿四千多万册，《毛泽东诗词》出版九千六百多万册。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真学、真用、真信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凡有井水处都会见到贩夫走卒、老妪童稚朗诵毛泽东著作、吟诵毛泽东诗词。 （二）文革第二个时期（1969年4月——1973年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以“九大”的召开为标志，文革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清查“5.16”分子、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运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国社会秩序逐步稳定，重新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1、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过程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当时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由毛泽东指导、修改完成的。政治报告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政治报告论述了党的整顿和建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日工了宝贵的经验。”“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根本要点就是前面所引述的那六个方面。政治报告认为这个理论是照耀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航向的“光芒万丈的灯塔”，根据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次会议使林彪集团的骨干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政治局，导致了林彪集团势力的坐大和膨胀。 2、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全国按照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都要深入细致、踏踏实实地完成“斗、批、改”任务。“斗、批、改”首要的任务是学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各种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军队代表管理文化、艺术、新闻、教育、卫生等上层建筑部门。1969年7月，中央拟设中央直属机构保留中央文革，以继续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教、艺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保留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下放、合并和撤销。国务院所属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全部下放行政人员二十一万人，同时，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管拟合并为一个小组，由周恩来派一人与之联系。1970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303-304页）这次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就其规模和幅度来说，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举措。 3、进一步落实文革中的党的政策。文革中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敌斗争，要执行毛泽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就是批判思想，给以出路。经济上要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要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4、整党和建党也即重建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建党运动，各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5、初步确立起新的干部制度。新进干部主要从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中选拔。选拔上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亦官亦民，职级分离，能上能下，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245页） 6、继续清理“五.一六”。“五.一六”组织的全称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反党组织，必须取缔和打击，但“除了杀人、放火、放毒（指食物放毒）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同上 第249页）但在实际清理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伤害了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干部群众。 7、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也指出：“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文革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虽然针对清理阶级队伍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总的原则，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抓紧，不可不清，要清少数人，但要慎重。最好不杀人，少抓人。抓人，是指敌人，也只是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放毒的，确有证据的。”（同上第259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与之相关联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8、基本解放靠边站和被打倒了的老干部。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一大批老干部被靠边站和被打倒。1967年5月之后，随着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一批当时历史清白而又首先站了出来的领导干部被结合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事实上的大多数老干部还在靠边站甚至被迫害。九大以后，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969年6月毛泽东在江西视察，听到江西革委会领导汇报到江西已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时，毛泽东赞扬“很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258页）到1973年绝大部分的老干部恢复了学习、组织生活和工作。 9、开展“一大三反”运动。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说：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根据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以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
10、国民经济事实上实现既较好又较快的发展。文革十一年，除了产生严重资产阶级派性和发生严重武斗的1967年、1968年的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外，其他年份的国民经济都是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是：“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11、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加强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党中央在1960年代中期作出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的重要战略决策，它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备战的需要，而且对促进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三线建设于1964年开始，1966年大规模展开。尔后由于全国“全面内战”，三线建设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后，由于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和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三线建设重新大规模、高速度地展开。1969年3月，连接我国中南、西南的蘘渝铁路动工兴建；9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大规模施工建设；11月，焦枝铁路动工建设；1970年5月，枝柳铁路破土动工建设。7月，纵贯我国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1972年4月，甘肃西北铝厂建成投产；11月，湘黔铁路建成通车。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919.7亿元的43.5%。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8省共计完成投资1112.9亿元，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87.7%。三线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32.5%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全国近1000家大型企业，三线地区占到40%以上；三线地区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多数已占全国的30%以上。三线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是中国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下册 第828-829页） 11、文教卫体事业得到“特殊”发展。九大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党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政策，确实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科技事业在特殊的时代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一是医疗卫生事业得到“特殊”发展。1970年，全国医院总数达到64822个，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而这个时期全国公社不足4万个，这意味着每个公社都有1—2个卫生院，同时所有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因而此时我国事实上基本建成了小队、大队、公社和县级医疗“四级”卫生防疫和保障体系。当然，这个防疫保障体系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穷国家里想出的穷办法，是一个低廉、有效但又是很脆弱的防疫保障体系。二是农村教育事业得到“特殊”发展。中国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教育，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中等教育。中国中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恰恰是文革时期。1970年我国初中生达到2292万人，高中生达到350万人；1975年，我国初中生入学率达到87.7%，高中入学率达到53%，远远超过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三是文化事业得到“特殊”发展。1971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批示同意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还提出：在继续重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相关参考读物的同时，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报告还提出恢复稿酬制度。（《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387页）同年9月即对出版世界历史及各国国别史作出了具体安排。1972年革命文艺开始走向高潮，小说 电影 戏曲在短时间内以质优量多的特点出现，如小说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万年青》、《万山红遍》等，电影有《闪闪的红星》、《春苗》、《决裂》、《海霞》等，而以《红灯记》为代表的革命样板戏将新中国革命文艺推向新的高潮。四是科技事业得到“特殊”发展。如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并运转发电、北京第一条地铁建成、“东方红”卫星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制造成功、第一台40万倍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等。另据196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报送的空军党委的报告，空军自文革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二百三十项，正在研究的有八十多项，其中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等等。（同上第255页）五是体育事业得到特殊发展。首先，群众体育运动得到了发展。1971年之后，各种长跑、游泳和篮球比赛在全国各地兴起。据统计，1972、1973年河北唐山职工参加篮球比赛达两万多人次，江苏无锡市“每年夏天参加游泳的有80多万人次”，各种纪念日、“重要讲话”、“最高指示”都成为群众组织体育活动的名目；其次，竞技体育得到了发展。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开始，中国队获得了四项冠军。同年11月3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开幕，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同年，中国篮球队先后访问了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在中国队出访同时，其他友好国家也来中国访问，仅1972年，就有20批运动队359人应邀来华访问比赛。 12、庐山会议的斗争和批陈整风。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史称第三次“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多次向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国家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与林彪和中央政治局达成“不设国家主席”的一致意见，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不在会议上讲话。可是，庐山会议开始后，林彪突然发难，提出在大会上讲话。林彪在会上大讲特讲“天才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讲话后，陈伯达与吴法宪赶紧整理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林副主席指示》；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等更是在各小组大肆活动，大讲特讲“要设国家主席”，完全改变了庐山会议原来确定的议题。毛泽东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集团的反党活动进行了揭示和批判，指出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名曰树我，实际是树他自己（这里明批陈伯达实际是批林彪），并指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竟上了陈伯达等一类政治骗子的当。此后不久，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13、林彪判定叛国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覆亡。林彪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林彪在文革中成为“名曰树毛泽东，实则树自己”的两面派人物。这个“两面派”手法，使林彪在中共九大上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并写入了党章，也使林彪集团的骨干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为政治局委员。庐山会议上，林彪鼓吹“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陈伯达与林彪结盟，在华北组会议上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为林彪争权夺位。林彪的做法与文化的革命反封建官僚制度目的相冲突。毛泽东在会后将陈伯达隔离审查，发动批陈整风运动，批判封建官僚制度，来批评教育林彪和有关人员，不能搞山头主义。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出面讲话，再次批评林彪。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0年10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成员。1971年3月22-23日，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政变会议，欲阴谋杀害毛泽东，发动武装起义。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14、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说：xx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485页）不久，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将林彪及林彪反党集团的言行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历来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后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远新后来追忆：“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主要指赵匡胤、朱元璋式的历史人物)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对抗)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子的真正原因》）而林彪也将孔子抬出来，为他的抢班夺权、封建复辟做舆论准备，甚至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下去，消除官权思想----林彪事件的根源，以林彪事件为契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革，防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15、张铁生交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发表的张铁生写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张铁生是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庄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插队知青，担任该队队长。这封信是张铁生参加当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文化考试时写在试卷背面的。信中写道：“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复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辽宁日报》编者按云：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人民日报》编者按云：“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铁生的这封信，不仅使自己成为大喜大悲的人物，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张铁生后来被贬为“白卷”英雄，但从他几十年来的表现来看，不惜为一个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成功了的悲剧英雄。 （三）文革第三个时期（1973年8月——1976年10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文革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召开了党的十大、四届人大，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发生了天安门“四.五”事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在几个月内逝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抓纲治国”的过渡时期。 1、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政治报告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这种下继续革命理论。政治报告提出的根本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这种下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吧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2、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在北京举行，2885位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不再设国家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基本就是文革开展以来我国内政外交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这些成就被当做“甄士隐”隐去。 3、毛泽东发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975年2月，毛泽东就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作了如下一些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与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经济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并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1959年毛泽东研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问题的直接继承，是对大跃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初步概括和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不久，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张春桥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商品经济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这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姚文元在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性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的比较系统的阐述，它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基本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1976年2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下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毛泽东在重要指示中，重申“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重新对文革的总的看法是“三七开”。毛泽东还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搞好“批邓”。3月3日，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展开。 5、“四五”天安门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毛泽东利用左派中间派力量打压右派势力的一个措施。三月一些人在各地发动舆论攻势，攻击中央文革，利用悼念周恩来之际发动反击文革的攻势。1976年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少数右派高干子弟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广场，制造反对文革的舆论，广大公安干警，民兵维持广场秩序，努力劝说群众回家。5日晚，只有少数人仍占据广场，北京公安民警，民兵强力驱逐。随后根据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1976年4月7日，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任命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随后中央决定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6、举国悼念毛泽东。1976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1月5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有着100万人口的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唐山顷刻间被夷为平地。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举国哀悼，沉浸在巨大无比的悲痛之中。华国锋在悼词中缅怀和颂扬了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他说：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收压迫收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 7、粉碎“四人帮”。1976年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粉碎。自然，文革在事实上也被宣布结束。 |
